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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的起源武术其实并非中国独有，西方也有徒手技击（如拳击），但传统武术只属于中国，故被称为“中国功夫”。
何谓中国传统武术？实乃中国民间技击艺术，即所谓“武艺”。
广义武艺含徒手技击和执械技击两部分；狭义武艺仅指徒手技击，以“拳术”为基础和基本特征…… “手搏”：先秦时期兴起的徒手技击作为国术之武艺起源于何时？《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这里的“禽”即擒，原始武术动作可能模仿于禽兽，华佗发明的“五禽戏”即属仿生，有学者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武术在黄帝时代便已出现。
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武”字的字形由“止”和“戈”组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释称“止戈为武”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这个“武”字与武术之“武”毫无关系，是一种军事行为。
另一个可以代表武艺的“拳”字，在甲骨文中则未发现，可见武艺与拳术在甲骨文时代并没有形成概念。
但这并不能断定当时不存在武术行为，含有武术动作的“?Y（斗）”字在甲骨文已发现，从字形看明显是两个人徒手相搏！拳术在先秦时表现为“手搏”，手搏即徒手技击，包括现代格斗的成分。
不用器械而徒手搏斗角力，这便是武术的本质。
夏朝的末代王桀和商朝的末代王纣都曾是手搏高人，《史记?律书》记载：“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
”随后的周朝，与猛兽手搏更成为一种武士风尚，被列为例行田猎中的保留项目，《诗经?小雅》里的《车攻》一诗中便称：“建?砩桁福?搏兽于敖。
”赤手空拳与猛兽相搏，没有高强的武艺，谁敢拿生命开玩笑啊！有个叫冯妇的人便这么勇敢。
据《孟子?尽心》记载：“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
”与兽相搏习武之风，到辽金时期仍很流行。
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一次围猎中遭遇猛虎，随行主事官员陈昭衮眼疾手快，跃跨虎背，把老虎打死。
这类搏虎高手中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就是《水浒传》中的武松，他在景阳冈上空手打死一只吊睛白额虎。
“兵技巧”：汉朝人热衷的练武之道可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形态的形成时期，后世频繁的“比武”现象当时已出现。
中国武术包含了技击与套路，外国武术大多只有技击。
人类的防卫意识和人体运动学原理决定了技击术在缘起之初是近乎相同的，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经济文化、不同的民族性格造就了五光十色的各种技击术，如拳击、角力、击剑、柔道、跆拳道、合气道、泰拳、自由搏击、剑道、相扑、桑勃等等，不一而足。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经历代宗师的砥砺揣摩、千锤百炼，形成了具有民族性格的技击术——中国武术。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决定了武术套路的产生从广义上看武术是一种自卫的技
击术，就技术而言武术套路是为了便于传授、记忆和训练而产生的。
为什么在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各民族没有产生像中国武术这样完整、丰富的套路，并流传至今呢？这显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有关。
武术套路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运动形式，而各种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无一例外，首先对“道”的追求是武术套路产生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追求道，而道有原则、方法、方式、路数之义。
这种对道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程式性的追求，以武术技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则出现了武术的套路。
其次，崇礼是武术套路产生的伦理道德基础。
中国人崇尚“礼”，礼指某一个时期的典章制度，也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它影响到中国人的政治、伦理、道德、礼仪、民俗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
这样就使得中国人上至国家大典，下至百姓生活细小的仪节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和程序，使人们的一举一动高度程式化，这也就促使武术演练出现了套路的运动形式。
最后，中国人重视承传，尊师敬祖，而程式化的套路又便于承传，这更使武术套路便于延续和发展了。
