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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外交活动中的文化人格述论
屠文淑
【期刊名称】《船山学刊》
【年(卷),期】2003(000)004
【摘要】自鸦片战争始，资本主义列强以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蒙上了屈辱的阴霾，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弱国无外交”成为晚清政府对外交往的理论定势。
然而，在清政府的外交官吏中，曾纪泽以自身的人格信念，胆魄识见、气度才华，与列强折冲樽俎，力挽危难情势，或护持疆土尺寸必争；或坚
【总页数】4页(P73-76)
【作者】屠文淑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
【相关文献】
1.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J], 权赫秀
2.马礼逊在华外交活动述论 [J], 谭树林
3.论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 [J], 黄庆鸿;
4.论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 [J], 黄庆鸿
5.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 [J], 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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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文岛事件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演变作者：赵欣来源：《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02期[收稿日期] 2015-03-17[作者简介] 赵欣（1975-），女，吉林通榆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内容摘要] 1885年4月，为了扼制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及其在中亚地区的持续扩张，英国出兵占领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海域的巨文岛。
事后，基于当时朝鲜半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日本、德国、俄国纷纷卷入巨文岛争端。
英国占领巨文岛改变了东北亚的战略格局，拉开了朝鲜与宗主国——中国的距离，打乱了俄国和日本以朝鲜为跳板的扩张计划，使东北亚地区维持了十年的和平。
[关键词] 巨文岛;争夺;英国;俄国[中图分类号] K56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53-06巨文岛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海域的朝鲜海峡（济州海峡）丽水至济洲岛之间，地理坐标为北纬34°1′35″，东经127°18′45″。
由古岛、东岛、西岛（一小两大）三个岛屿组成，又称“三岛”或“三山岛”。
1885年清军将领丁汝昌考察该岛时发现这里的居民文化素养很高，因而将之命名为“巨文岛”（之前称“安岛”）。
该岛的英文名为“Port Hamilton”，1845年时就已定名并见诸于世界地图。
其时，英国皇家海军军官爱德华·卑路乍（Edward Belcher）奉英国海军部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W. A. B. Hamilton）之命调查该岛，为纪念汉密尔顿而将之定为是名。
从地理方位来看，巨文岛扼对马海峡之门户，不仅是朝日两国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国进出太平洋的要路。
三岛中间形成了一个可以停泊大型军舰的天然港湾，陆地面积为60.5平方公里，可供建设相应的军事设施，战略价值重大，更有西方人称其为东方的直布罗陀[1]141-169。
该岛在朝鲜王朝时期即被明确列入全罗道海防范围。
至1880年代，巨文岛因朝鲜危机加深而成为英、俄、日等国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争夺的焦点。
![[VIP专享]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https://img.taocdn.com/s1/m/413bd6b2ccbff121dc368336.png)
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政治学理论杨光兵摘要：曾纪泽的主要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不仅高于其前辈，也高于同时代人。
本文基于政治学外交层次的理论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包括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原因、内容及其在具体外交实践中的体现等方面，并有效的结合其自身的素质及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对其主要外交思想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诚信、和平、务实等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外交思想；外交实践；思想述评一、曾纪泽的主要外交思想（一）、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维护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是近代外交的宗旨和原则，也是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1879年9月，他出使前拜见慈禧太后时说：“人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一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重要，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1在后来的对外交涉中，他常常唯君命是从，表示“勉策虽柔虽弱之质，矢己力于百千；冀收得尺得寸之功，答圣慈于万一。
不难看出，曾纪泽将“替国家保全大局”即维护国家主权作为忠君、报答君工的一种方式。
他认为西方是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
“关于包括在条约口岸里的外国租界内以及包括在其它方面的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主权的让与，中国觉得那些条约是把一种情况强加在她的身上的。
