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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机场拆迁启示录：人是最昂贵的成本成田机场的拆迁矛盾为何演变为一场长达近30年的激烈社会冲突？核心问题是最开始没有尊重人权的意识，只考虑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东京市区东行68公里后抵达位于千叶县的成田国际机场（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这里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重要空运门户，是日本国际客运流量第一、国内客运流量第二的航空港。
成田机场有三个航站楼，截至2016年8月1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总的年接待旅客数量为4950万人次，即平均每天要接待旅客13.56万人次。
但如此繁忙的机场，却只有一条半的起降跑道。
所谓“半条跑道”是指成田机场B跑道的连续直线滑行距离达不到3200米以上的国际民用机场跑道的通行长度，不能起降波音747及以上级别的大型客机。
打开Google卫星地图可以清晰看到，成田机场B跑道由北向南垂直延伸，在2500米处发生弯曲，这个让跑道改变走向的地点是几处民宅。
这也是成田机场曾被广为宣传的故事：由于机场建设过程中，一些拥有土地私有权的原住民拒绝搬迁，日本政府最终被迫改变了机场规划，缩短了跑道长度，保留了不愿意搬迁的居民的房屋，甚至为了保障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修了专门的通道确保他们安全穿越机场跑道。
近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房地产发展方兴未艾，拆迁矛盾也成为争议最大、冲突最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一。
拆迁者逼死、打死、烧死被拆迁户，被拆迁人刺死、砍死强拆者，或者被拆迁户在家中自焚、到北京集体喝农药自杀，等等，各种恶性新闻事件频频见诸媒体。
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成田机场的故事就更加显得迷人，被视为保护私产、尊重人权的典型案例反复传颂，尤其每当强拆恶性事件成为新闻热点时，成田机场的故事几乎都会作为“先进国家如何应对”的注脚不断被翻出来。
2016年底，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学期间，通过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安富世里加女士帮忙联系，在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徐行翻译、陪同下，采访了成田机场，全面了解了该机场这一拆迁故事。
十三大阐述的我国主要矛盾我国主要矛盾指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下面是对这一主要矛盾的十三大阐述的相关参考内容：1. 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人民对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这种矛盾要求我们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2.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城乡差距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矛盾之一。
城市发展迅猛，但农村地区的发展滞后，这导致了农村人口的流失和农民工问题的出现。
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加强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3.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我国目前仍有大量传统产业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相对较慢。
我们需要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以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
4. 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矛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处理等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需要致力于绿色发展，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5. 教育不公平的矛盾：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发展不平衡，城乡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
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
6. 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矛盾：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
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和合理。
7.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矛盾：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帮助，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8. 农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农业现代化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9.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矛盾：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运输、能源供应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征收拆迁中矛盾纠纷频发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近年来，我市征收拆迁类行政案件呈高发趋势，近三年该类案件及相关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数占全部案件数60%以上，个别甚至引发信访事件，已成为影响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一、原因分析（一）个别执法部门执法程序不规范。
