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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
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
（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京派海派这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
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
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
（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二、名词解释1、京派：20世纪30年代，在京津一带的作家《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表作品和批评文字，逐渐形成了一个作家群落，即“京派”，也称“北方作家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芦焚、废名均为代表人物。
在文艺思想上重视文学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也反对商业化，追求人性的、恒久的文学价值和带有乡土中国风味的美学风范。
其中，在创作与文艺理论上的主要代表是沈从文与朱光潜。
2、海派：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繁荣“文明病”，对都市文明抱有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理，艺术上深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影响，具有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在小说领域尤以“新感觉派小说”为代表，如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上海的独步舞》《黑牡丹》，施蛰存的《上元夜》《梅雨之夕》，黑婴《咖啡座的忧郁》等。
3、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等，机关刊物为《新诗歌》。
他们一方面强调诗歌与革命血肉联系，要求诗人要站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上去把握和反映工农大众及其斗争；另一方面主张诗歌大众化，要求诗与诗人都要“大众化”，使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它对推进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简单化和功利化的缺陷。
4、社会剖析派：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最初是严家炎在1982年给研究生讲课时提出的，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正式运用；它是指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用科学的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一个小说流派。
兴起于第二个十年，即1928年-1926年6月．以茅盾为主要代表人物。
20世纪30年代伊始。
茅盾、吴组缃、沙汀、艾芜等“社会剖析派”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对社会人生世相加以冷峻剖析的作品。
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范式，为20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
左翼京派海派三足鼎立的原因及具体分析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这三种文学作一合论,会有助于在一个文学共同体内认识它们的对峙和互相穿透性.左翼文学是现代政治社会的产物,可由此寻觅百年来一切斗争的人们的精神解放、精神困境及其拯救的历程.京派的背景是"北平"文化社会,反映乡村中国在现代化冲击下保持自重并不断发生反观现代人性缺失的深长忧虑.海派自然来自于现代商业社会,表达新市民遭受物质文明正反两方面压迫的情景.而在表达民族国家理想、人民意识、社会批判精神方面,三种文学形态是贯通的.在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复杂纠葛中,它们所获现代品格的重要方面是手执先锋性和大众性两端,既占
据现代文明植根之地,又留心不被本土封建保守主义所腐蚀。
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
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京派与海派赏析鲁迅首先，我们来谈谈京派文学。
京派文学，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文学风格，其特点是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描绘。
鲁迅的京派作品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呐喊》这部作品了。
《呐喊》以其鲜明的写实风格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成为鲁迅文学创作的代表作。
在《呐喊》中，鲁迅以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如饥饿、贫困、压迫等，展现了京派文学的特点。
其次，我们来谈谈海派文学。
海派文学，是指以上海为代表的文学风格，其特点是语言优美，情感细腻，注重对人性的探讨。
鲁迅的海派作品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狂人日记》这部作品了。
《狂人日记》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而成为鲁迅文学创作的代表作。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海派文学的特点。
通过对鲁迅的文学作品进行赏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风格的巧妙运用。
在京派作品中，他以朴实的语言和写实的手法揭示了社会的丑恶现象，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在海派作品中，他以优美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这种巧妙的运用，使得鲁迅的文学作品既具有京派文学的真实感和批判精神，又具有海派文学的优美语言和深刻内涵。
除了在文学风格上的巧妙运用，鲁迅在创作主题上也有所突破。
他的作品不仅关注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的丑恶现象，还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探讨人性的深层次问题。
这种对社会和人性的关注，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京派与海派两种文学风格的赏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京派文学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和批判，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海派文学强调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探讨，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启蒙中的重要作用。
鲁迅的文学创作，既是对京派与海派两种文学风格的巧妙运用，也是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
“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
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
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
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
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
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
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
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
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
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
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
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京派海派左翼文学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一、引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各自绽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它们各具特色，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本文将分析这三者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
二、京派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京派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
在创作中，京派作家强调人性、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作品风格独特，富有诗意。
2.代表作及作者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品有老舍的《茶馆》、沈从文的《边城》等。
这些作品展示了京派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三、海派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海派文学以市场化、市民化为特点，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性。
海派文学作品既反映了社会的变革，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同时，海派文学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2.代表作及作者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茅盾的《子夜》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海派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四、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左翼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指导原则，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感。
左翼文学作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积极倡导革命精神和民族团结。
2.代表作及作者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林海雪原》、巴金的《家》等。
这些作品展示了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五、三者之间的异同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京派文学注重艺术性和人性，海派文学关注现实意义和地域特色，左翼文学强调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感。
然而，三者也有共同之处，如都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体现了作家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六、结论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流派，各自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京派海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
