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共27页文档

1，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顾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学问家，他的几乎每一篇民俗学方面的文章都是经典，即使有些文章的立论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但他的思想方式仍然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

2，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钟先生著作等身，他的学术思想，几乎总是能够站在民俗学的前沿位置上，不断引领学术走向。

但我认为，钟先生最有价值的学术贡献是《文集》中的民间文艺学卷，无论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从论文的当下价值上来说。

3，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刘先生著述不多，惜墨如金，自然，惟一的著作的份量也就重了。

刘先生以思辨见长，是他这一辈人中极少数的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

我认为他的《民间故事的生命树》是解放后难得一见的严格的学术论文，可惜没有来得及收入此书。

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这本书还有许多别的版本。

看看孔氏的写作方式，如果我们拿到这个选题，我们会怎么做？肯定是这样的：1，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历史背景、涉案地理范围。

2，事件的性质、作为“巫术”的历史流变，以及事件的文化意义。

3，事件的起因。

4，事态的发展。

5，产生的结果。

6，事件的社会意义和给予我们今天的启示。

中间一定会夹杂许多面目可憎的，可能大家都看不懂的所谓“理论分析（套用）”。

（哈哈，我说的是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结构，并不表示正在读贴的你就是这样。

）5，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季羡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季先生这本小书，许多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大家手笔，了了数语，论证虽不必尽详，却能给人许多启示。

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世纪”。

6，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体现了中国民俗学强烈的文化关怀意识，本人就是看了此书才立志投身民俗学的。

7，特纳编：《庆典》，方永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此书教人如何理解民俗文化事象的意义。

宋代的“二郎神”崇拜内容提要：随着密宗战神毗沙门天王及其子二郎独健信仰在唐末渐隐，关羽与灌口二郎崇拜却于宋代凸显出来，比邻相伴直至清代。

在五代灌口神曾被蜀人当作“护国”神祗，入宋后由于王小波、李顺之乱受到牵连，一度被禁，改以川中梓潼神或赵昱替代，终复原祀。

宋仁宗时西夏围攻延州，曾因突降大雪退兵，宋廷以为神佑。

在《宋大诏令集》所载历次褒封中，可以见出由最初“嘉岭山神”向灌口二郎的转化，并在汴梁受到特别尊崇，政和中封为“昭惠灵应王”。

由此又可见出泉州因“丘山降雪”称神的南宋“通远王”，亦可能是灌口二郎的化身，元代妈祖崇拜大兴之后隐没不彰。

一，缘起“二郎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流传既久，影响也非常广泛的神祗。

二十年前张政烺先生曾著文，以为二郎神是将几种民间神，如李冰子、赵昱、张仙、杨戬归并混合而成的，i此说非常富有启发性。

我也认为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内的金代关羽神像中的“关平”，实则是唐代毗沙门天王崇拜的转移。

ii在研究宋代关羽崇拜时，我发现灌口二郎（李冰子）的一些史料似未引起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

虽然已有论者指出，由于王小波、李顺的“蜀中之乱”，“灌口二郎”曾经遭过贬抑。

iii但却没有注意到灌口神复封以后又受到特殊的尊崇，其地位和神功都有飞速提升的情形，其中缘由殆非今人所能想象。

因其过程与关羽崇拜同时而相关，不妨略加申述，以为研究之续，并望教正。

按李冰的家世和籍贯本不可考,其姓名在西汉史籍中也不完整。

《史记·河渠书》记为“蜀守冰”,无姓。

汉文翁石室所刻先贤姓名,有李冰其人，但未记明爵里。

《蜀王本纪》记为“李冰以秦时为蜀守”，才讲明李冰为蜀守。

到《汉书·沟洫志》中就正式记为“蜀守李冰”。

其事迹《史记》和《汉书》所记相同，即“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

”iv惟未言明其子及其事迹，可知“李冰子二郎”为后人所增衍。

我疑心就是五代两蜀君主得到了前述毗沙门天王及其子二郎独健同建功勋一事的启发，详后文。

宋代江西水上信仰之发展宋代江西水上信仰之发展本文关键词：江西，宋代，水上，信仰，发展宋代江西水上信仰之发展本文简介：第三章宋代江西水上信仰之发展民间信仰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水上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例外。