在征收拆迁工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个别执法部门忽视前期法律风险预判、全过程法治审核把关和对征收群众的法律服务保障，不组织专业法律工作团队为征收拆迁项目进行全程合法性审核。
如近期拆违拆临行政赔偿诉讼案件中，由于某管委会在强制执行前没有履行催告程序，没有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救济权利，在实施中执法证据留存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导致在多起征收拆迁案件中被判定强拆程序违法。
（二）集体土地征收方面缺乏顶层设计。
相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方面，顶层制度设计不够，立法相对滞后，征收程序缺乏统一明确的程序规范，是导致行政争议发生的重要原因。
加之相关部门执行政策存在一定的伸缩性，为避免强制拆迁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拆迁单位及工作人员往往会尽最大努力去满足被拆迁户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个别被拆迁户借机发财的私欲，如果得不到预期利益就以复议诉讼甚至信访投诉为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
（三）外地律师鼓动当事人频繁提起复议诉讼。
外地律师利用个别当事人对征收拆迁补偿标准过高预期的心理，宣扬拆迁补偿偏低，取得当事人的盲目信任，鼓动当事人反复提起复议诉讼。
此类案件大部分已经偏离当事人的核心诉求，复议诉讼结果难以解决实质纠纷。
一旦有胜诉案件，外地律师则进行大肆宣传，扩大影响，煽动被拆迁群众减少对政府的信任。
据统计，近两年以来，外地律师代理我市征收拆迁类行政案件达余件，占全部律师代理案件总数的20%以上。
二、对策建议必须始终把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将征收拆迁工作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以制度规范征收拆迁行为。
细化政策，对全市征收拆迁实施机构法治化、征收拆迁全过程合法性审核、对群众的法律服务等方面做出全面规范，明确配备相应法治保障等工作要求，确保相关部门在征收拆迁领域规范执法、依法履职。
浅析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持续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
然而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攻坚阶段，同以往相比，这一时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最容易出现社会不稳定的时期。
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的调整、新旧观念的冲突、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结构的重组、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产生,有时甚至集中暴露出来。
一、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大体而言，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新旧制度、新旧体制的矛盾。
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有的人利用双(多)轨制投机钻营——既享受市场经济的好处又同时继续享受计划经济的权益，因而大发不义之财。
既得利益集团(群体)与深化改革的矛盾比较突出，因而前者极力反对不利于己的深化改革。
权(力)与法(律)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为官者应是“权为民所用”，依法行使权力。
但现实生活里却常常出现权大于法、有法不依、以权谋私的现象，权力尚未得到应有的监督和约束。
贫富悬殊的矛盾。
由于分配制度有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度低，以致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垄断与经贸自由的矛盾。
政出多门、壁垒森严、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造成各地区各行各业发展极不平衡。
改革与成本的矛盾。
改革是要成本的。
如国有企业改革实行职工“下岗、分流、增效”的方针政策，但对职工的安置费、社保费、医保费以及经济补偿等费用巨大，成本由企业背负不可能，由地方财政承担也力不从心。
不少已转制的企业对原来国企职工的经济补偿至今仍拖欠着，拖欠的时间越久，成本就越高。
如此这般，就会潜伏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矛盾。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联、相辅相成。
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的依托，为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亟需民主政治的支撑和保护。
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没有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和谐统一，社会才能够飞速进步。
矛盾分析法的方法论意义自70年代末期起，中国房地产业突破了理论与实验进入了较为理性的平和发展之后，也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崛起，自2003年至今进入了发展高峰。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形象建设也逐渐被重视。
城市拆迁问题，成为我国目前比较重视的城市问题。
妥善安排城市拆迁工作，也是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纽带。
在此，房屋拆迁成为了焦点话题。
在此提出现阶段城市房屋拆迁中所产生的部分矛盾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矛盾分析法试着分析。
一、城市拆迁中的主要问题1、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
城市拆迁中，双方的利益冲突矛盾斗争最为激烈。
我国各大城市拆迁工作中，都面临拆迁赔偿安排中，双方对彼此利益分配不满，未能和谐调节，从而引发经济纠纷的实例。
经济利益分配未满足被拆迁方的条件，基本上拆迁工作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了。
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各自立场不同，若双方不能达成合作协议，拆迁方市场不能及时拓展，被拆迁方无法获得利益，双方均有损失，影响甚远。
