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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陈晨;房伯勇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论坛》
【年(卷),期】2024()1
【摘要】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
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总页数】7页(P28-34)
【作者】陈晨;房伯勇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2.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看“毖”诗的两种范式及其演变轨迹
3.论清华简《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质∗
4.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耆夜》中的音乐信息
5.清华简《芮良夫毖》6-8号简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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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耆”刍议沈建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众所周知《尚书·西伯戡黎》是关于商亡前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商末纣王与祖伊对于天命的讨论对答。
事从周人征伐黎国事件引起，祖伊深恐预感商朝即将亡国，苦口劝告君王，可纣王仍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而最终被周人覆灭。
《西伯戡黎》这段典故，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
继《保训》文王遗训简公布之后，我们又整理出一篇由14枚竹简组成的文献，篇题名为《耆夜》，不见史书记载。
文中有“武王八年征伐（黎），大戡之，还，”之语，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自汉代以后儒者基本都认同文王戡黎，但到了唐宋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文王戡黎，而主张武王戡黎。
至近代以来，大部分学者仍主张文王戡黎，这个讨论可以说从未中断（见刘起釪《尚书学史》页479）。
清华竹简《耆夜》篇的记载，正好支持了宋人武王戡黎的说法，这一发现，是对于传世文献的补充，并有助于开展讨论，弄清西周初期的历史真相。
此外，《耆夜》对研究周代礼仪和先秦诗歌内涵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对于我们认识西周历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楚简《耆（黎）夜》主要记载：武王征伐耆（黎）国，班师凯旋而归，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了“饮至”庆功典礼，辅佐武王的重要大臣有周公、毕公、召公、吕尚父、辛公，他们互相作诗饮酒。
第一枚简开头如下：“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即耆字，为黎国。
文献所见“黎”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如《尚书·西伯戡黎》作“黎”；《史记·殷本纪》作“饥”；《周本纪》作“耆”；西周甲骨H:42作“”，与《说文》字同。
《说文》曰：“，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
从邑利声，古文利，《商书·西伯戡》。
”“耆”、“饥”、“”等国名，都是指同一地点，出现多个歧异字体的原因，顾颉刚、刘启釪认为是由于商、周两族不同的方言音近假借所致。
《耆夜》地名“”字，即“耆”字异体，从旨从邑，与卜辞“旨”方国字形同，最早杨树达和陈梦家就提出卜辞“旨”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页296；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旨方》页69）。
作者： 李锐[1]
作者机构： [1]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中原文化研究
页码： 55-62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2期
主题词： 清华简;耆夜;蟋蟀;诗经
摘要：清华简《耆夜》中有五首诗,特别是周公所赋《蟋蟀》一诗,与《诗经·唐风·蟋蟀》接近,很多学者对两者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主要有三种意见:或认为前者早,或认为后者早,或认为两者不相干,但是多数人都是围绕前两个意见进行讨论,互相辩难。
笔者以为这两首诗,有可能最初是一种'族本'的关系,而且在流传中均发生了改变。
因此,既然两种《蟋蟀》是不同系统的'族本',经过了流变,则静止性地去考求我们所见两者孰早孰晚、孰优孰劣,意义已经不大。
文 史 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３４０期）Ｎｏ．１，２０１４（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３４０）清华简《耆夜》与《诗经》相关词语的考释———兼论《诗经》科学阐释体系的建立李炳海摘 要：清华简《耆夜》对篇题所作的解释，应以《诗经》中“耆”字的含义及《武宿夜》为参照，释为平定之夜。
