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林毅夫之争(也关朝野也关道)

被忽视的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对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再反思作者：宋磊来源：《文化纵横》 2016年第6期宋磊参考政治学家讨论政体问题时所使用的句式，产业政策论战的焦点可以概括为“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由于相关的政策实践涉及多个社会科学领域，所以相关讨论不但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展开，而且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

林张之争以特定学科的特定学派的视角为出发点，是多种讨论方向之中的一种。

但是，由于两位学者具有影响力，所以各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

比如，即使顾昕以大批量地介绍不同学科的经典文献的形式加入论战，间接地提示了讨论产业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围绕特定的议题进行。

考虑到产业政策的复杂性，这种锁定效应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三种讨论方向：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

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设定讨论的起点、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的关系。

实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三个起点：一是将经济学（特别是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作为起点，假设在解决了经济学问题之后，政策当局自然会决定取舍进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是将政治学作为起点，强调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种产业政策，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如何规定了政策选择的空间；三是将管理学作为起点，认为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后进国家必然推行产业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

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面，理想的讨论格局是三种方向并存。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本形态。

但是，林张之争及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部分政治学家的意见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问题意识，管理学者则基本没有发出声音。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继推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论战难以结束的背景下，认识产业政策的政治背景是进行讨论的前提，从管理学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讨论未必合宜。

从“林张之争”看到底走什么发展道路？摘要：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为武器，论证了政府主动的经济政策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意义；张维迎继续坚持“市场派”。

林毅夫当下被一些人视为“主流经济学家”，他的某些观点也早已被决策者所采用，感觉林毅夫论证逻辑性更完整。

但是，这么多年的刺激，出了这么多问题，造就这么多隐(quan)性(gui)富豪，我们的刺激意味何在？还要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产业政策吗？关键词：林张争论；产业政策；政府的定位；市场主导1 引言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与张维迎二人面对面进行了一场关注度极高的“产业政策”之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持续发酵。

双方是中文经济学者中非常知名的两位，他们争论的点是，中国要不要实行产业政策。

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上，张维迎认为创新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应该取消一切产业政策。

随后，林毅夫指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必须要的。

张维迎对此再次撰文，痛批林毅夫犯错了四大错误。

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再次撰文，驳斥张维迎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林张之争”不仅仅是产业政策中可有可无的争论，他们两位已经争论了20年，从最先关注政府和市场、中国的改革会怎么走等等问题，他们俩的争得由来已久。

对于这场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争论，还有人认为他们俩的争论根本不是同一个命题的争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场对产业政策的争论本身就是伪命题，关键是找到两者的边界在哪里等等，各种评论都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对国家发展和对社会的讨论，所以我认为这种行为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中国产业政策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建国后不久模仿苏联开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直至今天，苏联已经轰然崩塌十几年，中国的五年计划仍在继续，今天正是十三五计划的开端。

“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国家重点扶持项目”这些词从来不绝于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以至于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思考，产业政策这种方式，是不是真的对经济发展有利。

辩论二十载，林毅夫、张维迎到底在争什么？作者：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4期或许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还没有画上句号。

已经争论了20年的林毅夫与张维迎，均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教授，多年来是对手也是同事。

1952年生的林毅夫和1959年生的张维迎，他们此番关于产业政策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是双方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辩解正名，更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命题的大讨论，是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问题。

从1995年至今数度交手在此次公开辩论之前，林毅夫和张维迎曾就学术观点数度交手。

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就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发生争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

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4年9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十周年活动上就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发表截然相反的观点。

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

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

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2014年7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争论。

林毅夫与杨小凯有过著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

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

林毅夫则认为，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

[案例分析资料]2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2016-09-25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

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

中秋节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

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

回到本质，这是一个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

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说明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死水一潭。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不仅是一场学术之争，更是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方向和方式的争论。

最终，哪一种观点占上风，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取舍和走向，所以必须看起来！下文为近期林毅夫回应张维迎的文章主要内容，标题：《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

