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法治化 姜博 [摘要]：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积极的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建立完善了以“人民民主”、“法治建设”、“有效政府”的三点基本共识的中国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也因此呈现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同时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关键词]：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
自新中国之伊始，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非常的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建设，这其中虽有曲折，但亦取得不俗的成绩。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国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不断得到完善与完备。至今我们已经60年了，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社会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呈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一些人对于我国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成就的认同度并不高，有的人甚至希望通过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模式来“加速”我国民主政治法治建设的步伐，实现“一蹴而就”。之所以出现这种心态，与一些人对我国民主政治法治建设的艰巨性缺乏深刻认识有很大关系。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既有基础比较薄弱。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基础之上的，但社会主义的实践并非如此。就我国而言，我们党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使我国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是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做出积极的有益的探索，去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去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的道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实践。这个过程必定是艰巨的、长期的。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但进一步将其完善好、发展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 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彻底的了解民主政治建设，首先必须了解民主，了解社会主义民主及其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一种奉行多数人统治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最初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扩大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础，确立了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最大多数人享有广泛的民主。民主政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民主政治反映国家阶级本质；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又有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民主制度在实现其阶级统治时必须遵循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准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合理的批判吸收了资产阶级的合理成分，为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论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论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侦查讯问是侦查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以还原事实真相。但是，在侦查讯问的过程中，存在着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讯问行为的存在，这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侵犯，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尽管犯罪嫌疑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但是其合法权益不容践踏。侦查人员破案心切，其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地监督，也容易造成刑讯逼供行为的出现。完善侦查讯问制度，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不仅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一、侦查讯问的概念和特征 作为讯问的一种类型，侦查讯问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开端，它对于获得案件线索，证明案件事实，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侦查讯问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调查说、审查说和审讯说。持调查说观点的学者认为侦查讯问指侦查人员按照法定程序以言辞方式向犯罪嫌疑人进行查问，以查明案件事实。持审查说的学者认为侦查讯问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及情节轻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审查。持审讯说的学者认为侦查讯问指侦查机关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讯问，以获得其供述或者辩解，从而查明案
件事实。以上三种观点，是根据侦查讯问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进行的界定。笔者认为，可以将侦查讯问的概念作如下界定：侦查讯问指侦查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依照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以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刑事侦查活动。 侦查讯问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讯问主体和讯问对象是特定的。讯问主体只能是国家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走私侦查部门。除了这些侦查部门，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进行侦查讯问。从讯问对象上来看，是具有犯罪嫌疑的人。第二，侦查讯问具有强制性。侦查讯问是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进行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包括传唤、拘传、逮捕等强制性手段确保侦查讯问的顺利进行。第三，侦查讯问过程体现了侦查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侦查人员的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犯罪嫌疑人出于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往往隐瞒事实，侦查讯问过程实际上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心里较量的过程。第四，直接性。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解除，一问一答。 二、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不足 虽然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侦查讯问制度，但是依然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对侦查讯问的具体时间、地点等规定不完善。另外，侦查讯问的时间、地点规定的较为笼统。对于每次讯问的时间、两次讯问的时间间隔，总共讯问的次数等未予以明确。讯问的地
