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可译性角度分析诗歌可译性

从《静夜思》英译看诗歌可译性发布时间：2021-08-09T12:00:41.460Z 来源：《中国教工》2021年10期作者：许诺[导读] 中国诗歌翻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关于诗歌可译性的讨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诺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116041摘要：中国诗歌翻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关于诗歌可译性的讨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文意从中国诗仙李白广为流传的诗作《静夜思》分析诗歌可译性，从译作内容、意象、格律等方面评估。

目前该诗英译本已有三十余种，本文选取翁显良、许渊冲与徐忠杰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诗歌可译性三美论《静夜思》英译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学界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探讨从未停止。

很多学者认为诗歌不可译因为英汉的形成结构与表达方式均不同。

如汉语属于声调语言，而英语为非声调语言；汉语诗歌多为短句，少虚词，英语多从句，虚词也较为常见。

这些不同均造成翻译中的音和形转换障碍。

同时，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转换也对于翻译造成挑战。

翻译学家朱光潜称：“有些作品根本不可能翻译，尤其是诗”，国外学者如卡特福德、波波维奇等也探讨了可译性的问题。

卡特福德区分了两种不可译性即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

波波维奇也区分了两种不可译性，分别涉及语言元素和表达意义的关系。

无可否认，通过翻译再现原诗全貌并非易事。

但翻译历史上不乏优秀的诗歌译作，不仅推进语言文化交流，也促进翻译理论发展。

诗歌翻译事业未曾停止。

刘重德教授认为“诗歌可译，但难译”。

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了“三美”之说，即“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许渊冲先生在《毛主席诗词四十二首》的序言中把鲁迅“三美”运用到诗歌翻译，“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作者的心，这是意美；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这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这是形美”。

尽管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学术界争执不休，但诗歌翻译发展仍在发展。

由此可见，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译性。

文化翻译观视角下中国古典诗歌的模糊与翻译黄琦【摘要】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认为,诗歌翻译中文化的翻译应以原诗为依据,对原作形式的模仿和再现应以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为前提,这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模糊翻译的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古典诗歌中模糊性的文化突显主要体现在文本结构的模糊和意义形态的不确定性,这造成古典翻译的困境.运用文化翻译理论,建构中国古典诗歌中模糊的翻译策略:模糊移植、模糊转换、模糊消除.【期刊名称】《黑河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6)006【总页数】4页(P91-94)【关键词】文化翻译理论;古典诗歌;功能等值;模糊与翻译【作者】黄琦【作者单位】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与旅游系,湖南长沙41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随着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何更好地对外传达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模糊蕴涵和文化信息仍然是翻译的一大难题。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彰显其魅力和优势，文化学派认为，翻译就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诗歌翻译中文化的翻译应以原诗为依据，对原作形式的模仿和再现应以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为前提翻译的等值，即文化功能上的等值。

文化翻译观给中国古典诗歌中模糊语言翻译的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决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带来契机。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学派相关理论与翻译领域的相互渗透，文化翻译研究开始渐渐呈现出多元化、多向度、跨学科的综合趋势。

90年代，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Bassnett＆Lefevere，1990)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

随后通过一系列著作全方位阐述了文化翻译观。

文化翻译学者认为，翻译即文化转换［1］。

翻译不只是一种“解码—重组”过程，更是一个交际或交流的行为，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还应该注重文本在译语文化中的功能等值［2］。

文化学派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句子或篇章，而是宏观的文化——翻译即文化转换［1］。

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狼图腾》的英译本为例作者：于筱旭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2020年第2期于筱旭（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71）摘要：文化的可译与不可译性在翻译活动中一直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在一定情况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将不可译转化为可译。

本文以小说《狼图腾》的英译本为例进行分析，分析译者在面对文化不可译时所采用的方法。

关键词：文化；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2-0063-020引言《狼图腾》是由作者姜戎于1971年起便开始着手创作的一部以狼为叙述主体的小说，讲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北京的知青下乡到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时与草原狼、游牧民族相依相存的故事。

特殊的背景及特有的文化使得小说在翻译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有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问题，文化特殊性使得翻译具有一定的难度。

文化再现的难度是小说翻译过程中的首要难题，作者采用了狼的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来反思人类的行为，作者关于民族存在理论以及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解读，都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为人类历史、文化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所以在翻译此本小说时，译者对于处理两种民族文化以及作者本身的情感上需要仔细斟酌。

相较于西方逐渐没落的游牧民族，中国的游牧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传承性，尤其是他们出色的军事能力。

