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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介绍华盛顿共识是指在1989年至1993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所在地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达成的一种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框架。
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实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
背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华盛顿共识应运而生。
该共识的形成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主张通过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来推动经济发展。
主要内容1. 财政纪律财政纪律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原则之一。
它要求国家保持财政稳定，避免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通过财政纪律，可以增加投资者对国家经济的信心，吸引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增长。
2. 放松货币政策华盛顿共识提倡放松货币政策，即通过降低利率和放宽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种政策可以促进投资和消费，提高经济活动水平。
3. 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是华盛顿共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它主张降低贸易壁垒，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
通过贸易自由化，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促进经济发展。
4. 改革金融体系华盛顿共识倡导改革金融体系，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和建立稳定的金融市场。
通过完善金融体系，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减少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
影响与评价1. 影响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国家在实施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框架下进行了经济改革。
一些国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如中国、印度等。
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在实施这些政策时遇到了困难和挑战。
2. 评价华盛顿共识受到了不同的评价。
支持者认为它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批评者则认为，华盛顿共识过于强调市场化和全球化，忽视了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环境问题的加剧。
结论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实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
论转轨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一、前言1990年代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转型期进行了广泛研究，世界银行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提出“华盛顿共识”，并形成了一套发展模式和思想路线。
但是，“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却遭遇到一些问题和质疑，因此后来又出现了“后华盛顿共识”，成为经济专家们研究转型经济体发展的新思路。
作为一名经济专家，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分析“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特点、优缺点以及案例分析。
二、“华盛顿共识”的特点及优缺点1. “自由市场原则”“华盛顿共识”认为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经济体制，主张自由市场原则。
即市场的自由和竞争可以充分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
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自由市场的理念并不总是完美体现。
例如，在1980年代智利的军事政变中，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对市场的操纵，不同产业的集中度高，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2. “财政健康原则”“华盛顿共识”主张国家财政的稳健和透明。
即政府应根据国际标准来制定预算、审计、税务等财政措施。
但是，很多国家并没有完全适用这一原则，导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财政混乱等问题。
例如，阿根廷危机就是因为国家的财政混乱和债务过多而爆发的。
3. “私有化原则”“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能够激发经济的生产活力，推动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但是，在实践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特殊性，这种私有化的改革并不总是完美的。
例如，在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中，由于资本家和寡头的垄断使得资源分配不公，并且贫富差距加大，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4. “资本市场开放原则”“华盛顿共识”主张对外资进行开放式政策，以加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外部资本流入和扩大对外开放。
但是，在实践中，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激烈竞争，加剧了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来的压力。
同时，由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许多国家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并不同，产生了政治上的问题。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战后经济发展思想相继经历了强调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阶段但是各国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不在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不在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在于这个国家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
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由于受到战后实物资本经济发展思想的影响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执行了不恰当的经济政策累积了大量外债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爆发了两次严重的债务危机陷入了所谓“失去的十年”中。
西方债权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为了解决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提出了很多的政策建议。
华盛顿共识就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背景下由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的它旨在回答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组织对拉美经济改革政策建议的基本共识是什么以及究竟哪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等问题。
华盛顿共识包括：华盛顿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威廉姆森本人在2000年的时候著文指出华盛顿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市场化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统一汇率；（2）私有化即全面、大规模和快速地实行私有化保护私有产权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消除阻碍外来直接投资的障碍；（3）稳定宏观经济即扩大税基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消除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在高回报领域的公共投资贸易自由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华盛顿共识的出台并迅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是有深刻原因的。
首先经过80年代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信息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大公司要求摆脱国内市场的束缚和开拓国际市场。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背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
