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0期山东社会科学No．10总第194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主持人：傅永军）·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傅永军徐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
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
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关键词］哈贝马斯；商谈原则；民主原则；商谈类型；政治意志［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1］10－0005－05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是20世纪末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
这种民主理论范式针对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选举民主（代议制民主）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以重建现代民主制的合法性为目标，肇启了有关民主的新思想，拓展了人们对民主的新理解，并以创新姿态扩张了民主的边界，为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希望的探索方向。
在有关商谈民主理论的建构活动中，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具体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路径。
哈贝马斯有关民主的商谈原则及其类型的分析，就是他探讨商谈民主实现方式的具体表现之一。
本文以哈贝马斯有关商谈民主理论的相关文献为基础，对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理论有关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商谈原则依哈贝马斯之见，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都被施加了合法性论证的要求。
但由于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是“同时地从传统的伦理生活分化出来”，它们是作为“两个虽然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类型的行动规范而并列地出现的”。
①然而，正因为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性关系，因此，它们两者所需要的合法性论证无法以指涉对方的方式来完成，于是，这两类规范不得不将求助于商谈原则，因为只有商谈原则才能满足它们两者所需要的合法性论证。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哈贝马斯是这样表述商谈原则的，他说：有效（gültig）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
②对于这个原则，哈贝马斯是通过解释商谈原则所包含的几个基本概念来揭示其内涵的。
首先是“有效的”（vilid、gültig）概念，哈贝马斯指出，“有效性”涉及的范围涵盖“所有行动规范和相应的普遍规范命题”，且没有仔细区分出“道德性”（morality）和“合法性”（le-gitimacy）；其次是“行为规范”概念，它指的是“在时间方面、社会方面和事态方面都普遍化了的行动期待”；再次是“相关者”，它指的是自身利益将受到相关规范“所调节的一般实践的可预见结果影响的每一个人”；最后是“合理商谈”概念，它指的是“所有旨在就成问题的有效性主张达成理解的任何努力，只要这种努力是在这样一些交往条件下发生”，即进行话语交往的行动者在受到因接受“以言行事”规范的约束而建构起来收稿日期：2011－05－26作者简介：傅永军，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②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2页、第132页。
的公共领域内，可以自由地进行论辩、对话、发表和交换意见，并且这些话语行动可以不受约束地变换主题，使用各种信息和论据。
由此可见，商谈原则的核心是自由与自觉，它是一个更为普适的论证原则，它可以被理解为产生道德原则或者法律原则的方法论基础。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行动规范的终极性基础（信仰的超越因素）亦不复存在，包括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内的所有现代社会规范都是通过商谈原则的论证才获得其合法性的。
互动协商、普遍同意、论辩达成共识才是一切具有合法性的社会规范存在的规范性根基。
依据哈贝马斯的商谈原则，现代社会的一切规范都具有通过公正的方式来加以论证的可能性。
如商谈原则，它本身存在的基础在于“以交往方式构成的生活方式的那些对称的承认关系”。
①正因为商谈原则扎根于交往方式存身其中的生活世界，是由人们的理性论辩所达成的共识以及理解的交互性支撑着的方法论原则，它就是一种可普遍化的、形式主义的论证原则，可以具体化为道德和法律的论证原则。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商谈原则应用于道德领域，就会形成“道德原则”，如果我们将商谈原则运用于法律领域，即将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②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民主原则”。
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都植根于商谈原则，是商谈原则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但作为对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论证的具体原则，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
只有了解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才能了解它们对各自对象的合法性论证的不同，也才能有效地使用这两类原则。
③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的区别：第一，从参照点角度看，道德原则和民主原则处于不同的论辩层面。
道德原则“在一个特定的论辩游戏的内在层面上发挥作用”，④是关于道德问题被合理解决的论辩原则，道德原则能够论辩道德规范的合法性，但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一个确定的论辩结论产生；与道德原则不同，民主原则则处于论辩的外在层面，“在这个层面，平等地参与一个以商谈形式形成意见和意志的过程，被有效地建制化，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得到法律担保的交往形式来实现的”。