历史上，出色的军事家大多出自于游牧民族，比如成吉思汗、铁木真等皆是因其出色的军事能力而在历史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蒙古草原上的狼便是他们自古以来崇拜、敬畏的神的指定者，但同时游牧民对它们也有着复杂的感情—时刻提防狼群对羊群的袭击，译者在处理此方面时便要注重游牧民复杂的情感。

《狼图腾》英译本的译者葛浩文在文化传递、文化再现方面为小说的文化可译与不可译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文化特色的同时又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欣赏。

1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都是翻译界不可忽视的一个难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都有着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内涵，宗教信仰与风俗，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的国家体制、政体，多民族的融合性亦或者是单民族的同一性对文化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论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饶卫民【摘要】文章通过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探讨了诗歌可译与不可译的关系，指出在二者具有相对性的前提下，译者应不断丰富诗歌翻译的方法和策略，降低不可译性，更好地进行诗歌翻译。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of poet- ry through analysis the two types of factors influences the poetry translating. Also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relativity is the key of the question. So with the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in mind, the translators should enrich methods and strategies in poetry translating in order to get the ideal result.【期刊名称】《安顺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14)006【总页数】3页(P27-29)【关键词】诗歌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作者】饶卫民【作者单位】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福州3500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诗歌翻译是常见的文学翻译类别之一，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也一直是译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剖析诗歌翻译的可译性因素与不可译性因素入手，对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进行探讨，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诗歌翻译提供适当的策略和支持。

翻译理论认为诗歌作品可以翻译，具有可译性的原因主要有：人类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共通之处，于是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具备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成为了可译性的基础。

浅谈诗歌的可译性摘要：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由于它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特殊性，加上各国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在诗歌翻译这一领域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始终存在着。

笔者认为，诗歌并不是完全不能被翻译的。

本文就诗歌中存在的可译性因素及翻译诗歌的方法进行简单阐述。

关键词：诗歌；翻译；方法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220-01诗歌是一种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是一种抒情言志的的文学体裁。

它不仅包含着作者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同时也肩负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任务——即用高度凝练的语言传达给读者们一种高于一般生活的文学精神。

所以，诗歌的语言，一般都被要求为精练、有节奏、有韵律，分行排列。

那么同样，诗歌的翻译过程同样要求以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充分传达原作者原作品的思想感情。

古往今来，各国诗人在诗坛上都创作过许多出色的作品。

中国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自不待言，外国的如英国诗人拜伦、雪莱；法国诗人雨果、波特莱尔；德国诗人歌德、海涅；俄国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等。

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语言能力，结合各自国家的语言特色，并揉进自身所属国家的本土文化，创造出了许多杰出的诗作。

但由于对语言的认知程度有限，各国读者们接触到他国诗歌的途径大多是通过译作。

这时便会产生一个问题，由于诗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体裁，译者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方式翻译才算完美呢？诗歌的翻译并非易事，它不仅要求译文能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而且需要尽量符合原文的“音美、意美、形美”。

但由于诗歌在形式上的特殊性以及各国语言文化的差异等等因素，很多学者主观上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

英国诗人鲍斯威尔（j boswell）就认为：“译诗只能是拙劣的模仿。

”我国的著名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周作人说：“诗是不可译的，只有原本是一首诗，其他的任何译文都是私塾老师讲《唐诗》的解释罢了。

”著名翻译家王以铸在《论诗之不可译》中这样说过：“我认为诗这东西不能译，理由很简单，诗歌的神韵，意境，或者说得通俗点，它的味道，即诗之所以为诗，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融化在诗人写诗时的语言之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方言）来表达的。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下面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文化可译性。

因为人类的大脑不仅有同样的生理机能，而且具备相同的思维能力，所以对某些事物的认识有时候是相同或相似的，不同的民族也就会产生相同或相似的语言文化。

这时，英汉互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这种文化可译性正好体现了文化重合的作用。

这时，我们可以采用直译法或类似于直译的方法，直接用译文来表达原文的信息。

比如关于“heart”一词的英译汉:“sweet heart”译为“爱人”、“heart of stone”译为“铁石心肠”、“from one’s heart”译为“衷心”、“with a heavy heart”译为“心情沉重地”等；再比如汉译英：“晚会”译为“evening party”、“电扇”译为“electric fan”等。

（二）文化半可译性。

汉语民族和英语民族归根结底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尽管两者在有些时候对事物的认识是相同或相似的，但其在认识事物的方法和角度上也会大同小异，所以产生的语言文化在相同或相似中难免会存在一些差别。

