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考论

收稿日期:2019-05-25作者简介:王志翔,男,甘肃天水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清华简《子仪》等篇与赋诗外交考略王志翔(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摘要:清华简《子仪》篇被整理公布之后可知,赋诗外交起源甚早。

结合《左传》等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外交用诗情况可以看出,赋诗外交的形成与诗言志、歌咏言、说诗风气、大国外交风范密切相关。

赋诗外交的书写程式在周代已经形成,这种外交模式不仅影响着春秋时期的列国邦交,且在明代中朝外交中又有极为明显的表现。

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凝结着华夏先民智慧的传统文化,亦有助于我们在当今外交场合进行借鉴。

关键词:清华简;《子仪》;《耆夜》;赋诗外交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5-0097-08赋诗外交是早期中国通过赋诗来开展外交活动的一种方式,学界研究认为,这种模式源于西周、盛于春秋。

就目前成果看,对赋诗外交的考论多集中在分析明代与朝鲜等国在外交场合的赋诗活动,较少涉及对其起源问题的探讨,且并没有就赋诗外交的形成因素作具体分析。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有一篇被命名为《子仪》,记录了秦穆公送归楚国子仪的典礼,展示出春秋时期秦国赋歌奏乐的场景。

学者研究认为,“《子仪》是出土文献第一次再现外交赋歌场景,有助于探讨先秦的赋乐制度、春秋秦乐、‘诗’的传播和形成以及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1]。

除此之外,通过《子仪》篇还可以对外交赋诗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清华简《耆夜》等篇章也有赋诗活动,与传世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赋诗一并构成了早期中国赋诗外交的重要材料来源。

因此,可以通过文献材料,一窥赋诗外交,具体包括:早期文本中有无赋诗外交记录?影响赋诗外交产生的因素有哪些?赋诗外交是否形成了固定的文本表达模式,是否影响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以下就此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清华简《子仪》等篇“赋诗”文本略论2016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公布,其中一篇涉及与秦楚历史相关的文献,整理者将其题为《子仪》。

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耆”刍议沈建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众所周知《尚书·西伯戡黎》是关于商亡前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商末纣王与祖伊对于天命的讨论对答。

事从周人征伐黎国事件引起，祖伊深恐预感商朝即将亡国，苦口劝告君王，可纣王仍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而最终被周人覆灭。

《西伯戡黎》这段典故，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

继《保训》文王遗训简公布之后，我们又整理出一篇由14枚竹简组成的文献，篇题名为《耆夜》，不见史书记载。

文中有“武王八年征伐（黎），大戡之，还，”之语，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自汉代以后儒者基本都认同文王戡黎，但到了唐宋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文王戡黎，而主张武王戡黎。

至近代以来，大部分学者仍主张文王戡黎，这个讨论可以说从未中断（见刘起釪《尚书学史》页479）。

清华竹简《耆夜》篇的记载，正好支持了宋人武王戡黎的说法，这一发现，是对于传世文献的补充，并有助于开展讨论，弄清西周初期的历史真相。

此外，《耆夜》对研究周代礼仪和先秦诗歌内涵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对于我们认识西周历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楚简《耆（黎）夜》主要记载：武王征伐耆（黎）国，班师凯旋而归，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了“饮至”庆功典礼，辅佐武王的重要大臣有周公、毕公、召公、吕尚父、辛公，他们互相作诗饮酒。

第一枚简开头如下：“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即耆字，为黎国。

文献所见“黎”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如《尚书·西伯戡黎》作“黎”；《史记·殷本纪》作“饥”；《周本纪》作“耆”；西周甲骨H:42作“”，与《说文》字同。

《说文》曰：“，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

从邑利声，古文利，《商书·西伯戡》。

”“耆”、“饥”、“”等国名，都是指同一地点，出现多个歧异字体的原因，顾颉刚、刘启釪认为是由于商、周两族不同的方言音近假借所致。

《耆夜》地名“”字，即“耆”字异体，从旨从邑，与卜辞“旨”方国字形同，最早杨树达和陈梦家就提出卜辞“旨”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页296；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旨方》页69）。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Research收稿日期：2013-12-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周青铜重器铭文集释（西周早期）”（11BYY09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周青铜器铭文考释”（09YJA74008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宝宏，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天津300387），主要从事古文字与上古汉语研究。

清华简《耆夜》没有确证证明为伪作*——与姜广辉诸先生商榷周宝宏摘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发表姜广辉等先生的文章《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文中作者提出五点证据证明清华简《耆夜》为伪作。