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1 国企改革的争论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

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

黑砖窑现象的宏观经济学解读 2007-8-17 13:28:00中国证券网山西洪洞黑砖窑案开庭以来，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拷问。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应该怎样解读黑砖窑现象呢？“黑砖窑”现象的宏观经济特征“黑砖窑”现象是许多民工、残疾人或未成年人被骗到或挟持到砖窑厂，窑厂主和包工头以暴力手段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让他们充当苦力。

这种现象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今年5月份已经扩展到中国若干地方，并以山西为典型。

许多新闻媒体以“政府部门失职渎职”、“暴利诱惑”和“窑厂主贪婪残暴”来解释这现象。

这主要是微观经济现象，特别是市场监管和企业经营管理角度来解读的。

然而，“黑砖窑”现象不仅仅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

“黑砖窑”现象的宏观经济学成因增长理论的目的是扩大产出、促进居民经济福利。

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人力资本、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

其中，制度变迁是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超长期宏观经济学视角，“黑砖窑”现象的成因是，制度变迁不到位，民营资本与市场监管人员相勾结，侵占居民经济福利。

一方面，我国市场监管体系形成的代理链条比较长，根据现行法律，是全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间接形成，而不是全民通过普选直接形成，这就给已经占国民经济大部分比例的民营资本贿赂并控制市场监管体系提供了机会，使得市场监管失效；另一方面，民营资本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会利用市场监管失效的空间，侵占工人权益、降低成本。

林毅夫对中国1949年到1990年的经济增长的解释曾被国际公认非常经典①。

林毅夫认为，1949-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并提出推行出口替代战略；推行出口替代战略的关键是放开价格管制。

实际上，邓小平从1978年到1990年中期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放松价格管制。

到2001年，社会零售商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购销环节中90%以上的价格都放开了。

2002年的十六大明确指出，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观点的评析各位朋友！今天咱来聊聊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那些观点，这事儿啊，就像一场热闹的辩论赛，两边都有自己的道理，让人看得那叫一个眼花缭乱。

我给你们讲讲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儿，这事儿和他们的观点那还真有点关系。

前段时间，我有个发小，叫阿强。

阿强这人啊，一直就有个创业的梦想，整天琢磨着要干一番大事业。

这不，有一天，他把我们几个好哥们儿都叫到一块儿，说是有个绝妙的主意。

阿强跟我们说：“兄弟们，我最近研究发现啊，现在大家对健康那是越来越重视了，咱就搞个有机农产品的产业，怎么样？”我们一听，都觉得这主意不错啊。

这时候，一直喜欢研究经济的小李就说话了：“阿强，你这想法好是好，但是咱得考虑考虑政策这方面的事儿啊。

你知道不，林毅夫就主张政府应该在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来引导和支持新兴产业。

就像搞有机农产品，要是政府能给点政策扶持，比如说土地优惠、资金补贴啥的，那咱这起步不就轻松多了嘛。

”阿强听了，眼睛一亮，直点头说：“对呀，小李你说得有道理。

要是有政府支持，咱这产业搞起来肯定顺风顺水。

”这时候，平时就喜欢唱反调的老张忍不住了，他撇撇嘴说：“哼，我看可没那么简单。

张维迎不是说了嘛，产业政策往往会导致资源的错配，政府哪能比市场更了解行业的需求啊？咱这有机农产品，市场到底需不需要，得让市场自己说了算。

要是政府盲目地给政策扶持，万一市场不买账，那咱不就亏大了嘛。

”阿强一听，又有点犹豫了，挠挠头说：“老张，你这一说，好像也有道理。

那咱到底该咋办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有人说，那就先看看市场的反应，要是有需求，再去争取政策支持；也有人说，还是得先把政策研究透了，趁着有扶持的时候赶紧干起来。