对于这类语言的翻译，就应该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这样既保留了原语言的内容和总体风格，又采用了目的语中的合适词语和语言习惯，以求把原语信息用目的语民族的习惯性语言表达出来，从而让目的语读者更容易接受。

比如英译汉:“as strong as a horse”译为“壮得像头牛”（而不是马）、谚语“Money makes the mare go”译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不是母驴）等;再比如汉译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译为“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 eyed man is the king”等。

（三）文化不可译性。

汉语与英语的语言距离也在某些方面相距十分遥远，这对于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来说亦是如此。

这些巨大的文化差异会给翻译造成很大的困难。

诗歌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在当今的社会中,翻译已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种跨语际的行为。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文化在各国交流中变得很重要。

各个国家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都与翻译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诗歌翻译中,文化更是翻译诗歌时的一个重要元素。

诗歌是高度凝炼的语言,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感情,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并有一定的节奏韵律。

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语言精炼而形象性强。

文化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人类社会都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语言只是构成文化系统的要素之一。

在诗歌翻译中,文化应该成为翻译中首要考虑的要素。

忽略了文化因素的译作就成为没血没肉的、只是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是没有灵魂的作品。

翻译家兼诗人的朱湘,时逢我国五四时期,翻译英诗直译与意译并用,十分注重音韵和节奏,他的翻译不仅仅注重协韵,并且在原文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对于诗歌的独特见解,并在一定程度注重并加入了该作者国家的文化情调,是一种造诣很高的个性化翻译。

翻译不仅涉及语码之间的转换,而且涉及文化代码系统之间1/ 4的转换,翻译过程是从原语文化代码系统到目的语文化代码系统的转换过程,也是从原语文本接受者与原语文化语境到目的语文本接受者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转换过程。

所以,翻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设法使译文拥有同原诗歌文化中相同的功效,这样才能让读者体味出作者在原诗中所想传达的意境。

在翻译理论界,诗歌翻译引发的争论最多,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诗歌是否可译、诗歌翻译的标准以及诗歌翻译的方法,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汉、英两种语言形式差异大,文化背景也相距甚远,怎样进行中、英诗歌的互译,一直是中外翻译家探索的热门话题。

就诗歌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翻译而言,可以简单地从文化的历史和物质两方面去理解。

首先,从历史文化方面。

历史文化指由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

互文性与诗歌翻译:互文性翻译摘要: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

其语言的简洁、含蓄和形式的特别性给人以深远意象。

将互文性理论引入诗歌翻译无疑为翻译带来了新的契机,成为一种重要的认识维度。

在互文性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取得更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翻译;诗歌;互文性诗歌作为ZG历史与文化的珍宝,从古到今对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

翻译家应当肩负起再现原作的形式与精神以及原作的意象的重任,使讲英语的GJ的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与观赏汉语诗歌的实质。

互文性理论的引入能拓宽人们的思维来理解原文,并且能更好地翻译原文。

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文艺批判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69年在《符号学:符义解析商量》一书中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

互文性是指任一文本与其他文本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

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一文本的构成是对其他文本的汲取和转化,在这一构成中,某文本与其他相关的多种文本相互参照,彼此连结,形成一个蕴含丰富的开放XX络,以此构成文本的过去�如今及将来的意旨,实践着语言符号在文本间的化合过程。

翻译并不是一个简洁的单项活动,而是一种语言文化在互文性质上的转换活动。

原文与译文之间本身就是一种互文,因为这一翻译过程就是译者对原文本的阐释和对目的语文本的创作,这些都需要与其他文本相联系。

互文性为诗歌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和翻译视角。

下面就在互文性理论指导下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行具体分析。

一、互文性与诗歌的声音传递出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已经家喻户晓,无需细细琢磨,单从开头七组叠字的运用就能感受到一种孤苦悲凉的意境。

“寻查找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七组叠音词由七个均等的音部造成一种缓慢的节奏,由平声字“寻寻〞起音,并和短促音的“觅觅〞构成一个音群,通过“觅觅〞的发音在声调高处形成一种自然的停顿,然后用“冷冷清清〞在略高的音调上经过过渡接着便连用了三组叠音词,这样的语音组合不禁使人陷入一种凄苦情境。

这种高超的作词艺术也让众多译者挠腮。

浅析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关键词：生活环境；文化差异；词义；语句；影响一、引言不同的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

