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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成因之我见作者：李永瑞来源：《软件工程师》2010年第11期本学期我为北京师范大学全校本科学生开设了《人力资源测评》公选课,教学目标之一就是“从人力资源测评角度对中国5000年来的兴衰成败进行深入解析”,因此,备课之余我特地对中国500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杰出人物当量(每百万人口中对后世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的数量)、国家综合国力(人均粮食产量,对外扩张过程中的最大作战半径等)等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李约瑟之谜”,并仔细浏览了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李约瑟难题”成因相关主题文章三十余篇,试图寻求令人信服的答案,但笔者视野所及者,都未尽其意,于是撰此文,供方家指正。
发展就是硬道理,强大就是真本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是否雄厚,有赖于以营利为目的、以创造价值和创造客户为宗旨的一国或地区所属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从全球视野角度,纵观所有产业链上的企业,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靠掌控行业或产业标准来获取利润,比如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企业,它们分别掌控了所在行业的生产和技术标准,这类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是最优秀的,属一流企业。
这类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依靠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研发人才所拥有的群体性的持续创新能力。
第二类主要靠拥有某些独到技术和企业品牌影响力来获取利润,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这样的企业。
这类企业拥有少量独到的核心技术,如沃尔玛的全球采购和配送系统,可口可乐的神秘小配方。
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与第一类企业有差距,属于二流企业。
这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靠其高素质的经营人才和大批高素质的操作人才提供的标准化服务,以及其日积月累的品牌影响力。
第三类主要靠生产或销售某些具体的产品来获取利润,如我们身边数不胜数的OEM企业和满布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街头的无数外国品牌专卖店,这类企业一无核心技术、二无雄厚的运营管理能力、三无标准化的服务,只能零星或带有碰运气性质地挣点血汗钱,被行家戏称为“box-moving industry(搬箱子产业)”,属于三流或不入流的企业。
钱老先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近日被安徽的11位教授称之为“钱学森之问”，在他们向新任教育部长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11位教授指出，现在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
由“钱学森之问”，我想起了早在近一世纪前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虽然一个是有关教育，一个是有关科技，但我认为，两者的命题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事实上，科技发展的背后就是教育的支撑。
对于“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有过解答。
他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对于“钱学森之问”，钱老虽然没有直接进行过回答，但我想，他可能是希望我们去破解。
正如11位教授在公开信里所说，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对于“钱学森之问”，其实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对教育改革的持续坚韧的行动。
每个人都明了教育在表面的繁荣下，存在着深刻的危机，也都清楚教育的症结所在，然而，由于多数人尤其教育行政当局的骑墙态度，迟迟不愿展开实质性的教育改革，致使一些问题积重难返，非动大手术不可。
与科技领域一样，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思想已经偏离教育自身，之所以如此，关键又在于教育资源垄断在行政部门手里。
所以，要建立新的中国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必须去行政化，消除官本位意识对教育的侵淫，使教育回归自身。
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非教育自身的力量所能动摇。
可是，教育总得要给人一点希望。
就当前而言，笔者认为，不妨从教育公平问题入手，或可打开教育的新局面。
公平问题事关人们的基本权益，一向敏感，而教育领域的不公平尤其严重。
智库时代·194·智库理论探解“钱学森之问”——关于我国教育发展的思考尚悦茹 遆张梅（西安文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摘要：中国曾在世界发展中名列前茅，中国的科技发展曾一度为世界各国学习效仿，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国科技的发展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状况曾引发社会瞩目的“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引起了社会对教育的高度关注。
本文拟从“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入手,浅要解析我国教育发展存在的弊病,并对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教育弊病；创新；改革中图分类号：H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609（2019）42-0194-002一、“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带来的思考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个问题曾引发无数中国人思考，对于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除此以外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曾说：“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著名是的”钱学森之问”。
[1]虽然钱学森之问是关于教育而李约瑟难题是关于科技。
但是,两者都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仔细思考这两大难题的本质，就不得不将这两大难题最终归结为教育发展的问题,我们只有从教育问题入手,才能够真正解答中国不“冒”人才的难题。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发展状况经过七十年的努力，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教育发展呈现良好态势，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一、问题提出背景李约瑟，著名生物化学家，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
他在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 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类问题后来演绎成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萌发现代科学的“中国难题”，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无独有偶，2005 年初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时，钱老对总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分析（一）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的发展尤其是在明朝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封建极权统治、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一大批思想者不得不沉默。
“文字狱”使思想禁锢，封建极权统治的大刀，让诸多学者缄口停手，在漫长的寂寞中含泪悲叹。
后来出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清朝学者，以他们“没落”的心态抗拒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创建贡献甚微。
原来的传统科学技术得不到飞快的发展，对西方新兴的科学又予以抗拒，结果使中国科技打打落后于世界水平。
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因为目光短浅，因为不尊重知识，没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而给我们的生活蒙上浓重阴影。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对人性持乐观主义态度，其主体部分是性善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性。
从“人性本善”的信念出发，儒家学说进行了完美的道德设计，为理想主义道德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将理想人格形象定位于君子和圣贤。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作者：马俊费军来源：《商业文化》2011年第07期摘要：“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在本质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
文章从中国特有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等诸多维度解析“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对该问题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创新中图分类号：C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7-0317-02一、引言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于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1969年李约瑟又重述了该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科学技术不能在中国产生而出现在西欧？而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在钱老心中，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透析（一）中国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扼杀了人们的创新。
我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政策。