后来啊，阿强决定先去做市场调研。

他跑了好多地方，问了好多人，还参加了一些农产品展销会。

在调研的过程中，他发现啊，市场上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还真不小，很多人都愿意为了健康多花点钱买有机的东西。

对林张之争的思考【原创版】目录1.引言：介绍林张之争的背景和重要性2.林张之争的关键点：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选择3.林毅夫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制度创新4.张五常的观点：产权理论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5.两者观点的异同：对于政府作用的认识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6.对林张之争的思考：理论的适用性和实践的重要性7.结论：总结林张之争的价值和启示正文【引言】林毅夫和张五常的争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次重要辩论。

两人的观点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路，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林张之争的关键点】林毅夫和张五常的争论，关键在于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选择。

林毅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制度创新，而张五常则主张产权理论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林毅夫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快速发展。

同时，他也强调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改革，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张五常的观点】张五常则主张，产权理论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保护产权，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他批评林毅夫的观点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

【两者观点的异同】林毅夫和张五常的观点，都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在政府作用的认识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林毅夫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张五常则主张政府的作用应该限于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维护市场秩序。

【对林张之争的思考】林张之争让我们看到，理论的适用性和实践的重要性。

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不能简单地套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经济发展的道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不能盲目模仿。

【结论】林张之争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次重要辩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无论是林毅夫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制度创新，还是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产业政策之争作者：安文静曹若楠来源：《科学与财富》2017年第27期摘要：近年来，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争论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实质是产业政策之争，本文将从产业政策的含义出发来剖析张、林所谓的产业政策，并对两位的产业政策之争的观点进行整理，最后做出总结。

关键字：产业政策政府市场一、产业政策的含义关于产业政策的概念，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至今在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义，截止目前的研究文献大体上将定义聚焦在“功能”上。

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将其理解为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

其二将产业政策理解为是弥补市场缺陷的政策。

其三将产业政策理解为产业赶超政策，即工业后发国为赶超工业先进国家而采取的政策总和。

屈运炳（1988）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导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发展目标，调节各个产业之间的互相关系，引导微观经济活动的综合政策体系；是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要求，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整个经济政策体系中的核心政策[1]。

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认同以下定义，认为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增长目标，通过多种手段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从而提高供给总量的增长速度，并使供给结构能够有效地适应需求结构要求的政策措施。

基于该定义，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的调整、供给总量的增长两个方面[2]。

Weiss（2011）将产业政策定义为设计用来对某一产业（区别其他部门，一般为制业）施加倾向性资源配置影响的政策干预措施，产业政策的功能是资源引导[3]。

二、张维迎、林毅夫所指的产业政策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经济学家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引起了学术界、产业界、政策制定部门与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两位经济学家的二十年之争，发现他们虽然可能在政府的经济发展中的一般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分歧，但具体到目前引起争论的创新，与产业政策的关系问题上，其实各自的观点并不一定是矛盾的。

林毅夫与张维迎———姚树洁来源：刘万顺.Shleifer的日志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著名华裔经济学家, 西安交通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全英中国专业团体联和会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到过20个亚非欧国家工作。

张维迎的政治走向落凤坡，林毅夫世行上任两年多展示中国经济学家特有的魅力。

林张两人的沉与浮透视了中国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博弈谜团。

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学到许多有价值的人身哲学。

张维迎把博弈论推广到中国，自己却被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他的众多对手彻底博下了落凤坡。

他的经历证明，在中国，要同时当好一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件超越普通人类的事情。

张维迎做为经济学家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也是难得的。

做为政治家，他是彻底失败的。

他并不能适应于尔虞我诈的中国官场。

在当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4年里，他遭受各种无情的打击和诽谤，才50岁不到，满头皆白。

与张维迎不同，林毅夫平静为人。

在学术上他磨刀砺剑，用精湛的学术成果赢得中外同行和政界的推崇和尊敬。

政治上，他采用‘无为而治’的策略。

在中国，除了守住他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山头，把它做大做强，他从来不愿意进入中国的官场。

