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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_教科书革命_之先河_中华民国第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述评_马慧英●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开“教科书革命”之先河*———中华民国第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述评北京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马慧英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湖北爆发武昌起义。
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以“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的誓言，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２月１２日，一份《清帝退位诏书》，宣告清王朝对中国长达２６８年统治的结束，终结了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刚刚成立１９天的中华民国向全国颁布《普通教育暂行方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明令“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于共和国民宗旨”，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革新。
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政局变动，新政府对教科书的要求，成为当时教育界、出版界等各界人士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以陆费逵为首的一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向新政府送交了自己的答案。
一、与“民国”同生的中华书局１９１２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陆费逵等人在上海亦宣告中华书局成立。
参与创立中华书局的陈寅曾回忆说：“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日（１１月３日）上海光复，而苏杭粤相继下。
余于九月十六日（１１月６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
良以政体改变，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
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
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提之福也。
协商数日，遂定议，一面编辑课本，一面经营印刷改造事宜。
其时，困苦万端，余等皆出以坚忍。
……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吾居适于是时规划粗定，余等遂确定以是时为吾局成立之期。
”①在辛亥风云激荡下，几位关心时局发展，关注祖国命运的年轻人，预见到中国政局变动已经不可逆转，中国的教育必须跟进，教科书必定要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怀着对未来的期望，抱着对新商机的渴望，他们不惜艰辛，开始了新教科书的编写，并乘着中华民国成立的机遇，宣告一个新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诞生。
书局名称与国号相同，此举意义何在？陆费逵说“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
“国家”的诞生：教科书中的中华民国作者：毕苑来源：《读书》2012年第11期二十世纪初年是中国人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国家的奋斗时期，革命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关键时期，其对近代文化的开新意义不可低估。
一九零二年后“壬寅-癸卯”学制建立，近代教育体系形成。
学堂课程的制定、新式教科书的应用，伴随近代印刷业和传媒网络的影响而成长发达，成为深刻改变近代中国人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利器。
教科书的特殊性在于，作为近代文化的基层建构，它是形成近代常识的重要力量。
二十世纪初十多年间，发育中的近代教科书注定成为这场政治文化大变革的记录者和参与者，甚至是第一叙述人。
走进当年的教科书，可以看到国人史观的转变、对现代国家的理解，以及对共和制度的认知，近代“国家认同”或“国家意识”的建立过程在其中充分体现。
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称的，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建构形成。
从皇帝到五色旗：国家象征的转变“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
”这是一九零二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的第一课。
该读本产生于“壬寅—癸卯”近代学制颁布之前。
戊戌年八月，无锡学者俞复联合丁宝书、杜嗣程和吴稚晖等几位同人，仿照日本寻常小学校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随编随教，重讲字意，每课后根据本课内容设问题数条，令学生笔答，数年后成书，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鉴定准予发行使用。
此时近代学制规范下的教科书尚未出现，此读本只是新式教科书的萌芽。
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笔者经眼民间教科书中不多见的颂圣课文。
此后以一九零四年“癸卯学制”施行和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最新教科书”为标志，中国教育进入了“教科书时代”。
民间教科书先拔头筹，独步一时，而将君臣身份置于“国”之教育中是其特点。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高凤谦、蔡元培、张元济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中有“死国”一课，典型体现了清末民间教科书中的国家观念。
从语文课程标准的历史沿革看新课标语文性质的界定【中文摘要】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的指导性文件，本文从语文课程标准的历史沿革来看新课程标准的语文性质的界定。