汉朝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记载：“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
三纲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也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最终使中国发展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君主与家长的威严下，毫无反抗，很难有创新可言。
从“钱学森之问”到“李约瑟难题”作者：宋德昭来源：《卷宗》2018年第05期摘要：钱学森之问是一直以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但是在一定的视角之下，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结果上看，其都可以被认为是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微观部分。
而本文力图从中国学术界一贯对于知识分类的视角入手，进而谈及其对知识生产的影响，从而构建起在这一视角之下对于钱学森和李约瑟问题的共同回答。
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笔者认为知识在最基本的分类上就存在的固有误区，导致了在生产过程中方法的局限，进而影响到了整体学术界的发展——这一情境尽管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但其在中国的显著与独特使其能够作为此具体问题的解答而非宏观的现象分析。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难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一、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的人才？”1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先生之后，评价这一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刺痛”。
而不论其具体表述如何，也不论其真实内涵为何者，这一问题的确是在科技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今天一个绝对不可回避的现实。
自2011年沈正斌教授等的公开信起，国内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对钱学森之问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但今日不可否认的现实是，钱学森之问所触及的问题并未有明显改观，这使得我们的目光不得不转向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使得李约瑟难题成为当今的另一大困惑。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2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15卷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
从时间上看，李约瑟问题的提出比钱学森之问早了三十年之久，但仅从这三十余年间未能在中国学术界中引起巨大的波澜来看，其不免让人对其背后产生隐隐的担忧。
传统科学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二分虽然存有不少疑问，但从现实的生产方式来看绝无不妥，而这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为何未能发生在中国，并且即便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始终未能有效追赶科技强国的步伐，这背后的原因显然是值得深究的。
李约瑟难题论文中国科教发展论文：关于中国科教发展制约因素的思考摘要：“李约瑟难题”，质询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钱学森之问”，质问为什么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回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需要从研究中国科教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入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综合的考察。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中国科教发展思考一、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科学家，主持编写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科技史有着卓越的贡献。
在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过程中，李约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即“为什么在第一至十五世纪，中国文明在把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践的需要方面要比西方高明得多，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纷纷从地理、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寻找答案，形成了关于破解“李约瑟难题”的种种理论。
李约瑟本人“破解”的答案是：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
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
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对李约瑟的破解，我持赞成的态度，我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李约瑟难题”是一道高次方程题，探索这一问题，既是科技史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又远远地超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范畴。
关于“李约瑟难题”，要更多地到中国科技发展史之外去寻找答案。
关于这一难题的解答，需要对中国和欧洲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的历史作全面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找出科技这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每个因素对这一问题的影响进行加权汇总。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作者：暂无来源：《新经济导刊》 2017年第10期文/ 崔克亮智库，即思想之库、智慧之库。
智库建设的核心应该是人才队伍建设，而要建设高端智库，即需要一流高端人才做支撑。
高端智库的突出特质在于思想性、创造性，而作为高端智库柱石的高端人才，无疑应该具有一流的思想力、创造力。
是故，如何锻造一支充溢着思想力和创造力的一流人才队伍，便成为高端智库建设的关键环节。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智库人才的禀赋、质素及其队伍建设或有其特殊之处，但首先必然契合一般意义上人才建设的社会规律。
由此，我们不妨将眼光放远一些、放宽一些，从人类历史的时空深处探察人才的兴衰荣枯之道。
思及中国的人才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想起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这位英国学者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97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 博尔丁将李约瑟的这些疑问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自己曾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提供了答案：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中国缺乏科学技术发展的竞争环境，“封建官僚制度”（实即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中国所处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强化了中央集权。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在13 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制度的自由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自13 世纪以后，中国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意识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的思考【摘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不仅是我国物理学家钱学森的疑问，也与一百年前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暗合。
“钱学森之问”为“李约瑟难题”注入了新时期的特色，也使其更加具体化，这两者之内都蕴含着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科技发展的深深忧思。
无论是国外的专家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试图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分析、研究以寻找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与规律，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国早日重归世界科技前沿的行列。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发展科技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各国也将培养科技人才作为强国的根本。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体现了我国在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中遇到的瓶颈。
“钱学森之问”既是“李约瑟难题”的继续，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某种解答。
二者既有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也呈现出具体的差异性。
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和外延李约瑟难题由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提出，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由于难题本身多样化的形式，从而使得难题自身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外扩而带来了大量的争议和怀疑。
