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出路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等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智库。
然而，智库建设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这些困境既包括外部环境问题，也包括内部因素的限制。
如何突破这些困境，成为智库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外部环境问题1、政策支持不够当前，政府对智库建设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是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政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政府需要更为明确的政策支持，为智库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
同时，政府需注意到智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避免过多的政治干预，保持独立思考和发展。
2、市场机制不成熟智库需要市场机制的支持，促进其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很多智库都需要依赖政府、企业等成员的资助，难以实现长期独立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探索智库发展独立可持续之路，形成更为成熟的市场机制。
3、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智库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是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
智库所生产的知识资本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资产，而且还代表了一个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因此，应当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及其价值最大化。
二、内部因素限制1、人才结构不合理智库是以人才为核心的组织。
但当前我国智库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人才结构不合理，智库需要从兼具高学术水平和长期从业经验、兼具战略思维和实践经验、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等方面谋求结构的均衡。
同时，智库还要注重团队协作，通过学科交叉、多领域合作、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来打破学科壁垒，提高智库综合性和竞争力。
2、组织架构不够合理智库的组织架构也是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很多智库在组织结构上存在问题，如顶层设计不清晰、职能角色不明确、人员配备过于单一等。
因此，智库需要完善组织架构，优化组织流程，通过智库制度的落地来使信仰、能力和行动相一致，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和能力。
3、信息资源的整合程度不高当下社会信息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智库在信息利用上仍有所欠缺。
国内外智库建设的比较研究智库作为一种专业的研究机构，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下，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深入，各国纷纷加强本国智库建设，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但是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的智库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因此，比较研究国内外智库建设的特点和趋势，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智库建设特点1. 建构全球化的智库体系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一批较为有影响力的智库，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
它们通过合并、兼并和收购等方式，将自身规模扩大，实现全球化战略。
同时，这些智库还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和战略联盟。
2. 实现政府和民间的协同发展在国外，智库不仅有着较为密切的与政府合作的关系，同时也与私营企业、NGO等组织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这种协同发展的方式，将智库从单一的政府顾问机构转化为为政府、企业和社群提供服务的多元化组织。
3. 多元化研究领域国外智库不仅研究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同时也关注科技、环境、教育等领域。
并且，针对不同的问题和领域，智库还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和讨论。
二、国内智库建设不足之处1. 专业化程度不够国内的智库多属于学术机构，专业属性较为突出。
但是，与国外相比，国内智库在专业化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很多智库在研究领域上缺乏明确的定位和重点，同时也缺乏国际比较和经验借鉴。
2. 融合度不高国内的智库与政府和社会融合的程度不够。
政策研究与实践疏离，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不会充分借鉴智库的研究成果。
另外，在经费、人才等方面也面临着困难。
3. 建设目标不够明确国内部分智库在研究目标和任务定位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缺乏明确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目标制定。
同时，在智库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瓶颈。
三、完善国内智库建设的对策1. 加强专业化建设国内智库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研究领域的定位和专业化程度。
同时，也要鼓励智库开展顶层设计和长期性战略研究，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
国外科技智库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作者：田贵超来源：《华东科技》 2017年第10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 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也提出“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加强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这都对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服务的科技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可是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近年来发布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显示，世界前50 名科技智库中却没有一家中国的科技智库，我国科技智库在很多方面和国外先进科技智库差距明显。
