科学元勘中SSK学派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刘华杰【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正文】把科学本身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形成了“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主要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批判等研究。
本文考察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历史演化和若干方法论问题。
一、突破禁区20 世纪70 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成员主要包括巴恩斯（Barry Barnes）、布鲁尔（David Bloor）、沙宾（Steven Shapin）和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
理论家主要是巴恩斯和布鲁尔，他们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其他人则在此纲领下做大量具体的案例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既引起学界的不断赞赏，也引起学界的愤怒声讨。
他们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科学之社会（学）研究，他们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区别于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
外界称其为“爱丁堡学派”。
这一学派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的特点有二：一是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采用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
其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
代表著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
最能代表爱丁堡学派SSK 观点的著作是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
作者首先对当时社会学家不敢碰科学知识本身的谨慎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
“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Image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3.）当时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后者超出了探索范围，社会学家不能碰这个禁区。
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文学、哲学与宗教等一般文化现象，科学更具有自然本性而不是社会本性。
如果社会学家无视科学的特殊性，就会面临各种矛盾和谬误。
如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时至今日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层、社会影响、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
当时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等人也正希望社会学家保持这种克制。
布鲁尔坚决反对这种克制，他指出这种心甘情愿限制自己研究范围的做法有违科学本性，是不彻底的社会学研究；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
他还专门提到深入禁区已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做好了准备，特别赞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认为迪氏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经典研究为SSK提供了启示和灵感。
爱丁堡学派在实际中的确突破了禁区，开始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实实在在地创立了SSK，在世界范围内引来一大批追随者。
近30年来SSK日益壮大，大有盖过默顿派正统科学社会学之势。
爱丁堡的SSK 早已跨过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学术阵地，如今SSK反而变成了正统，近乎成了新的“学术霸权”。
其思想扩散并渗透到一批从事科学之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脑之中，特别是其方法与后现代科学批判等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巨大、争论不断。
二、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了著名的“SSK 的强纲领”，其动机是使科学之社会学研究成为标准的经验科学，即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
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由4个信条组成：第一是因果性，指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
第二是无偏见性或曰公正性（impartiality），指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
这些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
第三是对称性，指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
第四是反身性，指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这四个信条中，公正性和对称性引起激烈争议，为许多理性主义者所无法接受。
强纲领要求公正且对称地对待合理性和非理性，这与科学哲学家和传统社会学家的观念相去甚远。
科学哲学家劳丹对此发起猛烈攻击，认为当且仅当在某些信念难以就其理性优点加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着手解释它们；思想史家可以利用已有的工具去解释充分合乎理性的那部分思想史，对科学的外部关系及理论选择中的偶然性等非理性状况，才轮到知识社会学家插手。
哲学家牛顿－史密斯的口号是：社会学只是用于反常现象，当且仅当出现背离合理性的反常情况时才需要社会学。
布鲁尔对理性主义者的批评进行了反驳，并将SSK 强纲领与一世纪前图宾根学派教会编史工作进行了比较，认为今日科学领域中的“理性主义者”与昔日教会编史中的“超自然主义者”的观点十分类似。