【关键词】语文课程标准性质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目标、实施建议的教学指导性文件。
教育部2001年6月和7月先后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各科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03年4月又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试验）》和高中各课程标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
应体现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提出教学和评价建议。
”语文课程标准是国家对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进行基本规范的纲领文件，是编写语文教材、组织语文教学、进行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估以及考试命题的依据[①]。
一、20世纪前期的语文的概念1901年1月，慈禧被八国联军的炮火轰出了北京城。
内政外交的窘境只有推行新政，在这样的气氛下1905年8月下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止，这样客观上给国文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合乎教育科学规律的有力的保证。
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成了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
在规定的8门必修学科中，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这两门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
《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
”又说：“中小学堂于中文辞，止贵明通。
”这其实就是以后国文科的先声。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为国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为我们以后具有学科意义的语文教育揭开了近代教育史上的序幕。
这个时候的语文是“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作者：谢毓洁来源：《编辑之友》2010年第06期科举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书院或私塾学生使用的课本，只能称为蒙学读本。
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
晚清西学东渐，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教会学校开始使用新式教科书，90年代中后期，国人开始自编新式教科书的事业。
从教会教科书，到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
20世纪初，新学制开始建立，为了满足新学堂的大量需求，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诞生了。
在规模的健全和编辑的规范性上，最新教科书都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成熟。
一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科举时代，我国并没有“教科书”一词。
“清朝末年，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书》《日记故事》《幼学》等；一种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
”无论哪种儿童读物，都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现代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使用；第二，有与之配套、专供教师使用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科教学建议、每课的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根据国家教学计划(课程方案)规定的课程分类(比如语文、历史、数学等)分门别类地分级编写出版和使用。
”传统的儿童读物显然不具备这三个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学堂面世，新学制出现，适应新学堂新学制的教科书纷纷涌现。
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晚清教科书起步期的第一个阶段体现为教会传教士编撰的教科书。
西学东渐之后，新式教科书率先在教会学校使用。
传教士利用创办学校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学校需要相应的教科书，甚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
1877年，教会学校有了专业化的教科书出版机构——益智书会，同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语文教材的古、近代嬗变作者：许佳来源：《新课程·中旬》2017年第02期摘要：中国最早的语文教材是蒙学、经学、文选教育一起发展的，直到近代时期语文才变成独立的教育而单独成为一门学科。
许多语文教育家、文学大师都为语文教材的发展做了种种的探索，为我国现代语文教材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关键词：语文教材；发展；特点一、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远在奴隶社会，语文教育就已经开始萌芽。
但是由于语文教育的外延过于宽泛，所以它一直与经、史、哲等学科教育混在一起发展，没有从开始就单独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
学校在进行语文授教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四书、五经、六艺出发的。
所以，如果想从中选出语文教育教材的主体内容，那经学教材、文选教材、蒙学教材必是备选的内容了。
经学教材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经典。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形成了它一统天下的地位。
后来的许多语文教育者都以此作为教学的工具。