水上信仰的流动变化，一方面是体现在地域的扩展，另一方面是表现在神灵职能的变化。

水上神灵的地域扩展，依靠的是其灵验程度。

灵迹越多，表示神的能力越大，而信众也就更多，宋代江西水上信仰之发展本文内容：第三章宋代江西水上信仰之发展民间信仰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水上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例外。

水上信仰的流动变化，一方面是体现在地域的扩展，另一方面是表现在神灵职能的变化。

水上神灵的地域扩展，依靠的是其灵验程度。

灵迹越多，表示神的能力越大，而信众也就更多，灵迹多的神灵会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逐渐向外传播。

而水上神灵职能的变化，则是人们对神灵需求变化的结果。

不同时期，人们对神灵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人们对神灵需求的变化，会导致神灵职能的变化。

水上信仰的发展变化，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是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

宋代，整个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较之前朝，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且空前繁荣。

政治、经济、文化的剧变和繁荣，刺激了水上信仰的发展变化。

本章试图从宋代江西水上信仰的地域扩展、职能演变等角度入手，研究宋代江西水上信仰发展变化的状况，以及其生存状态。

第一节水上信仰的地域扩展中国古代很重视祭祀神灵的礼仪和规范，早在前秦时期就对祭祀的等级和地域范围有明确的规定。

《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

＂①《左传▪哀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②这些记载表明，在先秦时期，诸侯士大夫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份来祭祀当地的神灵，不能僭越。

而由于人们只能祭祀当地的神灵，也就意味着，神灵的传播和发展被限制了，只能成为地方性的神灵。

读《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美国学者韩森以域外者的眼光审视中国民间信仰，所著《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

她以唐宋变革为背景，着眼于12、13世纪南宋社会的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以下层民众和神袛为基点，围绕惟灵是信、人神互惠和敬渎合一三个特点阐述人们对神袛的选择、情感与神袛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的功能。

同时以个案研究和区域性研究为主，强调唐宋之际宋代的变化，即在民间信仰方面体现为大量赐封、地区神袛变化和区域化神祀的出现及传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用于评价韩森这本书再贴切不过，作者围绕民间信仰这个主题阐发、叙述的不仅仅只关注与当时南宋下层民众的信仰观，而是长远眼光对于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照，以民间信仰为纵切面来透视整个南宋社会。

一本书加之绪论、结语共有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绪论篇便是将整本书的视野置于中国中世纪转折的最后一个阶段，从南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看地方诸神体系的地位。

作者对于民间宗教的理解促成了她搜寻民间信仰资料的一大创新。

关注的下层民众而非精英士人的思想或高深的宗教哲学，因而只能在为数不多且支离破碎的民间资料中扒梳有价值的东西。

她所运用的资料主要是志怪小说《夷坚志》、庙记碑文、《宋会要辑稿》、地方志，还有一些时人的文集笔记作补充材料。

第二、三章讲民众的选择、“理解神袛”。

围绕民众选择，讲到惟灵是信的选择标准，一语道破信仰的本质——需求。

人们束手无策或遇到不确定因素，无望于自己与政府、国家，便寻找新的“后台”，他们有求于神，必有利于神，通过塑像、祠祀、供奉以表诚意。

神灵做出回应有作为、显灵，对人民的庇护、保佑，是对信徒的报答。

围绕人神关系，人神互惠，来说明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

韩森关注的对象是下层民众，这个群体识字率不高，当然与社会精英阶层、中国官方主流文化有差异，他们不懂得严格的宗教，也无法领悟佶屈聱牙的经文，那么民众如何感知神意或神袛如何显灵呢？洪迈的《夷坚志》中就有大量的故事记述神意传达，如托梦、附体等。