论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差异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开始比较、借鉴并力争凸显本民族特色。
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从文化特征、思想特质、表现特征、评价标准等方面对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差异进行了对比，试图从对比中寻求武术的定位，发挥武术这种特殊体育运动的最大价值。
关键词：中国武术，西方体育，差异引言“中世纪结束后，西方开始了强劲有力的海外扩张，那种与世隔绝的传统的地区自治开始让位于全球统一。
不同种族渐渐消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区域隔绝，而开始彼此倾听差异性声音。
”[1]在20世纪20~30年代，中西方文化刚开始开放式碰触的时期，国内就针对现代西方体育和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传统体育，谁应成为中国体育的主流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被称作“土洋体育之争”。
这场争论使得双方都对中国武术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使更多人士明确了对中国固有的武术仅有民族情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
“土洋体育之争”为武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为武术在国内传播产生了较大转机使得尚武之风广泛传播。
而且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进程。
然而，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在世界上乃至中国本土受到漠视使武术的发展再次受到重重阻力。
最近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特别提出要加快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应当再次回到中国武术的文化层面上来，对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重新进行比较认识。
1 文化特征上的差异1.1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崇尚中庸、和谐与乐生，主张“不征服”。
我国先秦时期的“人之生也，天之为精，地之为形，合之为人”[2]。
魏晋时期嵇康的“形侍神以立，神需形以存”(《养生论》)，和庄子的“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3]，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凝练内在生命力的价值取向。
在两宋时期完成了儒学复兴产生了新儒学，并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确立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地位。
东西方武术之比较
在全球范围内，武术作为一种传统的体育活动深受人们热爱。
不同地区的武术
文化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部武术和西部武术。
这两种武术都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风格，但是在某些方面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接下来，我们将对东西方武术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东西方武术的重点不同。
东方武术强调内功，即内部能量的提升和控制。
学习者需要了解如何通过呼吸和身体锻炼来发挥内部力量，并且放松身体以便更容易感应到力量的流动。
西方武术则注重外在力量和速度的发挥，尤其是在散打和跆拳道等竞技项目中，速度和力量是胜利的关键。
其次，东西方武术的技巧和套路也略有不同。
东方武术以拳术和招式练习为主，如太极拳、形意拳和少林拳等，它们强调的是连贯性和气度。
西方武术则通过踢击和对抗来提高技巧，它们更注重实战性和速度。
比如说，散打比较强调肢体的协调，而拳击则更注重手臂的运动。
再次，东西方武术的传统背景也有所不同。
东方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支配了所谓“气”的概念。
它们融合了哲学、卫生保健和军事战斗的理念，几乎在所有东方国家都有自己的形式存在。
西方武术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发明，通常受到“打击”体育的影响。
虽然东西方武术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富有挑战性和发展性的方式。
无论是东
方的太极拳还是西方的拳击，通过武术活动得到的身体效益和精神上的满足都是无法替代的。
不仅可以运用新技能，还可以增强身体健康、缓解压力，甚至有机会参与竞赛活动。
因此，无论您是东方武术爱好者还是西方武术迷，只要紧跟潮流，持之以恒，肯定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武术课程的别称和雅称（原创实用版）目录1.引言2.武术课程的别称1.武术2.中国武术3.功夫4.武艺5.技击3.武术课程的雅称1.国术2.武道3.拳术4.兵器5.内功4.结论正文【引言】武术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武术被称为“武艺”、“技击”等，是战争时期士兵们必备的技能。