这种情况将要迫使她在今后十年期限告终的时候废弃那些条约，借以避免它们已经在别的国家里引起的那些罪恶。
” 其次，他认为，外来的侵略是足以“ 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
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
曾纪泽认为，百年以来，中华帝国外闭关自守，内安于粉饰，上不通，下言塞，日益衰退。
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迷梦，有识之士先羞而后勇，学习西方，求强求富，至今日已初具规模。
“ 中国今日用其全力，整顿海防，使铁舰坚固，战船得力也。
” “中国现将卫固海疆，水路军务逐渐推广，以目前论，铁路等事，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在所应为，然尚可期诸异日也。
”同时，外务邦交也应一一妥当处理，“今拟于十年重定之期，更张厘正，全国体也。
浅析曾纪泽外交思想张南侠【摘要】曾纪泽是清末时期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之一.其国际法外交、均势外交及实力外交等思想构成了他外交思想的核心.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与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时局变化密切相关,也深受中西文化和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具有全局性、现代性、灵活性等特征.曾纪泽外交思想的实践对于清政府外交贡献巨大,并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期刊名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6)004【总页数】5页(P5-9)【关键词】曾纪泽;外交思想;实践【作者】张南侠【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122曾纪泽作为曾国藩的长子、清末卓越的外交家，其外交思想受到中外人士的赞赏，或许这就是虎父无犬子的真实写照。
在新疆伊犁问题上开创了以不流血来签订条约的先河，在中法有关越南问题、中日有关朝鲜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试图站在较高的视野与标准来解决一些问题和困境，他直接推动了晚清外交现代化的步伐，也反映了近现代化外交的方向。
一、曾纪泽外交思想分析(一)国际法外交思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形成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国际法原本是欧洲处理国与国事务的法典。
由于清初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缺乏与其它国家交往的经验，对于国际交往规则、国际法了解甚少。
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曾纪泽则较早地了解并运用国际法来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其国际法思想内容主要依据于《万国公法》内容进行阐述的。
曾纪泽的国际法思想与其在同文馆的学习和在西方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曾纪泽曾在丁韪良的碑铭上大力赞颂他对于中国学术政治的贡献，并给出“取西书之有益于中国者。
”[1]158的评价。
曾纪泽出使期间在日记中记载道凡遇到与西方打交道的事例“亦常征诸《公法》以立言。
”[2]939同文馆的学习以及出使国外的经历，使曾纪泽眼界大开，成为睁眼看世界之人。
在外交实践中，曾纪泽尝试以其所认识和掌握的国际法原则处理他所负责的外交问题。
曾纪泽外交思想研究综述前言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
字劼刚。
曾国藩长子。
1878年至1885年，他先后出任驻英、法、俄国公使。
出使期间为清政府的弱国外交争取回不少的利益。
在英办理订造炮船事宜；在俄改定《里瓦几亚条约》，争回部分商务和界务主权；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他的外交史是晚晴进步分子为保家国而努力的真实写照，其外交思想，外交手段，外交理论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杰出的，值得肯定的。
一．学术史回顾袁南生《曾纪泽——弱国外交的代表》（《楚材摭英外交篇》）论述了曾纪泽在清朝积弱的情况下，有声有色的对英外交，虎口夺食的对俄外交，无力回天的对法外交。
肯定了曾纪泽的外交实践对弱国在外交上劣势的挽回，减少强国的祸害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贡献。
曾纪泽对英外交期间努力加强使馆的内部管理，并积极开展文化外交，他还成功开展了禁止鸦片贸易的外交谈判。
对俄外交的贡献主要在于改订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虎口夺食，为中国争回很大部分的利益。
中方继续保有苏约克山口等处领土，在嘉峪关通商、松花江行船、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等方面，新约也比“崇约”要少损失若干利益。
新约争回了伊犁西南镜的大片国土，使得边疆重镇伊犁有了重要屏障。
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在与俄国进行艰苦谈判的同时还关注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
曾纪泽始终坚持外交应以实力为后盾，坚决主张以实筹战备的备战举措来遏制法国的侵略野心，保护越南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
却由于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软弱态度，曾纪泽不明了清政府在处置越南问题上的底牌，又不受法国政府的欢迎，对法国政府的真实意图也不明究竟，导致他在中法越南问题的谈判上有力无处使，对法外交无力回天。
张浩《郭篙熹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清史研究》1998年第三期）论述了郭嵩焘与曾纪泽在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外交大势情况下，他们外交思想的公识、分歧。
曾纪泽外交思想研究一、学术史回顾1949年以前及解放初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国内学术界对曾纪泽的研究并不多，笔者所能找到的两篇论文分别是1935年发表于《国闻周报》上韩少苏所写的《谈曾纪泽》，1937年发表于《禹贡》上吴相湘的《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主张记闻》。