《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评介国内外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方才有所突破，在这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具体神祗由来的探索和追溯，而到了90年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开始更多地和国家、社会、政治等相结合，学者们开拓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角度，而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正是这一时期研究民间信仰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本书将焦点集中在一般社会大众的信仰生活上。

而本文正是旨在对书中提到的民间信仰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并对其行文中展现出来的新颖的研究角度及思路加以探析和思考。

作为一本来自外国学者的著作，韩森的这本《变迁之神》结合了社会学和宗教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更多地以一种西方人的思维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民间宗教，拓展了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在将本书置于12到13世纪的唐宋大变革的背景下外后，进一步分析研究了神祗神职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从地区神到区域性神祗变化等多个研究角度。

同时，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又极为新颖和丰富，通过使用庙记碑文、《夷坚志》等私人志怪笔记小说，以及官方文献《宋会要辑稿》等，采用官方史料与非官方史料结合运用的方法来例证自己的很多观点。

本书主要从南宋社会生活变迁的多个角度探讨了民间宗教的变化，涉及了如政治、商业和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的。

而从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惟灵是信”这一独特角度来作为该书写作的基准，即她认为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信仰单独某一个宗教，中国人信奉神祗的原则向来以“灵验”与否为标准，也就是说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是可以存在同时信仰和侍奉多个宗教和神祗的情况的。

本书加上绪论和结论一共由七个章节构成，从第二到第六个章节分别是“民众的选择”、“理解神祗”、“封赐”、“湖州个案”、“区域性祠祀的兴起”。

在第二个章节中，通过讲述如《夷坚志》的作者洪迈亲戚及徐兢出海的故事，作者表明了民众会按照灵验与否的标准，向不同的神灵寻求保护和祈求帮助，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危险而自身无可奈何的情境之?r。

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综述*韩树伟摘要20世纪初，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含有众多的契约文书，对研究中古时代的西北民族文化、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分国外、国内两部分，对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状况作了系统的梳理与介绍，旨在为学界契约文书的相关研究提供学术上的便利。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契约文书研究综述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契约文书中，以汉文契约文书最多，其研究成果颇丰。

据学者最新介绍，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计有421件，敦煌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有316件①。

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应该还有汉文契约文书②。

这些汉文契约文书的年代，最早为前秦、最晚为元代，主要集中在唐五代至宋初，其时间跨度之久、地理范围之广，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契约文书的历史背景，再现契约文书背后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形态。

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作一梳理与介绍，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国外汉文契约文书相关研究谢和耐根据敦煌写本研究中国的专卖制度与专卖有关的刑法条款，从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不单单是论专卖制度，其实还附带论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经济，作者指出：“中国契约法的主要特*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佉卢文文献所见汉晋鄯善国史研究”（21X Z S016）阶段性成果。

①王启涛撰：《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

②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认为有些契约文书并非出自敦煌，而是出自黑水城、和田。

李友逸编著：《黑城出土文书研究（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6~190页）中有25件汉文契约文书。

128征之一，正是它的独立性。

官府不协助确立义务，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①，道出了官府在契约中的不协助行为与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控制交易的关系，可谓一语中的。

乡村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一、关于宗族的研究1、克里德曼：《东南亚的宗族组织》，最早建立中国宗族研究框架的代表性著作。

2、郑振满《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第一本本土系统研究宗族组织的经典性著作。

3、林耀华《义序的宗族与村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跟踪研究庄孔韶《银翅》。

4、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5、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赖川昌久，上海人民出版社。

6、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研究，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7、徐扬杰，1995，《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

8. 徐扬杰，1999，《家族制度与前期封建社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9、肖唐镖：《村治中的宗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0、张小军，《再造宗族：福建阳村宗族“复兴”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

