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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商谈理论浅析摘要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从广义上讲，仍然属于交往行动理论，它是在预设的交往有效性前提出现问题时，对有效性本身进行商谈，主要有理论性商谈和实践性商谈。
在对交往资质、理想话语环境、商谈层面的自由转换等方面展开论述中，凸显了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中的两条重要原则(话语原则和普遍化原则)。
关键词商谈；理想话语环境；交往资质；原则前言交往行为理论旨在相互理解，达成一致协议。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交往，进行语言对话，形成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则，而且，这种交往必须同时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
哈贝马斯强调的是，在参与者提出的所有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的前提下，一种交往行动才能顺利完成，否则交往行为就难以为继，不是转向策略行为，就是中断交往。
当一般交往出现障碍，即当交往中的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没有同对得到满足时，若要继续交往，有必要过渡到商谈层面。
下面，我拟讨论商谈内涵的界定，并从商谈的话语转换、商谈的媒介等方面进一步论述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
(一)商谈内涵的界定何谓商谈？下面，我拟在将商谈与交往行动的比较中认识它。
在交往行动中，意义关系网的有效性被自然地假定，或者说，在交往行动中，行动的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是不成问题的；而在商谈中，在交往行动中隐含地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有效性被明确地讨论、商谈。
严格来讲，交往行动和商谈并没有什么区别，商谈也可以说就是交往行动，就是交往行动的反思和继续。
但为了更深入剖析交往，哈贝马斯还是分析性地将二者区别开来。
哈贝马斯认为，并非所有的有效性要求都能够在商谈中得到检验的。
由于真诚性只能通过言语者的行动来验证，不能通过商谈来解决，所以只剩下两种形式的商谈：其一是理论商谈，其二是实践商谈。
在理论商谈中参与者讨论与命题有关的真实性主张，参与者以理论形式进行论辩。
在实践商谈中，参与者利用论辩手段讨论他们的正确性主张，他们采取听从规范的态度，并且预设与社会世界的关系。
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哈贝马斯(Habermas)是现代重要思想家之一，也是传播伦理学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传播伦理学思想，离不开对自由、公正、民主等概念的思考，也对现代媒介传播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要求。
下面将就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展开阐述。
一、自由的传播伦理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是传播伦理的基石。
他要求的不是自由的使用权，而是自由交流的可能性，即人们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意见的机会。
这一自由传播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它要求人们自由地掌握信息和知识，进而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为了实现自由的传播，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
公共领域是一种通过自由讨论和交流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个人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意见，公共决策透明化。
二、公正的传播伦理哈贝马斯认为，公正是传播伦理的另一个重要要求。
在传播伦理中，公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媒介机构的公正；其二，媒介操作的公正。
媒介机构的公正，是指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坚持媒体独立性和平衡性，不受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干扰，让公众获得公正、全面的信息。
媒介操作的公正，则要求媒介从业者遵守职业道德，尊重真相、尊重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避免诽谤和造谣。
三、民主的传播伦理在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中，民主被视为最高形式的传播伦理。
他认为，民主公共讨论应当是基于自由交流的平等原则，并且在平权的前提下，让公民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做出政治决策。
在现代媒介传播的背景下，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技术和制度的改革，促进民主公共讨论的开展。
他主张采用网络等现代媒介手段，以开放、透明的方式建立公共领域和公共世界，让人们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意见，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四、结语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日益深入的信息时代，我们必须强调媒介独立性、平衡性与职业道德，保障公众的权益和利益。
通过民主公共讨论，让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进而实现公共利益。
只有在自由、公正、民主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商谈伦理是哈贝马斯哲学的规范核心，哈贝马斯由商谈伦理引出了整合社会秩序的方案，他认为整合社会秩序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一种社会整合，这种整合必须是一种共识的交往行为，且须以语言为基础；第二个方面是进行一种系统的整合，这种整合为一种媒介整合，且须以金钱及权力为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抽象的道德不是实现社会秩序整合的途径，要实现社会秩序整合必须发挥商谈伦理的作用。
面对我国出现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生态秩序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对推进我国社会秩序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商谈民主及现代社会秩序困境商谈民主在当代社会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还是作为一种伦理思想，都能够对世界产生长远的影响。
商谈伦理学核心的思想是公民可以按照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到政治生活、公共决策中去，这种方式即是要求公民们进行自由且平等的对话、商讨或者商谈。
交往活动理论以“普遍语用学”为前提［1］（P8）。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是在多元化社会的背景下，以克服价值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为其使命的［2］（P30）。
