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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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风雅的源头《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另有六篇笙诗,只有题目没有内容)。
先秦时称其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是各地的民歌:《雅》分为《大雅》《小雅》,是王畿之地的正乐。
《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是宗庙祭祀等大活动的歌舞辞。
《诗经》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风、雅、颂指《诗经》的体例,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风》《雅》《颂》,内容包罗万象《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
从它的体例上就很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划分。
《左传》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当时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是社会上层意志的集中体现。
《颂》和《大雅》中许多带有史诗性质的叙事诗,便反映了统治阶层对部族历史的回顾以及对祖先功德的赞颂。
如《周颂》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雅》是王畿之地的正乐,它的作者大多是士大夫,主要反映了诸侯朝会和贵族享宴的情景,如《小雅·鹿鸣》描写“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贵族也通过诗歌,来表现自己对王政的不满,如《小雅·节南山》记载:“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意思是一位叫家父的臣子,作了这首诗来讽刺周幽王。
相对于《颂》和《雅》来说,《国风》的篇幅更多,反映的社会生活更为广泛,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较《颂》《雅》更高。
因此有“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的说法。
十五国风主要反映的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深刻入微,包容百态。
从内容上看,这些诗歌主要有以下几类:农事诗,直接反映劳动生活的诗歌。
《诗经》古诗鉴赏(优秀8篇)(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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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汉语研究2020年第4期(总第12期)《释名》中用为“液”的“汋”字旁议*王 宁(枣庄广播电视台)提 要清代学者指出《释名》中有的“汋”字当为“液”字,或以为是通假,今有工具书也据清人说收录此条义项。
实际上《释名》中用为“液”的“汋”字当是从水与声的字,即“液”的异体或俗字,后在传抄中或被改正作“液”,或因“勺”“与”形近讹作“汋”,此字形遂失。
关键词汋液勺与释名“汋”用为“液”义,有的字书、辞书收录此义项,如《中文大辞典·水部》“汋”字下第3项释义云:泽也。
与液通。
《说文通训定声》:“汋,假借为液。
”《释名·释形体》:“汋,泽也,有润泽也。
”《故训汇纂·水部》“汋”字的第18项释义云:汋,假借为液。
《说文·水部》朱骏声《通训定声》。
此二书均用朱骏声说,问题是,古音中“汋”是禅纽沃部字,“液”是余纽铎部字,二字的读音差距甚大。
或许是“假借”还有很大的疑问,故其他字书、辞书多不收,大约其可靠性值得怀疑,所以此条义项还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
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于“汋”字下言假借云:又为液。
《释名·释形体》:“汋,泽也,有润泽也。
”实际上,有相同看法的不止朱骏声。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汋”下注云:《释名》:汋,泽也。
有润泽也。
自脐以下曰水腹,水汋所聚也。
胞主以虚承汋也。
盖皆借为“液”字。
* 拙稿在外审过程中,审稿专家老师提出了中肯精当的意见,特根据审稿意见作了补充和修改,谨向审稿老师表示感谢!文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均由作者一人负责。
2020年第4期··卢文弨《钟山札记》卷四“汋同液”条下云:字书未有言“汋”同“液”者,刘熙《释名》则往往以“汋”为“液”。
《释形体》云:“汋,泽也,有润泽也。
”上是津,下是汗,其为液也明矣。
《释饮食》又云:“吮,循也。
不绝口,稍引滋汋,循咽而下也。
”“滋汋”亦即“滋液。