⑤可见，民主原则对法律合法性的论辩是有制度保障的，即通过一个权利体系确保所有人平等地参与由其交往预设并得到保障的立法活动。
并且，“民主原则已经预设了实践问题之合理解决的可能性”，即预设了论辩结论一定会产生出来。
第二，从规范类型角度看，民主原则所处理的法律规范与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其他行动规范有所不同。
道德规范延伸到全部需要道德理由才能得到辩护的行动规范，而民主规范则仅仅处理法律规范，而这类规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具有人为的性质。
“因此，民主原则必须不仅确定一个合法的立法程序，而且对法律媒介本身的产生进行导向。
”⑥进而论之，民主原则要关注能够使生活在共同背景下的人们结合成法律共同体的那些法律条件。
民主原则在创造出权利体系的同时，也必须创造出一种法律媒介，这种法律媒介作为一种语言，能够满足法律共同体的成员作为“自由而平等的法律同伴组成的自愿联合体”⑦的组成分子可以达成自由结社的目的。
倘若可以做到这一点，法律就会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形式———法律形式。
从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的上述区别中，可以看出，民主原则作为商谈原则在法律问题上的应用，解决了公民自我立法之民主过程的有效性。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公民自我立法的有效性之实现有赖于商谈原则将自己适用于法律形式，以便获得一个民主原则，然后再通过民主原则的适用，使具有合法律性之法转变为合法性之法。
我们知道，单纯的法律形式只考虑法律的合法性，而法律具有的这种合法性是没有经过商谈论辩而多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给人们的。
而商谈原则被应用于法律形式，也就同时意味着要将商谈原则所适用的法律形式纳入商谈论辩过程，而这恰好是民主原则论证法律之合法性的过程。
由此可见，一旦把①②③④⑤⑥⑦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3页，第135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36页。
在哈贝马斯那里，所谓“法律形式”指的是由法律代码（法律上有意义的符号，以二值编码的方式标示出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并传达着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信息）“所表示的属于法律的范围，与非法律的范围相对；它不考虑法律的内容，也不考虑法律的合法性，只考虑合法律性，即凡是法律规定的内容都属于法律形式。
具体言之，法律形式一般是指普遍的、抽象的和形式化的法律规范，涉及的是人们社会行为的外在方面，关注的是个体行为是否满足合法律性标准，旨在稳定人们的一般行为期待，大体类似韦伯所言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和一些法律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上有效的法律规则”。
见高鸿钧等：《商谈法哲学与民主法治国———〈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阅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这个观点的重要在于，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自从社会进入现代复杂社会之后，道德问题就不能再简单地归结为是有关于“私人的事务”，局限于个人的社会关系，只能按照私人领域要求理解它。
实际上，建基于商谈原则之上的道德原则，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的、由所有人共同从事的实践活动，并且这种实践活动在现代立法过程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立法者的伦理立场和所立法规、法律的道德倾向均是立法活动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这就是说，政治立法者的意志形成已经延伸到需要调节的那些问题的道德方面。
商谈原则运用于法律形式就会产生民主原则。
进而论之，我们还可以发现商谈原则所具有的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认知意义，即根据这个原则对立法的议题和主题、理由和信息进行筛选，以使立法结果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使得民主程序能够为法律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其二是实践意义，即借助民主原则公民能够充分行使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问题进行理性协商，通过以理解为旨向的主体互动，基于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达成共识。
这些共识包含着人们的信念，它们一旦成为法律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仰，从而就会具有付诸实践的内在力量。
”①二、商谈类型按照哈贝马斯解释，商谈原则的实践意义在于将关涉于应然世界的规范、法令等的正当性和适当性实现出来，从而完成民主地形成政治意志过程。
而这个过程的完成又依赖于那些具体的、内容指向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商谈类型（方式）。
那么，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商谈类型？这些商谈类型又是如何应用到政治性商谈之中的呢？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民主原则的论证方式不具有道德原则论证方式所具有的那种普适性，它关于法律规范合法性的论证也不需要像道德原则论证道德的合法性那样，需要满足普遍性条件，即“决定性的理由必须在原则上能够为每个人接受”。
②民主原则对法律规范合法性的确认立基于特定的时空中，适应于特定的国家、地区或共同体，所需要的理由涉及“道德的”、“实用的”和“伦理—政治的”等多个层面。
这就是说，“民主立法机构的意见和意志形成不仅依赖道德商谈，而且依赖复杂的商谈和谈判网络。
”③而所谓“复杂的商谈”实际上就是能够将商谈原则的实践意义具体实现出来的各类商谈方式（类型）。
哈贝马斯具体列出了四种商谈类型：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和法律商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