技术侦查法治化困境与路径选择 技术侦查措施由原先的内部文件规定演变为当下越发成熟的法律规范，有其必然性。快速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的强烈需求指引我们运用技术侦查手段解决问题，但急功近利的心态往往让我们忽视人权保障。通关我国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法规，没有对有关人权保障的技术侦查程序作出任何回应。顺应时代潮流，诸多学者也建言献策，提出技术侦查措施适用前景，但多数是从宏观方面进行探讨，并没有做细致入微分析。鉴于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现状及学界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本文秉承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认为有必要继续从法律规制、人权保障和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延续技术侦查的法治道路，让技术侦查措施得以在阳光下运行。 一、我国技术侦查法治化的轨迹及演变 从证据使用角度看，我国技术侦查措施法治化轨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间接使用”阶段，二是“直接使用”阶段。第一阶段围绕证据的合法转换问题历时三十余载，始于1979 年公安部《关于刑事侦察部门管辖案件的范围、立案标准和管理制度的规定》( 以下简称1979 年“规定”) 的施行。继1979 年“规定”后，又有了1989 年出版的《中国公安百科全书》、1993 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 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相继为技术侦查延续法治之路。 这一阶段技术侦查法治化主要是沿着“合法转换
”路径渐次展开的。体现在: 其一，技术侦查行为的合法化转化。即将法律还未规定的技术侦查合法化，细言之，则是实施技术侦查主体不断扩大化。在1993 年《国家安全法》实施前，技术侦查行为一直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国家安全法》颁布以后技术侦查才合法化，但此时仅限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技术侦查行为。直至1995 年《人民警察法》颁行后，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行为才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其二，技术侦查证据的间接使用。对于采取技术侦查等秘密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须经合法的形式转换为公开证据后方可使用。这便要求具有一定的转换程序满足转换后证据的合法性。 在对转换得来的证据资格问题上，立法者的基本态度是由司法实践部门通过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来解决，从1979 年《刑事诉讼法》和1996 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资格问题未有任何回应中可见一斑。第二阶段围绕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历时较短，始于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2010 年“规定”) 的实施。该阶段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路径将以“非法证据排除”为序而展开。自2010 年“规定”施行后，监听侦查所获证据无需经由合法转换而可直接使用。至此，特殊的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证据确立了其在司法上可以作为证据采信的地位。随着2012 年修订《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直接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得到的证据则更有了法律上的授权。 通观域外法律及我国法律实践，技术侦查得来的证据可以直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篇一：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论文摘要 法的基本原则，通常只是一种观念，一种法理，存在于各国立法者和国民的法律意识中，至多由相应国的学者加以概括、归纳，在其学术著作中予以反映和阐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时代、地域或观察的角度不同，学者的表述和理解也不尽相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法律界及学术界至今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文以国外和我国法律学术界对法的基本原则的形成、发展、认识理解为基础，尝试解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涵是集中于“依法行政”。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涵义及学者们不同表述和理解，归结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涵是“依法行政”。本文先从国外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依法行政”发展历程和发展环境来阐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变化，从而突显“依法行政”的核心地位。再结合我国“依法行政”的立法和实践过程，强化“依法行政”在我国法制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联系其他相关原则的阐述，进而突出“依法行政”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内涵的主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最后联系当今世界的发展和我国面临的现实，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依法行政”的作用和意义将更加显著。 关键词：依法行政、行政法、基本原则 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概述法的基本原则是法的灵魂，任何国家的法，任何国家的行政法都不可能没有基本原则。但是基本原则不同于法的具体规则、原则，法的具体规则、原则是由成文法的具体条文加以确立和宣示的，基本原则通常只是一种观念，一种法理，存在于各国立法者和国民的法律意识中，至多由相应国的学者加以概括、归纳，在其学术著作中予以反映和阐释。 怎样的条件才构成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呢？姜明安认为“它是一种基础性规范，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念，起宏观指导作用，范围广泛”，应松年认为“作为行政法的基本 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性、特殊性、有效性”，叶必丰则强调“普遍性、法律性和特殊性”。此外还有多种观点，尽管这些学 者表述、概括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整 个行政法体系要起着宏观的指导作用，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点，不仅指导和调整行政立法、执法行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相应问题缺少行政法具体规则的调整或者法律
《侦查讯问学》教学大纲Syllabus of Interrogation 花涛主编 (54学时) （本科侦查学专业） 广东警官学院侦查系 二〇〇六年六月