本文对这五点证据进行了分析辨证，认为姜广辉等先生提出的五点证据是不可信的，不足以证明清华简《耆夜》为现代人的伪造。

本文意在说明如果考证清华简为伪作，那么所提出的证据必须是真实的、明确的、直接的、重要的，否则不足以说明其为伪作。

关键词：清华简；伪作考；先秦作品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669（2014）02-0063-05姜广辉、付赞、邱梦燕《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一文（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以下简称“姜文”）说：本文考证清华简《耆夜》为伪作，理由是：①考简文周公致毕公诗首句“戎服”，公元前550年左右始称军衣为“戎服”、唐代方以“赑赑”叠字作为修饰语。

②考简文“祝诵”一词，先秦古籍只单言“祝”或“颂”，宋代学者作文献研究，分析文辞、文意，始立“祝颂”之目。

③简文载周公酬武王祝诵诗“明明上帝，临下之光”。

前一句首见于晋人诗句，是歌颂上帝的；后一句首见于宋人诗句，是歌颂宋帝的，这两句诗乃是现代人集句，非周公原创。

④考证简文周公《蟋蟀》，与《诗经·蟋蟀》略同。

后者归于《唐风》谱以唐音。

如真为周公即席所作，理应谱以雅乐或豳音，并为在座之著名史官记录并传之后世。

耆夜》不伪才怪——四问“清华简”《耆夜》不伪才怪——四问“清华简”作者：岚居《耆夜》为“清华简”释读出的关于《武王戡黎》之文字，下愚参考了几种版本，基本相同，谅为正式公布，不至像前此公布之释读，与正式版本大相径庭。

为郑重计，今采用其繁体字版如下：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還，乃飲至于文太室。

畢公高爲客，召公保奭爲夾，周公叔旦爲主，辛公??［言泉］甲爲位，作策逸爲東堂之客，吕尚父命爲司正，監飲酒。

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

紝夷兄弟，庶民和同。

方壯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飲，後爵乃從。

”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飭，人服余不胄。

徂士奮刃，殹民之秀。

方壯方武，克燮仇雠。

嘉爵速飲，後爵乃復。

”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

謐精謀猷，欲德乃救。

王有旨酒，我憂以［风孚］。

既醉有侑，明日勿慆。

” 周公又夜舉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

丕顯來格，歆厥禋盟。

於飲月有盈缺，歲有歇行。

作茲祝誦，萬壽無疆。

”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

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夫日□口，口□□忘。

毋已大樂，則終以康。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

蟋蟀在席，歲聿云莫。

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日月其邁，從朝及夕。

毋已大康，則終以祚。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蟋蟀在舍，歲聿云□。

口□□口，□口□口，口□【從冬】及夏。

毋已大康，則終以懼懼。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 看看其有何问题。

一、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戡耆（黎）是文王或武王，历有争论，余以为《史记》所载不诬。

所谓“武王八年征伐耆”实本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于宋已佚，《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皆为清人辑录，是否合乎原著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吾国编年史，始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 ），前此绝无编年史可言。

《竹书纪年》虽未逐年纪事，但却有自夏迄战国间列王在位时间及一生大事，与编年史相类。

文　史　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３４０期）Ｎｏ．１，２０１４（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３４０）清华简《耆夜》与《诗经》相关词语的考释———兼论《诗经》科学阐释体系的建立李炳海摘　要：清华简《耆夜》对篇题所作的解释，应以《诗经》中“耆”字的含义及《武宿夜》为参照，释为平定之夜。

《耆夜》正文及注释涉及的“聿”、“矞”、“员”、“云”，在《诗经》中都不是语助词，而是作为有意义的实词出现。

“聿”、“矞”表示迅速，“员”、“云”表示下行态势的动作和变化。

除此之外，“云”字还表示话语的表达。

对于相关字词的训释考辨，并且找出它们在文本语境中的确切含义，是建立科学的《诗经》阐释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简帛文献研究应当有所突破的课题。

关键词：清华简；《耆夜》；《诗经》；词语辨析《诗经》作为中国古代诗歌总集，对它进行有体系的阐释，至迟从孔子就已经开始，距今长达二千五百年左右。

然而，如何建立起科学的《诗经》阐释体系，对于当代学者而言，仍然任重而道远，尚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深入进行。

