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商谈论语境下的权利推定

哈贝马斯的商谈环境探析姚纪纲;门建石【摘要】In modern society,with the change of power and the rapid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wealth,because of the drive of power and interest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became increasingly estranged,filled with tension and indifference.In dealing with this situation,Habermas,a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er,has tried to establish an ＂ideal environment for discourse＂ to achieve a reasonable and orderly discourse between the subjects.Starting from that the ideal environment for discourse is the realistic need for the critic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our conditions of the ideal environment for discourse,discusses the cornerstone role that the universal pragmatics played in turning of the ideal environment for discourse into realistic environment,and talks about the discourse environment proposed by Habermas in general.%现代社会里,随着权力的分合变换和物质财富的急剧积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权力和利益的驱动而变得日趋疏远,甚至充斥着紧张与冷漠。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哈贝马斯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备受学术界。

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沟通，认为交往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

本文将从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观点和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总结和评价。

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沟通，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

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性交往，另一种是符号性交往。

工具性交往是指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以达成目的为出发点，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和有效性；符号性交往则是指人们在交流过程中注重语言的符号意义和文化内涵，追求的是理解和认同。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交往的媒介，是人们互动和沟通的基础。

在交往中，人们通过语言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同时也通过语言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

哈贝马斯强调，语言是交往的核心，只有通过语言，人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沟通。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是人们交往行为的基础。

交往理性指的是人们在交往中遵循的一种普遍的、共同的规范和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能够保证交往的公正和平等。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的核心是“主体间性”，即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但它忽略了人的主观性和主体间性。

因此，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行为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将主观性和主体间性引入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中。

交往行为理论为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例如，在社会学中，交往行为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在哲学中，交往行为理论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思考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在政治学中，交往行为理论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解决政治冲突和分歧。

然而，交往行为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哈贝马斯过于强调语言在交往中的重要性，这可能导致人们对非语言交往的忽视。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比较抽象，难以具体应用。

交往行为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批判的社会哲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

他一方面继承了波普的多元实在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记和帕森斯的行为主义理论，形成了他自己对世界、行为以及这二者的关系的见解；另一方面在继承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吸取了释义学、发生认识论、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了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

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顺应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走向融合的潮流，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大创新。

因此，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渊源的考察，实质上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关于交往及其相关问题的一次梳理。

1、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继承和批判“生活世界”原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主要概念。

这一概念反映了胡塞尔对传统思辩哲学和现代英美科学主义以僵硬、冰冷的逻辑取代人的生存的不满。

胡塞尔从两个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

一个是经验层面上的“生活世界”。

胡塞尔称之为“日常生活世界”。

他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一卷中明确地说：“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①另一个是在超验意义上使用的“生活世界”，它较之“日常生活世界”概念更为“原始”，也更为重要。

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必须在其整个经验现象学方法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它是“前科学的”、“前要领的”和“前理论的”，属于先验的原发境域。

其后继者海德格尔，舍勒尔都渐渐舍弃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超验本性，放弃了理性追向精神，由超验现象学转变为经验现象学，直接将生活世界看成是客观意义上的永恒客体。

而这一切在胡塞尔看来，恰恰预示着整个欧洲现代文明危机的到来，也意味着根植于欧洲文化传统中超验精神的失落。

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一方面他认为胡塞尔从他的现象学哲学角度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生活世界”的自明确性（或非课题性）特征和奠基性特征。

哈贝马斯法律观中的人权与人民主权作者：周小玲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03期[摘要]在哈贝马斯的法律观中，法律和政治、道德密切相关又与后两者有别，而这种区别可以从他论述权利体系的两部分构成人权和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同源共生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同源共生又恰恰是哈贝马斯的法律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法律人权和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一、法律的功能与权利的内涵法律是社会调控手段，其条款既稳定行为期待又将权利所蕴涵的精神转变成实体形态，但它必须通过得到辩护的共识的形式被认可和遵守。

被参与者达成的共识，内容是正当的利益和理念，运作形式是权利。

权利通常被理解成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权力隐含着政治力量的争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抉择；而权利所表达的则是正当性的利益要求和道德价值的选择”。