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
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
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
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
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
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地域文化。
“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
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
“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却与人生密切相关。
他们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卞之琳、汪曾祺等。
它的产生主要来自学院派，因当时北平（京）有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著名大学。
他们不追求新锐，但思想绝非封闭和保守，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步伐放得比较缓和。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表现出平民性，有的自称“乡下人”，有的如林徽因等又出身高贵，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却统统关心民生，在大学合流了。
另一方面是民族性，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
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成为其崇高目标。
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
“海派”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所以“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还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
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
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哦。
对于“海派”的研究等于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记忆，“就如同踏上了一次返乡的路途”。
因为我（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特别是上海的童年生活印象很深。
比如我小时候就读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原工部局西区小学）非常著名，这是位于租界边上的小学，其设施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之好：有专门的音乐教室、手工教室、礼堂等。
我记得最早看的戏剧就是在学校礼堂演的大型提线木偶戏《爱丽丝漫游记》，学校走廊上有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课间还供应牛奶。
在我清晰的记忆里，当年的上海无疑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有称之为远东第一楼的国际饭店、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电影院。
那时从上海去日本不需要办理签证，买一张船票就去了。
当然这只是旧上海的一方面。
由于母亲这边的亲戚，我也知道售票员舅舅的下层市民生活等。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可以说“海派”的产生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
现代性商业的发达，催生了专供知识市民阅读的先锋文学和一般市民消费的通俗文学。
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生活被丰富多彩地呈现，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上海是一个现代文体的试验地，大量对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借鉴的新潮同时在上海涌现。
我是在１２岁读六年级的时候随父北上的，童年记忆是扎了根的文学记忆，以后对于“海派”的研究自然就有“回乡”的感觉。
“海派”中有一个特别的作家：张爱玲，今年上半年她的遗作《小团圆》是销量最好的小说。
对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
大陆曾经一度不允许发表和出版张爱玲的作品和著作，包括全集。
但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的作品在读者中很有市场。
有一次我曾经在上海签售作品，其实我们是为了发售自己的学术专著来的，但上海的读者却纷纷拿着我写序言的《张爱玲散文全编》来找我签名。
而且我发现她的读者以上海、香港、台北等大城市的女市民、女学生为主，北方城市的读者则相对较少。
为什么这样？因为张爱玲作品中表现的现代市民社会得到了她们广泛认同。
张爱玲的成就我认为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写了老上海城市旧时贵族家庭的衰退和没落。
当时在“左翼”的作品里，大上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而张爱玲的视角不同。
在新旧两种体制和文化的转变中，这些没落的城市贵族同样是现代生活的失败者。
张爱玲是以写衰退来写社会往前走的，其实和鲁迅笔下的乡土阿Ｑ本质上一样。
阿Ｑ老念叨着我们的祖上曾经抖过，这种心态正是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没落，是一个背着历史包袱的现代生活失败者。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和阿Ｑ他们都是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一部分人，组成了整个的中国社会，而文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不同阶层的人从而全面地认识社会生活。
二，反映了现代进程中女性的切肤之痛。
女性地位低下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产物，张爱玲从女性的视角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这一切，所以意义非常重大。
今年畅销的她的《小团圆》正是描写几代现代女性无可奈何的“痛苦之浴”，当中包括以她母亲、她自己为原型的众多女人。
连张爱玲自己都说，我写的都是失败者。
三，张爱玲是个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在作品中很好交融的作家。
她擅长吸收和表现，是个天赋非常高的人，从民间文学、古典诗词、旧说部到后来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都能自如地运用，再加上对文字本身的精湛把握。
当然更重要的是她对人物心理和人性本身令人惊异的准确把握。
她的作品没有革命时代气息和非常有力度感的表达，也不直接给你指出方向和社会前景，而是通过暗喻的手法让读者从中去体会和理解旧世界的没落，可以说她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阅读角度。
我认为，如果现代文学史要取前十多位的作家，肯定会有张爱玲，但如像有的人认为她是前三位、前两位的作家，则可以讨论。
严格地说文学史位置的过分计较很易把评价弄得僵化，真的变成排座次就不可取了。
况且写一篇评论如持比较偏颇的立场还有可爱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文学史家要同时评论许多作家，就要客观、公正、冷静些了。
现代文学是以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２卷５号上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的。
胡适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因为种种原因对于一些人是有成见的，比如对胡适。
首先我想说明一个观点，我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对现代文学史的时间划分有重新的判断，认为从晚清开端更加适合。
因为晚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积累时期，比如像《孽海花》、《海上花列传》等小说已经在有意识地、现代地反映社会变迁风貌了。
“五四”则是现代思想的根本转折点。
所以不能说现代文学是以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上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才开始的。
胡适发表文章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我们要看到他也是建立在整个北大中文系、《新青年》的激进知识分子集体的基础上的。
确实，过去对于胡适的评价是偏颇的。
有人回忆，有的政治家在对胡适批判的同时就说过：全面评价胡适那是后代的事情。
而在今天各种有关胡适的书都已经在大陆出版了，对于胡适的研究和评价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在学术上应该给予正确的定位。
因为胡适是个杂家，单独的文学成就反而不多，主要是在“五四”时候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理论，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等，是推动新文学的著名人物。
后来带头写新诗，但诗歌方面他不是集大成者，是开风气者。
对于他，文学史着重在“五四”一个时段加以叙述，估计这方面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无疑是鲁迅。
但是在鲁迅留下的１０００多万字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
有学者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而且翻译对鲁迅的创作是影响深远的。
鲁迅非常重视吸收世界文化，这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做的事情。
比如他曾经亲自教许广平学外语，鲁迅认为外语是获取世界知识的捷径。
鲁迅的小说几乎是与他的杂文同时产生的，如他早期思想尖锐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灯下漫笔》，他的小说对旧社会封建礼教的剖析、对儒家文化的认识也是早就有的。
他对于正史和野史都读得很通透。
他从旧的家庭里出来，同时又能勇敢地反击，这是很难得的。
我认为这种深刻的批判和剖析不完全来自翻译，更多的是来自他自身和对社会的识见。
当然翻译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鲁迅把翻译家比成普罗米修斯，普氏把火种从天庭偷出来送给地上的人类，翻译家则把外界的思想、情感、艺术之火拿来送给同胞。
在新旧文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鲁迅在“拿来主义”的旗帜下从事翻译工作，不仅开拓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开启了文学的全新风气。
这里不仅有现代主义，也有现实主义，是有多元的趋向的。
但总的说来，鲁迅身为“顽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捍卫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压迫，也决不放弃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批判权”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在思考、批判荒诞的中国社会现实，在与封建主义的传统斗争时，充分运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理论和艺术手法。
鲁迅的创作，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创作的最高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