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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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 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3谢立中内容提要 有不少人将雷默提出的以“创新”和“公平”为核心理念的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的“北京共识”理解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这种理解是不符合事实的。
尽管与其他国家同时期展开的市场转型过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转型在发展策略上有自己的特点,但在基本方向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展开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基本一致。
而雷默以“北京共识”为题所概括的三大定理,只能被理解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所确立的一种新战略模式。
但即便如此,雷默的某些论述也有过于简单之嫌,需要重新加以阐释。
关键词 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 中国经验 中国发展模式雷默的“北京共识”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先生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
在这篇研究报告中,雷默明确地宣称要总结一套关于中国发展和实力的新物理学,以“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①。
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在使这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还正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种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
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使中国成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榜样力量而对当前的世界发生重要的影响。
雷默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其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
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
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
”②按照雷默的说法,“北京共识”是由一套“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以及“关于为什么这个现象令来自新德里、巴西利亚等地的学者感兴趣的几个公理”所组成的。
“北京共识”与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解析左 宪 民摘 要 “北京共识”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当今世界某种试图寻找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和趋势,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并推动了中国和世界对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研究。
中国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文章认为用“中国道路”来概括中国的经验比较恰当。
当然,“中国道路”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拓展。
关键词 北京共识 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左宪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 100091) 中国的发展及其成就,引起了世界很多人的关注。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实业家,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纷纷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试图找到中国在30年内迅速崛起的真正原因。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乔舒亚·库珀·拉莫提出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的价值意蕴到底是什么?它的模式架构与中国道路有没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对此加以准确透彻的解析,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视阈下解读中国道路,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把握。
一、原生态“北京共识”解析乔舒亚·库珀·拉莫先生是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曾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还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是对中国有较多了解的人。
他在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中,深感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他认为,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
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
那么,中国这样的新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拉莫先生怀着浓厚的兴趣,基于与中国专家学者的一百多次非正式讨论,撰写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于2004年5月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
拉莫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正在对世界很多国家产生影响。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亦译为“拉莫”),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
定义为:一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二是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三是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
其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创新和实验是“北京共识”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整齐划一。
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
理性面对“北京共识”宣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教授邹东涛:中国30年发展成功的经验是经济改革“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智慧组合,中国的发展遵循了“一刚多柔”、“刚柔相济”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性组合的改革之道。
“北京共识”弘扬了中国,大大扩展了中国改革发展成就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巨大挑战。
中国自己该如何感受,该怎么看待?首先,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切实实地“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其次,中国既要坦坦荡荡地接受“北京共识”,又不为其昏昏然,不沾沾自喜。
应当高度冷静、理智地面对“北京共识”的宣传,但我们自己不去输出“北京共识”,而是鼓励各国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努力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三,清晰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把握好自己的发展和崛起。
北京共识名词解释
北京共识是指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提出的一种国际合作原则和发展指导方针。
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2014
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主办地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时提出,并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强调和推广。
北京共识强调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互促进。
它主张通过互利共赢的方式推动经济合作,强调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权益。
北京共识还提出了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各国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和独立,推动和平发展,并在全球事务中秉持公正、合理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共识并非一种正式的国际法律文件或条约,而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种理念和原则,旨在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合作与繁荣。
北京共识名词解释(一)北京共识•什么是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指中国政府提出,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一种倡议。