笔者近年来实地调研过多家国外科技智库，与诸多智库主席、高层管理人员、运营团队成员、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认为国外科技智库在运营管理机制、研究输出机制、创新文化及环境塑造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及上海科技智库的建设提供启示。
以全球化发展视野，建设国际化网络型智库国际先进科技智库的国际化水平普遍较高。
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STEPI 的研究人员有多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人员和行政团队大多可以用英文交流，可以用英文讲授培训课程，每年举办多个国际研讨会；专门设立了国际技术创新中合作心（IICC），负责智库的对外宣传、国际合作交流等事宜，其国际培训项目还针对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制课程。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 则注重培养研究人员的全球视野，致力于解决国内和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如贸易、创新政策等，发布《全球创新政策指数报告》、《全球创新影响力国家排名》等多项涉及全球议题的报告。
国外一流科技智库还注重网络化发展。
例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 在比利时开设海外分支机构，将其研究触角延伸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和地区；ITIF 还联合世界上其他19 家智库创办“全球贸易与创新政策联盟”，跟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展国际联合研究。
·社会学研究·2018年11月社科纵横Nov ，2018总第33卷第11期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33NO.11基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西方智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等研究范式，提出了一系列智库发展的重要理论，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工具。
一、戴维·杜鲁门和罗伯特·达尔的多元理论在西方智库研究中，杜鲁门和达尔等人发展起来的多元理论是西方智库理论研究的主流。
（一）公共决策是社会多元利益集团竞争达成平衡的结果杜鲁门认为，政治的基本事实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
“利益集团”指的是“社会中具有共同态度、向其他团体提出特定要求的团体。
”“这些决策环节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广为分散，不仅包括正式建立的政府部门，而且也包括政党、政府组织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1](P547-548)公共政策是多元集团竞争达成平衡的结果，而这种平衡又是由利益团体的相对影响力所决定。
因此，智库“可以参与到工会、环保组织、民间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等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竞争之中，进而在社会公众和政府决策中发挥影响。
”[2](P31)智库通过对利益集团竞争的参与，不仅可以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质量和透明度，还可以培育开放和民主的政治文化，并有助于增强开放民主程序间的相互信任。
（二）“思想市场”是智库获得影响力的主要竞争场所达尔更关注于多元民主国家中“独立组织”的理想性和局限性，提出了多元民主理论。
达尔认为，独立组织对于相互控制和大规模民主都十分理想。
一方面，独立组织有助于抑制国家政府中的等级制度和支配体制；另一方面，独立组织“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能最充分地受到该政体的各种制度的保护”。
[3](P32-41)达尔还进一步分析了独立组织蕴含着多元民主理论的局限性，包括“使非正义稳定化、扭曲公民意识、使公共议事日程不正常”等方面。
智库观察118社会科学文摘 | SOCIAL SCIENCES DIGEST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启示（2005—2018）文/于芳近年来，因为德国媒体较为频繁地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德国民众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对中国也有很多误解，并没有因为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以及中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积极合作而对中国产生更好的印象。
根据2016年进行的华为国家形象认知调查结果，仅有25%的德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积极认知，总体而言，德国政商界人士比普通德国民众对华好感度稍高。
德国上下对中国的认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能够同时对政治精英和民众产生影响的当属德国的政策咨询机构——智库。
可以说，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
2015年吴江认为，德国智库专家多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持肯定态度，视其为开发新贸易路线、销售市场和能源渠道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构想，是加强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地位的经济手段。
而2018年2月德国柏林两家智库联合发文称，“中国正在悄悄渗透欧盟”，意指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通过希腊、匈牙利等有求于中国的国家扩大其对欧盟决策层的影响力，渲染中国威胁论。
可见，德国智库对中国的看法有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其涉华研究动态。
2005—2018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概况研究默克尔总理任期内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数量和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德国智库眼中的中国角色，从而更好地理解默克尔4.0时期的对华政策，为加强中德人文交流、发展中德关系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参考了国际智库研究机构对德国智库的影响力排名，并考虑到这些智库各自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从众多德国智库中选定了下列智库的涉华研究作为主要文本来源。
政党型智库：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亲基民盟）、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亲基社盟）、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亲社民党）、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亲自民党）、伯尔基金会（Heinrich-B öll-Stiftung，亲联盟90/绿党）；学术型智库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私人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 ür Ausw ärtige Politik）、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合同型智库：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German Think Tanks Studies of China: Current Status,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作者： 于芳[1]