《侦查讯问学》教学大纲 《侦查讯问学》是侦查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本科院校侦查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根据公安部颁布的公安院校侦查学专业教学计划及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公安工作和公安教学工作的实际，制订本大纲。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侦查讯问学》课程的教学，达到以下的目的和要求：使学生理解侦查讯问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明确侦查讯问的意义、目的和任务；掌握侦查讯问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初步掌握侦查讯问的基本技能；具备讯问的能力和制作相关文书、讯问笔录的能力。 二、教学对象：适用于本科侦查学专业。 三、课程类别：本科专业课程。 四、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侦查讯问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正确处理好课堂讲授与组织学生动手操作的关系，并结合讲授内容组织学生模拟审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二）精讲与自学相结合的原则。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地确定教学重点、难点和知识面，精选讲授内容，对实践中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以及与侦查讯问工作密切相关的基本法律规范要讲深讲透，对那些学生通过自学就能达到教学目的的内容，则应采取指导学生自学的方法，并有目的地指定精选的参考材料，使学生全面地掌握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三）多种形式教学的原则。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应选用讲授、实验、讨论、模拟演练和多媒体教学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主动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达到教学目的。 （四）注重能力培养的原则。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教学的同时，更应加强案例教学、模拟审讯等实训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动手操作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缩短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时间。 （五）注重理论前瞻性的原则。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理论应超越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因此在教学中应当把已经成熟或基本成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纳入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和研究成果。 （六）科学性、合法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的原则。科学性是一门学科的生命，教学中要确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正确。由于《侦查讯问学》具有明显的法律性，教学过程中传授的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等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教学中要既教书、又育人，注意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培养学生敬业爱岗、甘于奉献、服务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
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认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决定》明确提出，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这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积极的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建立、完善了以“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有效政府”、“政经结合”的四点基本共识的中国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备了基层政治制度，如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村民自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制建设也因此呈现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快速、健康、有序的发展。 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既有基础比较薄弱。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基础之上的，但社会主义的实践并非如此。就我国而言，我们党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既有基础比较薄弱，我国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目前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应有的巨大优越性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也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使我国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是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做出积极的有益的探索，去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去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的道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实践。这个过程必定是艰巨的、长期的。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但进一步将其完善好、发展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说认为：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纵观当今世界，凡是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不论其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体制，依靠法制来治理国家是其共同的特征。依法治理国家，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选择。 民主建国、民主立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主张，是实现人类解放和文明进步事业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就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上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的和实现途径。争取、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辟了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历史新纪元，其重大民主政治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
论法治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李文兵） 摘要：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其核心思想在于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或者说被告无需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相反，原告需要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被告有罪。鉴于当今我国司法审判依然没有启用无罪推定原则，笔者建议将无罪推定原则明文写入宪法和刑诉法中，真正做到惩治犯罪的同时也保障人权，实现法治中国。 关键字：无罪推定有罪推定疑罪从无法治国家 最早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出版的《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这一思想主张，其主要含义是：“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都不能叫做罪犯。在尚未决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他应遵守的条件之前，社会就不得不对他加以保护”。本文作者将从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区别入手，深入分析和讨论无罪推定的基本规则、举证责任、沉默权等基本问题。