甚至双方会将矛盾扩大，引发纠纷。
2、城市拆迁中赔偿不公所引发的纠纷。
往往城市拆迁过程中，被拆迁方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
拆迁方难免会忽视部分被拆迁方的某些赔偿要求及附加条款，引发不公赔偿的产生。
后期未及时协商，导致被拆迁方做出过激行为来拖延拆迁工作进行，甚至引发社会强度关注。
3、城市拆迁中政府相关部门分工不明确。
城市拆迁工作中，政府各相关部分部门分工不明确，各项拆迁手续、拆迁证明无法及时到位；拆迁赔偿条款不明确、不公开。
使得部分拆迁方无法在计划时期内解决拆迁工作，影响市场开拓进程，带来部分损失。
同时也使得被拆迁方无法明确自己应得的赔偿金额、房屋；易导致不必要的误会，引发民事纠纷。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及方法论原理内容：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不包含矛盾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即事事有矛盾；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每一事物从产生到灭亡都存在着自始自终的矛盾运动，即时时有矛盾。
（矛盾具有普遍性，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方法论：矛盾的普遍性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我们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勇于揭露矛盾，积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努力破解拆迁难题——关于征地拆迁中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调研“xx街道拆迁工作不仅拆迁完成量名列全市第一，而且在依法拆迁、和谐拆迁方面表现突出，为我市的拆迁工作树立了榜样。
”这是市委、市政府对我街道拆迁工作的高度肯定。
继2008年获得拆迁“突出贡献奖”后，2009年至今，我街道又已顺利完成了客运专线、火车站站场改造等工程的全部拆迁任务，平改立等工程也顺利推进。
我们何以把素有“第一难事”之称的拆迁工作做得如此顺利完美？我们在深入有关工程拆迁一线调研后发现：党的组织优势和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金钥匙”，它们让党徽在和谐拆迁中闪光。
一、拆迁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拆迁工作已成为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有效整合资源、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改善城市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必要手段之一，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拆迁环节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表现最为突出的环节，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拆迁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拆迁信息不对称。
在拆迁的过程中，政府和被拆迁的群众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这种信息不对称，首先表现在政策方面的不对称。
涉拆的普通群众在拆迁问题上，知道的往往是一些大概：这里要拆迁了，据说是要建设什么大楼，某某房产要开发了等，自己家大概能赔多少钱（或多少房子）等。
而具体的相关文件政策、征地拆迁的程序、法律法规等对其知之甚少。
其次在拆迁过程中，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居民的民情、民意，不能及时有效地反馈到政府部门，造成政府部门与居民群众信息不对称、不到位。
（二）补偿标准难统一。
由于拆迁涉及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社区的情况千差万别，情况非常复杂。
在具体的补偿问题上，由于每一户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比如，同样的楼房、新建的楼房与原来的楼房就不一样，在补偿标准上有所不同很正常。
但是如果在同一块区域、不同的村，补偿的差别较大，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
拆迁工作背后的问题和思考
拆迁工作是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在实践中常常涉及到各种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和解决。
以下是拆迁工作背后常见的问题和一些思考：
1. 信息不对称：拆迁过程中，公民对政府拆迁计划和程序的信息掌握不足，往往导致公民的权益受损。
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加强政府对拆迁政策的宣传，提高公民参与和知情权。
2. 低拆迁补偿标准：拆迁补偿标准不合理，导致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面临生活困境。
政府可以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同时加强对补偿款的监督和管理。
3. 社会稳定问题：拆迁过程中，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
政府应加强与拆迁户的对话和沟通，尊重他们的合理诉求，并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4.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拆迁工作可能涉及到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政府应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确保其得到妥善保存和传承。
5. 拆迁户的再安置问题：对于被拆迁的居民来说，重新安置是一个重要问题。
政府应提供合适的居住条件和就业机会，重视拆迁户的生活品质，确保他们能够在新居安居乐业。
总的来说，拆迁工作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
政府应加
强对拆迁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与公民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共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拆迁矛盾成为中国为数最多矛盾之一
