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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
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
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弱势美元会否导致金融危机方星海：您能说说美元的问题吗？因为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货币无限制地借钱（借美元贷款）的国家，所以就出现如您所说的情况，广大穷国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这会减缓经济发展。
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因为巨额美元储备而遭受损害。
以您在美国政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国内在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美国的错误吗？毕竟美国现在的许多政策倾向是与其他国家的期望相左的，前些天保罗．沃尔夫维茨被提名为新任世行行长就是一个例子。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
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但是“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所产生的误导也有表现在理论误区、目标混乱、政策误导。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听京沪经济学家吴树青与程恩富的对话人民网记者田泓2005年06月16日07:28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
“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两种模式、两种共识，产生两种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改革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不同的目标●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苏联、东欧同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肤浅的，因为这种区别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吴树青教授，北京大学原校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程恩富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这两位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在上海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进行了对话。
两个“共识”背景不同程恩富：去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先生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目前，社会上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议论较多，涉及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性问题，很值得分析。
吴树青：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
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后来成为苏东国家改革的指导方针。
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1．华盛顿共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暴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南亚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
“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
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20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型的资本主义在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的更加有力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漫说
作者：赵晓
中国只用了20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所走的路程。
世界银行的评价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经历过这么快的增长”。
有人说，如果把中国的各个省当作单个国家来看，那么在过去二十年里，全世界20个增长最快的国家就都是中国的各个省了。
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浓缩为“三化”：一是私有化；二是自由化；三是稳定化。
“北京共识”：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一是放弃了赶超战略，转而
奉行比较优势战略，因而取得了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交易的最大优势。
二是中国奉行了渐进制度变革方式。
为了在全球化中受益，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即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中国的经验表明，我们对制度变迁的真谛仍然知之有限”（张维迎，1998）。
经济效率的竞争使一大批懂经济善管理的职业官僚充实到权力机关，提拔到关键岗位，决策能力因此大大提高；不断地引进竞争并规范竞争是中国制度创新成功的重要经验。
体会：
1、经济全球化减轻了中国一党制竞争不足的毛病。
也许国际竞争的外力越大，共产党受压后爆发的潜力也就越大。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善的。
“北京共识”是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我们试图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找出发展中的共性和特异性，寻求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拍·拉莫( 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的文章，题为《北京共识》。
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成就作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与分析。
拉莫的论文主要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四个部分。
在这篇文章里，拉莫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模式”。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拉莫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
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则。
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由此给一些部门所带来的超J 决速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发生了。
用物理学术语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创新成为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途径，它是人们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改革实践，交流更加便捷快速，创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
解决变化中出现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靠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文献综述摘要：“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北京共识”是中国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本文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与比较分析两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指出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综述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模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美国依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价值理念影响深远。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发展本国经济。
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淮建军，2007）实践证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的巨大挫折和中国实践的成功都表明“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本文从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特性与发展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初步的分析对比，以期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更为理性的认识。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含义（一）“华盛顿共识”的含义所谓“华盛顿”通常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aznson) 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
（张如一，2012）这十条改革建议：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John Wiaznson，1990）(二)“北京共识”的含义“北京共识”是国际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P9）提出来的。
这一新概念与此前国际媒体热炒的“中国模式”一起，拉开了对中国发展道路与成功经验全面审视的新主题。
“北京共识”吸引世人眼球，被不断地热烈讨论，在日益成熟和完善中，人们看待“北京共识”越来越理性。
拉莫提出的“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
“北京共识”的内涵是什么？按照拉莫的说法，其核心就是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对于中国如何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三个定理，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他认为：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