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商谈与共识、普遍化原则、论证性原则和互主体性原则。
1.商谈民主的理论发端商谈民主概念的起源并不是来自哈贝马斯，早在哈贝马斯之前的杜威、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有商谈民主概念的萌芽。
杜威的商谈民主理念实质上就是共同体生活本身的理念，古希腊时期的民主制的显现方式即城邦民主、直接民主，而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商谈与共识、普遍化［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市域社会的城乡逻辑及其治理选择研究”（20CZX010）；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阳光计划”科研项目“大学生网德教育与网络空间伦理规范研究”（17YG05）；上海高校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基金“中国商帮伦理的现代反思”（2017140001）；我国民营企业中的劳动关系伦理构建研究（2016110133）；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CXJJ －2019－383）；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2018110287）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对社会秩序整合的意义及其限度夏明月，华梦莲［摘要］哈贝马斯在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倡导商谈伦理，又由商谈伦理引出整合社会秩序的方案。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浅析摘要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从广义上讲，仍然属于交往行动理论，它是在预设的交往有效性前提出现问题时，对有效性本身进行商谈，主要有理论性商谈和实践性商谈。
在对交往资质、理想话语环境、商谈层面的自由转换等方面展开论述中，凸显了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中的两条重要原则(话语原则和普遍化原则)。
关键词商谈；理想话语环境；交往资质；原则前言交往行为理论旨在相互理解，达成一致协议。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交往，进行语言对话，形成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则，而且，这种交往必须同时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
哈贝马斯强调的是，在参与者提出的所有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的前提下，一种交往行动才能顺利完成，否则交往行为就难以为继，不是转向策略行为，就是中断交往。
当一般交往出现障碍，即当交往中的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没有同对得到满足时，若要继续交往，有必要过渡到商谈层面。
下面，我拟讨论商谈内涵的界定，并从商谈的话语转换、商谈的媒介等方面进一步论述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
(一)商谈内涵的界定何谓商谈？下面，我拟在将商谈与交往行动的比较中认识它。
在交往行动中，意义关系网的有效性被自然地假定，或者说，在交往行动中，行动的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是不成问题的；而在商谈中，在交往行动中隐含地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有效性被明确地讨论、商谈。
严格来讲，交往行动和商谈并没有什么区别，商谈也可以说就是交往行动，就是交往行动的反思和继续。
但为了更深入剖析交往，哈贝马斯还是分析性地将二者区别开来。
哈贝马斯认为，并非所有的有效性要求都能够在商谈中得到检验的。
由于真诚性只能通过言语者的行动来验证，不能通过商谈来解决，所以只剩下两种形式的商谈：其一是理论商谈，其二是实践商谈。
在理论商谈中参与者讨论与命题有关的真实性主张，参与者以理论形式进行论辩。
在实践商谈中，参与者利用论辩手段讨论他们的正确性主张，他们采取听从规范的态度，并且预设与社会世界的关系。
政策与商法研究论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及其哲学基础靳欢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00）摘要：交往行为理论是商谈伦理学的哲学基础，通过建立公共领域空间，基于主体间性的普遍语用学来实现商谈伦理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有两大原则：普遍化原则又称作“U原则”，即能够满足每个商谈参与者的利益规范，这种普遍参与所带来的结果必定为相关者所接受；论证性原则又称作“D原则”，即有效道德的规范必须满足一切相关者的意向并为其所接受。
哈贝马斯通过两大原则构建了商谈伦理学，把理论层面的商谈行为扩展到实践层面，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谈伦理学；交往行为；普遍化原则；论证性原则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21.13.0631商谈伦理学与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商谈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只有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论证过程，才能更好的掌握商谈伦理学。
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遵循有效性规范，为达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合作有序。
哈贝马斯用“交往”来取代“劳动”在社会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与劳动相比，交往行为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和价值，由“主体——客体”结构转向“主体——主体”结构的转化。
商谈伦理建立在公共领域上，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哈氏认为伦理学是合法性的基础,商谈伦理学是根据大家的商谈和对话来决定大家所能普遍遵守的规范（道德规范或法律规范），商谈伦理包含了两大原则“对话原则”和“普遍化原则”，通过普遍语用学和主体间的交往理性的运用，从而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借助有效性规范和包容他者，促使商谈的参与者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是以“商谈”作为批判和反思的现代性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流程模式“独白”“对话”“回应”。
“独白”可以看作是商谈伦理的前提，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谈是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来实现道德共识的方法。
试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一)【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倾其一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试图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进行诊断治疗，试图通过话语共识的达成来改善社会的规制，藉此约束人的行为和整个社会的实践。
