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浅析摘要：协商民主强调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公民的有序参与，通过协商达致共识，以实现政策和法律的科学化制定。
哈贝马斯被认为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奠基人。
哈氏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出发，辅之以交往行为理论和法律商谈原则，并结合普通语用学观点，通过对自由主义以及共和主义的批判，逐步构建起了他的双轨制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
本文将对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进行阐释，分析他提出该理论的时代背景，探究其协商民主理论的法哲学基础。
关键词：民主；协商民主；公共领域；法律商谈理论；交往行为理论民主历来是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关于最优政体的讨论，到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再到密尔对代议制政府的推崇，民主一直是西方历史上永恒的话题。
西方存在着多种民主理论，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以及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
哈贝马斯是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其作为一名批判主义学者，其协商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对比之上的，并将法律作为实现协商民主的重要条件。
我国古代虽然一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明末清初已经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顾炎武就提出了“公天下之法”的思想，提出以“众治”代替“独治”、将权力下放给百官以更好的是实现“众治”的主张。
我国目前实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辅之以包括政治协商在内的多种民主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当前我国的民主体系已经呈现出了一些弊端，甚至有背离这项制度宗旨的趋势，因此，我党适时地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命题。
反思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将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完善起到重要作用。
一、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提出的背景协商民主是哈贝马斯思想体系中后期的理论，但在整个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发展史上看，哈贝马斯却是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
从现实角度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两极格局解体，全球多极化浪潮深入推进，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
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发展使得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价值体系逐渐成为主流的社会伦理观念，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无法平等的参与公共决策。
同时，文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多元化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再分化，不同的利益诉求造成了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对立。
全球结社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人们对主权理论的反思，如何更好地实现人民主权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
从民主实践的角度来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秉承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显现出其弊端。
代议制政治与其说是为了集中行使人民权利，不如说是借公民授予的权力，实现少数人的精英民主。
议会变成了政治精英利用上帝赋予人民的权利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选举变成了候选人用金钱堆砌起来的游戏，选举不再是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让渡自己的权利，而更像是作为被动的参与者去迎合政府统治的需要。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思考，“人民具有较少的机会和动机去思考他们权力如何行使的社会情境下，如何赋予人民更多的力量”[1]。
许多学者开始探索新的民主路径，协商民主理论应运而生。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哈贝马斯并不是最先提出协商民主理论的学者。
早在1980年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国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先阐述了协商民主，他认为，协商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即归公共政策和立法的优点和价值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过程来论证公共政策和立法的某些价值高于其他价值。
[2]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一文。
1989年，乔舒亚·科恩发表了《协商与民主合法性》一文，将协商民主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3]之后，进入九十年代，西方很多学者加入了协商民主阵营，许多关于协商民主文集、论著问世，协商民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都对协商民主理论表现出支持的态度，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都是协商民主理论的推崇者。
尤其是哈贝马斯，他在《包容他者》、《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协商民主理论的影子。
二、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简述哈贝马斯作为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其协商民主理论是建[1] JAMES S. FISHKIN .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cy Reform［M］.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43.[2]戴激涛：《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及其反思—基于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一种考察》，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立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基础上的。