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其一，最为重大的事件显然就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几乎瓦解，这为国际上特别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及其弟子提供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口实。
以里根执政为标志，“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
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鼓动下，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乃至经合组织国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20世纪90年代，恰逢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规模”；第三，俄罗斯必须转而实施相对于本国条件来说最为合理的改革战略”。
普京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表明：(1)俄罗斯不走回头路，不会回到旧体制和过去的“共产主义”的时代；(2)俄罗斯不再继续激进转型，以后的改革将是“渐进、逐步和审慎的改革”，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实际现实结合起来；(3)俄罗斯的转型不能照搬西方教科书上的模式和公式，更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
普京及其政府认识到特别重要的两点是：第一，在宏观经济方面必须加强政府力量，尽管这一“坚定信念使它与‘华盛顿共识’发生了矛盾，但是在最近的五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认识到政府能力建设的必要性”；第二，“为了让微观经济高效率地运行，它要通过改善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来解决微观经济中一些长期性问题”。
自从普京执政后，俄罗斯逐渐摆脱叶利钦时代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探索建立市场制度与加快经济增长的新途径。
挑战20世纪末以来，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共识”并“超越华盛顿共识”。
在国际学术界，对“华盛顿共识”理论和政策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和“中国的渐进转型观”。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对“渐进转轨”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看法占主流，因为，中国等转型国家二十多年的转型成就，是渐进转型所带来的结果和典范。
1.“后华盛顿共识”强调转型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
在斯蒂格利茨等人看来，“华盛顿共识”所使用的经济学工具不但十分有限，而且锁定的发展目标也十分狭窄，只是盯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主张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
(1）要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2)要追求平等的发展，即不仅社会上层能够得到发展的好处，而且所有其他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繁荣的发展；(3)要追求民主的发展，即公民能够以各种方式广泛地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编辑本段影响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
最初，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他在1998年的著名文章中提出，“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
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所产生的误导表现在哪些方面?理论误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始终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
实际上，它涉及的是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的理论论争。
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1．华盛顿共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暴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南亚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
“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
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20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型的资本主义在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的更加有力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作者：余东华， YU Dong-hua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100刊名：山东社会科学英文刊名：SHANDONG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7(11)被引用次数：1次参考文献(8条)1.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 20042.田春生"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初探[期刊论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02)3.曾光;詹绚伟"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期刊论文]-改革 2005(02)4.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20045.Stiglitz L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19996.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20057.按照雷默的解释,普世价值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8."后华盛顿共识"是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反思拉美、俄罗斯以及东欧等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后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正如本·芳茵(Ben Fine)所指出的,"后华盛顿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修修补补,它与"华盛顿共识"一样,也不能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另外,"后华盛顿共识"只是停留在对"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反思上,并未付诸实践,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后华盛顿共识"本质上还是可以归为"华盛顿共识"阵营,最多也只能看作是"华盛顿共识"向"北京共识"的一个简单过渡.所以,本文只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进行比较引证文献(1条)1.李刚.于畅.吴子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探析[期刊论文]-当代经济 2009(5)本文链接：/Periodical_sdshkx200711020.aspx。
华盛顿共识百科名片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目录来源内容名人评论展开编辑本段来源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华盛顿共识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
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编辑本段内容1. 财政政策1. 加强财政纪律;2. 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3. 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2. 货币政策1. 利率自由化;2. 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3. 贸易和资金政策1. 贸易自由化;2.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4. 宏观产业政策1. 私有化;2. 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3. 保护产权编辑本段名人评论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所谓“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没有给出答案。
华盛顿共识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所提到的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当时还没像现在这样受到南北各国的广泛批评；我并不是指约翰·威廉姆森的较委婉精致的著作，尽管是他发明了“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
1总之，无论其最初的内容和目标何在，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2而这种战略与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state）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
3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
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与此类似，华盛顿还对发展中国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视而不见，比如广泛采用的佃农合约。