同时结合我国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的“无罪推定”，系统阐述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要求。 一、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 有罪推定主要是指未经司法机关依法判决有罪，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被追诉人，推定其为实际犯罪人。如果当事人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推定其有罪，即“自证无罪”、“自证其罪”或“有罪推定”。① 无罪推定指任何人在未经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被告人提供证明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行为是行使辩护权的行为，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或不能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被告人有罪。如果起诉方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有罪的，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确定的无罪判决，即“公证有罪”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② 二、无罪推定的基本规则 ①刘家琛，新《刑事诉讼法》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②刘家琛，《刑事诉讼法》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人大“法治化”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宪法的颁布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打下了法律和政治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但是，由于随后在国家工作的指导上出现了“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民主法治化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邓小平同志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在这种新的认识直接指导下，1982年进行了修宪。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至此，历时两年三个月的修改， 1参见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建国以后的第四部宪法2由此产生，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又重新回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一、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是人大“法制化”的30年 理论上，民主可分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卢梭式的民主，一种是孟德斯鸠式的民主。卢梭式的民主是大众“最向往”的民主，它包括并强调那种一哄而起的、类似“文革”中“大民主”式的民主，可以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简单的多数人、少数人论是非，靠革命情绪，不太注意体制的结构、程序和规则。孟德斯鸠式的民主注意权力结构、程序和规则，在人民主权的前提下，重法治。3卢梭式的民主是非制度化的民主，依靠的是多数人的暴力；而孟德斯鸠式的民主是法治化的民主，依靠的是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坚定的法律信仰。 八二宪法的公布实施从本质上来说是把民主纳入制度化的轨道，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对孟德斯鸠式民主的选择和对卢梭式民主的摒弃。 30年来，八二宪法及其4个修正案，连同之后一系列法律法规，一步步推进者人大“法制化”：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实行普遍的差额选举制度；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共同监督宪法实施，并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2即现行宪法，又称八二宪法。前三部宪法分别是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 3李树忠主编，《宪法学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前言第10页。
论行政法治原则
论行政法治原则
论行政法治原则 论行政法治原则的含义 1行政权力的从属性决定了行政权力是一种必须承担违法责任的权力。现代政府都应该是责任政府，即政府应该对其违法行政的行政行为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责任。法律规范是由行为模式和后果模式组成，法律责任是法律规范的必然组成部分，违反法律规定就必然要承担违法责任。作为来源于法律的行政行为，如果出现违法的情形，自然也要承担违法责任。 2、行政权力的有限性。行政权力的有限性来源于其从属性，行政权力的范围局限于法律所赋予的范围，超越这个范围就是违法的。行政权力的有限性表现为行政权力可以涉及的领域的有限、行政权力内容的有限、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的行政管理措施的有限。“越权无效”原则是各国行政法所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对“越权无效”更是做了非常宽泛的解释，使其成为这些国家司法审查的主要标准。 行政权力有限性意味着行政机关不能
为了达到行政目标而任意采取行为，尽管行政机关可以采用“自己是代表公共利益”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行政行为的有限性为公益和私益的关系做了划分，公益并不能成为任意剥夺私益的理由，公共利益机关归根到底是为广大个人服务的，这种观点恰恰是现代法治的重要观点。 3、行政法治原则的核心表现是行政行为必须接受司法审查。行政行为必须接受司法审查，是由行政权力的从属、有限性和单方、主动性的矛盾决定的，由于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又是保证公益目标实现和行政效率所必须的，所以，无法象私法领域一样通过当事人的自治来实现社会秩序，只有在权力与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中才能保证行政权力始终符合法律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界定了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在行政管理领域的界限、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界限，通过司法审查，司法机关可以实现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审查。 这一个原则看起来似乎和前面的两个
Vol.33No.4 Apr.2012 第33卷第4期2012年4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侦查讯问作为一种侦查方法是刑事案件中最常用的，也是必须进行的程序，讯问时录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获取有效犯罪证据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案件的侦查。但是目前，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无论是在法律规定、制度设计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司法形象的树立，同时也将我国侦查讯问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而在侦查讯问制度改革中确定律师在场权，建立律师在场制度，是弥补、完善侦查讯问不足最有效的一种措施，对侦查讯问制度的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一、确定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在整个刑事诉讼 活动中，庭审阶段是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的公平对抗的主要体现阶段。