如今，武术已经成为一项普及的体育运动，人们通过学习武术，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领略到中华武学的博大精深。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武术课程的几种别称和雅称。
【武术课程的别称】1.武术：武术一词源于古代，意指战斗技巧。
如今，武术已经成为对打、擒拿、格斗等技巧的总称。
2.中国武术：中国武术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代表，包括各种拳法、器械、对练、集体等运动形式。
3.功夫：功夫一词源于粤语，原意指花费时间和精力锻炼出来的技能。
现在，功夫已经成为对武术的雅称。
4.武艺：武艺是指武术中的技艺，包括拳法、器械、内功、轻功等。
5.技击：技击是指通过武术技巧进行战斗和自卫的方法。
【武术课程的雅称】1.国术：国术是对中国武术的一种雅称，意指具有民族特色的武术技艺。
2.武道：武道是指武术的修炼之道，强调通过武术锻炼身心，达到道德修养的目的。
3.拳术：拳术是武术的一种形式，包括长拳、南拳、太极拳等。
4.兵器：兵器是指武术中的器械，包括刀、枪、剑、棍等。
5.内功：内功是指武术中的一种修炼方法，旨在通过调息、打坐等手段提高身体的内在力量。
【结论】武术课程的别称和雅称见证了中华武术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武术的技艺性和文化性。
武术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传承。
中国武术，在战国时代称为“技击”。
据古籍记载，当时技击是以作战为目标的攻防格斗技术，汉代以来又称为“武艺”。
而“武术”一词，最早见于萧统《文选》中南朝宋延年《皇太子释奠会》诗。
自此，“技击”、“武艺”、“武术”互称。
直至1928年统一改称为“国术”。
1949年后，又统一称为“武术”。
自此，武术得到继承、整理和提升，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武术更已成为国际性的体育项目之一。
武术运动由踢、打、摔、拿等动作，按一定运动规律组成。
运动形式有套路和对抗等。
套路有拳术和器械的单人套路练习及两人以上的对打套路练习。
对抗有散手、推手、长兵（器）、短兵（器）等项目。
内外合一的境界中国武术在传统上称少林武术为“外家”，以武当武术为“内家”。
因为少林崇奉佛教，武当崇奉道教，都要出家修炼，故皆称“家”。
“家”也有精通某种专业技术的意义。
少林、武当虽然有内外家的分别，但实际上都是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手、眼、身。
内功与气功武术中的内功，其实是气功的一类。
气功可分为两类：“武术气功”是以增强体力、御敌制胜为目的的功法。
“保健气功”，顾名思义，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或治疗疾病而练的功法，也称为“气功疗法”。
二者在练“气”的原则和要领上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功种和功法不同而已。
十八般武艺民间有俗语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
”犹如广府俗语“周身刀，无张利”。
十八般武艺包含哪些？通常有三种说法：说法一：刀、枪、剑、戟、棍、棒、槊、镋、斧、钺、铲、钯、鞭、镧、锤、叉、戈、矛。
说法二：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戟、鞭、镧、拐、殳、叉、耙头、绵绳套索、白打。
说法三：枪、戟、棍、钺、叉、镋、钩、槊、环、刀、剑、拐、斧、鞭、镧、锤、棒、杵。
中国武术的特点中国武术的特点，可从锻炼身体（保健）与临敌格斗（技击）两方面来说明。
保健方面，武术的精髓是内外兼修，而且包括“武德”的修养。
已故武术名家万籁声说过：“所谓六合者，有内三合，有外三合。
精气神为内三合；手眼身为外三合。
武术中国技击与外国技击(1)中国技击与外国技击中华武术生长于中华。
但国外历史上也有其技术体系和操作特征均不同于中国的个人技击技术(古罗马的“角斗”就跟我们先秦的“斗剑”性质颇为一致，尚未完全转换为现代“竞技运动”;他们操作时确实是以性命相搏，然而其身份却是奴隶主用以满足观赏需要的“活工具”，完全不同于现代“竞技运动员”。
为了生存他们更重视攻击，由此区别于自由个人用以强身健体和防身护体的个人技击术)，然而这些个性化暴力性技术后来却逐步被淘汰，或在新的条件下变质演变为一种规范化的非暴力纯竞技运动项目(例如拳击、击剑等)。
中国的技击技术为什么没有完全和彻底地走上这条规范化和竞技化的道路呢?这恐怕是由中国的生产条件、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历史进程和国际格局、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不论中外所有应对肢体冲突的技击技术都有“踢摔拿、攻守进退”的作战形式和“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操作目的，都要服从共同的人体结构和生物力学运行规律，然而却受到不同的主体操作目标、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同的人际交往关系、不同的操作工具、不同的体型体质和不同的气质性格、不同的文化传统之明显制约，于是也就有了很不一样的风格表现和相应发展走向。