”可见,诸家所引用“汋”为“液”字的例子,都是依据汉代刘熙的《释名》,或者说只有《释名》一书中用“汋”为“液”,而他书均不见“汋”字的此类用法。
清華簡第一冊補釋(一)釋《緇衣》引《尹誥》“自周有終,相亦爲終”句傳世《緇衣》兩引《尹誥》,分別爲:《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鄭注兩處《尹吉》皆云當做《尹告》。
鄭云“告,古文誥。
……尹告,伊尹之诰也。
”後一條注曰“天,當爲先字之誤。
忠信爲周。
相,助也,謂臣也。
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
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
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
夏之邑在亳西。
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清華簡《尹誥》首句作(以通行字寫出,下同):隹尹旣湯,咸又一悳。
尹念天之贁西邑,曰自亓又民,亦隹氒眾。
“尹念天之贁西邑”對應“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鄭云“見或爲敗”,是也。
念、躬爲侵、冬旁轉。
念所從之今聲爲見母,與躬雙聲。
《毛詩·谷風》“我躬不閱”,三家詩作“我今不說”,可爲旁證。
①而“曰自亓又民亦隹氒眾”與《緇衣》“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相去甚遠,似無關涉。
按,終、眾古音全同。
民、眾多連用,民亦有眾義。
據此《緇衣》、《尹誥》可讀作:《緇衣》:自周[其]有眾,相亦惟眾。
《尹誥》:曰夏自其有民,亦惟厥眾。
鄭訓相爲輔助,訓周爲忠信,故不得不破“天”爲“先”,謂尹之先祖,見夏桀以前之先君先臣皆以忠信自終。
驗諸簡本《尹誥》,與上下句意不合。
按《緇衣》又引《君奭》:《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
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周爲害(割)之形訛,說詳于省吾先生《雙劍誃尚書新證》卷三。
②郭店《緇衣》作“”,从戈,害聲。
③可證于說。
據此,試讀《緇衣》引《尹誥》爲“惟尹念天敗於西邑夏,[夏]自害(割)[其]有眾,相亦惟眾。
”句謂尹念天敗西邑之夏,夏自割害其眾,則其眾亦助成其敗。
連清華簡《尹誥》下句,謂非民無與守邑,夏王作怨于民,故民報之以離心。
而清華簡《尹誥》字整理者釋爲絕,《多士》孔傳正訓“割”爲“割絕”,割絕疊韻。
收稿日期:2019-05-25作者简介:王志翔,男,甘肃天水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清华简《子仪》等篇与赋诗外交考略王志翔(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摘要:清华简《子仪》篇被整理公布之后可知,赋诗外交起源甚早。
结合《左传》等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外交用诗情况可以看出,赋诗外交的形成与诗言志、歌咏言、说诗风气、大国外交风范密切相关。
赋诗外交的书写程式在周代已经形成,这种外交模式不仅影响着春秋时期的列国邦交,且在明代中朝外交中又有极为明显的表现。
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凝结着华夏先民智慧的传统文化,亦有助于我们在当今外交场合进行借鉴。
关键词:清华简;《子仪》;《耆夜》;赋诗外交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5-0097-08赋诗外交是早期中国通过赋诗来开展外交活动的一种方式,学界研究认为,这种模式源于西周、盛于春秋。
就目前成果看,对赋诗外交的考论多集中在分析明代与朝鲜等国在外交场合的赋诗活动,较少涉及对其起源问题的探讨,且并没有就赋诗外交的形成因素作具体分析。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有一篇被命名为《子仪》,记录了秦穆公送归楚国子仪的典礼,展示出春秋时期秦国赋歌奏乐的场景。
学者研究认为,“《子仪》是出土文献第一次再现外交赋歌场景,有助于探讨先秦的赋乐制度、春秋秦乐、‘诗’的传播和形成以及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1]。
除此之外,通过《子仪》篇还可以对外交赋诗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清华简《耆夜》等篇章也有赋诗活动,与传世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赋诗一并构成了早期中国赋诗外交的重要材料来源。