100多年前在鲍尔（F.C.Baur,1792—1860）的领导下，图宾根学派反对当时正统的基督教编史学的老范式“超自然主义”。
超自然主义者将教义史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对正宗使徒真理的记录，另一部分是对异教和教义偏差的记录。
对这两部分要求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来自神启，除了神意外不需要任何解释；对于后者，则要寻找导致信仰失落和教徒迷路的原因，他们找出的原因为野心、贪婪、无知、迷信和邪恶。
布鲁尔认为，超自然主义者背后的假设与今日理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背后的假设完全类似。
理性主义者也将科学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理性的内在史，对应于使徒正传；另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外在史，对应于异教和教义偏差。
拉卡托斯和劳丹都认为应对科学史进行理性重构。
拉卡托斯认为：“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诸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史界定的。
”布鲁尔指出，19世纪神学批评运动使用当时最新的数据和最先进的技术，把《圣经》当作一份历史文献来研究，检查其主张的可靠性和自洽性。
“鲍尔展示了《新约圣经》的社会建构性。
他证明，教义的内容如何从不同教派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中演变而来，他还描述了他们协调与妥协的策略。
”“鲍尔并未试图判定他所描述的旨趣在神学上是否正确。
他也未对历史角色之宗教生活的权威性作出裁判。
康斯坦丁的皈依是基于宗教还是政治动机的问题，被取消了。
起作用的正是政治事实，而非深不可测的个体心理。
对鲍尔而言，教会史只有当其完全与历史因果领域结合起来时才有意义。
基督教义是一种历史产品，代代传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重新诠释。
范铸教义的神力与人类和自然过程背后的权力没有本质的不同。
因此，鲍尔的态度是一元论的，而非二元论的。
”布鲁尔推崇鲍尔意在批判理性主义者（曼海姆、拉卡托斯和劳丹）的二元论：科学的内史受内在辩证法、合理的方法论规则驱动，而外史受偶然的非理性因素和社会心理原因驱动；合乎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不需要再作解释，人们只能为了对付错误而确定原因，于是知识社会学只能是关于错误的社会学。
布鲁尔断定这是目的论模型在作怪，它与彻底的因果关系模型是矛盾的。
我们认为，布鲁尔的确从论证方式中找到了类似性，而且是惊人的类似性。
但关键的一点是科学与宗教之间有多少类似性。
他只是想当然地把两者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
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比。
宗教不具有客观性和统一性（世界上有各种对立的宗教），而科学是客观的和统一的（全世界只有一种科学）。
宗教侧重的是人的内心体验，而科学侧重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
事实上，整体SSK 和各种反科学运动都在试图模糊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界线，试图瓦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将它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日益社会化、政治化，但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也社会化了、政治化了，还缺少根本性的证据，甚至迄今为止一例这样的证据也未能找到。
三、SSK的流派在整个70年代，SSK的概念框架和研究人员分布都很清楚，公认在英国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上文提到的爱丁堡，另一个是巴斯（Bath）。
爱丁堡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把巴斯包括在内，也包括马凯（Michael Mulkay）所在的约克（York）郡，甚至把后来英国之外的许多方法上差别较大的科学元勘也包括在内。
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
而巴斯学派以柯林斯（Harry Collins ）为主帅，以微观方法见长。
他研究了许多科学争论案例，试图展示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actors）之间偶然“谈判”（或译“协商”）的结果。
近些年来，巴斯学派的研究方法影响超过了爱丁堡学派，这主要归功于柯林斯。
柯林斯1985年出版《改变秩序》一书，分别讨论了知觉与秩序的神秘性、可重复性观念、重现TEA激光、探测引力辐射、某些超自然实验和归纳推理的社会学解决方案。
反对者认为他研究的全是“边缘”性科学案例，即介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具有很强探索性的研究，据此解释整个科学事业是不准确的。
1993年柯氏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宾茨（Trevor Pinch）合作出版《科学勾勒姆》，1998年两人又合作出版《技术勾勒姆》，这些书牢牢确立了巴斯学派的研究风格，也引起学界的激烈讨论。
70年代末，英国以外的学者也从事深入的研究工作，新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出现了，它们与SSK 的思路与方法部分重叠。
1979 年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 ）出版著名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全书采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对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梢克（Salk）研究所进行了两年的研究，突破了经典SSK的模式。
拉图尔现在法国矿业大学创新社会学研究所供职，当时他是以年轻哲学家的身份进入梢克研究所的；伍尔加当时已是英国一名社会学家。
此书出版标志着巴黎逐渐成为科学元勘的后起之秀。
在80年代中期，拉图尔与同事卡龙（Michel Callon）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自此【关键词】K的“巴黎学派”正式成立。
但与此同时，巴黎的学者竭力想与英国学者划清界线，而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也都指责拉图尔等违背了SSK的基本纲领。
1986年《实验室生活》出第二版时，作者将此书的副题有意进行了改动，删除了“社会”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