从技术依据上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吃五谷杂粮长大、身材瘦小并且手拿农具型轻武器和站在地上的农业民族，在应对肢体冲突那拳打脚踢时，就不可能跟吃牛羊肉长大、身高体壮并持重型武器和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完全一样的。
这就像战争时由于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不同，中国人的打法跟美国人不同，共产党的打法跟国民党不同，毛泽东的打法跟李德不同;还有诸如看病时中医不同于西医、画画时国画不同于油画、写字时毛笔书法不同于硬笔美术字、表演时中国戏曲不同于外国话剧、电影等等一样。
把这样一些类型相同但操作不一的东西混为一谈，并且用同一标准去对待他们，恐怕是缺乏说服力的。
形式上的公平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公平。
技击上的总体倾向是“强则攻、弱则守”。
西方式技击当然也有自身的智慧和技巧，然而其抢先进攻、持强凌弱的“勇者战略”技击取向，尽管完全符合动物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但却并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由此到了一个工业化的“法制社会”中，也就必须易性转型为技能自我展示的竞技运动;而中国式有理有节、以弱对强、维权自保的“弱者战略”技击走势，却体现了人类应对客体的生命的智慧，一万年后恐怕仍然还有自己的存在理由。
外国(2)中国技击特点中国特有的武术技击出发点是“弱者战略”，强调的是“技巧的博弈”而不是“力量的竞争”;讲究功夫、劲路、态势、时机的利用(这是中国哲学对开放环境下多个方面相互作用的人我关系模糊把握，强调有机整体的基本状态、关系和功能)，而不突出力量、速度、时间、距离的比较(它可以通过一定条件约束像物理实验那样对自我某个方面状态进行科学化的精确量度，表现构成要素的作用)。
其要并不在好勇斗狠、持力逞强的“抢先进攻、出手见红、竞争当仁不让”，而在于内外兼修、用智使巧的“先让一步、有理有利有节、牵动四两拨千斤”。
当然，任何技巧都要以一定力量为依托(所以武术特别讲究受主体意识主导和控制那“身心合一”的“内劲”)，而力量也要通过技巧来发挥(由此也被称之为体现个性的“武艺”)，但是操作上强调和突出哪个方面却仍然是不容混淆的。
所谓“止戈为武、至武为文”，尽管中华技击仍然是种暴力手段，然而其基本精神却是泛和谐的“和平主义”，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侵略主义”，特别不屑于血淋淋的暴力宣泄。
尽管任何技击都具有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特征，但中国武术的核心观念却只是“防身护体”而不是什么“夺魁争霸”。
武术本根并不是理想状态中“公平竞争”的优胜劣败，而是不均衡对抗中“生死博弈”的自我保护。
其方法论特征并不是给定条件下的极限发挥，而是紧急避险中的穷变易通。
它并不执着于匹夫之勇和一时成败，其所真正关注的东西也不是“用形式上的平等去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信口开河地妄谈什么“绝对性、必然性和普适性”那“别无选择”遵循;而是从不平等和不均衡的事实出发去研究自身应对变化的随机就势、扬长避短、借力打力，依托于各种可供利用的条件(而不是严守“给出一定条件和范围”的“公共游戏规则”)，着眼于“相对性、偶然性和可能性”的实际应用或问题转换，突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之特长发挥;训练时讲究“养而不耗”的养练结合，应用时强调“活而不死”的虚实变换，对敌手讲究“示形造势”的出奇不意，对自己则强调留有余地和蓄而后发;始终注意“能承受”和“可持续”的韧性战略持久战。
其落脚点不是公开叫卖而是自我保护。
在这里，实验室式的条件约束和精确计算无法取化中，体能和技术并不是惟一决定胜负的因素。
所以武术便从人们力量不均衡和条件不一致的客观事实出发，综合考虑不同层面的相关因素，致力于不同方面的扬长避短，并不执着“一战定输赢”那“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而是着眼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卧薪尝胆”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此，其技术特征也大多数(不是全部)是“稳字当头、随机就势、借力打力、后发制人”，大都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这明显属于弱势群体中单个的人在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应对环境、抗暴维权的防身自保之术，而不是强势集团持强凌弱、仗势欺人的进攻抢掠手段。
严酷的生存条件和尊重生命的价值取向，使中国人在肢体碰撞时首先也总是要考虑自身那“稳字当头、安全第一”的。
孔子曰“志于道、游于艺”。
尽管武术技击在现实的层面只是一种操作性的“技”和“术”，仅是日用百工“诸艺”中的一种;然而却可以“以技入道”和“以术载道”进入精神的层面，由此强调“以身载道”和“身体力行”的“游心遂志”。
其一些方面并不像西方式文化霸权“唯科学主义”那样霸道，而倒是颇为类似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形而上学”的“身体哲学”，颇有那么一点“反本质主义”和“去中心化”的味道。