它首次提出于2014年南南合作与中国和平发展研讨会上,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相关名词–一带一路倡议:指中国政府提出的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的倡议。
它由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
•例子: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开展“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发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中国发起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旨在为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例子:AIIB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如建造高速公路、港口和电力站。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个新兴经济体共同发起的合作机制。
其目标是加强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
•例子:金砖国家举行定期峰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全球经济治理、可持续发展和贸易合作等。
–南南合作: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一种形式,旨在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例子: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国家间平等、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以及通过对话、协商和合作解决争端和挑战。
•例子:中国提倡和平发展,推动不同国家之间加强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总结:北京共识通过倡导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相关名词,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推动南南合作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决心和行动。
通过这些合作和倡议,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
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回复[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 是指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挑战,北京共识提出了三个关键定理,即“和平共处定理”、“共同发展定理”和“合作共赢定理”。
本文将逐步回答这三个定理,并探讨它们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定理,即“和平共处定理”,强调国家之间应以和平共处为基础,并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争端。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互信显得尤为重要。
和平共处不仅关乎各国的国内安宁与发展,更是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之本。
推行和平共处定理需要遵守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重视国家间平等互利的原则,以及尊重对方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进而通过对话、谈判、外交等手段解决各种争端和矛盾。
第二定理,“共同发展定理”,强调各国应增强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普遍存在着相互依赖与互利共赢的关系。
共同发展定理强调各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通过开放与联动,实现各方面的互补与共赢。
各国的发展与繁荣是相互促进的,国际合作与互联互通对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资源共享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定理,“合作共赢定理”,强调通过合作取代竞争,实现更好的结果。
相较于零和博弈的竞争模式,合作共赢定理指出通过协作与合作可以实现更好的结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依赖不断加深,也带来了更多共同面临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困等。
合作共赢定理鼓励各国在这些共同挑战下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
通过协商一致、资源共享、知识共享等方式,各国可以共同应对挑战,实现更加可持续、和谐与繁荣的世界。
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不仅代表了中国的发展理念,更是适用于当今全球化的国际体系。
和平共处定理强调了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发展定理强调了国际合作与发展,合作共赢定理则提出通过合作实现更好的结果。
这三个定理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解决共同问题的思路和方向,引领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1、经济学家眼中的“北京共识”市场竞争本身并不能必然的、自动地导致高效,在不少领域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政府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市场竞争本身可能也保持不了公平和公正。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保护私人财产权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放松政府的管制,实施利率、汇率市场化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
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
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陈平: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目前有一场很大规模的讨论。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其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经济学的信条正在变革,还是近年来很热的地缘政治学讨论的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影响?斯蒂格利茨:实际上,除了中国,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是很多的。
“北京共识”的解读和“中国模式”定位思考一、对“北京共识”的重新解读“中国模式”作为学术热点问题是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真正把“中国模式”带入到国内外学者理论研究视野的则是 2004 年由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作为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客观总结与评述,雷默在文章中把“北京共识”系统总结为三点内容,即:创新与试验、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以及积极捍卫国家利益与发展非对称国防.显然,在一些学者和观察家的眼中,“北京共识”是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经济政策观---“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此基础上,许多国内学者和西方左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观指导下东欧与独联体国家“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转轨衰退的强有力回应,进而提出“北京共识”及其所隐含的“中国模式”,是超越于“华盛顿共识”的当代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成功理念和模式.显然,“北京共识”的提出无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还是对转型国家的理论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我们也应当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审慎地分析“北京共识”所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对“北京共识”过于乐观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与苏东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绩效差异的比较,后者的转轨衰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归因于“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的失败。
尽管后者的转轨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激进主义的经济体制转轨方案无法摆脱相应责任,但这里仍然存在着对“华盛顿共识”本身的曲解和误读。
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所总结的“华盛顿共识”最早包含诸如加强财政纪律与调整公共支出等十项基本内容①,而随着“华盛顿共识”作为一项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经济改革与体制转轨方案,“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已经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其中,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政策两极化,被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国际垄断资本自身利益最大化所服务的---这两项新增的内容既非“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本意,也无从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在短期内建立起健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
