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从感官角度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的感觉观_现当代文学论文从感官角度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的感觉观.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以来，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的比较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并且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

很多研究者从地域文化、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等等方面对京海两派小说做了细致的比较研究。

本文同样是京派海派小说的比较论，是通过分析京派与海派小说中具体感官描写内容，即小说中对色彩、声音、光线等内容的描写，来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对感觉的不同认定，从而深化对京派和海派小说的审美旨趣及文学理论的理解。

关键词：京派海派感官审美理想文学理论京派与海派这两个流派的名称是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

所谓京派，一般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文学的中心由北京南移至上海后，仍留守北京的一批作家群体，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以沈从文、废名、林徽因、萧乾、朱光潜、李健吾等人为代表，一般以《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发表文章，虽未发表具体宣言或明确结社，但由一些沙龙将大家联系起来，并且这个群体有着基本相同的审美旨趣和文学理论,并逐渐发展具备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态和各种特征。

而海派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流派、30年代的新感觉派、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小说流派等。

而本文中的海派，则主要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风靡上海文学界的新感觉派，亦称上海现代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等，他们活跃于《文学工场》、《无轨电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上，以一种新异的形式来探索城市与人的关系。

京派与海派两个文学流派基本出现在同一时期，但他们对同一文学观念的具体创作风格要求却是大相径庭的，比如说他们都强调感觉，但对感觉强调的方向却是迥异的。

本文通过分析京派与海派小说中具体感官描写内容，即小说中对色彩、声音、光线、气味等内容的细节分析，来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对感觉的不同认定，从而深化对京派和海派小说的审美旨趣及文学理论的理解。

比较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创作风格三十年代小说发展繁盛，随着大革命的失败，社会矛盾加剧，阶级斗争风起云涌，文学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增加，也刺激了以叙事为己任的小说的发展，小说在完成其重大的现代性转折之后，逐渐走向部分的整合。

此时期出现的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按照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体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

（1）京派小说的创作风格30年代京派作家活跃于北方，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上海，其基础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知识分子。

这个时期的京派作家承继“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在表现中国农民的民族性格和南北方乡镇生活的解体上做出了开拓。

①京派小说家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民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世界、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等都是对乡村世界的描绘。

而城市的描写，则作为与乡村世界对立的人生，被纳入到京派宏大的叙述总体之中。

②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并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京派小说继承了“五四”国民性主题，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

③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回忆中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对平凡的人生、命运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的眼光，使得美由绚烂归于平静无奇，归于自然调和。

（2）海派小说的创作风格①追求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

海派小说受市民审美趣味的牵动，与政治性、社会性强烈的主流文学拉开距离。

张资平的海派X爱小说，是将创造社本来就有的青年苦闷源于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的主题用滥彻底地媚俗化，他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不过逐渐消退，而为了商业目的，公式化地利用S情因素制造小说的恶俗的一。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在城市罪恶之中发现美，但初期对城市的认识是肤浅的。

海派文学一支笔已经伸进了新式饭店、赌窟、跑狗场等消费场所，可现代文明的体验不足，因此显露出狂放颓荡，心理上也表现出扭曲变T。

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

浅论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派小说中文系 16班罗晓燕指导教师：陈兴樊青美摘要：回眸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出现了“京派”“海派”这两个代表着南北不同文化的文学流派，呈现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

表现为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种种对峙。

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京派作家不同程度表现出了疑惑甚至排斥的态度，而海派作家则对都市文明有着留恋多余批判的心态。

前者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显得凝重典雅；后者崇尚现代艺术，标新立异。

前者具有传统的厚重感，后者标榜时代的先锋性。

由于不同的文化视角,他们的小说作品中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倾向。

京派小说偏重于对乡村生活中美好人性的挖掘，追求和谐、静穆；海派小说则强调对都市社会喧哗躁动的生活的刻画，追求新奇超突。

关键词：京派；海派；文化形态；艺术倾向一关于“京海派”的论争提到“京派”与“海派”,必然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那场规模不大，但火药味十足的“京海”之争。

京海派在这场激烈的文化交锋中，各自明确了鲜明的文学理论主张，同时也折射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文学景观。

这场论争中，凝聚了20世纪以来，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种种对峙。

所以，京海之争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也是中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经济、文化、地域等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冲突。

关于京海之争，首先发难的是沈从文。

他于1933年发表在《大公报》上一篇名为《文学者的态度》的文章。

其中称文人的态度是游戏的，白相的（靠玩来混饭吃，上海话）笔锋有针对性地指向了当时上海的文学风气和一些作家的创作态度。

鲁迅在当时有一篇文章叫《京派与海派》，他在其中指出“京派是官，海派是商”这个著名的论断。

①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在当时极具影响力。

如果说鲁迅在“京海之争”的对峙中态度是中立的，而沈从文则主张文学者应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做到真诚质朴。

与此同时海派文学正以一种先锋的文化视角、锐不可当的姿态动摇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学地位，而京派文人则艰守和捍卫着这一块千年文化土壤。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

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

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

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

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

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

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

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

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

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

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

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

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

“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

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

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

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

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

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

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

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

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

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

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

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试论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所呈现出的不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1930年代的中国小说进入繁盛阶段，政治和商业对小说的介入十分明显，小说领域分别被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远离文学党派性和商业性的“京派”和最接近读书市场的“海派”所分割。