权利作为与人的属性相关的基本概念之一，体现着人（无论是个体或是群体）具有按自己意愿（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办事的能力，包含着资格、要求、自由、利益、法力、可能性、选择等形式要素，而“正当性是权利的各种要素的共同本质特征，各种要素不过是对权利即正当的事物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方式，它们都是基于正当的事情所派生的下位概念”。

权利是人的身份的反映，但人的身份有两种：作为个体的人（私人自主）和作为集体的人（公共自主），从而权利也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人权和人民主权，作为权利载体的法律也因此分为私法和公法。

人权和人民主权被哈贝马斯统称为主观权利，它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标志。

主观权利的概念强调“主观行动自由与法律同伴主体间承认这两种之间的关系”，它对应着“主观的行动自由”的概念，反映了权利与权利各形式要素（或称权利项目）的对应关系。

主观权利确定了主体对其意志的自由行使的正当的界限，也规定了权利项目的范围。

可以说，人权与人民主权是权利内涵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可以称它们为权利的“子权利”，由包含人权和人民主权的权利组成的权利范畴就是权利体系。

谈哈贝马斯的商谈摘要: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学。

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

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原则，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

通过商谈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理论的规范基础。

ﻭﻭﻭ关键词:哈贝马斯；商谈；思想ﻭﻭﻭ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学，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共同规范的认定和维护是通过商谈进行的.哈贝马斯通过商谈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理论的规范基础。

ﻭﻭ一、核心概念商谈ﻭ商谈是商谈思想的核心概念，而要了解商谈的含义，就要通过将商谈与交往行动做比较来认识。

谈到交往，我们知道，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极为关注和重视，正如哈贝马斯研究专家麦卡锡所说：哈贝马斯的全部计划，从批判当代科学主义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都在于说明交往的可能性，这种说明即是理论的又是规范的,超越了纯粹释义学又不能归约为严格的经验分析科学。

交往在哈贝马斯理论的语境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交往大致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狭义的交往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和沟通。

哈贝马斯把狭义的交往，即把自由对话与讨论作为广义上交往的原型，一切交往的分析和阐述都是从这个原型出发.ﻭﻭ交往行动理论旨在通过交流沟通,谋求相互理解，达成一致协议.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交往，进行对话，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则.前面谈到,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性行动等这些交往类型必须同时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而这些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一、合法性的概念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统治秩序和法律得到民众心理认可。

统治秩序的稳定也依赖自身的合法性在事实上的被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来说,是在体地存在的,即不是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有什么样的合法性类型的问题。

(一)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在不借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的忠诚,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性。

(二) 并非只有当今社会有合法性,古代社会也有合法化问题。

(三) 合法化问题与阶级冲突有关。

他认为阶级结构并非仅由社会经济分工而产生,而是基于种姓、身分、等级等的特权结构而出现,合法性因此与集体同一性而联系,而集体同一性以诸如语言、种族背景、传统或理智为结构基础,因此,合法化是以被规范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

实施和保证合法化的组织(国家) 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策权(制定、执行规范) 保障着对社会分化的阻遏,并且,国家力量的行使则要求在将社会保持在其规范地被决定的同一性内。

国家力量的合法性也因此得到衡量。

二、合法性基础与制度化哈贝马斯通过把合法性基础与统治的制度化分离,解释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出现的三种关于合法性基础的证明水平。

第一种证明水平,哈贝马斯认为是只需要叙述性的证明水平,这种证明水平只需要叙述性基础就够了。

这种叙述就是神话,在早期。

第二种证明水平——本体论证明,即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高级宗教和哲学来证明。

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人类轴心时代,孔子、佛陀、柏拉图、以色列先知、耶稣用理性化的世界观或宗教戒律及以此为基础的可教义化的知识形式,以终极性基础、统一化原则的论证取代了叙述,合法性因此与一种宇宙论的合目的性及合理性而联系和依存。

第三种证明方式:理性的形式原则在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或上帝一类的物质原则,终极基础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就获得了合法化力量。