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
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
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
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
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库珀拉莫，2004）由拉莫阐释的“北京共识”可以概括为：以社会主义为取向、以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人本务实为理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换言之，“北京共识”就是高扬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通过改革创新，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二、“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比较分析（一）理论指导思想的区别张恒军认为华盛顿模式强调的是市场自由主义至上，市场教旨主义完全占据了上风，“华盛顿共识”遵循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国家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日渐式微时，新自由主义大兴其道。
新自由主义的三个特点“激进性、彻底性、放弃主权”在“华盛顿共识”里一览无遗。
而“华盛顿共识”包含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要义，试图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直接作用，来弥补和调节国家干预的不足，但与此同时，也夸大和神化了市场的作用。
中国模式则强调在国家干预下的市场作用。
虽然两者都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但在国家监管的作用上大异其趣。
中国模式从策略上来讲，要求以及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
它的定义就是愿意义无返顾地进行创新和试验（例如中国的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利益（例如台湾）、不断精心积累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例如拥有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二）发展目标上的区别“华盛顿共识”的大致目标是：限制财政赤字，并在政权市场上筹集资金以弥补赤字；保持独立的中央银行且实施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贸易自由化；发展地方政权和股票市场；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对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革税制，使增值税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让市场决定汇率或者美元化；资本自由流动。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引导下，拉美国家实行的显然是国家自由主义目标。
但实践表明，拉美的发展目标选择完全陷入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有些学者把这种发展定义为“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增长型模式。
而中国模式显然是追求另外一种发展目标。
这种发展目标包括：（1）可持续发展；英国《金融时报》年月日刊登乔舒亚·库珀·拉莫撰写的另一篇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可持续发展模式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号召力。
文章说，中国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2）协调发展，强调社会正义；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受取悦于银行家的目的所驱使，而是源于实现公平的、高质量的增长这一更基本的强烈愿望。
（3）不依附于别国的独立发展；中国模式之所以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因为没有其他模式能让中国不发生激变。
而美国模式却正在失去吸引力。
总而言之“这一模式的目标就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
”（张恒军，2005）（三）主要内容和政策建议的区别张如一教授认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与政策建议，总体上来说，还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于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等关系民生的社会领域基本上没有涉及。
“北京共识”的主要内容和政策建议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涵盖了社会、政治、军事、对外关系等诸多领域。
何恒远认为，与“北京共识”自觉自生得寻找一条制度改进之路相反，“华盛顿共识”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用适合西方的理论来为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政府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扩大税收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障碍，国企私有化，放松市场准入管制，保护私有产权等。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是采取的“休克疗法”就是依据上述公式设计的。
而“北京共识”的提出者拉莫在回答《参考消息》报记者的提问时说到，“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观念，而北京共识主张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适度均衡、全面发展。
“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三、总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至少有半个世纪的路要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看清河对岸的全部并影响世界日程，我们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这半个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发展经济、壮大自己仍是首要任务，即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
其次，中国在文化层面要有意识地总结、塑造北京共识的内涵。
中国文化具有足够的渗透力、影响力，“在亚洲国家走一圈，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饮食习惯到父母与子女的谈话方式等。
从中国的历史和亚洲的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响和复兴。
”中国文化在北美和欧洲是模块式输出的，华人区唐人街只不过是借用了人家的地盘, 那里的许多华人世代说汉语，并没有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去，如何有影响?因此，寻找、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化内涵是当务之急。
第三，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塑造中国软力量，表达中国观点，影响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
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区别是华盛顿共识有强加于人的味道，而北京共识表现了个性主张，这说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是温和的，我们不是追求霸气而是追求“和谐”，和谐的真正内涵是“和而不同”。
中国应扩大对和而不同之和谐观的宣传，引导国际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
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型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市场功能和机制确实非常重要，但市场这只手仍然需要政府的那只手进行协调。
从总体上看，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让经济转型与社会进步协调发展，这既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也是“北京共识”留给中国以及发展中的转轨国家的启示。
参考文献(1) 张如一：论“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J].经法纵.2961期(2) 于桂华、姚冬萍：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选择——兼论“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J].理论研究.2008.08(3) John Wiaznson：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C]. John Wiaznson，Latin American Adujustment：How Much Has Happened?[M].Washington,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0(4) 库珀拉莫.北京共识[DB/OL].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 http: / /fpc.o /fsblob/ 244.pdf.(5) 范秋迎：“北京共识”的内涵及启示.[J]. 唐山学院学报. 2008.01(6) 张恒军：“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J].当代教育论坛.2005.04(7) 何恒远：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转型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04.09(8) 陈平：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N].文汇报.2005.05(9) 庞中英：“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 J / OL ] .2004.07(10) 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 田春生：《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在转型国家的失败—以俄罗斯转型前10 年的结果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5(12) 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3) 远山：关于“北京共识”研究的若干问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