由于“四书”“五经”在经学中的独特地位，学校教育对它们广泛推崇。
这也使得它们在语文课程教学中越来越受重视，由此也奠定了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正统地位。
蒙学教材服务于儿童教育，多以启蒙儿童学习天性为主，充满了趣味性。
代表作品《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三字经》内容相当通俗，全用三言，适合儿童朗读背诵。
它挑选儿童熟知的小故事，运用优美、简练的语言，灵活多变的句子，将世界万物与人生哲理浅显易懂地讲给儿童听，是儿童开蒙的最佳读物。
《百家姓》是与《三字经》齐名的启蒙读物，全书四言。
《百家姓》成书于北宋时期，虽然只是一种介绍人名姓氏的书，但作者运用朗朗上口的节奏，将无实际联系的内容串联了起来，使儿童既习得了生字又学得了生活内容，是一部学习语言的好教材。
《千字文》是在《百家姓》基础上又进一层识字的课本。
它不仅启蒙儿童生活常识而且近一步让儿童认识广袤的自然界，了解自然规律，开阔学习眼界。
这三本蒙学教材各有优势却又相互补充，无论是从字数还是内容上，都能随着儿童年龄和心志的增长而循序渐进。
Vol.33No.2Feb.2012第33卷第2期2012年2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盛宣怀（1844~1916年），江苏武进人，字杏荪，清末官办商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先驱。
他三次科考未能中举，对科举失去了兴趣，便入幕李鸿章，走上了“先致巨富，再做大官”的征程。
用李鸿章的话说是“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他开创了中国第一所公学———南洋公学，并为这所学校的设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南洋公学建立的背景南洋公学初创于1896年，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大学，也被称为“专学政治家之学”。
它的建立与盛宣怀的注重教育有着很深的关系,在盛宣怀举办经营煤铁矿时，他受西学东渐思想的影响，逐渐认识到“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1]，发现“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2]，只得用重金来聘请洋矿师。
他出于爱国心产生了办学的思想，而新式人才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树人如树树，惟恐迟暮”[3]。
1896年他调任铁路总公司督办，长驻上海，于是开始着手筹建“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的南洋公学。
正值11月，他做着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向清廷上呈《条陈自强大计折》和《请设学堂片》两个奏章，阐述了举办南洋公学的必要性，提到：“令各省先设省学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治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先设武备学堂一所，教以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丸发送、队伍分合、马骑控御诸学，而以兵律戎机有勇知方为要。
”[4]当时翻译的西书中的政治和法学方面的书的数量少，与现实需求不适应，向光绪帝力陈：“中国三十年来如京都同文馆上海制造局等处，所译西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大抵算化工世诸学居多，而政治之书最少，且西学以及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
”[5]他另一方面又在想方设法地筹集兴学的经费，他采用官督商捐之法，从自己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盈利中，捐出10万两银子来兴学，并且利用私人出资，在上海西南的徐家汇附近置地作为校址。
语文教材编写的历史沿革三岔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历史沿革从历史的角度总结语文教材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比较56人教版教材与现行人教版教材的优缺点。
以下分别就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简要叙述。
（一）建国之前语文教材发展概说由于建国之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古代社会、动荡的近代和现代社会，所以以下介绍分别就这三个阶段进行简要地梳理。
在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之前，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的语文教育都是与经学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和伦理学教育连在一起的，并没有独立设科，所以，语文教学并没有单独的教学体系。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从不同的角度看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但是，蒙学教材、经学教材、文选教材和诗选教材为古代语文的主体教材则是确定无疑的。
1．蒙学教材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是比较发达的，最早的识字教材可推至周宣王时期的《史籀篇》。
由于古代没有汉语拼音，识字教学只能靠口耳相传和多读多写。
这些蒙学教材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教儿童识字，但它们同时又可以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常识教育和历史故事传播等。
如果说这些蒙学教材中每一本的教育任务是单一的或者不全面的，那么，从周秦时代发展到明清时代，中国古代的蒙学读本则发挥了优势互补的作用，它们发挥的是整合优势。
下面举几本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加以说明：《急就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识字教材，西汉时史游编撰。
《急就篇》作为当时主要的识字课本，流传时间达600余年。
按照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等分类，汇编成三言、四言、七言的整句，便于背诵。
尽量避免字的重复，同时每个句子都表达一个独立意义，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生活常识，同时达到识字的目的。