应该说，林毅夫的这种大智慧才使他终于修成正果，在中外经济学界创造了人人皆知的佳话。

说起来，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是我20多年来的好友和熟人。

第一次认识林毅夫是1987年冬。

那年，他刚从美国回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我刚开始在曼彻斯特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由于老师的介绍，我到北京拜访他，向他学习如何做博士，如何做好学问。

初次见面，林毅夫对我非常好。

他跟我说做学问，一定要有理论基础，同时必须结合实际，要把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做数学模型不能只是为了做模型，而是如何用模型来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

他当年还年轻，在中国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而我却从他的谈话中得到了启发，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和研究风格。

林毅夫不仅学问做得好，为人更好。

林毅夫、张维迎争论的核心问题林毅夫、张维迎，两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同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今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初始创立者，20多年来亦敌亦友，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争锋相对的思考。

2016年11月9日，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思辨会更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一辩论中二人各具见解。

两人关于产业政策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什么是产业政策？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研发工作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等。

在他看来，产业政策将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张维迎表示，“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在他看来，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

2.产业政策是否该存在？林毅夫表示，“我没有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

”他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正是因为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就放弃产业政策，而更应做到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坚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对此他表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所以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3.产业政策为什么会无效？林毅夫认为，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而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

94产经专栏·思想者THINKER11月9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场辩论的主角是同为北大国发院教授的张维迎和林毅夫。

张维迎和林毅夫二人的公开辩论，让人联想起南宋有名的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之间为了调和思想分歧而“会归于一”，相约到信州铅山鹅湖寺讨论学术问题，就“为学之方”等展开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历史总是相似的，虽然时间不同，论题不同，但鹅湖之会与林张之辩均以儒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方式，为自己的主张公开而大胆地辩论，勇敢而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理念和价值，也捍卫对方自由而充分表达的权力。

从这个层面来说即使这些辩论没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但这种辩论的方式对于深化对问题的理解，更好的去解决问题是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鹅湖之会。

朱熹与陆九渊的观点差异主要表现在，朱熹侧重于通过泛观博览反归之约来认识天理，陆九渊以之为“支离”；陆九渊主张弱化知识积累，以求顿悟，直指人心，朱熹认为“太简”。

这样双方就形成了治学方法的不同。

在鹅湖之会上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

朱陆的鹅湖治学方法之争在学术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使得双方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各自在考虑对方批评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由此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朱陆鹅湖之会的意义表现在，通过双方开放式的自由辩论，使双方的思想分歧和学派特点得以显露，在深入讨论不同学术观点问题及与其他学术派别的相互论辩中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这在理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再将镜头从历史上的鹅湖之会拉回到今日的林张之辩。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辩论焦点在于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两人已经辩论了许多年，只是这次采取了公开辩论的形式。

张维迎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争论。

张维迎遵循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林毅夫遵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始于2016年秋季的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产业政策之争已经过去四个年头了，林张产业政策之争主要是围绕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

但我们认为，产业政策由谁制定、制定与否、实施效果如何不应该只局限于思考产业主导政策本身，而应以系统的思维旁观其他因素，其中关键共性技术因素不容小藐。

如何提升关键共性技术促进基础创新共性技术的研究属于基础创新，往往对产业的发展进步呈现出一定的制约性，其合理有效地管理对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贺俊 |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黄艳 |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什么是关键共性技术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共性技术研究是处于基础研究与市场开发之间的技术研究阶段，具有竞争前性、可再研发性和影响广泛性等特征。

共性技术，是从英文Generic T e c h n o l o g y 翻译而来，“Generic”意思是“非特有的、一般的、普通的、通用的”。

从字面上来说，“Generic Tech-nology”指“非仅用于特殊用途的、非专有的、通用的技术”。

共性技术第一次被明确定义是在1988年美国ATP（先进技术计划）上：一种有可能应用到大范围的产品或工艺中的概念、部件、或工艺、或科学现象的深入调查。

美国布什政府对共性技术的定义为：共性技52术是存在潜在机会的，可以应用于多个产业的产品或工艺的科学事实，这种科学事实具体表现为科学概念、技术组成、产品工艺以及科学调查。