佃农的实际税率高达50%——有的场合甚至高达66 2/3%，远远高出华盛顿共识所关注的许多其它税率。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实践摘要：“华盛顿共识”是美国为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它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
“华盛顿共识”诞生初期受到了拉美和东欧国家的热情欢迎，但没有给这些国家立即带来发展和繁荣，相反却使很多转型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阵痛期，“华盛顿共识”的效用引发巨大的争议。
任何经济理论都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拉美一、从“华盛顿共识”看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普遍认为，“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失败的，这可以从“华盛顿共识”的“实验区”拉美、东欧、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来证实。
拉美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领衔的包括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为拉美量身定制的经济振兴政策，主要内容为：减少政府开支以削减财政赤字；紧缩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从扩大就业改为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利率和汇率以及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营化；产权保障等等。
“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版”。
“新自由主义”确实给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而陷入“滞胀”的西方经济带来新的生机，“新自由主义”的高涨使其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犹如当初自由主义的始祖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时代一样，“新自由主义”因此而又被称为“原教旨市场主义”，被美国拿来当做自己主导的全球化的利器，而正深陷经济泥潭的拉美和东欧及俄罗斯“不幸”成为“华盛顿共识”的“实验区”。
“原教旨市场主义”和计划经济是经济体制的两个极端，一个倡导毫无政府管制、完全依靠市场自身自主调节的市场经济，一个强迫实行政府主导一切的集体经济。
虽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以至于马克思都说资本主义在一二百年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苏联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曾经给苏联带来辉煌。
中国经济转轨研究的四种经济学范式《经济学动态》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不断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从官方到学界都积极探索,努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讨经济转轨的内容、路径与实现方式,从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多种转轨经济学范式。
从其基本内容与主要影响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轨的研究主要有四种经济学范式,即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范式与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轨研究范式。
认真分析这些转轨经济学范式,对于我们科学地总结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与转轨的实践经验,科学地推进转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正确而有效地指导我国未来经济转轨实践,是十分必要、非常重要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转轨成本-转轨收益”范式以制度变迁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我国经济改革与转轨的理论与实践影响较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学说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研究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证明了市场机制在法律制度领域的适用性,从而把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与对权利配置效率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用新制度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转轨问题。
特别是中国的许多年轻学者,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一个制度变迁和产权重新界定过程的理论,由此逐步形成了转轨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转轨范式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转轨的理论研究,另一个是对转轨中经济运行的实证或经验研究。
转轨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种转轨定义下探讨如何推进转轨的基本理论,提供一个可以用于转轨经济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
对转轨中经济运行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根据俄罗斯、东欧和中国的转轨实践来总结转轨经济的基本经验和比较不同的转轨路径、转轨模式。
其中,有些经济学家对转轨进行更为理论化的探索。
《对华盛顿共识的评价【“后华盛顿共识”的超越与局限】》“后华盛顿共识”虽然自诩以超越“华盛顿共识”为目标，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它只是对“华盛顿共识”的部分修正或者改良国际金融危机后，境外不时有媒体宣称所谓“华盛顿共识”因“中国模式”的影响而被终结，并说金砖四国正引领世界阔步走向“后华盛顿共识”时代。
那么，究竟什么是“后华盛顿共识”。
应如何认识“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没有本质区别一般认为，“华盛顿共识”主要是指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其基本原则简单而言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
虽然“华盛顿共识”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各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实施，但是，这种所谓的“共识”很快就因为它在拉美、原苏联东欧地区、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造成了经济停滞、失业增加、两极分化、福利削减、过度剥削、环境破坏、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国家公共权力衰退等问题继而受到广泛质疑与批判。
在这种质疑与批判声中，“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逐渐出现在世界公众的面前，并在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引起了重大反响。
关于“后华盛顿共识”的内涵，xx年1月，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比较系统地进行了阐述。
他关于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观点有：竞争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对实现效益与公平社会的目标来说，竞争而不是私有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要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应当重新设计调控体制，而不在于金融自由化；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最小的政府对发展来说至关紧要，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使市场运转得更好并纠正市场失败的行动；发展目标应该扩大，应该努力寻求提高生活标准的发展、公正的发展和民主的发展。
从“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质疑与批评中，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即：第一，这种质疑与批评对我们进一步深化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方式、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地认识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固有理论缺陷，更加坚信西方发展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和唯一选择，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第2期HONGGUAN JING JI GUAN LI○乔利“华盛顿共识”与当今世界多种发展模式一、“华盛顿共识”及其失败原因“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后代末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等机构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和主张，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其秉承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要旨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强调让“无形之手”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佳配置。