《耆夜》正文及注释涉及的“聿”、“矞”、“员”、“云”，在《诗经》中都不是语助词，而是作为有意义的实词出现。
“聿”、“矞”表示迅速，“员”、“云”表示下行态势的动作和变化。
除此之外，“云”字还表示话语的表达。
对于相关字词的训释考辨，并且找出它们在文本语境中的确切含义，是建立科学的《诗经》阐释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简帛文献研究应当有所突破的课题。
关键词：清华简；《耆夜》；《诗经》；词语辨析《诗经》作为中国古代诗歌总集，对它进行有体系的阐释，至迟从孔子就已经开始，距今长达二千五百年左右。
然而，如何建立起科学的《诗经》阐释体系，对于当代学者而言，仍然任重而道远，尚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深入进行。
简帛文献的陆续问世，为当代《诗经》研究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其中许多与之相关的材料，能够为《诗经》科学阐释体系的建构提供有力的支撑。
《诗经》的阐释如果不借鉴简帛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相关成果，不仅无法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还原，而且还与当代学术前沿相疏离，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于简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整理是基础，研究则是要有创造性成果。
对于与《诗经》相关的整理和研究，字义的训诂考辨是关键。
怎样在古代学者已有的注释训诂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是《诗经》和简帛文献研究共同面临的使命，也是亟待解决的学术难题之一。
一、释《耆夜》清华简《耆夜》为研究《诗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对《唐风·蟋蟀》的解读，是一个可供参照的对象。
如果把《耆夜》与《诗经》进行双向对读，那么，不仅有助于《诗经》科学阐释体系的建立，而且对清华简《耆夜》本身的考释，也会大有裨益，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智库/Th ink tank 学术天地清华简：开启古史研究新境界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杜勇自2008年以来，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陆续整理出版，已发行10辑。
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多为经史类文献。
其中有的篇章至今还保留在《尚书》《逸周书》中，有的散佚两千年后横空出世，有的长期蛰居地下而不为人知。
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中国古代文明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献资料，开启了古史研究的新境界。
去伪存真 考而后信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告诫人们对传世文献要善于鉴别真伪，不可盲从。
《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文子》《伊尹说》《力牧》《风后》等书，班固即以“依托”言之。
这种托名古人立说的风气，在战国秦汉时期颇为盛行，其后仍有所见。
最有名的是东晋梅赜（zé）献于朝廷的伪《古文尚书》，在唐代还被作为官方认可的经学读本，堂而皇之流传千年。
历经宋元明清学者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揭穿其中晚书二十五篇作为伪书的真面目。
一段时间以来，有的论者从地下出土的简帛佚籍得到启示，于是援此例彼，大胆为梅本古文《尚书》翻案，主张当作可信的史料来使用。
所作相关研究论证疏阔，却不惜臧否前贤，一时相演成风。
直至清华简中发现与梅本相异的真古文《尚书》，局面始得改观。
清华简《尹诰》《说命》即是战国时期流传于世的古文《尚书》，与梅本所见全然不同。
《尹诰》又称《咸有一德》，它本是《尚书》中的一篇，秦火之后一度失传，西汉中期重出孔壁，为逸《书》十六篇之一，至西晋永嘉之乱再度散佚。
从《书序》《殷本纪》所列《咸有一德》次第看，本篇为伊尹诰汤之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契，构成二者同为一篇文献的二重证据，说明今传孔传本《尚书》以《咸有一德》为伊尹诰太甲之书必为伪作。
而清华简《说命》即先秦文献多次引用过的古本《说命》，与今本《说命》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着本质差异。
由此人们看到先秦时期古文《尚书》的原貌，使前人关于伪《古文尚书》的意见得到确凿证明。
作者： 王鑫[1];袁敏[1]
作者机构： [1]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400044
出版物刊名：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页码： 106-111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3期
主题词： 清华简;《耆夜》;"作歌一终";周公;《蟋蟀》
摘要：清华简《耆夜》"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一句,引发学界关于《蟋蟀》诗作者、创作年代乃至《耆夜》简真伪问题的广泛讨论.通过对"作"字在先秦文献中的形体、字义、用例进行梳理,并将"作歌一终"的理解置于周代礼乐政治实践活动中重新思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并非周公"创作"《蟋蟀》诗,而是站起来唱诵古《蟋蟀》诗.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先秦时期礼乐场合的用诗方式提供了更直观的例证.。