“文革”结束后撰写有关曾纪泽论著的人增多了，主要分为三部分来研究：第一，中俄伊犁交涉中曾纪泽的外交活动。
多数学者持传统观点，对曾纪泽的评价相当高，肯定了他是爱国外交家，据理力争，有高度的责任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有别于清政府中的妥协派和投降派，收回了我国的领土。
第二，有关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外交活动。
学者们认为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先主战后主和，这是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明智选择，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全我国的领土不被侵略同时也使越南免受侵略，带有明显的反殖民扩张性质。
第三，曾纪泽外交思想总论。
这些论文涉及到诸如曾纪泽向西方学习，近代民族思想，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他所执行的诚信外交等。
学者们肯定了曾纪泽与他同时代人比外交思想是杰出的，但也指出了他外交思想的不足。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时代环境所局限以及他本人外交理论水平和经验欠缺所造成。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大学妇女研究室召集人林维红教授透过《曾纪泽日记》，挖掘出曾纪泽女眷随其出使英、法期间不多的信息，而过去学者较注意《曾纪泽日记》中主人公生活的一面，尤其是他对英法俄各国的外交交涉，很少注意其私生活，尤其与妇女有关的部分。
尽管，这些挖掘出的信息并不是来自她们自己的声音，但是，对于研究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及中国妇女生活史来说，仍不失为可贵的资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李恩涵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曾纪泽的外交》一书。
这是迄今为止论述曾纪泽外交思想及实践最为详细的一本书，也是学术界有关曾纪泽研究仅有的几本专著之一，而且是价值最高的一本。
书中引用大量的外文资料以及时人的日记、笔记和书信等相为印证。
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以曾纪泽一生外交事业的开展和成败为主线。
中法战争中的晚清外交○高嘉懿摘要:本文阐述了晚清法越问题的历史渊源,对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内外处境和应对措施,以及与之有关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述。
关键词:中法战争;法越问题;晚清外交中图分类号:E 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3451(2005)03- 0105- 12作者:高嘉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越南与中国国土相接,有不少山水连接贯穿,其地理位置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
中国秦时与越南的关系就较为密切,唐时曾在越南设安南都督府,故古时称越南为安南。
在宋之前,越南是并入中国版图内的,后因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而趁势独立建国,明永乐时期,虽一度并入中国,但毕竟已由其几百年独立自主,不久就遭到越南人民的反抗。
于是,明清时越南作为中国的藩属国,需按一定的要求前来朝贡。
越南长期与中国有着经济文化的深入交往,同属中华文化圈。
17世纪中后期,法国为增强对远东地区的影响力,直接向中国派遣耶稣会士以打破葡萄牙独霸在东方的“保教权”。
同时,法国传教士也进入越南地区。
在越南南方阮氏家族发生政乱时,阮福映曾派法国传教士百多禄(BehainoDe)去法国求援,请法国帮助原阮氏国王复辟,并于1787年私下和他签订了越法条约。
后因法国大革命而无法援助,百多禄自己募兵,帮助阮福映打回越南,成为国王。
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法国对越南的影响。
然而,这件事导致的结果非常严重,使得法国扩大了侵占越南的野心,“此后,法国的势力就深入到越南和我国的滇桂边地”①。
清政府对越南、法国采取不同的国际关系处理体制所引发的问题也就渐渐浮出水面,其处置措施大抵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主要问题是法越矛盾,清政府对此的主要态度是尽量避免陷入其中。
从1856年起,法国开始不断对越南加紧进占攻势。
“1856年,法派舰队访越南。
次年派孟狄纳累向越南王阮福埘提出无理要求,被越南拒绝,法国即占领土伦港,击毁附近的堡砦。
”②按照宗藩体制,当藩属国受到危险时,可以向中国求援,但越南却没有。
浅析薛福成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樊爱萍【摘要】薛福成和曾纪泽是晚清时期的著名外交活动家,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型知识分子,基于对民族危机和时代巨变的深刻体认,他们都以自己卓越的外交才能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中卓有建树,其外交思想在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等诸多方面具有趋同性,对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但由于个人阅历和历史机遇的不同,二人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又体现出个体差异性.【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00)003【总页数】4页(P103-106)【关键词】薛福成;曾纪泽;外交思想【作者】樊爱萍【作者单位】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山东菏泽 27401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6晚清以降，随着西力东侵的加剧，近代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12017，在兴办洋务和办理对外交涉的过程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职业外交家，薛福成和曾纪泽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薛、曾二人均出生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且系同龄人(薛年长曾两岁)，其生活的年代适逢外国列强入侵，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激烈的震荡和剧烈的变化，讲究功利和注重实效的经世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作为地主阶级知识阶层的优秀分子，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御侮强国的强烈历史使命，使他们的外交思想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