因此,可以通过文献材料,一窥赋诗外交,具体包括:早期文本中有无赋诗外交记录?影响赋诗外交产生的因素有哪些?赋诗外交是否形成了固定的文本表达模式,是否影响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以下就此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清华简《子仪》等篇“赋诗”文本略论2016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公布,其中一篇涉及与秦楚历史相关的文献,整理者将其题为《子仪》。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Research收稿日期:2013-12-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周青铜重器铭文集释(西周早期)”(11BYY09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周青铜器铭文考释”(09YJA74008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宝宏,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天津300387),主要从事古文字与上古汉语研究。
清华简《耆夜》没有确证证明为伪作*——与姜广辉诸先生商榷周宝宏摘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发表姜广辉等先生的文章《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文中作者提出五点证据证明清华简《耆夜》为伪作。
本文对这五点证据进行了分析辨证,认为姜广辉等先生提出的五点证据是不可信的,不足以证明清华简《耆夜》为现代人的伪造。
本文意在说明如果考证清华简为伪作,那么所提出的证据必须是真实的、明确的、直接的、重要的,否则不足以说明其为伪作。
关键词:清华简;伪作考;先秦作品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669(2014)02-0063-05姜广辉、付赞、邱梦燕《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一文(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以下简称“姜文”)说:本文考证清华简《耆夜》为伪作,理由是:①考简文周公致毕公诗首句“戎服”,公元前550年左右始称军衣为“戎服”、唐代方以“赑赑”叠字作为修饰语。
②考简文“祝诵”一词,先秦古籍只单言“祝”或“颂”,宋代学者作文献研究,分析文辞、文意,始立“祝颂”之目。
③简文载周公酬武王祝诵诗“明明上帝,临下之光”。
前一句首见于晋人诗句,是歌颂上帝的;后一句首见于宋人诗句,是歌颂宋帝的,这两句诗乃是现代人集句,非周公原创。
④考证简文周公《蟋蟀》,与《诗经·蟋蟀》略同。
后者归于《唐风》谱以唐音。
如真为周公即席所作,理应谱以雅乐或豳音,并为在座之著名史官记录并传之后世。
耆夜》不伪才怪——四问“清华简”《耆夜》不伪才怪——四问“清华简”作者:岚居《耆夜》为“清华简”释读出的关于《武王戡黎》之文字,下愚参考了几种版本,基本相同,谅为正式公布,不至像前此公布之释读,与正式版本大相径庭。
为郑重计,今采用其繁体字版如下: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還,乃飲至于文太室。
畢公高爲客,召公保奭爲夾,周公叔旦爲主,辛公??[言泉]甲爲位,作策逸爲東堂之客,吕尚父命爲司正,監飲酒。
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
紝夷兄弟,庶民和同。
方壯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飲,後爵乃從。
”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飭,人服余不胄。
徂士奮刃,殹民之秀。
方壯方武,克燮仇雠。
嘉爵速飲,後爵乃復。
”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
謐精謀猷,欲德乃救。
王有旨酒,我憂以[风孚]。
既醉有侑,明日勿慆。
” 周公又夜舉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
丕顯來格,歆厥禋盟。
於飲月有盈缺,歲有歇行。
作茲祝誦,萬壽無疆。
”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
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夫日□口,口□□忘。
毋已大樂,則終以康。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
蟋蟀在席,歲聿云莫。
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日月其邁,從朝及夕。
毋已大康,則終以祚。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蟋蟀在舍,歲聿云□。
口□□口,□口□口,口□【從冬】及夏。
毋已大康,則終以懼懼。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 看看其有何问题。
一、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戡耆(黎)是文王或武王,历有争论,余以为《史记》所载不诬。
所谓“武王八年征伐耆”实本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于宋已佚,《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皆为清人辑录,是否合乎原著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吾国编年史,始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 ),前此绝无编年史可言。