其理论有助于人与人之间自由而平等的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富有建设性的理论，但它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了理性基础。
探究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世界症候的分析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社会经历着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变化。
工具理性造成了经济的高歌猛进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道德沦丧和价值变异，人被经济利益所奴役。
“意义”和“自由”的双重丧失即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的恶果。
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体现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贫困化中。
“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被肆意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粗暴践踏，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
自由的丧失表现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人变成了金钱和利益的奴隶；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则日益使人丧失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
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过分崇尚“科技进步”理念而造成的。
哈贝马斯依据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社会结构理论模型，以交往理性为中心范畴，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精彩批判。
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逻辑的领域，它们均拒斥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子体系，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态地挣扎在经济、政治体系的边缘，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在哈贝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病根。
一旦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体让位给权力和货币媒体，官僚化、法律化、金钱化就会削弱公众话语与交往的合理性基础，从而引起技术和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等社会障碍，并最终导致意义丧失、个体心理病变等生活世界再生产的畸变形态。
商谈与和谐--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现代意蕴
郑璐
【期刊名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年(卷),期】2004(000)006
【摘要】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着眼于商谈(discourse)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为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共生提供了另一条理性的道路.其中,"主体的交往资质"和"理想话语环境"的实现又是商谈伦理是否能实现的关键.虽然当下通过对话消解主体间的斗争仍然不现实,但它无疑有助于使得主体间的关系从斗争走向共生,从紧张走向和谐.
【总页数】5页(P11-15)
【作者】郑璐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82-055.9
【相关文献】
1.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正义与善的整合 [J], 甘培聪
2.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J], 关英菊
3.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对社会秩序整合的意义及其限度 [J], 夏明月;华梦莲
4.论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及其哲学基础 [J], 靳欢欢
5.论“公共领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J], 李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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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几个要点昨天参加了同学们一起搞的“哈哈”交流论坛，我以《重建交往理性与完成未竟的现代性事业——试析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为报告题目主讲了一下。
之后的讨论整体来说非常丰富，我对讨论谈到的几个要点进行了整理。
这些讨论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启发，在此感谢诸位参与讨论的同学。
[如有理解错误/问题，欢迎指出，交流探讨]1.对哈贝马斯商谈道德-伦理理论的一种批判是他的循环论证问题，即把道德规范当作前提又当作结论；还有一种批判是直接认为哈贝马斯持“性本善”的观点，所以他才能推导出交往行为理论。
今天的讨论，特别是小猴的发言让我们对这种批判的错误有了清晰的认知。
这种批判没有看到哈贝马斯对黑格尔-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吸收及其道德发展-社会进化论这一理论基础，在哈贝马斯的理论论证中，道德规范的“进化”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并且，从社会形态进化论的角度而言，道德规范是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学习能力的推进同步发展的（可以不代表一定，也不代表不会出现不同步甚至是局部性倒退的发展趋势，因而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指责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循环论证的人没有看到哈贝马斯这里所意指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作为前提的道德规范基础与作为结论的道德规范，已经不是同一种道德规范了，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形态。
2.私有制问题。
哈贝马斯的理论补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来说，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底色。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没有处理在马克思那里非常重要的“私有制”问题。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在于，在哈贝马斯所处的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伴随着社会改良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深度干预与调控，使得在哈贝马斯他所处的这一时代，在他看来，“所有制”很大程度上被虚化了。