而关键共性技术又是共性技术体系的重中之重，是在多个行业或领域广泛应用，并对整个或多个产业形成瓶颈制约作用的技术。

共性技术的研究属于基础创新，往往对产业的发展进步呈现出一定的制约性，其合理有效地管理对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相比主导产业政策，真正决定最终效果的恰恰是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关键共性技术。

因此，加快投资和突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建立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对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张维迎林毅夫在争论什么?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杨小凯多半没有想到，在他逝世十年的追思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越加分裂，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也迎来引来2.0版本，也就是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争论。

两天追思会我都在现场，一些感想已经写在《杨小凯：经济学家还是思想家》。

坦白说张维迎与林毅夫当时发言时间有限，逻辑未能完整展开，没有形成全面对话，还是流于观点之争。

林毅夫主要立足于其新结构经济学阐释，尤其是“有为政府”，当场不止一次表示自己被误解；而张维迎则表示典型的后发劣势的情形在中国开始显示，中国的改革甚至经济改革不能断言成功，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所有取得的成就。

比起这场辩论引发各种讨论，更耐人寻味的是不同的评价态度。

但从我个人公共微信“经济人”等社交媒体的反馈来看，对张林的态度，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

回看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论战，他们的不同被总结为三点交锋：亚当·斯密谈政府作用的理论过时吗？企业是企业和政府合作的结果吗？利用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这些话题其实都是经济学基本问题，一方面从现场感觉来看，两人所谈问题层次不同，也有基本理念与操作层面之别，一方面如果要较真，相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

如果是一个学术讨论，那么同行评议最为重要。

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参加会议，在FT中文网《对纪念杨小凯的感想》一文中表示自己看法在张维迎和林毅夫中间，在中国市场与政府都做得不够，“张维迎对思想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的强调，显然是正确与重要的，但他说政府无论怎么做都做不好的看法，显然极端。

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95%作对了，也有些夸大。

”问题在于，这场辩论已经超越学术。

任何话题进入公共议程，除了专业维度，更重要是常识维度。

这场辩论与其说学术之争，不如说是观点之争，甚至路线之争，可谓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之争在不同语境下的重演，甚至可以追溯到杨小凯的少年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分裂与对抗。

100%原汁原味：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大辩论”实录澎湃新闻见习记者韩声江【写在前面】11月9日，初冬的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中，一场备受瞩目的辩论正在进行。

这场辩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的震动，至今仍未平复。

辩论的内容是中国是否应施行产业政策。

辩论的双方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他们现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国发院的前身正是林、张等六位经济学家于1994年一起创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辩论过程中，林毅夫不断地强调此前媒体对他观点的误读，“很多东西在网上我看到说是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我郑重地说我是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

”他慢慢地铺陈着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六步增长甄别法”、“产业政策的五种分类”，试图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开出一剂追赶发达国家产业的药方。

“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张维迎则用自己略带陕北口音的普通话向林毅夫的理论体系发起进攻，“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逻辑矛盾”、“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等PPT标题一经抛出就让人嗅到了一丝火药味。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的扭曲。

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面对张维迎的质疑，林毅夫一再重申，“张维迎反对的那些产业政策我也反对”。

在林毅夫看来，他的理论中除了国防安全产业没有一种是需要补贴的。

除了国防安全产业，也没有产业是由政府选择的，都是企业家主动进入的。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批我，还是在批我也在批评的产业政策”，“你老是批评我没说的事，把罪名加到我头上，我觉得我好冤枉。

”分歧的根源似乎在俩人对“产业政策”的不同定义，林毅夫一直强调政府按照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科研，而张维迎则将范围限定在政府“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

正如张维迎所说，他们二人此番争论的背后是新古典经济学与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学的范式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