作者机构： [1]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100089
出版物刊名： 国外社会科学
页码： 88-97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4期
主题词： 智库;中国崛起;德国;对华政策;海外中国研究
摘要：德国智库最初将中国视作经济大国,而后看到中国崛起不可逆转且会长期持续的趋势,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但对德国而言也有机遇。
德国智库认为,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作为文明力量,在中德关系中德国应以合作和妥协代替对抗和遏制,不以自身的价值优越感去要求对方,实现共同成长。
但德国智库在视中国为德国经济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遇时,也强调价值观问题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维护本国利益,突出中国给德国、欧洲带来的挑战。
德国智库对中德关系的积极作用还有提升空间。
德国教育智库的类型、特点及启示付睿毕红漫摘要德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德国教育智库能提供独立、客观、科学的教育政策研究与咨询服务紧密相关。
因德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联邦制度，智库类型较为复杂。
德国教育智库按属性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型教育智库、基金会型教育智库、高校附属型教育智库。
其运行体现出以下特点：通过法律、管理制度、资金来源等的规范确保研究的独立性、信息的透明度及与多方紧密的合作关系；研究人员注重专业性与多元性，由多学科背景、多职业经历、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研究领域广泛多样且注重实践性和前瞻性，推动了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为德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及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活动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构建国际化网络、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发挥教育智库的公共外交职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成果传播多元化与数据化并重，对提高德国教育智库及其政策主张在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影响力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德国教育智库发展对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一是寻求独立性、透明度与合作研究之间的平衡；二是服务国家社会与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双重驱动；三是应注重数据积累分析与成果多元化传播。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需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环境及实际需求，合理借鉴德国教育智库发展的理论及经验，为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建成教育强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决策研究与咨询服务。
关键词德国教育智库独立性透明度全球教育治理作者简介付睿，博士，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副秘书长（温州 325006）；毕红漫，德国埃尔朗根中文学校教师（菲尔特90765）。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96(2021)05-0026-15智库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教育智库是从事教育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的专门机构。
新时代，我国教育智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教育部2019年10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重点打造德国教育智库的类型、特点及启示一批新型教育智库和高水平教育教学研究机构”。
世界主要国家智库建设发展经验与启示智库的关键词是“智”和“库”。
智是智力、智慧、思想和对策，库是仓储、空间，智库就是存储存放智力、智慧、思想和对策的地方。
作为专职机构，它应该是针对某一领域问题产生和输出理论成果、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等思想产品，由高智商、高水平专业人才组成的研发实体。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增长、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对智库建设越来越重视，智库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规律，对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世界主要国家智库建设发展特征世界主要国家智库因建设的时间不同、背景不同，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世界一流的智库，其发展成功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特征是大体相同的。
一是世界各国对智库建设越来越重视、亚洲发展更为迅速。
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在北京、纽约、华盛顿等全球近130个城市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全球智库数据库中列出的11175家智库中，亚洲共计3389家，超过了一直稳居第一的欧洲成为智库数量最多的区域。
欧洲和北美洲智库数量也有所增加，分别为2932家和2397家。
与此同时，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以及北非的智库数量均较上年有所增长，分别为1179家、679家以及599家。
从国别来看，美国仍以2203家的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
中国以1413家位居第二，比2019年增加了906家。
印度以612家位居第三，英国、韩国、法国、德国、阿根廷、巴西、越南紧随其后，从规模数量上总体呈迅速发展趋势。
二是将输出高质量思想产品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作为智库建设目标。
高质量的思想产品、理论成果是智库的价值所在，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程度是智库产品、成果水平的重要标志。
英国硅谷创始人Steven Windmill 博士认为：“智库”就是以从事多学科研究为依托，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以提供思想为支持的非营利组织或机构。