《竹书纪年》虽未逐年纪事,但却有自夏迄战国间列王在位时间及一生大事,与编年史相类。
清華簡《耆夜·蟋蟀》與今本《蟋蟀》關係辨析(首發)程浩上海大學清華簡《耆夜》記載了武王戡黎后與群臣舉行“飲至”禮并賦詩的故事。
其中,周公所作的《蟋蟀》i一詩,與今本《唐風·蟋蟀》“有密切關係”ii。
簡本《蟋蟀》的發現,對於理解今本《蟋蟀》的文獻源流有重要意義。
爲了說明問題,我們先對簡本《蟋蟀》進行試讀。
整理者釋文如下:〓〓(《蟋蟀》:“蟋蟀)才(在)尚(堂),(役)車亓(其)行▃;今夫君子,不憙(喜)不藥(樂);夫日□□,□□□忘(荒)▃;母(毋)已大藥(樂),則夂(終)以康〓(康,康)藥(樂)而母(毋)忘(荒),是隹(惟)良士之䢍〓(方)。
(蟋)(蟀)才(在)(席)▃,(歲)矞員(云)茖(莫)▃;今夫君子,不憙(喜)▃不藥(樂)▃;日月亓(其)(邁),從朝﨤(及)夕,母(毋)已大康,則夂(終)以(祚)▃。
康藥(樂)而母(毋)[忘] (荒),是隹(惟)良士之愳〓(懼)。
(蟋)(蟀)才(在)舒,(歲)矞(聿)[員](云)□,□□□□,□□□□,□□□□□□,□□□□。
母(毋)已大康,則夂(終)以愳(懼)▃。
康藥(樂)而母(毋)忘(荒),是隹(惟)良士之愳〓(懼)。
”iii全詩根據文意可分為三章,每章末都有兩筆短橫為誌。
對於這兩筆短橫,復旦讀書會直接處理為重文符號iv,似未可安。
對於這一問題,整理者已經指出:“‘䢍’下有重文符號,與一般用法不同。
此類現象亦見於本篇第十三、十四簡‘愳’字下,疑指該句應重複讀。
”v觀詩意,每章到末句文氣已盡,不應該再整句重讀。
我們認為,此處的兩筆短橫,很可能是分章符號。
vi《耆夜》所錄的詩篇,除《蟋蟀》外,還有《樂樂旨酒》、《輶乘》、《》與《明明上帝》。
簡文中這些詩篇的共同特點就是在用韻處每每用一筆短橫進行標記。
可見《耆夜》在抄寫的過程中曾經對詩文的部分進行了特殊處理。
既然一筆短橫可以用來標誌韻腳,那麼此處的兩筆短橫就有可能是抄寫者表示詩文分章之用。
清华简《耆夜》考论摘要:“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奉《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
清华简《耆夜》“作”宇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
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关键词:二次戡黎;清华简《耆夜》;周公《蟋蟀》清华简《耆夜》,成书存有西周、春秋、战国三种可能性,本文拟对其成书年代以及“戡黎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两个观点做一深入讨论。
一、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尚未成定论《尚书·西伯戡黎》说:“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黎”的西伯是文王还是武王,千百年来学界一直聚讼不已。
《史记,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
明年,伐密须。
明年,败耆国……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山司马迁认为是文王,汉代的学者,如孔安国、郑玄、王肃等,皆力主此说。
自宋代始,学者始提出异议,吕祖谦说:“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纣在上为恶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
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
”元代吴澄《书纂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
”吴澄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据,说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举。
其他学者如胡宏、薛季宣等,认为文王去世后,武王嗣任西伯,坚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否认文王戡黎。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
”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他们以清华简《耆夜》为依据,推翻《尚书大传》、《史记》等书记载的“文王戡黎说”,为宋儒“武王戡黎说”找到了新的证据④。
王鹏程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提出“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与武王所勘之黎不同,文王征伐的是耆国,在今山西上党一带,清华简所载武王所戡为“黎”国,为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位于今河南浚县一带,“耆”、“黎”同属脂部字,汉代以后注疏常将二者混淆,将潞州“耆”国和卫州“黎”国混为一谈,这是造成后世误读“西伯戡黎”的根源,⑥根据上博简《容成氏》记载:“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邡、国、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