清华简真伪之争 近⽇，《清华⼤学藏战国⽵简（贰）》（《系年》）由上海⽂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正式出版。
该书是清华⼤学⼊藏的战国⽵简第⼆辑整理报告。
清华简全称为清华⼤学藏战国⽵简，是清华⼤学在2008年7⽉通过校友赵伟国的捐赠，抢救⼊藏的2388枚战国⽵简。
《系年》全书由138⽀简组成，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
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清华简⼊藏清华⼤学后，校⽅随即展开了对简的保护和整理研究⼯作。
随着整理和研究⼯作的逐步深⼊，专家们表⽰这批简对学界意义重⼤，其内容多可与《左传》《国语》《史记》等参照印证。
⼀问清华简证伪《尚书》是为炒作？ 清华简被媒体报道最多的就是再次证伪古⽂《尚书》这个问题，⼀时间，舆论的焦点也聚集于此。
⼀⽅⾯，由于清华简是从⾹港市场被购回，具体出⼟情况不详，这引起⼀些学者对其真伪的争辩；另⼀⽅⾯，古⽂《尚书》系伪已经学界论定，此次清华简研究报告重提此事，被⽹友质疑借《尚书》之伪“炒作”新书。
⾯对这种质疑，清华⼤学出⼟⽂献研究与保护中⼼刘国忠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只是做我们的研究，不存在炒作。
⼀⽅⾯，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确有其真实性和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只是将这个重⼤发现提出来供学界继续研究和讨论；另⼀⽅⾯，古⽂《尚书》系伪这个命题引⽤的是《纪年》中收录的篇⽬，当时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后来《系年》出版，媒体再次关注这个事情，可能需要援引到第⼀辑的内容，并⾮我们的刻意。
” 刘国忠教授介绍：“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之数，经过秦始皇焚书，⼤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8篇传留下来，即今⽂《尚书》。
汉景帝末年，在曲⾩的孔⼦故宅屋壁中发现了秦代焚书时隐藏的⽵简书籍，有今⽂28篇以外的《尚书》16篇，即古⽂《尚书》。
这⼀发现导致所谓今古⽂之争，有⾮常⼤的影响。
传⾄现代，‘⼗三经’中的《尚书》，古⽂乃是伪书，已经学者论定。
⽽在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成果发布作者：cwh 本报讯（记者李莉）两年前，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
竹简数量约2500枚，其内容多为经、史典籍，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从未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今天上午，清华大学发布了两年来的研究成果。
两年间，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完成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的编写工作，并于2010年底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共整理出60余篇文献。
本次面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共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九篇文献。
九篇竹简都是以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书写的，具有特殊的结构风格。
其中部分篇章有传世本可相对照，对于推进楚文字研究有很大便利。
重现两千年前《尚书》此次面世的九篇文献中，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
传说孔子选编的《尚书》有百篇之多，但经秦代焚书，大多失传。
汉初济南伏生只传28篇，称《今文尚书》。
汉景帝末曲阜孔壁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了16篇，后又佚失。
从那时两千年来，清华简是首次发现《尚书》以及类似的典籍。
《金縢》见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清华简也有《金縢》，但简上标题不是《金縢》，而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
此外，简文与传世本比较，还有许多重要的差别，对于研究周初史事至为重要。
清华简中还有性质类于《尚书》的前人未见的文献，如《保训》一篇，是焚书以来从来没有人知道的。
简文讲述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武王的遗言，提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
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很有哲学意义。
学术疑难得以澄清《尚书》中的《尹至》和《尹诰》是有关伊尹和商汤的重要文献，涉及商汤灭夏的史实，极为重要。
其中的《尹诰》又称为《咸有一德》。
把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相比较，可以判断现存的伪古文系后人伪作，这对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影响非常深远。
《耆夜》不伪才怪——四问“清华简”《耆夜》不伪才怪——四问“清华简”作者：岚居《耆夜》为“清华简”释读出的关于《武王戡黎》之文字，下愚参考了几种版本，基本相同，谅为正式公布，不至像前此公布之释读，与正式版本大相径庭。