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回复什么是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指中国政府在2014年11月份召开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所提出并形成的一种发展理念和政策建议。
这次会议的成果被称为北京共识,其核心在于提倡通过创新、协作和共享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其中包含着三个核心定理,分别是"创新驱动"、"发展协同"和"绿色低碳"。
第一个定理是"创新驱动"。
这一定理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
创新不仅仅指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机制、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创新。
在创新驱动的理念下,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强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的建设,努力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改革科研体制,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创新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第二个定理是"发展协同"。
这一定理强调各方面的发展需要相互协调和配合,通过协同合作实现各个领域的发展。
在国内,北京共识提出要加强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同作用。
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应该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应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支持。
同时,在国际层面,北京共识也强调国际合作与协调,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第三个定理是"绿色低碳"。
这一定理强调建设绿色、环保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包括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展清洁能源,推行低碳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
北京共识指出,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还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领域。
中国政府积极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如推广清洁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强环境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综上所述,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创新驱动"、"发展协同"和"绿色低碳"在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华盛顿共识是错误的吗?2、北京共识会取得成功吗?(一)华盛顿共识有其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
多年来经过许多国家如拉美国家、东欧国家的实践可知华盛顿共识过于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教条存在严重的问题。
美国在其霸权下定制的华盛顿十条共识准则,没有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体制的差别,而盲目地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政治理论因而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一系列的危机,由此在历史的检验下华盛顿共识表现出了它的局限和失效,原因如下:1、过于依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主张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忽略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由于外部性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可能导致的市场失灵。
2、过于强调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忽略了可持续发展。
3、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认识不到位,它仅仅用了十条“黄金法则”就希望能让这些国家的经济上升一大台阶,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工具过于狭隘。
认为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却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本国实际国情。
4、华盛顿共识的目的不纯粹,有一定的政治意味。
按照“华盛顿共识”,美国把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其他形式的结构调整作为向拉美提供贷款的条件。
近年来的建议则是签订诸如美国一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议等条约:以类似条件换取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美国保护其利益的单边政策很明显。
(二)北京共识没有标准化的定义,核心在于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
它具有以下优势:1、立足于本国国情。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跟风于华盛顿共识而是立足于本国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了一些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实行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2、坚持国家的自主独立性。
在全球开放的世界格局下,中国改革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化进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国家主权的自主性。
不同于美国在追求旨在保护其利益的单边政策,但中国在组合各种资源,在国际事务的许多关键领域中创造了一种使美国更难从事称霸行径的环境。
《中成药临床合理用药处方点评北京共识》要点解读首先,该指导文件对中成药的定义进行了明确。
中成药是指使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等天然药物材料经过加工和加工而成的成品药物,是我国中医药传统的特色之一、与西药相比,中成药具有副作用小、药物相互作用少、辨证论治以及调节机体整体功能等特点。
在药物处方方面,该指导文件提出了中成药处方的基本原则。
首先,明确诊断,对患者进行全面的病情评估,确保准确的临床诊断。
其次,根据患者的辨证分类以及病情的轻重缓急,选择合适的中成药。
再者,根据药物的性质、功效和患者的身体状况,确定用药剂量和用药方法。
最后,根据患者的临床反应和副作用情况,进行及时的评估和调整。
此外,该指导文件还对中成药处方的安全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强调。
中成药虽然具有天然药物的优势,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因此,在处方过程中,医生应充分了解中成药的药理特性、药物相互作用以及副作用风险,并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合理的指导。
同时,该指导文件还强调了中成药与其他药物的联合应用。
中成药的联合应用可以发挥协同作用,提高疗效,但也可能出现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
因此,在联合应用中成药时,应注意与西药和其他中成药的相互作用,并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用药史,决定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选择其他药物。
最后,该指导文件还对中成药处方的信息记录和药物监测进行了要求。
医生应对中成药的处方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并与患者进行共享。
同时,应定期对患者的用药情况和疗效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进行处方的调整和优化。
总之,《中成药临床合理用药处方点评北京共识(2024)》是一份重要的指导文件,对中成药的临床合理应用起到了指导作用。
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应以此为依据,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科学合理地选择和应用中成药,以提高治疗效果,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孟买共识”的优劣/data/thread/1011/2719/49/25/9_1.html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简单地说就是:“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因上述三个国际银行总部都在华盛顿,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代表美国经济研究所出面邀请国际银行组织和拉美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进行研讨,达成一定共识,因而称作“华盛顿共识”。
随后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其用意是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其目的是为了摆脱拉美国家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
而与此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推翻社会主义的转向巨变,“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也被广泛的用于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甚至为了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直接转变,放弃过渡和审慎政策,采用休克疗法,造成市场和社会短期震荡。