德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发表时间：2019-05-07T16:52:11.760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8月24期作者：曾佳[导读] 智库在国家发展和思想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尽管我国的智库发展迅猛，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智库类型、资金来源、人员构成方面分析了老牌智库建设国家德国的发展现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 610071）摘要：智库在国家发展和思想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尽管我国的智库发展迅猛，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智库类型、资金来源、人员构成方面分析了老牌智库建设国家德国的发展现状，并且从运行机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生存环境、公共性方面的差异、政治体制导致的差异五个方面将中国和德国智库做了对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德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德国智库；中德对比；智库建设智库是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政策建议和政策咨询的机构，其发展依赖于充足的资金保障，其灵魂基于独立的研究立场，其活力在于开放的思想市场，其前途寄托于国家的发展进步。
智库大多是非盈利的私营或公共组织，致力于考察与分析政策相关问题，并以出版物、报告、讲座和研讨会等形式产出研究成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智库的目标受众是希望能够影响决策与舆论的人。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影响下，新型智库开始涌现，德国也成为最早一批建立智库的国家之一，尽管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上与中国差异很大，但是两国的智库发展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百余年的发展之中也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特色和优势。
一、德国智库的现状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德国共有智库218家智库，居全球智库数量排名的第六位，其中一半以上的智库成立于1975年以后，只有不到10%的智库的历史可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或德意志帝国时期[1]。
智库被称为继“政府、立法、新闻”之后的第四部门，在政府决策、政策取向、社会心理、公众舆论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2]。
一些德国智库与各国政党关系密切，因此在各国都设立了办事处，与当地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具有国际化特征。
（一）德国智库的类型德国智库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学术型智库、拥护型智库和政党智库。
学术型智库在德国占据主流，这类智库强调研究的独立性，即不希望政府影响研究的进程或结果，因此这些机构多是由研究人员进行管理而非政府官员，对研究结果的评估也采用同行评议制；拥护型智库往往由于希望对民意产生影响而并不保持中立，因此会根据自身机构的目的做出决策，其关注的焦点较多，可能是关于某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也可能是环境问题的某一专门议题；德国的政党智库由六个与政党有关的智库组成，基金会是其主要存在形式，政党建立政治基金会这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是素养和参与度，二是推广其政治纲领和价值观[3]。
（二）德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德国智库的经费可以依靠公司、个人、基金会等的资助和捐赠，但是社会大众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因此，德国政府财政资金直接支持的智库比例比较高，影响力也较大。
有资料统计，德国75%以上的智库都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另外约25%的智库完全依靠私人资金。
对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1：1的比例均摊，其次才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资助。
德国采取的这种公共财政资金直接支持智库的运作机制既能够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使其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又能够保证智库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政策研究。
（三）德国智库的人员构成德国智库的人员规模大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在56家已知详尽人员规模的智库中，13家的雇员人数超过100，15家的雇员人数在51-100人之间，仅有28家少于50人[4]。
高标准的研究人员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多元化，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德国的智库研究人员大多拥有博士学位，研究主管则多由政府离任官员和知名学者承担。
为了保证研究的独立性，激发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德国智库并不会给高级研究人员提供终身工作保障，这也是避免智库官僚化的有效手段。
二、中德智库的差异决策者缺乏的并不是足够的信息存量规模，而是可靠、科学和权威知识的系统整合与理性解读。
智库作为连接学术话语与政治议题之间的桥梁与中介，以偏好政策的理论研究为关注中心，而活动轨迹又相对独立于正式政治领域，因此其在政治生活不同圈层的沟通传导作用便凸显出来[5]。
《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中国智库以512家的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在“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中国有7家智库上榜，这也是中国社会智库首次进入百强榜单。
中国智库和德国智库在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和智库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德智库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运行机制不同。
中国智库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德国智库大多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影响舆论和公共决策，往往采取各种公开的手段来向公众和决策者传递策略和观点；二是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不同，中国智库往往是为政府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德国智库则是政治沟通的工具，能疏导各方的利益表达，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依据，是公共决策的源头[6]；三是生存环境不同。
中国的智库往往有政策性的约束，不能完全自主管理，在资金上受制于政府，资金和研究者的依附性直接影响了研究的独立性，使智库的研究受其所依赖的利益部门和领导的个人意志左右，有学者评论说“这种带有预设结论的研究与追求科学严谨客观、从事实出发求解问题答案的智库原则不符”[7]。
德国的智库则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资金来源也较为多元，保证了研究的独立性；四是公共性不同。