为郑重计，今采用其繁体字版如下：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還，乃飲至于文太室。
畢公高爲客，召公保奭爲夾，周公叔旦爲主，辛公??[言泉]甲爲位，作策逸爲東堂之客，吕尚父命爲司正，監飲酒。
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
紝夷兄弟，庶民和同。
方壯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飲，後爵乃從。
”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飭，人服余不胄。
徂士奮刃，殹民之秀。
方壯方武，克燮仇雠。
嘉爵速飲，後爵乃復。
”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
謐精謀猷，欲德乃救。
王有旨酒，我憂以[风孚]。
既醉有侑，明日勿慆。
”周公又夜舉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
丕顯來格，歆厥禋盟。
於飲月有盈缺，歲有歇行。
作茲祝誦，萬壽無疆。
”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
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夫日□□，□□□忘。
毋已大樂，則終以康。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
蟋蟀在席，歲聿云莫。
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日月其邁，從朝及夕。
毋已大康，則終以祚。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蟋蟀在舍，歲聿云□。
□□□□，□□□□，□□□□，【從冬】及夏。
毋已大康，則終以懼懼。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看看其有何问题。
一、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戡耆（黎）是文王或武王，历有争论，余以为《史记》所载不诬。
所谓“武王八年征伐耆”实本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于宋已佚，《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皆为清人辑录，是否合乎原著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吾国编年史，始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前此绝无编年史可言。
《竹书纪年》虽未逐年纪事，但却有自夏迄战国间列王在位时间及一生大事，与编年史相类。
足见其非。
是否秦焚各国史乘，将共和前之记录一并焚毁，独留共和后所记之事，故编年肇自共和？此不可能。
若秦火焚除百国史乘，刘邦、项羽入咸阳，又将秦纪一把火烧毁，则共和至秦亡之纪年也将是一片空白，但今之史传自那以来，逐年记载，了无缺失，共和以前则绝无逐年记录。
可见《竹书纪年》之说不可信。
故凡有共和以前之编年记传，皆不可信。
二、“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酒饮”“监饮酒”三字，正此文作伪之最大证据。
“司正”一词，乃古代“乡饮”、“乡射”、“大射”礼及燕乐等活动临时设置之以正宾主之礼者。
《礼记·乡饮酒义》：“工告乐备。
遂出，一人扬觶，乃立司正焉。
”《荀子·乐论篇》亦引《乡饮》此节。
《国语·晋语一》：“公饮大夫酒，令司正实爵与史苏。
”韦昭注：“司正，正宾主之礼者也。
”十三经中仅《仪礼》、《礼记》正文有司正一词，另如前引《国语》正文，《荀子》正文亦有“司正”一词。
《毛诗正义》两见于笺注（《卷耳》、《南有嘉鱼》），《左传》见于注疏，《韩非子》见于注。
《书》、《易》、《论语》、《孟子》、《孝经》、《周礼》、《尔雅》、《公羊传》、《谷梁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皆无。
司正所司何职，先秦经、史、子诸籍皆不作说明，唯见于有关注疏。
此点极易理解。
“司正”为古代行射、饮等礼及燕乐间所设寻常职司，众皆习以为常，不必介绍其所司何职。
如今日晚会之报幕员，或称主持，大家早已明白其所当之职，不必再称“报幕，报节目”。
这是常识。
《耆夜》作者，竟在此常识问题上发生错误。
司正所司何职？如前引韦昭注《晋语》，又郑玄《毛诗笺》《卷耳》注：“觥，罚爵也。
飨燕所以有之者，礼自立司正之后，旅酬必有醉而失礼者，罚之亦所以为乐。
”郑玄注当为最早说明司正为正宾主之礼者，或可称为监礼。
《礼记·投壶第四十》“庭长，司正也。
”孔颖达《正义》“经云‘司射庭长’，案《乡饮酒》，将旅之时，使相为司正，在庭中，立于觯南北面，察饮酒不如仪者，故知‘庭长，司正’也。
”此条为最早提到司正之职为“察饮酒不如仪者”。
《仪礼注疏·大射十八》：“司正升受命，皆命。
公曰：‘众无不醉。
’宾及诸公、卿、大夫皆兴，对曰：‘诺，取不醉！’”唐贾公彦《疏》：“案司正监酒。
”此条为最早明确说到司正监酒者，为造作《耆夜》者之所据。
“监饮酒”三字非当时语。
所谓“饮至”，乃古诸侯、王盟会，征伐功成后祭告宗庙及宴饮之典礼，《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
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饮至既是一种礼，故司正之设乃为监礼。
查遍先秦典籍，未有“监饮酒”、“监酒”等说。
司正之职为“察饮酒不如仪者”及“案司正监酒。
”为唐人说，与武王，周公相去已一千六七百年。
故“监饮酒”非当时语，判断一篇古文献之真伪，一条重要线索，就看地其是否用当时语写成。
若其用后人语写成，例如题名为清人纪晓岚写的一篇文章中却有“大明王朝”四字，那一定是今人伪作。
虽然王朝二字，最早见于《汉书·韦贤传》：“王朝肃清，唯俊之庭。
”但前人称一个朝代，只称某朝，如唐朝、宋朝，绝无加王其间，而称唐王朝、宋王朝者，称某王朝，那是近代受翻译影响而造出之词头。