理性协议本身的程序和假设前提变成了原则。

哈贝马斯的民主情结【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民主理论中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对民主的理解深刻而独特。

在他看来，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

他强调民主话语空间的构建，认为公共领域对于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哈贝马斯看来，民主参与不仅仅是选举投票，更重要的是广泛的公民参与和社会沟通。

他强调沟通和理解的关键性，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对话和交流，才能实现民主的理想。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实现民主的道路，但同时也提出了实现民主理想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如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推动民主建设，实现民主理想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关键词：哈贝马斯、民主、话语空间、公共领域、参与、沟通、理解、启示、路径探索、现实挑战1. 引言1.1 哈贝马斯的民主情结概述哈贝马斯是一位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对民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情的关注，被誉为“民主的哲学家”。

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社会理念，是实现公正和自由的重要途径。

他强调民主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形态，是一种人类共同生活方式的构想，是人与人之间实现平等和尊重的基础。

在哈贝马斯看来，民主不仅仅是通过选举产生政府，更重要的是民主要求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对话和讨论来达成共识和理解。

他强调民主不是简单地多数统治，而是各种利益和观点的复杂平衡。

哈贝马斯提出了“民主话语空间”的概念，强调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可以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

哈贝马斯的民主情结体现在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中，强调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民主参与的实践意义以及沟通和理解的关键性。

通过深入探讨他的民主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探索民主建设的路径，并面对实现民主理想的现实挑战。

2. 正文2.1 哈贝马斯对民主的理解哈贝马斯认为民主是一种实现理性共识的政治制度，它基于人们自由、平等和理性的互动，通过公共讨论和民意表达来实现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哈贝马斯言语行为理论：阐释批判回应贾中海;刘志丹【摘要】哈贝马斯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其社会批判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交往行为,而交往行为得以可能的基础是言语行为,因此,以言语行为为中介的交往行为是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基础.为构建完善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他的言语行为三重功能模式论.这个理论受到多方批判,其中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梅芙·库克教授的批判最具有代表性.哈贝马斯将言语行为区分为以成功为取向的策略行为和以达成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这对交往行为理论和社会的合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先验语用学的区分是难以为继的.哈贝马斯将命令式言语行为也作为一个独立的言语行为类型予以阐述,这一点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哈贝马斯没有看到命令式言语行为所承载的权力要求实质上就是调节式言语行为所要求的规范正确性要求.【期刊名称】《学习与探索》【年(卷),期】2012(000)005【总页数】5页(P11-15)【关键词】交往行为;言语行为;哈贝马斯;梅芙·库克;言语行为三重功能模式论【作者】贾中海;刘志丹【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130012;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13001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A1;B6哈贝马斯十分关注困扰众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经典问题，这就是“社会行为何以可能”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1］5?哈贝马斯给我们的答案是以言语行为为中介的交往行为使社会秩序得以可能。

换言之，借用康德式的提问方式——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给出的答案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如何可能，哈贝马斯认为是言语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其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国内关于哈贝马斯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多数都是将其作为普遍语用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鲜有独立成篇的专门性研究，少有从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整个形成过程角度进行的动态分析。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在近二十年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显学，其学说涉及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是罕有比拟的。

其中最受争议的是他企图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理论来描述、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

“沟通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学说的中心概念，并是他用来支持其理论的普遍性的主要论旨。

一、语言本质与沟通理性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强调一种价值中立的生活态度，强调个人在一切价值问题抉择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事实上，在学术研究和日常事务里，都显示出价值问题到最后没有客观讨论的余地。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论的中心论点，是批判“科技理性”对人类的控制。

哈贝马斯是企图以“沟通理性”代替现实狭义的“理性”概念。

他的讨论以批评“实证主义”做起点。

实证论是现代社会研究的主流学派，它有基本假设。

首先，实证论者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认为事实陈述可以透过没有价值介入的纯感官的触觉而可以被客观验证。

