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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期总第137期科技与法律SCIENCE TECHNOLOGY AND LAW渎职罪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认定评析秦正发秦洁权、履行职责，但按目前大多数判决书的表述逻辑，媒体监督反而成了导致行为发展成为犯罪的一项重要因素，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3]再者，如果将社会影响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不仅不符合构成要件的基本原理，导致定罪量刑不公平，而且容易形成媒体左右定罪量刑的局面[4]。
应当承认，上述观点的对峙，如若造成相关司法认定标准的不统一，难免产生司法不公等消极影响。
可见，将渎职行为媒体曝光认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为此，本文试以舆论监督为视角，在渎职行为舆论监督视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生成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而提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一般认定原则，以期助益于司法认定标准的统一。
一、舆论监督被认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生成逻辑（一）舆论监督及其社会影响一般来说，所谓舆论监督，是指媒体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行使职权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披露、批评和建议，进而形成舆论压力，督促相关机关及人员正视并解决相关问题，从而实现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进步，除传统大众传媒之外，自媒体（We Media）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传播者亦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需求等要素，通过博客、微博、微信、QQ、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平台，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或特定群组传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等信息。
由此，技术进步无疑拓宽了舆论监督的传播媒介手段和主体，在理论上亦可纳入舆论监督的范畴。
在我国，舆论监督的法理基础是人民主权理论。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代表，赋予其公共权力，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并接受人民的监督。
为此，国家承认、赋予公民一定的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以监督、制约公共权力，阻止权力的滥用。
如何认定“滥⽤职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基本案情 被告⼈杨某林，男，1964年12⽉9⽇出⽣，原系贵州百⾥杜鹃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百管委)副主任。
2014年4⽉28⽇因涉嫌犯滥⽤职权罪、受贿罪被逮捕。
贵州省毕节市⼈民检察院以被告⼈杨某林犯滥⽤职权罪、受贿罪，向毕节市中级⼈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杨某林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滥⽤职权和受贿的事实均⽆异议，但认为其⾏为不构成滥⽤职权罪。
对其⽀付到贵州湾⽥煤业公司的60万元，认为属于其合法财产，请求法院判决予以返还。
其辩护⼈提出了公诉机关指控的⾦隆煤矿事故瞒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属多因⼀果，杨某林不应承担滥⽤职权罪的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
毕节市中级⼈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关于滥⽤职权的事实 2010年11⽉起，被告⼈杨某林担任百管委副主任，分管安全⽣产等⼯作，2012年2⽉起兼任百⾥杜鹃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百安委)主任，负有按照国家、省、市的要求，在煤矿发⽣安全事故后到现场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及时上报事故情况、做好事故善后⼯作、开展事故调查等职责。
2013年10⽉4⽇，贵州湾⽥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湾⽥煤业公司)所属的百管委⾦坡乡⾦隆煤矿发⽣3死3伤的重⼤劳动安全事故。
杨某林未按规定将事故情况及时上报，未组织安监、煤矿安全部门相关⼈员去现场救援，并且授意⾦隆煤矿负责⼈隐瞒不报。
同⽉11⽇，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毕节监察分局(以下简称毕节监察分局)要求百管委组织对⾦隆煤矿事故进⾏调查。
为隐瞒事故真相，杨某林指使安监、煤矿安全部门以及矿⽅与事故死伤者家属相互串通，在百管委组织调查时提供虚假材料，并将事前与彭某亮等⼈商定的⾦隆煤矿未发⽣事故的虚假调查结论上报，致使事故真相被隐瞒。
2014年3⽉，毕节监察分局准备组织对⾦隆煤矿事故重新调查。
杨某林得知后，安排他⼈伪造举报信，以“举报”⾦隆煤矿发⽣造成2⼈受伤的虚假事故为由组织第⼆次调查。
后杨某林指使调查组作出煤矿发⽣事故，造成2⼈受伤的虚假调查结论上报，致使事故真相再次被隐瞒。
渎职罪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认定评析作者：秦正发秦洁来源：《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01期摘要：在渎职罪的认定过程中，舆论监督及其附随结果被直接推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现象司空见惯。
然而，这有违舆论监督权的创设初衷，不仅会引致司法不公，也会阻碍舆论监督权的有效实现。
鉴于此，有必要确立“舆论监督权正当行使禁止评价原则”，亦即将舆论监督及其附随结果排除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评价之外，以销蚀司法认定瑕疵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涣职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舆论监督;生成逻辑;司法不奋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945（2019）01-0084-06引言渎职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与否的认定对于区分罪与非罪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渎职行为经大众传媒报道即被认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现象屡见不鲜。
例如，在王某某玩忽职守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4月16日上午，秦淮纸业偷排生产废水严重污染新河的情况被中央电视台曝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很显然，即使不考虑环境渎职行为所造成的公共财产等其他重大损失，法院亦可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由，以玩忽职守罪定罪量刑。
再如，黄某甲、蔡某玩忽职守一案中，万鑫纸业排放超标废水污染环境的情况被浙江卫视《今日聚焦》栏目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理解为媒体曝光是认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重要参考因素。
针刘将渎职行为的媒体曝光认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司法现状，学界仍然存在争议。
肯定论者认为：“經过社会媒体广泛传播的渎职行为，致使社会公众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司法机关的社会形象、社会公信力、社会认知等在全国或特定的地区范围内均产生消极影响。
”[1]再者，事件引起媒体的关注，证明渎职行为或其直接危害结果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只要媒体报道的信息客观真实，渎职行为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因果关系成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即成为已然发生危害结果，必须纳入构成要件的范畴冈。