所谓“大道至简”，中华武术的魅力其实并不在它博大精深、复杂多变的技术操作体系，更不在那自吹自擂和令人眩目的“神奇功力”，而是在它背后所隐藏那简约和直接的生命文化内涵。
笔者并不相信传说中武术技击那些超常的“神功异能”(亦即所谓“特异功能”。
笔者从来都不认同近二十多年来盛行的那些诸如“特异功能”一类的伪科学潮流，以及相应的那些借题发挥之说;至于一些异于常态的客观特异现象，则持一种承认、研究和分析的态度)，但对武术技击背后应对人我关系那“以小制大、以弱对强”的生命智慧和“避开锋芒、随机就势、见空即入、借力打力”的力学技巧，却无法不给予高度推崇。
由“博力使蛮”转为“用智使巧”，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类开始超越动物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
武术技击确有其所谓“尽善尽美”的“乌托邦”式艺术性追求方面，然而其对社会实际生活中“不均衡博弈”的前提就较少“酒神式”的那些“沉醉”和“迷狂”。
这是从人的有限存在出发去争取理想的“实用理性”，而不是从理想出发而止于人的有限存在的主体设计。
(3)中华技击的文化基础有道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指导中华武术技击的中国文化是种“内外一体”、“天人合一”的生命文化;它从自己的身体(生命的载体)出发由近及远层层类推，强调生命(人的活动出发点)、生活(生命活动的社会化展开)、生态(生命活动的环境前提)三大系统相互关系的历史运行，着眼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协调利用;其“养生”观念确实是以人的个体生命自我保全为基础，然而却并不执着于自身“臭皮囊”的肉身不坏，而更着眼于自己整个种群的发展，包含某种“轻生重诺”追求“死而不亡”的价值倾向。
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所以中华技击所突出的考虑也就并不是操作个体一厢情愿那单向度的主观性力量和技术，而是敌我双方客观的关系态势和所处背景提供的可能性特征。
所谓敌我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实践过程的主客体关系;它那外圆内方、灵活善变、圆转自如、连绵不断、势势相承的招式和劲力，表示要在应对敌手变化当中不断地去弥补原有动作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努力在应对过程中逐步地完善自我，“顺人而不失己”、“外化而内不化”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中华技击文化的基本精神，讲究生存竞争中生生不已的灵活应对、圆转自保，把自我融合在整个大化流行当中，特别反对好勇斗狠、使气逞强、弱肉强食、欺男霸女，十分强调救亡图存、自强不息、整合资源、优化生命。
这种着眼于反抗压迫、维权自卫、应对周全、打斗活命的生存方式，或许可以被批评为保守有余、开拓不足、不能与时俱进、缺乏进取的当代竞争精神等等，然而却绝对不能说它是缺乏智慧技巧，是脱离生活的教条和没有自知之明。
有道是“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中华武术极为讲究处处不离“伦常日用”(即融合在生产和生活当中，而不是处于生产和生活之外):它一方面“以练保战”而不是“练而为看”(即训练目的是提高自身技击应变水平和保全能力，而不是提高表演水平或竞技能力)，但这“战”却只是维权自保的方式(功利目的手段化)而不是欺负别人当是农业社会中“草根”的生存战略;在顽石重压的严酷环境下，只要获得一定的温度和水分，便可以沿着石头的缝隙曲折地冒出头来。
它尽管“没有树高、没有花香”，但却可以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就其身体技术本身而言，所谓“阴阳相济”的对立统一;西方个体本位前提必须要有社会规范予以整合，但中国群体本位基础则要求个性发挥给以补充。
西方竞技培训更多的是一种身体技能的外部灌输，而中国技击训练更多的却是内部潜能的自我修炼;由此西方技术往往是人人能做的规范技术，可中国技能却往往是神仙难为的大师技能。
在训练问题上，中华武术突出“内外兼修、养练结合”的节能善用，不但注意调动全身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而且还要把身体能量的储备和效用结合起来，追求可持续的韧性生命;在应用问题上，则强调“虚实变换、以柔克刚”的以巧破千斤，并不执著于单个“力”的绝对值而着眼于多种“力”相互作用所做出的“功”，操作上讲究以小制大和以弱对强。
“基于“天人合一”一气流行的信念，中国人讲究内外一体的操作圆融，不似西方人那样强调主客对立;由此其内部身体潜能自我发挥又跟外部随机就势、借力打力联系在一起，舍己从人与特立独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对技艺的把握并不仅是对象化的技能和技巧，而更多的是主体性的功夫和境界。
由此凸显“大化流行”中人之“性”(社会性的价值意义)与“命”(生命体的存活质量)的自然契合。
就认知方法论来说，武术操作讲究“象形取意”、“以类相推”，这当然免不了主观比附和美学想象成分，有的地方甚至还保留有一些诸如“交感巫术”、“模拟思维”等原始因素，具有对现实生活那自我生命体验的意象型符号描述，用以表达自己对身体上力量配置变换和相应的生理、物理运行机制，以及对作为背景的整个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符号化理解;其功能有点类似近代西方科学借用英文字母(或希腊字母和罗马数字)组合标示数理化规律的抽象“方程”、“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