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
”⑥上博简《容成氏》“文王子九邦”中明确肯定有耆国,与《史记,周本纪》相互印证,文王戡黎的说法是不能轻易否认的,但清华简《耆夜》却说“武王戡黎”,因此王鹏程等学者的“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戡伐的是耆国,武王戡伐的是黎国,将黎国定在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比简单依据清华简《耆夜》,否定《史记·周本纪》“文王戡黎”的做法更为可取。
“二次戡黎说”表面上看能自圆其说,其实却隐藏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二次戡黎说”的主要依据是今本《竹书纪年》,我们将相关语句引述如下:“(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
”“(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帝辛)四十二年,(原注:周武王元年。
)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
有女子化为丈夫。
”“(帝辛)四十三年春,大阅。
蛲山崩。
”“(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
”四《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武王践祚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
”’根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祚之日从太公处受丹书,而今本《竹书纪年》武王从太公处受丹书的时间是帝辛四十二年,因此帝辛四十二年为武王元年,那么武王戡黎的时间是武王二年,绝不是清华简《耆夜》所说的“武王八年”。
王国维说:“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
”⑨即使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八年戡黎应在文王死后第一年,即帝辛四十二年,与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武王戡黎仍相差两年。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没有注意到清华简《耆夜》与今本《竹书纪年)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戡黎”,按照王国维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则应在受命称王后的第七年去世,如果以此为基准,那么《史记,周本纪》说文王“十年而崩”的十年要改为七年,《逸周书,文传》篇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发受遗训的“九年”,要改为七年,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的“帝辛四十四年”,也要改为帝辛四十二年,难道清华简《首夜》一面世,传世文献《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都错了吗?古文字中七与十字形相近,容易混淆,但九却与七迥然有别,因此《逸周书,文传》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改为七年,毫无根据可言,鉴于清华简《耆夜》与《史记,周本纪)、《逸周书,文传》、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存较大出入,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作为孤证,不能遽然为学界所釆信。
二、《诗经·蟋蟀》并非周公所作清华简<耆夜》说周公致诗武王后,“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周公心有所感,赋《蟋蟀》一首。
《蟋蟀》诗是否为周公所作,是清华简《耆夜》最大的疑点,李学勤先生认为,《蟋蟀》为周公所作,他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华简乐诗《蟋蟀》与《蟋蟀》毛诗序主旨不矛盾;二是《蟋蟀》系周公勘黎时所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成为当地的诗歌了。
Q0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关于清华简《蟋蟀》乐诗的主旨,李学勤先生认为“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凹。
孙飞燕先生认为《蟋蟀》的主题思想不可能是劝人行乐,而是戒惧。
四周公赋<蟋蟀》,强调的是“康乐而毋荒”。
今本《诗经,蟋蟀)“好乐毋荒”郑玄笺:“荒,废乱也。
君之好乐,不当至于废弃政事。