他从合法性角度出发，对经验主义还原论的民主概念进行了驳斥，提出了一个程序性的民主过程概念，同时又对该概念进行了社会学分析。
首先，哈贝马斯对维尔纳·贝克尔经验主义论证的自洽性进行了分析。
贝克尔的民主理论是建立在权力维持秩序所需的稳定性上的，稳定性被看做合法性的代名词，把多数人的统治理解为一场经过驯服的权力斗争，并将人们之所以接受规范的有效性是归因于个体的自由同意，民主是建立各方对其所追求目标都可接受的条件，是一种利益妥协的方式。
而哈贝马斯认为现实中无法找到可以用来衡量利益妥协所依凭的规范性标准，主张商议性政治的程序构成了民主过程的核心，只要相关信息的流动和对这种信息的恰当处理没有受到阻塞，就可以得到合理或公平的结果。
[1]哈氏认为，自由主义的弊端在于，它没有一个公民进行民主商议的民主自决程序，只注重权力运行过程的合法化，将过程合法作为结果合法的辩护理由，忽视了合法的过程依然可能会造成结果的非理性，认为自由主义语境下的代议制民主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工具理性的体现。
而共和主义下人民主权的理念，民主等同于将社会视作一个政治共同体，政府作为社会的“管家”而实现这个政治共同体自我管理的职能，且赋予主权者语境下人民的不可代表性。
哈贝马斯的思想虽然偏向共和主义，但是他也敏锐的看到，在一个相对庞大的政治体下去实现人民主权并不利于立法以及政局的稳定。
于是，哈贝马斯主张一种商谈性的民主政治，将规范性寓于民主过程，用法治来调和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平衡，将政治性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放在重要的位置。
其核心的论点是，民主原则是法治和商谈原则相互作用的结果。
“商谈性政治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一个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议过程与非正式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2]。
西方协商民主研究分为两派，即微观协商民主理论和宏观协商民主理论，微观协商民主理论家包括乔舒亚·科恩等，主张各种协商主体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应该参加一些有组织的协商论坛，主要探讨正式的协商民主程序。
宏观协商民主理论家研究非正式的发生在市民社会中的谈话式协商，强调社会公开形式的交流[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368页。
[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在协商政治中的作用。
哈贝马斯偏向宏观协商民主理论，但主张的是将二者结合的一种双轨制的协商民主范式。
哈贝马斯关于双轨制的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在对科恩的微观协商民主理论的批判基础上的。
科恩主张将协商限定在一个依公权力设定的决策和立法的“理想程序”内，还对“理想程序”进行了预设，列举出了一些形成这样一个商谈民主的法律共同体需要具备的诸要素。
他试图建立一个建制化的协商民主体制，并认为只要建立了自由的公共商议的框架，就是具有合法性的。
[1]而哈贝马斯只是将建制性的协商民主机制看做是整个社会商谈体系的一个部分，并认为科恩所预设的那种法律共同体缺少了支配民主过程的那种普遍的正义原则。
哈贝马斯认为，商议性政治如果要放大成一个形成社会整体的结构，法律体系中所期待的那种商谈的社会化模式就必须扩展成对于社会的自我组织，并渗透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组织中去。
[2]哈氏的协商民主理论一方面用民主程序来调节取向于决策的协商，另一方面，注重公共领域中非正式的交往过程。
而且，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建制化的商谈程序为具有社会边界和时间界限非正式的交往提供参照点，它更多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作为一种辩护性情境而构成。
而非正式的公共领域由于其具有无政府结构的特点，虽然更容易受到社会上各种亚文化的干扰，但从总体上来看，它进行商谈的对象更为广泛，观点可以得到更明晰的表达，意见可以得到更好的交换，为建制性的商谈程序提供了合理的、规范性的理论参考。
也就是说，“民主地构成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3]。
三、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的法哲学渊源探析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他早期研究成果之上的，公共领域理论、交往行为理论以及法律商谈原则是其协商民主思想体系的理论来源。
（一）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全部理论的出发点，正是源于对社会结构的[1]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
[3]（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详尽分析，他才逐步构建起了他的思想体系。
哈贝马斯认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公共的空间，在这个公共的空间中，公民可以自由的言论，可以自由地对公共事务乃至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进行讨论。
通俗来说，就是在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之外，公民对讨论公共事务，参与国家民主管理的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空间。
最初的公共领域从咖啡馆、图书馆、大学等载体中得到体现，其后发展到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等共同体，现今社会，报纸、电视等公共传媒也是公共领域的重要体现。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介于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
它不同于公权力领域，因为它是以与公权力对立而存在，它的职能在决策和立法进行辩论和批判；它也不同于市场交往等私人领域，因为它已经跨越了私人领域，旨在对公共事务有所助益。
哈贝马斯构思下的公共领域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对话构成的，许多具有共同价值旨趣的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型的民主政治共同体，他们在非强制的前提下自由和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话基础上的商谈理性是支撑该共同体有序运行的内在机制。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开有序的讨论，通过理性的辩论，来实现公共决策和民意的有序对接。
这其实就是上文已经谈到的非正式的、非建制化的协商民主空间，正是这种介于公权力领域和私权利领域的公共领域的理论构建，为哈贝马斯双轨制的协商民主机制下非正式的商谈程序提供了理论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