11、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的家族文化》，上海人民，1999年。

二、关于宗教信仰的研究1、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经典之作2、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经典之作3、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19934、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1999５、皇帝和祖宗 : 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 科大卫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6、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仰空间与地域社会发展、社区建构等方面，代表性研究人物有王铭铭、郑振满、刘志伟、科大卫、陈春声等——华南学派7、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8、帝国的隐喩 : 中国民间宗教 / (英)王斯福著 ; 赵旭东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9、罗红光，折晓叶、郭于华、阎云祥等人的研究三、经济研究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2、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华书局，２０００3、白凯（美）《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主要的价值是对３０年代的调查。

浅析宋代民间信仰兴威的原因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两宋时期(960—1279)，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是民族又一次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外文化大交流时期。

这一时期，繁荣的经济，复杂的政治形势，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元并存，及其由纷争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使中国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其中，宋代的民间崇拜多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也提出了很多猜测。

两宋时期，民间信仰不仅延续了前朝的佛教和道教，还有许多秘密宗教，巫现与巫术也很盛行。

不同的民间信仰兴盛的原因也不同。

一、佛教1.统治者重视。

宗教可以麻痹人们的思想，有效地控制人们的行为。

宗教这一特有的属性，使统治者千方百计扶植、利用宗教，以便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除了宋徽宗极力崇尚道教，排斥佛教和宋高宗抑佛外，宋代的统治者大多数都对佛教采取礼遇的态度。

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就对佛教采取扶植利用政策，从太宗开始，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佛教发展越加兴盛。

统治者的优礼佛教，加之上行下效，许多农民弃农为僧。

南宋时期，宋高宗以后诸帝及许多官员都沉溺于佛教之中。

帝王们参拜名刹古寺，派遣大批僧侣出国西进求佛，创建译经院，派大员任译经使，耗费巨资大兴寺院庙宇。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即是从开宝四年(971)起刻印的。

统治者优礼佛教的政策是佛教兴盛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

2.佛教对儒学的融入。

宋人崇佛，不仅表现在封建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和放任自流上，也表现在士庶各阶层对佛教的热衷和笃信上。

佛教对宋人的日常生活影响至深，同时佛教的滥筋也对传统的儒学构成了威胁，儒学正统的地位受到了动摇，所以从宋初开始，儒学大师们都不遗余力地排斥佛教，捍卫儒学独尊的地位。

但是传统儒学发展到宋代，由于自身的固步自封越来越脱离现实，所以儒学也需要反省，吸收新的血液，弥补自身的不足。

1，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顾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学问家，他的几乎每一篇民俗学方面的文章都是经典，即使有些文章的立论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但他的思想方式仍然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

2，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钟先生著作等身，他的学术思想，几乎总是能够站在民俗学的前沿位置上，不断引领学术走向。

但我认为，钟先生最有价值的学术贡献是《文集》中的民间文艺学卷，无论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从论文的当下价值上来说。

3，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刘先生著述不多，惜墨如金，自然，惟一的著作的份量也就重了。

刘先生以思辨见长，是他这一辈人中极少数的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

我认为他的《民间故事的生命树》是解放后难得一见的严格的学术论文，可惜没有来得及收入此书。

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这本书还有许多别的版本。

看看孔氏的写作方式，如果我们拿到这个选题，我们会怎么做？肯定是这样的：1，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历史背景、涉案地理范围。

2，事件的性质、作为“巫术”的历史流变，以及事件的文化意义。

3，事件的起因。

4，事态的发展。

5，产生的结果。

6，事件的社会意义和给予我们今天的启示。

中间一定会夹杂许多面目可憎的，可能大家都看不懂的所谓“理论分析（套用）”。

（哈哈，我说的是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结构，并不表示正在读贴的你就是这样。

）5，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季羡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季先生这本小书，许多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大家手笔，了了数语，论证虽不必尽详，却能给人许多启示。

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世纪”。

6，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体现了中国民俗学强烈的文化关怀意识，本人就是看了此书才立志投身民俗学的。