但这种公平对抗实际上却存在着众多不公平因素，在此阶段对侦查机关而言，无论是在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还是本身具有的法律知识方面都占据了主要优势，而且还可以使用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证物进行扣押；但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在此阶段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都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实行羁押，不可能自主的收集有利证据，况且一般的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都比较淡薄，无法运用法律知识来维护自身权益，更没有与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这时就需要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和抗衡能力的一类人来帮助犯罪嫌疑人，毫无疑问这类人群就是律师。在业务熟练的律师的介入下，不但可以提高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和辩护能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能使犯罪嫌疑人在心理压力最小的情况下接受讯问，轻松如实的对案件事实及自己有无罪、罪轻、罪重情况进行表述，这样才能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尽快找出案件真相，体现司法程序的公正、平等，同时维护侦查机关的公平、公正，增强人们对司法机关的信赖。 2.对辩护制度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所谓辩护制度是对 包括辩护方式、种类及权利和辩护人的范围、责任、权利及义务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规定在内的规则制度的统称。辩护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保障人权和有效制约国家刑罚权利的滥用是其存在的价值[1]。在当今社会，辩护权的行使从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了审判前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趋势，而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只明确了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权，并没有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 护地位。与此同时，尽管在法律规定中明确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在场，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成为了必然在场，严重影响了律师会见权的行使。不但如此，辩护权利缺失也是我国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侦查阶段是整个司法活动中最容易对犯罪嫌疑人人权造成侵害的阶段，在此阶段明确律师的在场权，赋予律师的辩护地位，也就赋予了律师的辩护权，具备了辩护权辩护律师就可以介入到侦查程序中，从而实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因此，可以说律师在场权的确立不但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时对辩护制度的完善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必要性 1.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是保障和尊重犯罪嫌 疑人人权的需要。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侵害集中体现在侦查阶段，这是由于在侦查讯问中，此时的犯罪嫌疑人面临着刑事责任的追究，其特殊的身份将其置于弱势地位，通常都会被限制人身自由所导致。在侦查讯问阶段赋予律师在场权，则可有效的防止滥用侦查权，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为讯问程序正当性得以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延伸意义来说，确立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不单纯的是赋予了律师一项权利，更是赋予犯罪嫌疑人一项权利，是“犯罪嫌疑人有权得到辩护”的现实体现[2]。通过确立律师的在场权，律师可以运用其权利对侦查程序中权力的滥用进行监督与防范，切实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诉讼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需要。但由于我国目前的侦查程序上存在的各种不足，导致了在侦查讯问中刑讯逼供、变相羁押等对犯罪嫌疑人人权造成严重侵害的现象发生，因此，出于对犯罪嫌疑人人权尊重与保障的需要，我国应该建立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制度。 2.为提高诉讼效率有必要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 度。公平、公正、效率是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诉讼效率的提高是诉讼程序经济价值的体现，经济效率则是评价我国法律程序的重要参考，因此，诉讼效率的提高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课题[3]。而在我国侦查讯问中建立律师在场制度，可促进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提高诉讼效率：⑴由于在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和人员都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追究犯罪上，所以在收集证据时只注重收集了有罪证据，而对那些 我国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 崔 林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要：目前，伴随着律师辩护由实体向程序、由审判向审前介入的转变，律师在侦查讯问中在场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课题。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充分赋予了律师的辩护权，不但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能够弥补侦查讯问中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律师在场权；人权；侦查讯问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７６－０２ ７６－－
论我国侦查理念及其法治化(一) 摘要]：侦查理念法治化是侦查法治化的先导，引导着制度构建和侦查实践。侦查理念由侦查属性观、侦查目的观、侦查构造观等内容构成。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包括：侦查属性观由专政活动说、认识活动说走向执法活动说；侦查目的观由打击敌人说、查明真相说走向公平正义说；侦查构造观由敌我斗争模式、实事求是模式走向正当程序模式。 关键词]：侦查理念；侦查属性；侦查目的；侦查构造；法治化 理念（idea）一词源自西方，是指“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普遍范型”。1]在现代汉语中，理念被理解为思想、观念、信念，以及认定和追求的某种目标、原则、方法等。2]在笔者看来，理念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所反映的是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属性、价值、目的及应然模式的看法与观念。它不仅包括人们对某一事物本质与价值的基本认识，更包括人们对价值目标及实现途径的基本观念。 侦查理念，就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对侦查的属性、目的及应然模式的认识和观念。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它是一国侦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侦查实践运作的精神支撑。在侦查现代化、法治化的进程中，理念往往居于先行和先导位置，对制度构建和侦查实践具有指引作用。侦查理念的法治化，是实现侦查法治化的前提与基础。 下面，笔者从侦查属性、侦查目的、侦查构造模式等三个方面，讨论一下我国侦查理念及其法治化问题： 一、侦查属性观 所谓属性，是指事物所固有的性质。事物的性质由该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矛盾是复杂性的，因而属性也往往是多样的。在事物的诸多属性中，决定着该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而区别于他事物的属性，就是其本质属性。侦查属性观，就是对侦查本质属性的认识和观念，它是一国侦查理念的认识基础，对侦查目的观、侦查模式观具有先导和决定作用。 