“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既违反行文常例，又用后世词语，伪作之迹昭然若揭。
揣其用意，此饮至之礼，在于饮酒，以便与后“武王”“周公”所赋之饮酒诗相呼应。
所谓欲益反损，弄巧成拙。
造作者本欲突出《耆夜》之主旨在饮酒，不经意间露出马脚。
此真乃作伪者之滑铁卢！三、“王夜爵酬毕公”饮至之时间不对。
古人凡乡饮、乡射、燕乐等重大聚会，皆在日间，唯昏礼在傍晚举行。
饮至之礼既酬毕公戡黎凯旋归来，告祭于文王庙寝，必有献俘、献馘、献获之举，此乃堂而皇之之事，必在日间举行，昭告四方，以行庆赏。
然此饮至，尽在夜间进行，文题《耆夜》，文“王夜爵酬毕公”等，皆说明此节，有违行饮至礼之时间。
且夜间在太庙欢哗，劝酒罚爵，不怕惊扰乃文考？且流传人口，不怕好酒淫乐，观北里之舞，作长夜饮之讥？《史记》不正是如此数落纣王？伪作者表示其兄弟亲密，置饮至于夜间，以近代夜宴相况，所谓心劳反拙者也。
四、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古人作歌，皆无题目，而直接歌之，如《书·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史记?伯夷列传》：“武王既平殷，夷、齐耻之，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再如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皆有歌词无标题，歌名皆后人添加。
不仅临时作歌，即如《诗经》，其篇名亦多为后世人撮歌诗中文字或其命意添加。
此文为作策者席间记录，直击歌者，当记为武王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偏每歌加名于首，不合古人惯例。
五、武王与周公之歌武王致毕公歌原释读为：“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周公致毕公诗原释读为：“英英戎服，壮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究。
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武王歌与周公歌与前此公布者有许多不同，下愚拙文《清华简之再？》曾说到，武王原诗“任仁兄弟”有解读为“佞人兄弟”之嫌；周公诗“王有旨酒，我无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无修。
”有将周公写成酒徒之嫌，今诗此等处皆作了180度之大转变，经此另一番释读，周公即由高阳酒徒华丽转身为柳下圣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得无下愚拙文无意间影响了释读此诗之方向？果如此，则对“清华简”之译读与有劳焉，下愚不胜欣喜之至。
改则改也，“紝夷”二字不知释读诸公又有何说。
《礼·内则》：“织紝组紃。
”《疏》：“紝爲缯帛。
”夷有侪辈，等辈义，《礼记·曲礼上》：“在醜夷不争。
”郑玄注:“夷,猶倚也。
”《史记·留侯世家》：“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
”往好里说，我等皆穿同样衣裳，共同样祸福，用《诗·秦风·无衣》义。
往不好里说，我等皆纨裤子弟。
而且怎么就把“任仁”读成“紝夷”了，此四字，无论今文古文，差别还是蛮大的呀！再如“我无忧以浮”，怎么就把无字释读掉？“明日无休”之“休”也读成“慆”？经年多光阴，同一诗章，竟释读得面目全非，令人有“江山不可复识”之慨。
其中之关键字词句“任仁”已改为“紝夷”，“我无忧以浮”改为“我忧以[风孚]”，“修”改为“慆”。
此一改，天地倒置，尤其周公诗命意全变。
真乃燕许大手笔。
“[風孚]”字，原来从水，释作“浮”，现在从風，释作[風孚]，风与水，无论今文、古文，其差别大大的有，不知释读诸先生当时怎么一下就把风认成水了。
风水从人意，两年轮流转。
反正除了释读者，谁也无缘庐山面目。
不过造简者似自有道理，不是“漂浮”一作“飘浮”吗？水上可以漂，“走起来好像水上漂”；风中亦可以飘，“山河破碎风飘絮”。
水上可以浮，气上也可以浮，“蒸之浮浮”，“气之轻轻，上浮者为天”。
故释读作[風孚]，此字极之古老，古老到计算机输入不了，天下人认不得，更证明了“清华简”之古。
然而，此一[風孚]，或许正是造简者之败笔。
浮者在水上，水停物仍然浮于水面，飘浮于风中者，物在风中，风停则物坠（氢气球等除外）。
故仓颉先生只造从水之浮，造简者造一从风之[風孚]，实在有些蛇足味。
有人说伪造地下文物不易，其实未必。
韩非说了一个故事。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
’‘孰易者？’曰：‘鬼魅最易。
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
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地下出土文物，前此谁也未见过，似乎还立有一条规矩，文献说东，出土文物说西，一定是西，文献随之成伪；大有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之势，释读出土文物想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公诗“赑赑戎服”之赑赑二字，亦堪推敲。
赑字《十三经》所无，《说文》不载，《诗经·大雅·荡》有??[bì]字:《说文》：“壮大也。
”“一曰迫也。
”或简作奰，同读。
段玉裁注谓：“张衡、左思赋皆用奰?，而譌作贔屓。
俗书之不正如此。
”可见直至左思作赋，仍用奰字，即古之??字。
则“贔”字为晋后方出现之字，用段玉裁话说，“俗书之不正如此”。
且贔贔连文，古今未见（除“清华简”）。
下愚看了几个释读版本之“清华简”，无论简体繁体，诗中皆作贔贔，如果“清华简”原文真如此，则其为用西晋后人所造之字写成，不必再作什么考证，伪作无疑。
周公诗：“王有旨酒，我忧以[风孚]。
既醉有侑，明日勿慆。
”及其《蟋蟀》诗，若为自警，又当别论，自席间作而诵之，大有忧于宴乐，讽王不要荒于酒色，戒毕公惜福，“毋已大乐，则终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