简帛文献的陆续问世，为当代《诗经》研究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其中许多与之相关的材料，能够为《诗经》科学阐释体系的建构提供有力的支撑。

《诗经》的阐释如果不借鉴简帛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相关成果，不仅无法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还原，而且还与当代学术前沿相疏离，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于简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整理是基础，研究则是要有创造性成果。

对于与《诗经》相关的整理和研究，字义的训诂考辨是关键。

怎样在古代学者已有的注释训诂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是《诗经》和简帛文献研究共同面临的使命，也是亟待解决的学术难题之一。

一、释《耆夜》清华简《耆夜》为研究《诗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对《唐风·蟋蟀》的解读，是一个可供参照的对象。

如果把《耆夜》与《诗经》进行双向对读，那么，不仅有助于《诗经》科学阐释体系的建立，而且对清华简《耆夜》本身的考释，也会大有裨益，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清华简《耆夜》考论摘要：“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奉《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

清华简《耆夜》“作”宇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

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关键词：二次戡黎；清华简《耆夜》；周公《蟋蟀》清华简《耆夜》，成书存有西周、春秋、战国三种可能性，本文拟对其成书年代以及“戡黎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两个观点做一深入讨论。

一、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尚未成定论《尚书·西伯戡黎》说：“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黎”的西伯是文王还是武王，千百年来学界一直聚讼不已。

《史记，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

明年，伐密须。

明年，败耆国……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山司马迁认为是文王，汉代的学者，如孔安国、郑玄、王肃等，皆力主此说。

自宋代始，学者始提出异议，吕祖谦说：“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纣在上为恶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

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

”元代吴澄《书纂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

”吴澄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据，说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举。

其他学者如胡宏、薛季宣等，认为文王去世后，武王嗣任西伯，坚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否认文王戡黎。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

”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他们以清华简《耆夜》为依据，推翻《尚书大传》、《史记》等书记载的“文王戡黎说”，为宋儒“武王戡黎说”找到了新的证据④。

清华简《耆夜》解析子居内容简介：由清华简《耆夜》简中“武王八年”的记载与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录相印证，确定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改元纪年之事，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商末周文王、武王时期若干历史事件的所属年代，然后对《耆夜》篇中的词句进行背景分析，梳理出各歌诗的寓意，并对其成文时间、地域及文化特征作尝试性的探索。

关键词：商周 武王 改元 饮至 歌诗 蟋蟀《耆夜》一篇，早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一书发行之前即已披露部分内容，故而，是在《保训》篇之后另一篇广泛引起讨论的篇章，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一书发行后，又有若干学者著文论述，然于此篇，似仍颇有可论之处，故笔者不揣冒昧，书文于下，望得诸学者指正。

此篇简背皆有次序编号，所以编连顺序方面并无争议，然若仔细观察简背，则可以看到与其它篇类似的刻划痕迹，关于这种刻划痕迹，复旦读书会曾在《清华简〈程寤〉简序调整一则》一文中言： 北京大学孙沛阳先生对于竹简背面痕迹曾有过观察和研究，认为简背的刻划痕迹对于竹简的正确编联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孙先生将专文论述，请读者注意参阅。

受他研究的启发，我们在清华简《程寤》的简背也发现了刻划痕迹。

从原大图版看，简5比其它竹简略短（原因不明），简7由于是5段残简拼合而成的，显得比其它竹简稍长。

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按照整理者原来的编联方案，简7背面的刻划痕迹明显高于与之相邻的简6和简8，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按照我们的编联方案，把简7调至简6之前，再把上述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简1+2+3+4+5+7+6+8+9背面的刻划痕迹基本呈一斜线，可以印证我们的简序调整是符合事实的。

今由《耆夜》一篇简背的刻划痕迹对观（以简１、简2和简12为例），即不难看出，读书会以上的论述明显是貌似客观而实则牵强的主观判断，对于竹简简背的刻划痕迹，如果不清楚其产生的始末缘由，就妄加推断和竹简的编连顺序有关，反证即在眼前，故而，所谓“简背的刻划痕迹对于竹简的正确编联具有重要参考作用”、“简1+2+3+4+5+7+6+8+9背面的刻划痕迹基本呈一斜线，可以印证我们的简序调整是符合事实的”等等论述，也就都只能认为是臆想中的“事实”而已了，这也是笔者在《清华简〈程寤〉解析》一文中并未论及读书会之编联的缘故，因为彼文一望可知，无论对文句的曲解还是刻痕的附会，皆无足细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