在我国，侦查历来以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因而，长期以来，十分强调侦查的“专政活动”属性和“认识活动”属性。近年来，随着法治不断推进，人们更倾向于把侦查看成一种“执法活动”。从“专政活动”、“认识活动”再到“执法活动”，分别揭示了侦查所具有的政治、科学、法律属性，表明人们对侦查本质属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一）专政活动说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一向被视为我国侦查工作的理论基础与根本指导思想。3]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由此派生出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两种基本方法，即专政的方法和民主的方法。专政的方法用于解决“敌我矛盾”，其手段是“杀、关、管”，是“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4]；民主的方法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4]（368）.至于何为敌人、何为人民，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范围有所不同。根据毛泽东、邓小平的经典论述，“专政对象”既包括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内外敌对势力，也包括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侦查机关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政工具”、“刀把子”，它通过打击和防范制止犯罪，行使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因而，侦查活动具有“专政”属性。 “专政说”，揭示了侦查活动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其意义和价值不容否定。但问题是，如果把“专政”视为侦查的首要属性，甚至是唯一属性，则十分片面、有害。其一，侦查对象并非全属“专政对象”。像情节轻微的普通犯罪、过失犯罪、防卫过当等，历来被划归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而且，从经验上看，侦查对象也未必一定就是犯罪分子，他们既有可能纯属无辜，也有可能仅仅是轻微违法者。其二，忽视了侦查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恩格斯说：“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存在下去。”5]侦查机关除担负政治镇压职能外，还担负着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社会职能。侦查既是政治镇压的工具，更是维护社会秩序与
第35卷第3期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Vol.35No.32019年3月 Journal of Jilin Engineering Normal University Mar．2019 收稿日期：2018-12-23作者简介：罗威（1979-），男，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思政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意义研究 罗 威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思政部，安徽六安237011）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从当前形势看，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法治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部，同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坚 持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道路，大力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经济水平有效提升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关键词］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化；程序化［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9042（2019）03-0011-03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建设是以法治来 限定民主，主要目标是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境界，用法治来规范民主。十九大已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形势下主要任务，积极拓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并划清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治的界限，有效丰富了民主法治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懂十九大精神，努力在新时代续写新篇章。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环节，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十九大会议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执行人民民主，支持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必须将其及时有效地落实，全面执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民主政治化，更好地保障人民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并及时参与国家文化事业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有关权利，强化民主法治化落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建设，并在法治化平台上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一、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 民主与法治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两者互相依赖、相互依存。要真正做到民主和法治，首先要理解民主与法治的观念和主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将民 主与法治积极融入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继而用 法治来规范民主，用法治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积极实现法治和民主。利用法治来规范政治行为，同时及时协调政治关系，这是民主政治法治化的内涵，其目的是及时解决好政治问题，切实保护好政治活动中人民的公平参与权和管理权，以此方式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良性运行。 二、法治是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化国家的前提条件 法治是国家进行现代化治理的主要特征，这不仅是权益保障的根本，还是促进民主关系和谐、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因此，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及时将现代民主和法治紧密联系起来，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角度分析问题，将制度建设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化国家的全局性问题。从法律角度出发，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从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民主政治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有基本的民主选举权、民主决策权以及民主监督权，确保人民人身自由、权利自由。积极动员全体人民以主人翁态度自觉投身到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当中，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在此过程中需要积极加强民主监督，重点体现民主监督权力，没有经过授权的国家部门工作人员不得剥削人民的民主