《千字文》传为南北朝时期梁代的周兴嗣编著，是古代成书时间较早、流传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蒙学教材。
直至清末的农村地区仍在使用这本蒙学教材。
采用对偶的形式清楚地介绍了天文、地理、自然、伦理、园林、起居等方面的知识,字数只有1000个但传播范围异常广泛。
中华读书报/2009年/5月/13日/第014版文化周刊“蒙学教科书”：第一部中国近代教科书毕苑今人看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这些由村老塾师讲授的知识，和新学堂里的史地理化教科书，该有多么大的差异。
中国儿童的启蒙知识如何经历了这样一场转变？让我们把时间摇回19、20世纪之交。
作为晚清“新政”的一条重要措施，清政府下令各省于府、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州、县改设小学堂。
其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
“新教育”新在何处？新在课程，新在课本。
学期设置、科目分配、课时安排，有别于私塾教学；学堂课本更是气象一新。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几十年间中国人学习他人的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始积累经验，编纂自己的教科书。
“蒙学教科书”诞生的时代土壤在新学堂章程颁布前，民间已经有人编写不同于传统教本的教科用书。
按照学界认同的说法：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师范生陈懋治等编《蒙学课本》三编，是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
它的第一编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
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第二编第一课为《四季及二分二至说》。
每课皆有主题，不似传统教本知识混沌之貌。
还有一部较受学界推崇的教科用书，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的几位创办者——俞复、丁宝书、吴稚晖和杜嗣程等，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就的《蒙学课本》。
其内容共七编，“前三编谓系就眼前浅理引起儿童读书之兴趣，间及史地、物理各科之大端”，“第四编专重德育”，“第五编专重智育”，“第六编前半为修辞……后半为达理”，“第七编选史汉最有兴会之文，暨诸子之篇”。
可以看出课本的知识整合与分类思路，虽然仍取材于“史汉诸子”等传统知识，但已显出内容上的分类意识。
知识分类和体例改良是新式教本与传统的最大不同，这已经成为晚清很多学者的共识。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曾指出：“西人学堂悉有专书，岁为一编，月为一卷，日为一课，小学有小学之课，中学有中学之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之课”，他希望引进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翻译西方学堂用书。
事实上，在前述课本出版之前，已经出现分科分类的开蒙用书。
如1889年江南制造局印行、谢家木所编《算学》三种，1893王亨统编纂的《地理问答》，后经江楚书局改订出版，同年周保璋著《童蒙记诵》，汇文书院李德安著《地势略解》等。
这些书籍现已查阅不到，只《童蒙记诵》一书别处略有记载：“木刻本，内分天文、地理、人事、行政、六艺、文学、史事等二十余类。
”更多教本致力于体例改良。
王亨统编写的《绘图蒙学捷径》，对于教学内容和难易进度作了详细计划，每一课的生字、笔画、句子长短都有安排。
杜亚泉编写《文学初阶》打算以此作为蒙学教本，小学堂则继之以《文学进阶》。
不过由于该书在内容和教学时限上都与随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不符，最终未获应用。
1902年南洋公学印行《中等格致课本》，将欧美相关著作改成教科书体例：“原书有篇章无课程，惟欲便初学之用，故强分之。
每课之后附以习问，数课之后附以温习课，务使易明易记，无顾此失彼之弊。
”还有谢洪赍编写的英语教本《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组织完善，设计合理，“书成未几，风行一时。
”这些都说明在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民间关于新式教科书的探索已经如火如荼。
“蒙学教科书”就诞生在这温厚的土壤中。
编者均为一时之选文明书局创办于1902年，它的创办与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此后这套书就被通称为“蒙学教科书”。
据笔者统计，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
此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具有如此敏锐的市场观念和良好的知识储备。
正是在现代教育分科设学的意义上，“蒙学教科书”堪称最早的“中国近代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居士。
他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广州两广师范讲习所、江苏江北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校任教。
他曾与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
张相文堪称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
幼读史汉，入江阴南菁书院，从华蘅芳治算学，在无锡俟实学堂任算学教习，后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习。
他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医学报。
编著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算学著作；于佛学亦颇有研究，编有《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蒙学教科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法政大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实践家。
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毛笔习画帖的丁宝书，丁福保之兄，字云轩，幼习经史，擅长书画。
就学于江苏南菁书院时，常与吴稚晖谈论新学，并习英文、数学和理化等课程。
创办东林、竞志等新式学堂，和吴稚晖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学堂。