但也正是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反复的分辨，使得“李约瑟难题”成为了富有生机、不断发展的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散发出不同的气息，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1.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李约瑟难题”在国内通常被表述成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或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简化形式。
而李约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著作之中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描述。
虽然形式不同，但基本含义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以下是三种比较典型的表述方式：第一种表述出现在1938年左右，后来李约瑟回忆说：“我们在略微熟悉了以下情况之后，心中又产生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我想，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又怎么可能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比欧洲先进，对自然界的知识比欧洲人多，能够更有效地把这些知识应用于造福人类呢？”1第二种表述出现在1954年，随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出版而出现的。
该书第二章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始精神........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萨维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者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2这是“李约瑟难题”第一次以专著文本的形式公布于世。
随着这部巨著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流传，“李约瑟难题”成为国际科技与文化界的颇具魅力的问题。
第三种表述出现在1990年李约瑟从英国寄来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
这是1964年那篇文章的修改稿。
其中关于该难题的表述是这样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3这后边一问显然是吸收了“获得科学知识”的提法，但又把时间上限修订为“公元前一世纪”。
到此为止“李约瑟难题”的文本就规范化了。
以上三种不同表达方式不难发现“李约瑟难题”自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之中。
从难题的酝酿、提出再到不断地修订，证明了这一命题正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的，也正是这个命题充满活力所在。
2 “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之争随着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深入，在“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问题上产生了三个不同派别：肯定派、否定派、怀疑派。
其中持肯定态度的占绝大多数，他们或者是从社会结构方面、或者是从思维方式上面、或者从文化语境方面做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正面解答。
而持否定或者怀疑态度的虽占少数，但也从难题本身无意义方面、难题本身有逻辑矛盾方面、难题需要修正等方面加以阐述。
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三种说法：一是“无意义说”，持此观点最著名的三位人物是席文、席宗泽和吴国胜。
“无意义说”理论基础是“近代科学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一疑问。
而实际上近代科学在科技发展的继承性方面、真理的可检验性标准方面、科学的适用性方面都证明了其具有普遍性，所以这个观点本身也是有缺陷的，很难成立。
二是“逻辑矛盾说”，代表人物是张秉伦和徐飞。
三是“修改说”，诸如范代年、钱兆华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个难题自身存在着内在逻辑矛盾和缺陷，因而主张对难题重新进行修改和定义。
4虽然这几派各执己见，但是正是这种对待难题的不同态度，才使得“李约瑟难题”成为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和热点，真正体现了难题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
二.“钱学森之问”的产生及其内涵“钱学森之问”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的出现，解开难题背后的谜团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
对于“钱学森之问”钱学森直接明白的表述是在2005年，当年7月29日钱学森曾向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后来这段话被概括为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5钱学森正是通过对国内外科技发展现状做出了充分的了解、思考之后才说出了他的疑问。
1钱学森所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特点与现状20世纪中期，在科技发展最前沿的美国率先刮起了一场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风暴，这场风暴很快在全球蔓延开来，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第四次科技革命”。
6这次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现有知识范围、重新建构了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速度日益加快，不同技术领域相互交叉和融合；涌现出了大批新兴的高技术群体，涉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型结构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等领域；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决定科技发展的主导力量，信息产业随着计算机相关产业的发展，确立了在社会产业中的主导地位。
回顾上世纪的世界不难发现，决定国家兴衰荣辱的正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速度的因素是很多的。
但是在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的当今时代，真正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背后的手正是科学技术本身。
因此国外的科技发展速度对我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环顾周围使得他们倍感焦虑。
2钱学森面对的国内环境在近几十年科技建设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是必须看到仍然有多种原因限制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他们主要包括：科研经费不足，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之中，科技投入较少是根源所在。
我国科研经费的增长不仅不稳定，而且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虽然国家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在资金投入方面确实无法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人员的人均享有的投资额度相比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较大差距。
与此同时，大量的科技人员集中于政府机构之中，企业、社会中的科技人员数量过少。
在现代经济制度中，企业才是真正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而企业当中科技人员比例过低就限制了企业在产品研发、产品创新领域的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
7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科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增加科技投资力度、推动企业自主科技研发能力、提高科研产出率等措施才能有效地改善我国的科技环境，促进科技的发展。
三.两者本质的一致性与具体的差异性在学术界，尽管对“李约瑟难题”本身有不同表达，但最基本的内涵就是“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什么落后了？”其中表现出的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切。
而以钱学森为首的当代学人对“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原因”的反思最终也落脚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问题上。
“钱学森之问”正如“李约瑟难题”一样，是社会发展实践凝练出的命题。
站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来看，“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形成、发展以及解答，都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体现出思想发展的逻辑。
二者都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出发，凝结出思想发展的逻辑，都经历了从实践命题到学术命题的发展脉络，而最后落实到社会实践的解决上。
虽然二者有着深刻的本质联系，但是其具体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二者提出的时代背景有差异，二者的追问虽然都落在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上，但“李约瑟难题”是在中华民族最为危机的时刻提出的，而后者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社会实际发展提出的；其次二者追问目标有差异，前者追问的核心是“为什么没有”，解决目标是“如何才能有”，后者是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科学技术前提下提出的，目标是怎么解决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问题；8最后对二者解答的差异，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方面着重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有的人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制度，有的人归结为儒家保守观念等等，而后者着重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反思，把最终原因落实到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钱学森之问”从人才教育培养的角度解答了李约瑟的问题，但是，他本身提出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深化了“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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