其次，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

哈贝马斯对实证论的批评主要针对两点：“科学主义”和“科学政治观”。

“科学主义”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

“科学政治观”则认为科学知识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

这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观。

其重点是强调知识应局限于具有客观验证基础的研究范围内，而价值和道德问题不能客观验证，因而也不是知识，只是代表个人的主观看法。

因此，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才可能获得正确的知识。

在一定程度上哈贝马斯对实证论的批评可以还原为对：价值中立社会研究“的批评。

在批评实证论的同时，哈贝马斯试图从正面的角度以其“共识直理论”做基础，去抗衡实证主义的验证程序和相应直理论，并希望由此建构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来理解和批评现代社会结构。

首先，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别。

前者是由相关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构成的，是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验证的。

其次，根据哈贝马斯的共识直理论，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共识是在参与讨论的人在没有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和制约下进行讨论而达成的。

第七章哈贝马斯：言说、沟通与慎思的民主一、哈贝马斯的生平与著作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人物，哈贝马斯的生涯是平顺、祥和而发达，并没有像第一代的霍克海默、阿朵诺、马孤哲、遍雅敏、弗罗姆、赖希等受到纳粹的迫害，必须亡命异城，颠沛流离。

反之，他的学术事业是一帆风顺、节节高升，著作的质量都远远超越其前辈，甚至赢取当今德国、乃至全球声望鼎盛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者与文化政治批评家的美誉。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德国杜塞朵夫。

在离科隆50多公里的小镇古默斯巴哈长大，其父为当地商业团体的会长。

纽伦堡纳粹分子的大审判与美英法联军对战败后德国青少年的民主教育，对幼年曾经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的哈贝马斯是一次思想上重大的冲击与洗礼。

在纳粹政权垮台后，西德政府刚成立之间，他一度忧心独裁转型为民主，是否表现在政客的变容、化身之更替的问题上。

他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几所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心理学与德国文学。

1954年以一篇有关谢林的论文获得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其后数年间他投身报界为记者，显示他对公共领域中的传媒有敏锐的触觉。

1956年任阿朵诺助教，亦即在战后重建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进行教研工作。

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变》一书。

有意跟随阿朵诺完成升等论文被拒，改在马堡大学跟随左派社会运动史专家阿本特罗完成升等论文。

在海德堡担任一段短期的哲学教授之后，哈贝马斯于1964年出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职，其开学演讲《知识与旨趣（利益）》收于英文版《知识与人类旨趣》（1968）一书上。

之前，《社会科学的逻辑》（1962）和《理论与实践》（1963）已分别出版，引起学界的瞩目。

1971年，哈贝马斯离开法兰克福，前往南德斯坦堡担任新成立的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直至1982年。

就在这段研究写作的十多年间，他完成了《正当性危机》（1973）和《沟通行动的理论》（1981，两大卷）等极为重要的著作。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Ｎｏ．２，２００９浙江社会科学ＺＨＥＪＬ～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年２月Ｆｅｂ．，２００９试论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四重理论限度木口胡军良内容提要作为一种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后的普遍主义伦理样态的对话伦理学，虽表明了哈贝马斯在伦理诉求和解决多元社会冲突的基本旨趣上独树一帜、别具匠心的运思，但是也存在其有待突破的几个理论限度，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话伦理学过分夸大了“语言”的决定作用，二是对话伦理学混同了“规范的正当性”和“道德的应然性”，三是对话伦理学忽略了对话参与者在达成规范共识的对话过程中所存在的“知识占有量的差异”问题，四是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容空泛”与“乌托邦”之色彩。

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理论限度的揭示不是为了对之加以否定，而是旨在开拓其可以更进一步发展的致思路向。