美国侦查讯问程序 美国侦查人员假设他们审讯的嫌疑人是有罪的，但最初会否定其罪行。嫌疑人说谎主要是出于理智，供述将导致逮捕、定罪以及监禁。与表象、逻辑和常识相反的是现代美国心理学讯问方法被设计成为说服嫌疑人的供述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美国侦查讯问是根据一种不同的影响、欺骗、心理强制的逻辑来控制嫌疑人对他的境况、观点和自身利益的认识。全部审讯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软化嫌疑人阶段，米兰达警告阶段、the interrogation proper阶段、供述后阶段。 美国侦查讯问方法 美国侦查讯问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应彻底地理解和时时牢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实，即以胁迫强制的方法获取的供词，都是无效的，而且在法庭上也不被承认。胁迫是指施加酷刑，或把某种约束力或强制压迫强加在被讯问对象身上，对其施加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影响，试图以此促使其达到愿意作出认罪供述的程度。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作出的供述，这一事实很快就能够被其辩护律师所证实确认。在胁迫情况下作出供述这一事实将会影响供述的自愿性特征，在供述过程中运用强制或暴力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事实不能完全反映其本人的选择自愿，这种作出供述或保持沉默的自由选择权是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不容任何人任意侵犯的。 在美国警察使用的讯问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类：直接与间接的讯问方法，激情冲动与使用心理胁迫、诱骗的讯问方法，每一种类又包
括各种不同的具体方法：无足轻重的冷淡法，同情或情感共鸣法，强烈诱惑法，只要是人谁都会这样做，态度友好法，提供帮助法，朋友般的谈话法，偏袒的辩解法，减轻处罚法，安慰悲伤法，推托责任法，冷热交替法，缩小犯罪等级法，夸大犯罪等级法，极力缩小犯罪后果法，即成事实法，假象欺骗和吓唬法，苛刻的事务性方法，揭穿谎言法，假造证据法，重复强调同一主题法，通过讲真话减轻精神压力法，坚韧不拔的穷追猛打法，激发体面与荣誉感法，在案件中的作用法，贬损诋毁与用好话逐步赢得好感以便最后利用法，坦率地说出犯罪真相讲真话法。美国警察在讯问中还常采用延长讯问时间，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变相体罚，如连续讯问10小时、12小时至20小时。从实践上看，嫌疑人在警察讯问时供认的，往往被处罚较重(对嫌疑人不利)。而嫌疑人不放弃米达权利的受保护多一些，放弃者则受保护少一些。 一、直接提问的讯问方法（The Direct Approach） 通常用于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认定罪责的情景。当出现这种情形时，讯问人员将造成一种使被讯问人完全相信自己有罪的环境气氛，他的整个讯问方式和态度就应排除被讯问对象是无辜的任何可能性。讯问人员镇定地、注重实际地出示证明有罪的证据，促使嫌疑人讲真话，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不能有任何谎言，不能推脱原因，以及毫无隐瞒地供出真相。在这一过程中，讯问人员极力小心地避免使用威胁恐吓的言辞或事物以及含沙射影的话语，而且应尽量对讯问对象使用带同情的言辞，并很快地指出其他任何人在
法治原则与公共行政组织——论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意义和途径(一) 在国家-社会关系正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公共行政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部门热衷通过各种政策性手段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对于需要公共行政予以解决的某些社会问题，一些行政机关却互相扯皮、互相推诿；利益驱动下的本位主义致使某些行政机关间争权夺利；各级政府普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机关滥收费、乱罚款的现象屡禁不止；行政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如何尽可能有效地解决这些涉及公民权益、涉及公民对政府信任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由于此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公共行政组织的合法性、合理性相关联，与我国当前行政组织法不健全、不完善相关联，因而，本文试图就法治与公共行政组织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展开讨论，以期为行政领域出现的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可供有关方面选择和考虑的解决方案。 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在顺应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应包括哪些职能，这些职能在各级各类行政机关中应当怎样进行分配，国家应如何设置、变更或撤销行政机关，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性质、地位、任务是什么，它们分别拥有哪些职权、承担哪些职责、其活动遵循哪些基本规则，它们如何组成，编制怎样确定，其属下公务人员的任用、培训、考核、奖惩、晋升、流动等如何进行，凡此种种，都可容纳于“公共行政组织”这一研究课题。1]概而言之，公共行政组织包括行政机关的组织、编制和公务员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是广义的指称。在狭义层面上，公共行政组织通常仅指向行政机关的组成、性质、地位、职能和建立、变更、撤销的程序，而不包括同编制和公务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出于研究旨趣和集中探讨的需要，本文取其狭义内涵。 一、公共行政组织受制于法治原则的意义 公共行政组织与国家的存在是并行的，而且，在古代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形态下，它就已经受到法律的规范。例如，我国唐朝的法典《唐六典》曾经对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以及六部等的组织均设有专门的规定。2]然而，立基于专制主义的规范国家组织结构或活动（包括行政机关的设置、变更和撤销，组织与职权等）的法律，其实质是君主的旨意，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君主的有效统治，尽管君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把人民的福祉纳入对其统治的长久意义的考虑之中。这即为法律与公共行政组织之间的旧的关系架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高首长有权决定本体系的建制，法律只是一种推行君主旨令制度化的工具，而无法在终极意义上对抗或束缚行政的自行组织。这个曾在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存在的旧的关系架构，受到近代置根于民主主义的法治理念的冲击而终被颠覆。但是，在某些君主制基础深厚的国家，一个时期内它仍然得以延续和维系。如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天皇制法治主义”之下，“‘依法行政’的原理本来被认为是有关行政作用的理念，因此有关行政组织的规范被认为在日本也是属于天皇＝行政府固有的权限与大权”。3]公共行政的组织必须受制于法治原则的理念及相关制度，生成于旨在破除专制主义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因同人类进步的要求相契合，而为现代多数国家所沿循。虽然这一理念或制度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国家的体现存在差异，甚至在同一国家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转换，但是，坚持人民主权（民主主义）、促进和保障人权、政府对公众负责等一直是其内蕴的精神。 公共行政组织受制于法治原则首先是人民主权的要求和体现。现代国家多采取民主的政体形式，即由自由公民的整体（thewholebodyoffreecitizens）掌握主权，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一种代表制度行使主权。4]就制度的现实运作而言，由于代表制度对民意的真正体现与维护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没有一个国家有资格宣称民主已经彻底实行。不过，在理念层面上，人民主权（民主主义）至今仍是人类可以选择奉行的治理国家的最佳方式。根据这一理念的逻辑，一切国家机关的组织或活动必须建立在人民授权的基础上，否则，就会丧失合法存在的理由。人民授权通常是由人民代表机关（制宪会议、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等）以制定宪法或法律的方式进行。籍此，公共行政组织受法律的规范与约束，而不是由行政机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