中国智库往往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浓重的官方色彩也容易导致提出的政策建议偏离现实和社会期望。
作为公共产品，德国智库不仅仅是少数政治精英的幕僚集团，还很注重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为提高决策的公共性服务。
五是政治体制导致的差异。
我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因此，我国智库以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为主，呈现圈层结构，多数为从属于党政机构的智库，大多通过层级管道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承担政府委托的课题或运用内参输送观点，通过相关会议汇集政策观点、为决策者当面授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
德国虽然采用多党竞争制，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小，政见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呈向心性竞争态势，这一认同性的政治氛围，促使德国智库扮演着“社会共识”的独立角色。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我国智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党中央提出的智库建设要求和社会期望相比，我国智库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是中国特新新型智库的治理能力稍显不足，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谋划和综合研判水平不够，对公共决策的服务和支撑作用有限，政策研究的成果质量不高，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处于似有似无的状态；二是智库人才存量大但质量不高，对研究人员管得过多、过死，降低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三是智库的组织管理有待完善，公共决策体系的科学性不足，智库参与决策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使得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智库既缺乏制度安排，又缺乏组织保障；四是政府的购买服务机制不健全，智库与政府决策之间的沟通渠道不通畅，降低了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效益和支持决策的效率；五是智库的影响力不足，没有健全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和观点输出渠道，使社会大众对智库研究成果知之甚少，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是不足。
三、德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一）加强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市场化的管理和运营方式是智库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要加强对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划。
一是要提高智库的独立性，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影响，保证研究的的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二是要加强智库与市场的联系，建立智库、公共部门和市场相结合的新型管理制度；三是要拓宽智库的资金筹措渠道，鼓励智库的多元化发展，可以学习德国经验，逐步引进个人、企业、基金会的资金；四是鼓励民间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引导社会力量的积极投入，例如各类专项政策研究机构、民生问题研究中心和公益性质的研究机构等。
（二）须完善人才选拔和培育机制智库的发展以来高素质的人才，从德国的经验来看，智库的人才立足于高校，并且拓宽了高等教育的外延，高校优质的学术资源和科研人员加入智库能够有效的节约人力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8]。
要完善人才选拔和培育机制，一是要吸纳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有能力的政府官员，鼓励优秀的公务员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二是要成立相应的下属研究机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专项政策分析和研究人才；三是政府要提供对智库研究人员进行专项培训的补贴资金，对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理论系统进行培训；四是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对研究人员从能力、贡献、品德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评价，为人才晋升提供依据。
除此之外，智库还可以适当打破学历门槛和专业限制，对急需的应用型研究人才可以采取自主招聘的形式，鼓励智库吸收部分离职官员、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研究。
（三）制定财政和制度政策支持智库发展当前，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对智库的登记都规定了必须同时具备登记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这种规定限制了体制外的智库发展，使得其难以登记。
应该适当放宽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条件，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为民间智库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各行各业成立智库，引导企业对民间智库进行资助，确立对智库进行投资的税前抵扣政策。
此外，还可以加大财政项目的拨付比例，给各类智库争取政府资金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引导研究机构的适当竞争，以激励其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四）搭建成果发布平台，探索转化机制在成果推销机制上，德国智库主要有出版专著类研究成果、媒体互动以及直接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三种主要方式。
主要面向德国立法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主张，对德国政党、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等单位则主要进行观点输出[9]。
德国智库通常都设有专门的宣传推广部门，并且媒体的联系较为紧密，据统计，一半的德国智库编写并发布新闻，三分之一的智库举办会议和研讨会，仅14%的研究机构为报纸专栏写作或是出版政策简报[10]。
我国的智库也应该拓宽与公众对话的渠道，积极通过电视、网络平台输出自身的观点和成果，通过对舆论和民意进行引导来达到影响政策的目标。
大型智库还可以通过搭建网站、开展论坛、撰写专栏等方式宣传新思想、新观点。
（五）注重提高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深化中国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有效的提升智库在外交领域对政府的帮助，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中国智库和世界各国智库的交流沟通，便于学习优秀智库的先进经验；二是中国智库才满足国内需求的同事，开始服务于海外市场；三是和世界各国智库开展合作，共同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