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和以张资平、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海派”在艺术风格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都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京派”和“海派”不同的艺术风格①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a．京派创作的突出特点在于追求一种执著而独特的“理性主义”文化品格他们一方面企图远离政治，另一方面又充分继承了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倾向，忠实于现实与人生，他们在现代文化、文明和封建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流行格局中，熔铸一种具有浓厚的原始风貌与自然气质的乡村文化形态，形成一个复杂的文化三维空间。

包括：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第二，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第三，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第四，在题材、主题及意象方面表现出开放的民族性。

例如，凌淑华的《弟弟》表现出对中国人生范围内的封建文明的嫌恶和现代文明异化人性的疑惧。

其中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

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真善美的无限向往。

b．京派小说在美学上表现为追求一种“和谐”的审美理想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

这种美学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方法和文体建构上，便是将艺术与生命并重，生命形态不愿受束缚，小说便自然要摆脱开重情节、重故事的成规，趋向散文化、生活化，从而描绘出完整的社会生活。

例如，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无故事，近似随笔或是散文，信笔写来，不事雕琢，表现出平淡、古朴、闲适、中和的风格。

她只是将北平城里两个阶层的人生片断互相穿插，几乎不见故事线索。

他们重视的是气氛的渲染，意境的营造，内涵的隽永，是“人与自然的契合”。

京派海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

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

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

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

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

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

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海派文学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

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

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

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

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

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

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

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

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

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

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

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

京派文学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

京派海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

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

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

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

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

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京派、海派是30年代南、北相对的两个流派是两个有各自的审美追求、创作方式、创作风格都比较复杂的创作群体。

京派是指30年代前后活动在以北平为中心的的北方城市，集中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群。

代表作家有：老舍、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凌叔华等。

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北大、清华等大学里的师生，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学文》等北方文学报刊上因此作品的学院派味道很浓，追求古典文化传统、文风古朴典雅。

作品带有理想化色彩，返璞归真，描写山水田园和理想王国。

更多显示了北京古老文明都市的风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品中更讲人情、人性和理想，提倡自然和传统。

海派的代表性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禾金，黑婴等，他们的作品追求表现现代化大都市现代生活节奏，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表现当时焦躁不安的人生情绪。

更多的借鉴外国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技巧，注重感觉和印象，运用大量闪动的生活画。

注重表现人的心理活动，努力呈现潜意识、性心理乃至变态心理。

更多表现了上海的生活情景，表现金钱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和扭曲及都市人精神的高度空虚。

揭露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

京派特点：这个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民世界，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等。

它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

这种态度使他们发掘普通人生命的庄重和坚忍，特别能写出女性包括少女的纯良。

在新旧变革的漩涡里，由追寻逝去的美，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怀旧气息。

文化的保守主义使其避开当年激烈政治斗争和直接的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

它是主张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不是感情的狂放宣泄，而是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

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但其作品均在政治讽刺之外，开辟出一条哀伤的，寓意的世态讽刺和风俗讽刺的路子来。

“左翼”“京派”“海派”的⼩说第⼋章“左翼”“京派”“海派”⼩说（3课时）第⼀节左翼⼩说⼀、蒋光慈的初期⾰命⽂学创作1.“⾰命+恋爱”题材；⾰命浪漫蒂克的创作倾向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性，但思想⼤于艺术，观念⼤于形象，概念化、公式化较为严重。

2.⼩说代表作：《少年漂泊者》《短裤党》《⽥野的风》⼆、柔⽯及其《为奴⾪的母亲》《⼆⽉》（1929年）通过主⼈公萧涧秋在芙蓉镇的经历，对中国知识分⼦道路进⾏了思考。

否定了陶岚的个性解放主义，陶慕侃的⼈才教育主义，⽅谋的三民主义等。

《为奴⾪的母亲》（1930年）采⽤⽩描⼿法，以深切客观的写实，表现了⼀个悲惨的“典妻”故事，塑造了春宝娘这样⼀个忍辱负重的中国普通农妇形象。

表现了她的精神痛苦。

柔⽯的作品脱离了当时左翼⽂学的概念化倾向，达到了了较⾼的艺术⽔准。

三、丁玲《莎菲⼥⼠的⽇记》1.《莎菲⼥⼠的⽇记》(1928年)，塑造了莎菲这⼀“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性的典型形象。

她在爱情⽣活中表现出的伤感、颓唐、⾃恋⾃悼的情绪，是“五四”时期获得个性解放，在⾰命低潮中陷⼊彷徨⽆助情境下的知识分⼦的“时代病”的真实写照。

作品表现了丁玲强烈的现代⼥性的⾃我意识。

2.《⽔》（1931年）标志着丁玲创作由个性⽂学向⾰命⽂学的转变。

四、“东北作家群”之萧红的创作1.东北作家群：P108。

《⽣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是萧红的主要长篇代表作。

2.《⽣死场》（1934年），鲁迅⽀持下出版的“奴⾪丛书”之⼀。

作品以抗⽇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九·⼀⼋”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个偏僻村庄发⽣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的故事，字⾥⾏间表现了东北农民⽣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说体现了萧红对普通、卑贱的最底层⼈民命运的关注，尤其是⼥性视⾓下对⼥性命运的格外关注。

描写了王婆、周⽉英、⾦枝等群体⼥性⼈格与尊严被漠视，⽣不如死，或如死般⽣存的不幸命运。

《⽣死场》在表现“⼈和动物⼀起忙着⽣忙着死”的闭塞、愚昧、落后的同时，也也了北⽅⼈民“坚强和挣扎的⼒⽓”，写他们在⽇本侵略者带来的新灾难⾯前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