他还是文明书局特聘的美术编辑，并兼任书局附设小学的教员。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斋，光绪末年毕业于北洋将弁学堂，后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带。
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逆军起义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将。
诸位编者中丁氏兄弟、秦瑞玠、丁锦、钱承驹、华循、俞亮等籍贯都是无锡。
如果说江南是新教育的温床，那么无锡可谓近代教科书的摇篮。
但遗憾的是，还有几位作者的详情犹如消失在历史迷雾中，查询不见。
比如天文、地文、地质、格致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钱承驹，编著动物、植物、矿物3种教科书的华循等人，他们搭建起的新知识，意义非凡，功劳甚大，有待日后钩索出他们的细致行迹。
“蒙学教科书”的作者旧学功底深厚，兼具传播新知识的眼光和勇气。
他们编写的教科书，是时代浪潮撞击下的文化遗珠。
“蒙学教科书”的特点考察“蒙学教科书”，可以看出如下特点：第一，在新学制呼之欲出的时候，“蒙学教科书”体现了教育制度化的趋势。
这是它甫一出版即广受欢迎的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须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8门课程；初等和高等小学堂还要加上作文、读古文词、本国史、本国舆地、理科、图画等科目。
而此前晚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像文明书局那样，推出一套学科基本健全、能及时应用于新式学堂教授的教科书。
唯有这套“蒙学教科书”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它能立刻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二，“蒙学教科书”的编纂具有较强烈的效仿日本教科书的色彩。
文明书局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汉译日本书籍在中国流行之时。
大致清末新政10年是中国“师日”风潮最劲之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任达教授对此有充分论述。
笔者曾统计出数百种汉译日本中小学教科书，高峰亦在这10年间，可证任达先生的结论。
教本内容表现更明显。
《蒙学动物教科书》编辑大意说明：“旧时动物启蒙、动物图说等书，译自西籍，条段不如东书之明晰。
近今译出东邦动物各书，不少佳著，然大都宜于中学，欲为小学入门之用，尚嫌程度太高。
是编斟酌繁简，颇费经营，洵足为初学导引之师。
”该书差不多是日本教科书的“修订简本”。
《蒙学体操教科书》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书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没有新序说明，直接在正文开篇标有“文明书局译编”。
翻译之风盛到连中国历史教学，也是“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批评这种主客错位现象，声明不照搬日人教科书，而要“以我国人，述我国事”。
如此种种，亦可说明日本对于中国近代化的中介和示范作用。
第三，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蒙学教科书”第一次较完整地表现出近代学科意识，推动了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的更新，促进了近代中国人常识体系的转型。
数学是自然科学教育的基础，是培养理性观念和逻辑思维的第一步。
“蒙学教科书”有笔算、心算、珠算、格致、化学等几种。
拿《蒙学笔算教科书》来说，课本关注儿童的接受能力，对以往算术书的教学次序加以改良。
32课课文，加减乘除以及简单的四则运算，知识设计合理、简明得当。
相比“三字经”中唯一一句算学知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囫囵模糊，何者能够培养儿童健全的数理基础，不证自明。
“格致”一科尤具代表性。
它承担着传统“格致”概念向近代自然科学转变，使儿童了解科学知识、建立科学观念的重任。
这一最早出现在《礼记・大学》中的词语，其含义随历史发展流转变换，到晚清，它已不仅是“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道德工夫，也不再视西方学理为简单的“形下之器”，而承担起近代科学基础教育的功能。
《蒙学格致教科书》共8章，每章约6课。
第一章总论，第一课“释格致”：“就天然之现象，以窥其真迹，曰观察；从器械作用之现象，以得其佐证，曰实验。
合观察实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
”把“观察”和“实验”作为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方法，这个见解颇有深度。
若就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观之，当是一大进步。
第二课讲“物体之构造”：物体由“分子”构成，“分子”又由“原质”构成，比如一滴水之包含“轻气二分，养气一分”。
在总论之后，各章分别讲解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磁学、电学和气象学等内容，基本物理现象均有涉及。
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儿童，可谓破天荒头一遭。
这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具有的知识，也是与“金木水火土”思维不一样的理解事物的方法。
培养科学意识的同时，“蒙学教科书”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世界图景。
传统私塾教育，不仅没有声光化电常识，动物、植物、地质、矿物、生理卫生等知识，也多半被看作正经学问之外的“野狐禅”。
这不仅压抑了儿童对于草木鱼虫的天然兴趣，更排斥了很多有趣的知识。
《钦定学堂章程》开始把这些内容统统容纳进来，儿童眼中的世界从此更加丰富更加真实。
例如销售火爆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初版两年多就订正发行了8版。
我们想象当时儿童的心态——他们一定惊叹于各种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的动物，而且满怀兴味接受各种分类、概念：“世界万物，分为二大宗。
一为无机物，一为有机物”，“有机物又分为二宗”：植物和动物。
动物的分类更是生涩古怪：脊椎动物、软体动物、节足动物、蠕形动物、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和原生动物……这些分类和命名已经和今天的动物分类学十分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