2013年05月27日05:41央视我要评论(1)
字号：T|T
因拆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成为当前中国为数最多的矛盾之一。
百姓认为“给钱不够，参与不足”；政府或房地产公司认为“百姓刁蛮，不断加价，给多少钱也不卖，甚至卖了又后悔”。
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互不相让。
但是，拆迁矛盾不是个死结，通过法治的途径可以得到解决。
涉及拆迁的法治基本原则是：第一，明确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防止“浑水摸鱼”；第二，即便为了公共利益也尽最大可能不损害私人利益；第三，损害的私人利益最大诚意予以补偿；第四，必须在复杂透明的公众参与程序制约下实施；第五，所有的权利都有公正救济的途径。
法治化处理拆迁矛盾应着力以下几个方面。
在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界定上下大工夫
房屋拆迁(除了违法建筑)以国家征收为前提；而征收又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前提。
现行各种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标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试图以列举方式界定公共利益范围，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兜底条款又开了很大的口子。
建议更加细致地思考房屋征收中所有公共利益的情形，排除其他可能。
政府、公民和法院都基于这一标准认定是否属于房屋征收的范围，这将有助于从法律源头减少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商业拆迁。
在规划而非拆迁上下大工夫
拆迁动的是公民最根本的“奶酪”——房屋，因此土地规划中应尽可能减少房屋拆迁。
科学合理的规划应当是一个减少拆迁发生的规划。
城市规划做得好的地方有个“问句规则”：拆迁还要规划师做什么？也就是说城市规划设计中，能够绕开拆迁才是“帝王规划”。
拆迁是最后的手段，不得不为，应更多考虑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尽可能把功夫下在规划上而非拆迁中。
在这点上法律应提供明确的指引。
从而走一条尽最大可能少拆迁的城镇化之路。
在公平合理的补偿标准上下大工夫
拆迁要求公平补偿，何谓公平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全面市场化，由市场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土地是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因此应当减去所有权人的土地价值后给予补偿。
第一种意见由于无法准确评估市场价格可能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第二种意见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很多矛盾，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百姓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他们也不会接受。
因此两种意见实际上都因弹性过大而不具操作性。
遍观各国拆迁补偿，一点儿不出问题几无可能，但出现问题较少的国家的办法可以归纳为：补偿范围广泛明确；补偿标准科学可行；补偿方式灵活多样。
核心是不让被拆迁的老百姓感到吃亏。
具体做法是：
一是尽可能把拆迁补偿范围都以法律的方式明确下来，并将所有该补偿的都列入补偿。
补偿除正常范围，还应当包括树木、石土、搬家租房，甚至周边影响、预期损失等。
这些钱对于拆迁而言都是“小钱”，但给人的感觉十分规范，让人没话可说。
二是补偿的计算公式。
究竟补偿多少为佳很难明确，给出一套细致的计算方法显然对于各地都是适用的。
中国各地都规定了自己的计算标准，可从中选取较为合理的计算公式。
全国统一可避免“眼红”和不必要的纷争。
三是灵活多样的选择。
如日本的征地补偿方式除现金补偿外，还可采取替代地补偿、迁移代办和工程代办补偿等办法。
我国比较成功的模式如广东“货币补偿与留地安置并行”模式，海南三亚、陵水的“主动拆迁与留物业安置”模式以及河北邯郸经济开发区的“长期生活补贴”模式等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替代方式。
现在看来，实物补偿更容易得到百姓认同。
此外，毕竟房产是多数百姓最大的一笔财产，为慎重起见，在房产的价格评估上，可以引用第四方、第五方的评估。
即拆迁方所邀请的第三方评估如不能令被拆迁人信任，被拆迁人可以邀请第四方进行评估，如果评估差距巨大，处理争议的法院可以再邀请一方进行评估，并确定房产价值。
德国就采取这种办法。
在民众参与程序上下大工夫
公民的全程参与是确保其利益免受不当侵犯的最佳途径。
民众参与一方面增加了监督，另一方面“当了家就知道柴米贵”，可以在群众中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因此必须要通过法律详细规定公民参与的程序、以多种途径确保公民知晓并以最大诚意请他们参加。
许多国家从城市规划开始就真诚吸引民众参与进来。
在征地和拆迁中更是不遗余力广泛宣传、协商，真诚希望得到每个人的支持。
信息公开是各国的普遍做法，毕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
注重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引起公众对可能的腐败问题的关注。
在大型公共项目上可设立拆迁与补偿委员会或者协调小组，由政府主导，邀请被征收人和建设方，共同协商妥善处理，提出三方合意的征地补偿与拆迁计划书。
反对意见书面回馈机制是保证公民有效参与的重要方式。
在规划和拆迁中公民不同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应书面告知其原因，一方面给予公民没有采纳的理由和依据；另一方面有助于真诚倾听不同声音，防范权力的滥用。
在司法救济上下大工夫
前面的工作下足了工夫，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有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但尽管如此，还可能会有人不满，有人“故土难离”。
怎么办？一方面，具有内在正当性的拆迁不应因个别人的情绪而停滞；另一方面，要给他们救济和说理的地方。
法院较政府或信访部门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一，法院自身的中立性和相对小的危险性；第二，救济范围具有广泛性和示范性；第三，救济结果具有强制性和终局性等。
它弥补了其他社会治理方式的诸多不足。
法院的救济大门必须开足。
无论政府对与错，法院都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都要给当事人一个“说法”。
从而切实发挥这一社会减压阀与平衡器的作用。
虽然上述办法会损害效率，但与后果相较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