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片面强调金融市场开放和外资输入自由化予以致命一击。
“华盛顿共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屡遭挫折，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其主要原因是“华盛顿共识”存在以下缺陷：1.短期政策冲突。
IMF 的政策目标是通过保持内外平衡确保受援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削减政府开支导致就业率和生产产出率下降；货币贬值带来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效果，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支出成本上升、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外债负担加重。
1982年~1988年，28个拉美国家实行了改革，但代价惨重，经济出现“滞胀”、失业率攀升、人均GDP 下降7%。
2.紧缩措施对经济增长不利。
IMF 期望改变受援国经常项目逆差状况，但经常项目逆差的成因有多种，如一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额大于储蓄额，也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而FDI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和高科技领域，将会刺激经济的发展。
因此，完全照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采取紧缩措施，对经济增长不利。
3.改革引发众多社会问题。
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国家大幅削减政府公共支出，甚至减少对老百姓粮食、燃油等的补贴，高失业率、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正等问题突出。
IMF 等机构早期的调整政策也未对减贫予以关注。
20世纪90年代在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发生了抗议IMF 的骚乱。
“华盛顿共识”介绍2014-11-2一、背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由威廉姆森于1989年首先提出1，指的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所形成的一系列针对拉美经济的政策主张。
20 世纪80 年代，拉美国家由于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多年来积累了大量外债，相继爆发了两次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急切需要经济理论指导走出危机。
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针对拉美国家急缺建设资金的情况，利用条件贷款迫使拉美国家按照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提出的政策进行改革。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19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
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和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森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执笔撰写了会议共识，系统地指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主张，并得到世界银行的国际组织的支持。
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最初主要针对20 世纪80 年代拉美经济危机提出的改革措施，出台后迅速形成一种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的经济转型模式和理论。
由于后来多个国家如前苏联、阿根廷等在采取华盛顿共识的相关改革时没有成功，因而华盛顿共识收到许多批判。
除此，也出现多种不同的版本，正如威廉姆森本人分别在2000年和2004年撰文澄清，他特别强调了他1989年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初版与后来许多人士用之于“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不同，同时也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版本不同。
内容提要：“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转轨经济学的重要成果，但是这种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达成的迅速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转轨共识正日益受到经济转轨现实的严峻挑战，从而形成转轨经济学界的“后华盛顿共识”。
本文从经济转轨的实践出发，揭示了“华盛顿共识”的内在理论困境，同时也阐明“后华盛顿共识”对于转轨经济学自身的理论“转型”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转轨经济学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制度主义分析引言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economics）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过渡而出现的一门旨在研究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特征、过渡路径选择以及经济过渡绩效的经济学分支，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制度学等经济学科的成果加以综合而应用到转轨问题研究的一种尝试。
转轨经济学的历史尽管仅仅十几年，但其文献数量的迅猛增长已经为该学科在经济学主流内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
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伟大的社会实验，其一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实验，其二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转轨实验，从社会制度变迁和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第二项实验的艰难程度比第一项也许更甚。
在转轨经济学内部，关于制度变迁路径和经济绩效的争论比在任何一个经济学领域都更激烈和缺乏共识，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的转轨路径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的转轨路径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坚持渐进战略的学者说：“要生小孩，你必须经过十月怀胎”，而赞成激进转轨模式的人则说：“你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大鸿沟”，隐喻是形象而有力的武器，可是这个武器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在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初期，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基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这些国家开了药方，希望按照一种理想模式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西方式的游戏规则体系，从而带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的繁荣。
根据新古典教科书所达成的迅速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战略被称为经济转轨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这种观点曾经在经济转轨的早期占据绝对优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大部分按照这样的策略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
这种改革模式有时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者“震荡疗法”（shocktherapy），这是一种以理想化的完美理念为引导的、基本原则性的、彻底的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与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激进共和主义）以及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激进共产主义）在方法论和哲学根源上有极相似的地方。
对这种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熊彼得、波普等学者都有过深刻的批判，但是这些犀利的批判因为没有融入主流经济学而未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
斯蒂格利茨认为，转轨中的休克疗法的深层根源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干净的、纯粹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思想是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狂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模式的翻版。
与改革的西方顾问所承诺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经济的繁荣”相对比的，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大部分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和经济规模的严重下降。