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实行的是理藩朝贡体制，是所谓的宗藩关系，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使节制度，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近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才与西方有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西方国家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在1861年后陆续遣使进驻北京，同时，按照国际惯例，要求清政府也派出驻外使节。
清政府对此却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愿意派遣，但是面对西方国家的一再催逼，清政府在举棋不定、徘徊不决中，几经考察和观望，直到1875年才派出了首任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
在这一过程中，薛福成多次上书建言，力陈使职的重要性，在促使清政府下决心遣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13卷第3期2011年05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IT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3No．3May．，2011①有关曾纪泽的研究，主要有En －Han Lee （李恩涵），Tseng Chi －tse ，1839－1890：Diplomat in Modern China ，Synopses of Mono-graphical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Ⅲ，Taipei ，1964；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朱尚文《曾纪泽先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张立真《曾纪泽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吴相湘《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主张记闻》，《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5期（民国26年）。
收稿日期：2011－04－01作者简介：权赫秀（1962－），男（朝鲜族），吉林磐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权赫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110136）摘要：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曾纪泽；朝鲜问题；朝贡关系；外交活动与建议中图分类号：D8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1971（2011）03－0017－07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是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长子，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中的佼佼者。
按照后来也曾出使欧洲的薛福成的说法，在光绪初年以来出洋使节中“究以曾惠敏公（秀按：曾纪泽谥“惠敏”）为第一”［1］。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于曾纪泽在晚清外交等领域成就的研究已然不少，而对曾纪泽长期关注朝鲜问题的史实，除上个世纪30年代吴相湘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之外，迄今只有李恩涵［2］258－271及梁英华［3］的片断论述，不仅成为有关曾纪泽外交主张及其实践研究的一个缺憾，实际上也是有关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曾纪泽在出使欧洲期间以及回国后对朝鲜问题的长期关注及其相关认识与政策主张，作一系统的整理与考察，以期有助于该主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出使欧洲期间对朝鲜问题的关注与主张曾纪泽早年一直在家读书，并未出任官职，直到1872年3月乃父曾国藩于直隶总督任上病逝两年后的1874年8月，才奉命进京并受到两宫太后及光绪皇帝的召见，旋被任命为出使英国法国大臣。
就是说，他的仕途生涯与外交官生涯实际上是同时开始，而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关注也是在他出仕并出使欧洲之后才开始。
1879年1月25日，曾纪泽抵达英国伦敦就任［4］。
就在他抵达英国任所不久的1879年4月5日，日本“驻英公使吴雅娜”到伦敦中国公使馆访问，曾纪泽与之“谈极久”，而所谈内容一是关于中日关系问题，二是“谈及高丽、琉球诸国家”［5］187。
其中，关于中日关系问题，日本公使强调日本重视与中国的通商关系甚至要比与西洋各国“更为紧要”，而曾纪泽表示“中华财产，足以沾润于东邻；日本兵力，足以屏蔽于东海”，因此中日两国加强邦交，不仅“外患可泯，盖不独通商之利也。
”关于作为中国传统朝贡国家的“高丽、琉球诸国家”，曾纪泽则主张：“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
盖国之大小强弱，与时迁变，本无定局。
大国不存吞噬之心，则六合长安，干戈可戢。
吾亚细亚诸国，大小相介，强弱相错，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则强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力以凌人也。
”此处所谓日本“驻英公使吴雅娜”是指从1874年10月到1879年5月间担任驻英公使的上野景范，①所谓“吴雅娜”就是“上野”之日本语发音“うえの”的音记。
1876年作为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参赞而“随使”英国的黎庶昌在其《西洋杂志》中也有与上野景范公使接触的记载［6］。