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这一所谓“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但是“华盛顿共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被砸的支离破碎。
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北京共识”最初也是由一个人发起的。
这次是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年他发表了一篇夸张而雄心勃勃的长篇论文《“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作为《时代》杂志的前编辑,在论文发表之时,他是高盛集团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还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第三章课后思考题参考答案(新)一、名词解释“华盛顿共识”:由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其核心内容是私有产权条件下的资本与市场的全面开放。
“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包含三个重要的原理:创新的价值;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自主发展理论。
等级规则:指首先构建一个层层隶属的金字塔形的等级构架,再界定每一个行为人在这个等级构架中所处的位置,然后再进一步界定与这个等级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
产权规则:指一个人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与其所拥有的资产数量正相关。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由权力中心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含义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与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与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与力量对比。
宪法秩序:指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为集体选择确立了原则,它是制定规则的规则。
“诺思悖论”:是指一个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效率产权制度依赖于国家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与保护,但受双重目标的驱动,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导致经济衰退。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是指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是指个人或一群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方式。
二、简述题1、比较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差异(1)激进式改革激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所谓民主化就是多党制;二是在经济上全盘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三是在经济政策上采用休克疗法。
(2)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一是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二是增量改革,即在不率先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边际上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三是先试点后推广,即先在局部范围内取得改革的经验,然后再在全局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希望——西方学者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实践■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中国政府的新理念是:猫的颜色确实重要,现在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色的猫、一只透明的猫。
在这里,维持稳定、减少污染和惩治腐败成为其重心■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条全球化新路,即根据当地适应性的需求融合全球思想■现在中国在实行过三代领导人不同的发展理念之后,正在实施一种在经济壮大的同时避免付出重大政治与经济代价的理论■人物简介乔舒亚〃库珀〃拉莫现为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咨询顾问和中国清华大学教授。
其咨询范围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重点在中国。
他还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世界经济论坛的明日全球领导人组织的成员,曾任《时代》杂志的海外报道主编。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5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乔舒亚的论文包括目录、正文、附录共75页,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等四个部分。
北京共识的概念内涵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
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
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乔舒亚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重塑国际秩序。
中国正处在建立全世界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的过程之中,它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而此时的中国却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
并且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之下,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其主要含义是我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
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
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
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
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它可以概括为以社会主义为取向、以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人本务实为理念,具有中国特色。
换言之,“北京共识”就是高扬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通过改革创新、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
随着国际上对“北京共识”的热烈讨论,“中国模式”的影响开始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中流行开来,对“北京共识”的不同解读导致对“中国模式”的不同评价,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将对美国乃至世界构成新的威胁,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意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并可能成为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的一种可效仿的模式。
“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拓展了对中国发展经验总结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性理论总结的新阶段,对于那些既要融入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又要保持自身的经济独立与政治选择的国家来说,“北京共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成果发布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来自亚洲及其他地区的50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以“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活动亚洲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为主题,探讨了亚洲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共同推动亚洲文明的繁荣发展。
在会议结束后,大会的主要成果被发布并受到了全球关注。
1. 《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本次大会的主要成果之一。
该文件首次提出了“亚洲文明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强调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合作,相互尊重,互信互谅,共同发展。
《北京共识》旨在通过增进亚洲各国的文明交流与合作,实现亚洲文明的包容性,推动亚洲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2. 文明交流合作倡议大会发布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交流合作倡议》,号召亚洲各国积极开展文明交流与合作,加强各种形式的亚洲文明展览、文化节、艺术交流活动等,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亚洲文明的繁荣和发展,并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3. 各国文明交流项目计划大会还发布了一系列各国文明交流项目计划,包括文化艺术交流、青年交流、教育交流、数字文化建设等,以促进亚洲各国文明多样性的传承与创新,共同推动亚洲文明的发展。