对渎职犯罪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理解作者：朱恺丁璇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32期摘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规定的法定立案标准之一。
然而由于该标准具有模糊性、非物质性、不可计算性等特点，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与认定。
本文结合目前实践中对恶劣社会影响的特点和几种认识误区来分析探索如何在实践中形成合理的认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渎职犯罪恶劣社会影响评价作者简介：朱恺、丁璇，靖江市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242-0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规定的立案标准中都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一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具有模糊性、抽象化的特点，在办案实践中难以把握和认定。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使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或侵犯社会、国家、集体、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不满，导致不稳定事件发生，影响了一定地区社会的稳定。
恶劣社会影响是以无形的损害结果来表现的，综合看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损害结果的不可计算性，即渎职罪立案标准中的“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属于无形的损失，不可用一般的衡量标准来计算的一种损失结果。
二是损害结果的被认知性，即损害结果是客观存在，虽不能用一般标准来计算，但是是可以被公众或媒体感知的，是可评价的，因此公众认知的常识性及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损害结果的评价就成为认定社会影响是否恶劣的一个依据。
三是损害结果有时会在一定区域内产生影响，或表现出多样性。
正因为恶劣社会影响有以上特点，所以在实践中如何适用《立案标准》中的这一标准多年来一直是查办渎职犯罪案件的一个难点。
也正因为此，各地反渎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对此产生了各自的理解，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误区。
关于渎职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探析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概念及表现形式按照通常的解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引起群众不满，影响了一定地区社会的稳定等等，至于什么情况属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把握。
渎职犯罪属于结果犯，根据通说，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某罪直接客体造成的危害。
①从结果性质分，危害结果包括物质性结果和非物质性结果两大类。
所谓物质性结果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物质变化的危害结果。
对于物质性危害结果，是可以直接感知，可以数字进行统计测量的。
②如《滥用职权罪立案标准》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造成人身的伤害、死亡，个人、法人、公共财产的经济损失，公司、企业的亏损、破产等等；所谓非物质性结果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非物质性变化的危害结果。
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即属于该类范畴。
损害结果的不可计算性、损害后果的被认知性、损害后果能否显现受多种因素干扰、损害后果具有相对的区域范围性、损害后果表现形式具有复杂多样性。
具体关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表现形式主要以下几种：（一）渎职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出现较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上访事件、导致流血冲突、致使一定范围内群众的生活起居受到重大影响等事件，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这较多地发生在诸如拆迁等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敏感问题方面。
（二）渎职行为经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了群众的关注这是实践中检察机关认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主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志。
当前传媒业的发展日新月异，触角无处不在，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社会观念和行为。
通过传媒像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对滥用职权行为的宣传报道，会产生较强烈的社会反响，渎职犯罪分子的不良形象得以广泛传播，从某一地区扩展到全国，甚至波及海外，使大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公职行为的信赖指数下降。
（三）其他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情形当事人采取其他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散发传单、聚众闹事等。
失职渎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认定()危害税收管理罪偷税罪抗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渎职罪少征税款罪放纵走私罪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恶劣社会影响已经显现和尚未显现两种情况，给司法认定带来一定困难。
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如失职渎职引发群ｔｉ性事件、群ｔｉ性闹访的，被媒体在社会上曝光、传播的等等。
这些，根据影响范围、波及层面还较易判断。
尚未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由于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恶劣社会影响已经显现和尚未显现两种情况，给司法认定带来一定困难。
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如失职渎职引发群ｔｉ性事件、群ｔｉ性闹访的，被媒体在社会上曝光、传播的等等。
这些，根据影响范围、波及层面还较易判断。
尚未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由于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恶劣社会影响已经显现和尚未显现两种情况，给司法认定带来一定困难。
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如失职渎职引发群ｔｉ性事件、群ｔｉ性闹访的，被媒体在社会上曝光、传播的等等。
这些，根据影响范围、波及层面还较易判断。
尚未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由于缺少“结果”证据，往往被认为是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从实际情况看，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非不能造成社会影响，更非社会公众不认为其影响恶劣。
其中，有很多是政府和司法机关，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角度出发有意控制的结果，这不是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只是在公权力的防控下，使恶劣影响脱离了公众的视线，只能说明其恶劣影响已达到需要公权力防控才能防止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