7，特纳编：《庆典》，方永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此书教人如何理解民俗文化事象的意义。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吕凤棠提要: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狱等学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恫吓和欺骗,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在民间极为流行。

本文对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关键词:　宋代 民间 佛教 信仰作者吕凤棠,男,1963年生,浙江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杭州　310028)一、宋代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佛教利用其天堂地狱的学说对广大的愚昧百姓进行恫吓,胁迫人们信从它。

穆修说:“今佛氏之法,后三代而作,极其说于圣人之外,因斯民所恶欲而喻以死生祸福之事,谓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复而取之。

方于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于今;种夫恶,恶以之而出于后。

其为贵、为富、为寿、为康宁,皆根夫善者也,而统谓之福;为贱、为贫、为疾、为夭,皆种夫恶者也,而统谓之祸。

祸福之报不移也。

世闻其说甚惧,谓死且复生,则孰不欲其富贵康寿而恶其贱贫疾夭?虽君子小人,一其情也。

然何如即可以违所恶而获所欲?曰:非去而为佛之秆,读佛之书,则不可。

人所以悦其法而归其门者,为能得己欲恶之心乎?佛亦安能强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祸福之说,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亦尝言之,则人亦必从此六圣人而求之。

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则人焉得不从佛氏而求之也?予谓世有佛氏以来,人不待闻礼义而后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导于人者矣。

鸣呼!礼义则不竞,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独盛于时也。

”①统治者亦想利用佛教来“精神慰籍”(实际上是精神麻痹)广大灾难深重的劳苦群众,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因此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历朝的皇帝都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和利用的政策。

宋太宗赵光义对宰相赵普宣称的“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②的话,便是这种政策的意图所在。

在佛教徒的极力鼓动和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在宋代广为流行,深入民心。

高登说:“夫佛法流入中国以来,为害之日久矣,风俗渐染,信用之日深矣。

区域社会史中的民间信仰——城隍神城隍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城市保护神。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城隍神是影响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神祀之一。

一、城隍神信仰的由来和发展城隍最早指城邑或护城濠。

西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城：盛民也”含有保护和守御的意义；而隍，许慎明确给出定义：“隍：城池”。

池筑于城外，有水称“池”，无水曰“隍”。

无水的隍主要在北方，南方很少。

史书中有关于城隍记载存在较早，成书于上周之际的《易经》中出现了“城隍”记载，其《泰卦》曰：“上六，城复于隍”。

至周，城隍被作为神灵来祭祀，《礼记·校特性》载：“天子大腊八”，即周天子要腊祭的八神，分别为先啬、司啬、农、邮表、虎猫、坊、水庸、昆虫，其中“水庸”居七，被传说为后来的城隍神。

这时的城隍虽已上升为神享受祭祀，却仍未作为独立的神、专门为之立祠庙祭祀。

“城隍”一词连用，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两都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

但这里的城隍只是指城池。

而见于文献记载最早为城隍立祠庙祭祀的是在三国时代，孙吴政权于赤乌二年在安徽芜湖建城隍祠祭祀城隍。

至南北朝时期，有了祭祀城隍的较详细的记载，即《北齐书》卷二十《慕容俨传》载天宝六年（555），慕容俨镇守郢城，南朝梁军围城，以荻洪截断水路供应，郢城危：“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

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

须臾，冲风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

”从“公私每有祈祷”、“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的记载看，城隍神的信仰已比较盛行，深入人心了。

至唐代，城隍祠的设立、祭祀已是十分普遍。

有《太平广记》卷三○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吴俗畏鬼，每县必有城隍神。

”又有唐代文人文集中常见祭祀城隍的文章。

唐代张说、张九龄、韩愈、杜牧、李商隐、许远等在出任地方守宰期间，皆撰写祭城隍文。

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诗。

城隍在唐代也开始为统治者所重视，始封爵。

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

《册府元龟》卷三十四《帝王部崇祀》中记载后唐末帝于清泰元年封杭州城隍为顺义保宁王。

《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评介作者：徐彩虹来源：《速读·中旬》2017年第03期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摘要：在讨论关于南宋民间信仰的变化时，韩森更多地结合国家、政治、经济等多元角度，来具体论述南宋时期民间信仰的与众不同。