因而，在其所处时代背景下，这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3.哈贝马斯的“解放”理论最终想要处理的是韦伯命题指涉的问题——即人的自由与意义的双重丧失。
简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一)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
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
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原则，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
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
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调整，共同规范的认定和维护是通过商谈进行的。
哈贝马斯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
一、核心概念——商谈
商谈是商谈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而要了解商谈的含义，就要通过将商谈与交往行动做比较来认识。
谈到交往，我们知道，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极为关注和重视，正如美国哈贝马斯研究专家麦卡锡所说：“哈贝马斯的全部计划，从批判当代科学主义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都在于说明交往的可能性，这种说明即是理论的又是规范的，超越了纯粹释义学又不能归约为严格的经验——分析科学”。
交往在哈贝马斯理论的语境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交往大致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狭义的交往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和沟通。
哈贝马斯把狭义的交往，即把自由对话与讨论作为广义上交往的原型，一切关于交往的分析和阐述都是从这个原型出发。
交往行动理论旨在通过交流沟通，谋求相互理解，达成一致协议。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交往，进行对话，形成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则。
前面谈到，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性行动等这些交往类型必须同时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而这些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哈贝马斯强调，在交往主体对所提出的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的前提下，一种交往行动才能顺利完成，否则，交往行为就难以为继，被迫中断。
若要继续交往，有必要过渡到商谈层面。
也就是说，当一般交往出现障碍，即当交往中的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没有同时得到满足时，要继续交往，就要过渡到商谈层面。
通过商谈，进一步论证，以便重新确立这些有效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是其商谈伦理思想的基础，因此，一般说来，商谈也可以说就是交往行动，两者没有太大区别，但哈贝马斯还是将二者区别开来。
严格来说，商谈，是进一步的交往，是交往行动的反思和继续，是一种就交往有效性进行论证的行动。
在商谈中，交往行动中隐含提出的有效性要求被明确地讨论和论证。
哈贝马斯认为，并非所有的有效性要求都能够在商谈中得到检验的。
由于真诚性只能通过言语者的行动来验证，不能通过商谈来解决，所以只剩下两种形式的商谈：一是理论商谈，二是实践商谈。
在理论商谈中，交往主体讨论的是与命题有关的真实性主张，参与者以理论形式进行论辩。
在实践商谈中，交往主体参与者利用论辩手段讨论他们的正确性主张，他们采取听从规范的态度，并且预设与社会世界的关系。
其中，哈贝马斯更注重实践商谈。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对话或商谈，参加辩论，达成共识，也是一种实践。
在商谈中，只有用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论据，进行科学论证，才能就所提出的要求的有效性或无效性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还指出，人们经过理论商谈和实践商谈，不仅能在一些有关自然中的问题达成意见一致，而且还能对社会中的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二、两大原则——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
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有两大基本原则，即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
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
斯把普遍化原则作为道德证明的最主要原则，话语原则从属于普遍化原则。
后来，他接受他的学生韦默尔的建议，把话语原则视为一切证明的普遍原则，而把普遍化原则降为道德规范证明的特殊要求。
第一，普遍化原则。
在哈贝马斯那里，商谈伦理学的根本原则被称为“普遍化原则”。
他认为，商谈必须具有规范的普遍规则，这种规则的确定，是建立商谈伦理的基础，任何有效的道德规范在被普遍认可及遵循时都必须满足一切有关的意趣并为这些人欣然接受。
即：“一切旨在满足每个参与者的利益的规范，它的普遍遵守所产生的结果和附带效果，必定能够为所有相关者接受，这些后果对于那些知道规则选择的可能性的人来说，是他们所偏爱的”。
借助这一“普遍化原则”，人们可以自愿的接受普遍的道德原则，并且，人们可以在道德论证中找到促使各方达成一致的原则。
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普遍化原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原则，其意味着人们在认同别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化；意味着对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让，意味着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价值的合法性等等。
哈贝马斯强调必须从“普遍化”角度来理解和说明商谈伦理，因为，“从普遍化原则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每个一般地参加论证的人，原则上都能在行动规范的可接受性上达到同样判断”。
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商谈伦理的“普遍化原则”，不是无限定的“泛”普遍化，是有范围限制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当然也赋予普遍化原则以一种限定，它排除以独自方式运用这一原则；这一原则只是调节不同参加者之间的讨论论证，它甚至包含对一切有关参加者某时可以参加的实在进行的讨论论证的考虑”。
在哈贝马斯的后期著作中，哈氏对此又做了两个方面的补充。
一方面，他认为这一“普遍化原则”是与实践话语伦理相关联的，其仅局限于道德讨论与道德论证领域，相关人员在商谈中通过他们普遍承认的规范，达成他们普遍接受的结果。
另一方面，这一“普遍化”的呈现是基于主体自身反思的主体间的论证的方式，而不是采用单主体的内在独自的直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