因此，在认识此问题时应把握三点：一是失职渎职情况本身是否恶劣；二是以一般人的常识性认识来判断是否恶劣；三是恶劣社会影响是否为公权力控制而转移。
如系因公权力控制所致，则不影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
因为，公权力作为公共资源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如将公权力的结果作为给渎职者抵责的条件，则违背和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也等于以公权力的结果来减免渎职犯罪的成本。
这一精神在高检院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
渎职犯罪中“恶劣社会影响”如何界定张虎伟2007-2009年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线索50起余起，共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15人，法院作有罪判决8人。
线索立案率为30%，有罪判决率为53%。
许多线索没有转立案以及部分起诉案件没有收到有罪判决，原因在于对渎职侵权犯罪的非物质性损害结果，尤其是恶劣社会影响的界定上，侦查部门、公诉部门以及法院之间存在不同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案源流失，渎职侵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受到一定影响。
一、恶劣社会影响的法律规定以及具体形式我国刑法对渎职犯罪中损害结果的认定比较模糊，实践中操作诸多不便。
据此，1999年9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对渎职案件中的33个立案侦查案件的立案标准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随着我国打击渎职犯罪案件的逐步深入，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再次出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对渎职犯罪的立案标准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
可以说，《规定》和《决定》的先后出台，为我们的渎职侦查工作提供了较强的可操作性，但在非物质性损害结果的规定特别是恶劣社会影响的规定上仍亟待具体化和完善。
渎职犯罪涉及的31个特定罪名无法涵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中所有渎职行为，因此在实践中往往会遇到用非物质性损害后果特别是恶劣社会影响认定犯罪的情形。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通常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或侵犯社会、国家、集体、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不满，导致不稳定事件发生，影响了一定地区社会的稳定。
然而“恶劣社会影响”这一概念比较模糊，属于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失，在针对具体的案件时，界定起来比较困难，这引起在罪与非罪的判断方面的不确定性，对我们侦查工作的启动设置了障碍和桎梏。
二、恶劣社会影响界定中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包罗万象，每个案例都有渎职犯罪中的共性和自身的特性。
如何界定渎职犯罪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或侵犯社会、国家、集体、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不满，导致不稳定事件发生，影响了一定地区社会的稳定。
它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规定的法定立案标准之一。
然由于该标准具有模糊性、非物质化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与认定，多年来一直是困扰司法机关查办渎职犯罪的一个难点。
一、“恶劣社会影响”的涵义“恶劣社会影响”属非物质性损失范畴，即那些没有经济价值或不能以货币计算其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性损失，与其它非物质性损失相似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经济和伤亡后果的不可计算性。
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的危害结果并不都出现人员伤亡后果和能够计算其经济价值。
有的根本没有经济价值和伤亡后果，有的是不能够计算其经济价值。
如失职导致国家或地方声誉受损等情况，非物质性损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同样应构成渎职犯罪。
二是社会公众认知性，对严重损害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经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非物质性损失的情形，大都需要依据社会公众的常识性认识来加以判断。
三是危害结果的多样性。
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种：（1）声誉性损失。
如经媒体传播，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社会形象、社会诚信等在国际上及县以上社会范围内造成严重影响的。
（2）秩序性损害。
如引发和诱发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群访等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
（3）公众性损害。
如致使大量假冒伪劣商品、食品、药品等流入市场危害公众利益的。
（4）权益性损害。
如导致公共资金、单位资金被大量挪用违规使用的。
（5）社会性危害。
如放纵或诱发刑事犯罪危害社会的。
四是与特殊时期环境的对应性。
如发生在政治意义较强的圣会或发生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城市的群体事件，造成较坏影响的。
二、“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标准认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恶劣”二字,即什么程度才属于恶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浅议渎职犯罪“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摘要渎职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一样，是伴随国家公权力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严重的腐败犯罪，常常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对认定渎职犯罪，从严打击渎职犯罪都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
在本文中，拟从最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出发，分析认定渎职犯罪“恶劣社会影响”的意义，讨论认定“恶劣社会影响”的原则、标准和实施主体，最后得出认定渎职犯罪“恶劣社会影响”的方法。
关键词渎职犯罪恶劣社会影响情节作者简介：蒋洵，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反渎局。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073-02日前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虽然明确了渎职犯罪的定罪标准，但其依然存在着一些原则性条款，其中“恶劣社会影响”这一表述依然较为笼统和模糊。
什么是“恶劣社会影响”，各部门认识不一致，说法不统一，使司法实践操作产生了一定的困难。
明确渎职犯罪“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有利于这一解释更好的实施，也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更好的定罪和量刑。
一、渎职犯罪“恶劣社会影响”的法律渊源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于2013年1月9日起开始施行。
《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第二款第四项规定，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其中“恶劣社会影响”这一表述，在2006年7月2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也曾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