二、成果影响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成果发布受到了全球各界的关注和肯定。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本次大会的召开和发布的成果,为促进亚洲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推动亚洲文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倡议。
亚洲各国也纷纷表示,将积极响应大会的共识和倡议,加强亚洲文明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包容、互利、共赢的亚洲。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成果发布,还将对各国文化交流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交流已成为各国之间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亚洲各国将通过文明对话大会的成果发布,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助于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也将推动亚洲文明的多样性传承与创新,为世界文明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展望未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成功举办和成果发布,意味着亚洲各国将在文明对话与交流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文献综述摘要:“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北京共识”是中国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本文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与比较分析两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指出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综述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模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美国依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价值理念影响深远。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发展本国经济。
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淮建军,2007)实践证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的巨大挫折和中国实践的成功都表明“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本文从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特性与发展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初步的分析对比,以期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更为理性的认识。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含义(一)“华盛顿共识”的含义所谓“华盛顿”通常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aznson) 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
(张如一,2012)这十条改革建议: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目录
1简介
2三个原理
1简介
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
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1] 拉莫曾任美国《时代》杂志海外报道主编,最初研究的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背景,使得拉莫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时,更多地是在对“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这种基于西方视角的教条式规定,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巨额投资、援助等为交换条件,得以在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开来,走的是一条向资本流动开
放、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
但是,“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下的一个“全球化陷阱”,它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对本国经济的监管权力,完全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链条上被动的一环。
拉莫认为,“华盛顿共识”与有关各国的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混合之后,在10年内破坏了十几个经济体。
而当年最无视西方压力的中国,却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风格。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能保持独立自主。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资料来源与商品市场的手段是抢夺对某一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控制权。
最初采取硬的一手,即直接使用武力推行殖民主义,侵占别国领土、资源。
资本主义无法再以武力扩张后,只好采取软的一手,在全球化的幌子下,以巨额投资、经济援助来引诱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游戏规则行事,再以信息化的金融手段快进快出搞垮其经济,然后通过新一轮附加了更为苛刻条件的经济援助来控制其经济命脉。
上世纪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而发展中国家是否注意到保持独立自主,则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后劲。
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由于能够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不得不在消除南北差距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证明,独立自主,依照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盲从于西方的某种“经典”理论,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
拉莫在其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上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政府官员,口头禅不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单纯增长,而是变成了“协调发展”,在GDP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环保,注重消除腐败现象,注重把增长模式转换成某种更可持续、更公开、更公平的方式。
他在《北京共识》这篇论文中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在中国影响深远,但是,中国政府的理念是猫的颜色确实也很重要,中国需要的是一只“绿猫”,即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千百年来指导着中华民族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考察本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步明确了不能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而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调发展的理念。
拉莫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把创新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
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拉莫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没有进一步解释中国领导人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
实际上,这一基本出发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结果,跟有关国家执政党代表的是什么样阶层的利益,也有着直接的
根本的关系。
2三个原理
“北京共识”简单地说就是如何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三个原理: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
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的超快速变化足以使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了。
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
要让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
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惟一途径。
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
[2]
参考资料
1.“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新希望.解放军日报 [引用日期2013-03-25] .
2.“北京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发展模式.凤凰网 [引用日期2013-03-25] .
相关文献
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说起-国防-2010年第3期 (2) 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思考-生产力研究-2012年第12期(3)
近几年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综述-北方经济-2012年第20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