曾纪泽在上述谈话中，主张援引“公法”即近代国际法的原则来对待像朝鲜与琉球这样的传统朝贡国家，从而做到既让“弱小之邦足以自立”，也使“强大者亦自暗受其利”，可以说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早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一方面不得不被迫接受西方列强通过“炮舰政策”而强加的近代条约关系体制，一方面仍与周边朝贡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朝贡关系，从而形成了近代与传统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关系体制一度共存甚至兼容的所谓“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的过渡性局面与现象。
②正是为了因应这样一种全新的复杂外交局面，清政府开始在与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中逐步援引和利用近代条约关系的部分内容，晚清时期与周边朝贡国家的关系也随之开始了近代转型过程，而这样一种变化在对朝鲜关系领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与突出。
③尽管曾纪泽的上述主张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系统的政策建议，而包括“高丽、琉球”等朝贡国家在内的亚洲各国之间也应“以公法相持”的主张，在1879年当时无疑是相当难得的外交思想，也是迄今所见曾纪泽关注朝鲜问题的最早记录。
到第二年的1880年初，曾纪泽在收到总理衙门“抄示”关于劝说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崔镇胜（Victor －Marie Deguette ）事件④的相关资料之后，又以中国驻法公使身份“复具一牍照会法外部，请其转达教王外部”，并在同年1月16日致总理衙门函中报告此事，指出如此“了此一案”对清政府来说“有三利”：其一为“高丽为中国属邦，令之行而禁之止，足以见圣朝怀柔之德，即可以杜绝他国觊觎之心，异日不致复有琉球之事”；其二为“法人好争胜，彩佛来尼新任外部，纪泽取此顺成和好之案，具第一次照会以悦之”；其三为“将来再有此等案件，吾更有所借口”［7］文集卷三，168。
曾纪泽在总理衙门成功劝说朝鲜王朝释放被捕的法国传教士之后，再以专门照会的形式通过法国外交部而向尚未与清政府建立直接联系的天主教罗马教廷⑤转达清政府的明确外交立场，不仅表现出他缜密认真的外交工作作风，同时也反映出他善于从国际关系大局的宏观视角来认识与处理朝鲜问题的特点。
可以说，从国际关系的大局角度来关注朝鲜问题，反而成为工作内容与朝鲜并无直接关系的曾纪泽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比较优势。
此前研究多认为是曾纪泽主动向总理衙门建议出面与法国交涉以解决朝鲜发生的教案，⑥其实是对上述史实的错误解释。
实际上，总理衙门是在此事解决之后才将其材料“抄示”给远在欧洲的曾纪泽，因此总理衙门解决此事当然不能是出于曾纪泽的建议。
一个月后的同年2月21日，曾纪泽在伦敦拜访曾有长期驻华外交官经历的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rs ）［8］并与之“谈极久”［5］302－303。
在此次会谈时，巴夏礼提出了应促使朝鲜对“西洋大国”开放的建议，要谓“日本、俄罗斯，皆处心积虑以谋高丽，谋之既久，发之必骤，中国务宜先事预防。
预防之法，独有劝高丽与西洋大国开口通商，则高丽之国，可借公法以自保全。
”巴夏礼长期驻扎中、日等东亚国家，因此他有关日本与俄国觊觎朝鲜的上述分析大体·81·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①②③④⑤⑥［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昭和40年，附表1第25页。
详见Quan He －xiu （权赫秀），The two systems of diplomacy of late Qing China ：External relationship ，Modernization and transitional phas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5－1（June 2008）；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参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首尔：白山资料院，2000年；［日］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韩关系と东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美］Kirk W．Larsen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ǒn Korea ，1850－1910，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详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2年，359－393页；［韩］柳洪烈《增补韩国天主教会史》下卷，首尔：Catholic 出版社，1984年，195－238页。
参见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
参见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259页；梁英华《试论黄遵宪、、曾纪泽、19世纪80。
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他的上述建议内容不仅符合了当时清政府与李鸿章开始推行的劝说朝鲜开放门户以牵制日俄侵略之“牵制政策”，①而且与曾纪泽有关亚洲各国应“以公法相持”的主张也是暗相符合。
正因为如此，曾纪泽“心颇然其言”，并在确认巴夏礼此议未必就是为英国“求获贸易之利”之后，表示“日本不能独谋高丽，必与俄人私相联结分据其地”，而“高丽系中华属国，中国封其君王，纳其朝贡，而不侵占其自主之权。
通商之说，中国可以劝之，而不可以勒之”。
接着，曾纪泽又进一步向巴夏礼询问“确认日本之欲占朝鲜，较之法国之欲图安南，孰为急切？”认为“前朝之征高丽”均未成功，可见“高丽虽蕞尔小国，然实有坚韧自守之力，未易夷灭”，并在感谢巴夏礼“未雨绸缪之苦心”的同时，提出“愿中华与英人同保该国，无令稍受外侮，则彼此皆有利益矣。
”四个月后的6月15日，曾纪泽专门致函总理衙门，结合当时他所集中关注的中法越南之争问题，就有关朝鲜问题以及中国周边朝贡国家的政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如下见解［7］文集卷四，180：“法人之谋据安南，俄与倭之觊觎高丽，幸因意见不齐，议论不一，譬诸筑室道谋，不溃于成。
西洋新报虽有惊人之语，捉影捕风，未足据信。
唯蕴蓄久者，其发必烈，异日事端之起，虑有突如其来之势，使人猝不及防，琉球即前车之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