关键词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理论限度作者胡军良，哲学博士，现为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西安７１０１２７）众所周知，哈贝马斯（Ｊｉｉ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的对话伦理学（ｄｉｅ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ｅｔｈｉｃｓ）可标识为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学，其既凸显出了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试图通过形式语用学的转化，将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概念落实于实际的道德与法律的规范研究之中的一种努力，又展示出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对话伦理学能够抗撷当代哲学中由语言分析的“约定主义”和解释学的“理解历史性”所造成的相对主义意识，以开显出普遍客观有效的道德判断的可能性；二是对话伦理学能够借助于“语言沟通”这一有效的媒介，把固守于独白的内心领域和道德神学的形上学界域之中的伦理学放置于一个主体间互动或共在的生活世界的脉络中，借助隐含于语言哲学之中的洞见来突破实践理性在当代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以从对话辩论的语用学预设中，昭示出道德争议的实践讨论能够达成一致同意的可能性条件；三是对话伦理学能够以勾连“客观世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ｏｄｄ）、“社会世界”（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ｌｄ）与“主观世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ｏｄｄ）这三重背景和综合“语义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句法学”（ｓｙｎｔａｘ）和“语用学”（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这三种语言学成果的方式，来兑现“真实性”（ｔｒｕｔｈ）、“正当性”（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与“真诚性”（ｔｒｕ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的有效性要求，并且能够在理想化的语境中和无任何强迫性压制的条件下，验证对话参与者所提出的一切论证，从而达及“意义之理解”与“行动之规范”的根源。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一八年第十一卷第六期︵总第六十二期︶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及其哲学基础田燕佳，韩旭泽（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401）摘要：在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凸显，合法性危机爆发，因此哈贝马斯试图为合法性找寻新的范式，即用交往行动理论、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等作为理论支撑对合法性进行重建。

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重建体现了他的批判反思精神，有其蕴含的哲学基础，也可以看到对人民主权的孜孜追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但他的合法性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实用性和可能性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关键词：哈贝马斯；合法性；交往行动；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078（2018）06-0085-03DOI ：10.3969/j.issn.1674-5078.2018.06.025收稿日期：2018－08－14作者简介：田燕佳（1993－），女，河北石家庄人，在读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韩旭泽（1993－），女，河北邢台人，在读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一、哈贝马斯对传统合法性的扬弃和超越“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侧重从善、正义、公共幸福等抽象的伦理道德基准和价值规范来审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1］这也就是意味着一种政治或者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是否遵循那些抽象的、崇高的道德基准和价值规范，这种单一、绝对的价值决定论完全将民众的看法和支持摒除在外。

这一点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片面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流于空想的理论，没有办法站住脚跟。

“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则主要关注政治系统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可的价值判断问题，它以价值判断为导向，强调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标准，［2］”却没有一个根基性的价值标准和规范。

哈贝马斯对此也存在质疑，公众的支持和认同以及忠诚的确重要，没有这些条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自然无从谈起，但这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不可成为充分条件。

第19卷第1期 2018年1月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 19 No. 1 Jan. 2018哈贝马斯对现代法治国的商谈论重构石敦国(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摘要]首先，哈贝马斯批判了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和交往行为理论，揭示了主体性原则的主体间性意义以及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体化功能，为 法律的规范有效性以及规范性共识基础上的法律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其次，批判了主观自由论 和自然权利论，强调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的始源性和优先性，阐明了权利和法律之间的构成性 关系。

再次，在商谈论民主观基础上揭示了法律和政治权力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主张交往权力 对于行政权力的优先性，以便把行政权力置于法律之下，防止社会权力直接转变为行政权力。

[关键词]交往行为；交往自由；交往权力；商谈；法治国[中图分类号]D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D 0I ] 10.15883/j .l 3-1277/c .20180100107我们知道，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概念和交往 行为理论力图进行启蒙理想的哲学重建而在哲学 界和现代性理论界独树一帜。

在《在事实与规范 之间一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这是哈贝马斯“一本非同寻常的著作，从某种意义 上说它可能是哈贝马斯最好的著作，’[1]701,哈贝马 斯希望把基于语用学转向而建立的交往行为理论 运用到政治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领域，以便证明 交往行为理论的解释力并实现这种理论的价值。

在哈贝马斯看来，面对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贫富差 距、种族战争、民族战争、核威胁和国际性资源分 配之争的可怕局面，西方民主政治已经失去了方 向感。

哈贝马斯力图对西方民主法治国进行商谈 论重建，以便恢复西方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