[!--empirenews.page--]一．经济转轨的十年实践：制度主义观点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堪称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事件，经过将近10年的转轨过程，大部分传统计划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基本屏弃高度计划化与全面政府干预，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在经历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近30个原中央计划经济中，由于政治经济背景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差异，各国市场化转型的程度并不相同。
一些中东欧国家（CEE）和波罗的海国家市场化转型比较迅速和彻底，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欧盟（EuropeanUnion），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的转轨前景尚不明朗，在经济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混合体制（hybridsystem）的若干特征，即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私人部门迅速成长的同时，在经济运行方面还遗留着中央计划的某些痕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经济转轨包含以下要素（IMF，2000）：（1）自由化（liberalization）：允许大部分价格由自由市场决定，降低那些使得本国与全球市场经济价格结构相隔离的贸易壁垒；（2）宏观经济稳定（macroeconomicstabilization）：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在自由化之后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缓解过度需求局面，严格控制政府预算规模，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强调货币和财政政策纪律，维持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和基本平衡；（3）重构和私有化（restructuringandprivatization）：创造强有力的金融部门，改革企业制度，逐步将企业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中；（4）法律和制度改革（legalandinstitutionalreforms）：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建立市场经济法律规则，引入适当竞争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经济转轨的四个要素中，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可以以较快的速度实施，小规模企业的私有化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但是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和法律制度改革则应该在经济转轨过程的稍晚阶段进行，并应花费较长时间。
从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向市场经济转轨应该是一个包含不同层面经济行为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arrangement）是成功转型的关键要素。
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政府管制的自由化和产权的私有化，而且要求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轨就必须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制度建设（institutionalbuilding）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新的组织的创建、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以及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迁，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Kolodko(2000)从这种制度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与国际货币基金相似的结论，即一般而言，只有自由化和稳定化政策可以以一种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表明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否以激进方式推进自由化和稳定化取决于金融稳定的程度和一定的政治环境。
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只要将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计划转向自由市场配置，就可以促进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以激进方式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公共部门私有化进程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激进派和渐进派都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和理论依据。
迅速私有化的支持者呼吁彻底取消国家所有权，主张将国有资产一次性分配给公民，赋予公民以购买国有企业的权利；而另一派则主张采取较为渐进的方式，逐步地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经济中的新兴部门，他们更加强调实现企业的“硬预算约束”（hardbudgetconstraints），这样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就会被淘汰，经营较好的企业则会吸引较多投资者。
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中，匈牙利采取了较为渐进的私有化方式，其改革绩效证明对于企业的真正重构非常有益，而大部分国家则采取了迅猛的私有化模式。
例如在捷克共和国，在迅速私有化初期，国有资产被转让给千百万普通公民，而后这些资产又被接受者出售，最后集中在投资基金手中。
但是在整个私有化过程中，这些采取激进私有化模式的国家并未实现真正的企业重构（restructuringofenterprises），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投资基金缺乏足够资本从事大规模企业重构，二是因为投资基金被国有银[!--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行所控制，而国有银行又难以实施硬预算约束。
捷克共和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表现欠佳，其原因部分应归于企业改革的滞后。
在俄罗斯，迅速私有化的经济绩效似乎更糟。
在1992-1994年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中，15000个企业的所有权被转移到私人手中，但是与预期的结果相反，内部私有化并没有实现国有企业的自我重构。
决策者本来希望二级交易将引入外部所有权（outsideownership），而且希望在对剩余的国有企业进行的第二波私有化中将使用透明的方法。
但是所有这些希望都未能实现。
内部所有者在放弃控制权方面非常审慎，工人们则担心在外部所有权控制的情况下企业会采取降低成本的方法，而企业经理则发现，要使企业得以生存，与其通过外部所有者的参与而提高竞争绩效，不如游说政府获得补贴来得容易。
因此在第二波私有化运动中，并没有实现透明化，而且系统性地将外国投资者和银行排除在外，而与政府密切相关的集团则获得巨大收益。
总体来说，基本采取大规模迅速私有化改革模式的东欧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在10年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与预期相差甚远，10年的私有化改革使大部分转轨国家出现了经济动荡和经济滑坡，并未实现预期中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除波兰以外，几乎所有东欧和独联体转轨国家在近10年的转轨之后国内生产总值仍未超过1989年的水平，有相当数量国家的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而从1990-1997年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看，只有波兰实现了正增长，其他国家则基本处于负增长状态，经济衰退十分严重。
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转轨的实践表明，虽然私有化从纯粹经济学理论上并没有原则性错误，但是现实中的私有化进程有赖于许多制度条件的支撑，这些制度条件包括企业实现硬预算约束，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改善公司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有效而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体系，以及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对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
二．经济转轨的“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曾经是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东欧和前苏联转轨经济国家在经济转型初期一致接受的政策模式，这种共识认为迅速的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以及经济私有化措施的有机结合，将克服不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经济停滞状态并将引发经济的持续增长。
Williamson（1990）曾经将所谓“华盛顿共识”归结为10个要素，这10个要素得到有影响的国际金融组织、政治团体以及专业经济学者的一致认同，大致包括：（1）财政纪律。
预算赤字应该被严格控制，以至于国家不必用征收通货膨胀税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2）公共支出优先性的转变。
支出应该从那些政治敏感领域撤出，重新配置到那些经济收益较高且潜在地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3）税收改革。
税收改革包括扩大税基和降低边际税率，其目的是增强激励，在不降低可实现的经济繁荣程度的前提下提高收入水平的平等性；（4）金融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