他将全书的重心放在“惟灵是信”这一基本概念上，扩展讨论了南宋时期，民间信仰与民众的关系、国家的封赐和区域性发展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结合现有的有关研究，和具体的史料来梳理分析全书。

关键词：南宋；民间信仰；变化国内外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方才有所突破，在这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具体神祗由来的探索和追溯，而到了90年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开始更多地和国家、社会、政治等相结合，学者们开拓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角度，而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正是这一时期研究民间信仰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本书将焦点集中在一般社会大众的信仰生活上。

而本文正是旨在对书中提到的民间信仰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并对其行文中展现出来的新颖的研究角度及思路加以探析和思考。

作为一本来自外国学者的著作，韩森的这本《变迁之神》结合了社会学和宗教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更多地以一种西方人的思维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民间宗教，拓展了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在将本书置于12到13世纪的唐宋大变革的背景下外后，进一步分析研究了神祗神职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从地区神到区域性神祗变化等多个研究角度。

同时，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又极为新颖和丰富，通过使用庙记碑文、《夷坚志》等私人志怪笔记小说，以及官方文献《宋会要辑稿》等，采用官方史料与非官方史料结合运用的方法来例证自己的很多观点。

本书主要从南宋社会生活变迁的多个角度探讨了民间宗教的变化，涉及了如政治、商业和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的。

而从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惟灵是信”这一独特角度来作为该书写作的基准，即她认为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信仰单独某一个宗教，中国人信奉神祗的原则向来以“灵验”与否为标准，也就是说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是可以存在同时信仰和侍奉多个宗教和神祗的情况的。

韩森著《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赵宏勃中国民间神灵的多样性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外学者对此已有许多论述。

然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从神谱本身出发，对众神在经典文本中的来源进行梳理，却很少将注意力转向信仰者。

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致力于从一般民众的视角来探索民间宗教的变迁，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韩森以民众信仰的出发点——神祇的灵验入手，对南宋一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进行了一番勾勒。

韩氏认为，民间神祇体系（popular pantheon）是宗教变迁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同时她还强调民间宗教与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密不可分的，神的变迁实际上提供了观察宋代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化的出发点。

全书包括绪论、结语共分为七章，在第二章“民众的选择”中，韩氏陈述了她对于民间宗教的理解，认为至少在神祇世界中，民众并未对儒、释、道三教进行区分，民众往往同时向源于不同宗教传统的众多神祇寻求保护，他们的选择与表面的宗教倾向无关，神祇的灵验才是引起这一神灵体系变动的根源。

第三章“理解神祇”，通过对鬼怪故事的分析，对人神关系进行探讨，对以神为中心的民众信仰行为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她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依据自已的生活内容对神祇的灵异事迹进行解释，通过塑像和修建祠庙等对神祇灵迹进行肯定，对神祇体系进行调整。

韩氏发现南宋时期的神祇和崇拜他们的人一样多样化，除了显示传统的灵迹，如下雨、驱蝗、预告旱灾等，神也开始具有商业敏锐性，已深深地带上了经济生活变化的痕迹，神甚至可以提供商品的价格信息，这是信徒们加入市场体系的表现。

在第四章“赐封”中，韩氏对官方通过赐封神祇作用于民间宗教进行了论述，提出官方以赐封制度控制民间神祇，更多地介入了民间宗教事务。

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则为自己所信奉的神祇争取官府的赐封，官方由此把住了地方社会的脉搏。

在第五章“湖州个案”中，她以代表着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历史变迁的湖州为例，借助方志和碑铭资料，对湖州祠庙中所供奉的神祇进行整理，揭示了不同类型神祇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