”周人戡黎归来,本应该尽情享受胜利的快乐,周公“康乐而毋荒”意思是享乐要适度,不能因沉溺享乐而荒废政事。
《毛诗序》认为《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
④《毛诗序》是劝人为礼不要太简,要及时行乐,明显与清华简乐诗主旨相矛盾。
《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
”《盐铁论,通有》说:“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
孔子曰:‘不可。
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
”’《孔丛子,记义》认为《蟋蟀》见陶唐之俭德,《盐铁论,本议》认为《蟋蟀》主旨在于讽刺“太俭不中礼”,而清华简《耆夜)主张享乐适度,不能废弃政事,对《蟋蟀》诗有着明显不同的诠释倾向。
李学勤先生肯定周公作《蟋蟀》,同时又注意到《蟋蟀》收入今本《诗经,唐风》,因此想用流传区域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
刘成群先生持反对意见,他说如果周公作《蟋蟀》,自然成为鲁国的诗歌,即使不被采入作为鲁诗的《豳风》中,至少也不会被采入《唐风》,《蟋蟀》如何被采人《唐风》这一问题的不圆满解决,始终都会是周公作《蟋蟀》致命的弱点。
Q6周公赋《蟋蟀》时,已戡黎归来,在镐京文太室,武王所勘之“黎”为黎阳蛆,在纣都朝歌附近,两地之间路途遥远,因此周公在镐京饮至礼上作的《蟋蟀),为何不在歧周流行。
却在黎国流行,确实是难以解释的问题。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棗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载戢干戈”等五句见于《周颂,时迈》,据《左传》可知周武王作《时迈》,但《国语‘周语上》说:“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周公又为《时迈》的作者。
《时迈》一篇为何竟有武王、周公两位作者?对此孔颖达《时迈序》解释说:“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
”四孔颖达认为,《时迈》为武王所作,周公后来称颂,是借以表达自己的追慕之情。
清儒王先谦说:“《时迈》虽作于周公,要为颂武王克殷后巡守诸侯之事甚明……武王克殷,周公始作此歌以颂武王,及成王巡狩,乃歌此诗以美成王。
”Q0王先谦认为《时迈》歌颂的是武王巡守诸侯,到成王巡守时,则借此诗以歌颂成王。
孑L颖达、王先谦的解释给我们很大启发,《诗经,蟋蟀》可能早已产生,在戡黎饮至礼上,周公可能是借《蟋蟀》诗来表达自己当时的政治诉求,而不一定是《蟋蟀》的作者。
《史记,周本纪》说:“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大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
”四西周建立之初,大师疵、少师疆等乐官已把殷人成熟的音乐技艺带到了西周。
《国语,周语上》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然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④西周时期,公卿、列士献诗,乐官加以整理,配以相应的乐曲,在祭祀或重大典礼仪式时,供王选择使用,当时奏诗、演诗程序固定,并出现专门化分工,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采诗、献诗、奏诗、演诗制度。
④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简《耆夜》乐诗的韵脚,武王致毕公诗《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幽部),宴以二公(东部),飪(任)仁兄弟(脂部),庶民和同(东部),方壮方武(鱼部),穆穆克邦(东部)。
嘉爵速饮(侵部),后爵乃从(东部)。
”幽部、脂部、鱼部合韵,东部、侵部合韵,奇偶句皆人韵。
周公致武王诗《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支部),临下之光(阳部),丕显来格(铎部),(歆)是裡明(盟)(阳部)。
於……月有城(盛)缺(月部),岁有(歇)行(阳部),作兹祝诵(东部),万寿亡疆(阳部)。
”阳部、东部合韵,偶句用韵。
清华简《蟋蟀》乐诗:“蟋蟀在口(席)(铎部),岁喬(聿)员(云)落(铎部),今夫君子(之部),不喜不乐(药部)。
日月其蔑(迈)(月部),从朝及夕(铎部),毋已大康(阳部),则终以作(铎部)。
康乐而毋忘(荒)(阳部),是惟良士之懇(惧)(鱼部)。
”铎部、药部、月部合韵,偶句押韵,首句亦人韵。
清华简乐诗以四言句为主,句式规范,用韵整齐、成熟,武王、周公谋划戡伐黎国,日理万机,戡黎胜利之后,武王、周公又在饮至礼上当场饮酒赋诗,与当事人的地位、欢快的气氛非常契合。
三国时期曹植赋一首七步诗,已名垂文学史,武王赋《乐乐旨酒》、《輔乘》,周公赋《英英》、《明明上帝》、《蟋蟀》,武王、周公在饮至礼接连赋诗,比曹植更要神奇,这样的创作才能在先秦文学史竟没有记载,甚是让人惊异!《毛传》释《崧高》云:“作是工师之诵也。
”孔颖达疏:“诗者,工师乐人诵之以为乐曲,故云‘作是工师之诵’,欲使申伯之乐人常诵习此诗也。
”四可见诗是需要乐师提前吟诵谱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