诸多的文化因素势必导致不同的语言形式。

因为人的一切语言都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一定的文化内涵，其语言结构、交际模式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该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另外，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因此，语言和文化不可分，不同文化产生不同的语言结构，进行翻译，就必须了解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并对比两文化差异，消除文化障碍，实现语际转换。

二、文化差异对词汇语义的影响词汇是人类语言和生活经验的紧密衔接点，人们想把客观世界同主观抽象思维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必须选择适当的词汇。

英语语言异常发达，词汇语义众多，且拥有许多蕴涵特定的文化信息。

有些表达特定国情的词语在汉文化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有的是表面上或部分意义的对应，而深层语义发生变化。

如，“ tree” 和“ 树”基本对应，但前者所指范围比后者大得多：不仅表示木材、木造器具、家谱，还有行刑的台或架之意，而这是汉语文化中没有的。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因此，翻译时，不能单独孤立地进行词语的译码转换，而应警惕文化内涵，结合特定的文化背景、语言情景等，请看下句：In the evening after a huge tea，including a big Christmas cake covered with a frosting as sweating as candy and as smooth as pudding，the family will probably sit round the fire eating nuts，sweats and fruit，talking or watching Television or playing party games.原译：在晚上，先喝浓茶，常有一只圣诞大蛋糕，蛋糕上的糖霜甜如糖果，滑似布丁；然后，全家人可坐在篝火旁，一边吃干果和水果，一边聊天看电视，或做集体游戏。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中国文学作品可译性探讨——以《山居秋暝》为个案王萍、余霞、陈忠英、罗碧萍、伍彩霞成都文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401【摘要】中国文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从神话传说到成熟的文学体系经历了5000多年。

单单历史上面就显得无与伦比，历史沉积的文学底蕴比任何说辞都实际。

其中，中国的古诗词更是我们中国文学作品的精髓，在这个世界文化交融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让这种文化精髓广为传播。

因此，我们以许渊冲先生翻译的《山居秋暝》译本为例，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从可译性的角度对《山居秋暝》进行探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可译性，许渊冲引言生态翻译学立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一、生态翻译学1.可译性一般来说，原语生态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与译语生态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之间的差异度越小，其可译性就越大，或者说其不可译性也就越小;反之，原语生态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与译语生态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之间的差异度越大，其可译性就越小，或者说其不可译性也就越大[1]。

1.1.维持所谓维持，就是既要保持原语生态中的各元素与源语(source language)，又要保持译语生态中的各元素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用语表达和表现形式一致。

在翻译这一过程中既要忠实地再现原作的信息，包括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又要用通顺的目的语将这些内容和风格表达出来[2]。

“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是张谷若提出的翻译原则，1980年在《上海统讯》上著文。

他认为“原来是地道的语言文字，翻译时也要译成地道的语言文字”。

要想译出地道的语言文字，译者就需要从目标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人文社会等进一步了解目标语言的生态环境[3]。

因此，作为生态翻译的策略选择，采用一种高度“依归”翻译策略处理“不可译性”的文本也不失一种有效的选择。

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角度看中国古诗词的英译作者：丁媛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2期摘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而是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个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它们虽对立却统一,因为它们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本,都体现着语言的基本功能,并且一直在变化发展着。

本文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诗词英译过程中由于语言差异，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造成的障碍。

认为不可译性通过再创造可以转化为可译性。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古诗词；翻译作者简介：丁媛（1983-），;女，西安人，助教，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在读，专业：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2-0123-01一、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卡尔·威廉·冯·洪堡在对语言本质特性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以一种辩证的观点对翻译问题进行了阐述。

他将语言视为两个方面的统一：既将语言视为一个系统，同时又将语言视为一个具体操作过程，即语言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根据这种语言观，他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的二元理论。

洪堡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出发，将语言与世界观相联系。

正是由于不同民族所具有的形态各异的世界观，才造成各种语言之间的实质性差异，而这种语言的实质性差异又导致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性，即人类语言之间是没有共性的，这是支配人类语言的法则。

因此，原作与译作之间自然不会存在可能进行翻译的融合关系，两者之间必定存在本质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出不可译性是洪堡将语言系统视为交际的符号工具而得出的结论，是以一种相对的观点得出的结论。

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具体言语中静止的和动态的因素的相互作用，语言之间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因此所有语言又都是可译的。

2018年04期总第392期翻译研究ENGLISH ON CAMPUS从文体翻译浅析诗歌的不可译性——G. W. Robinson译版《鹿柴》的赏析文/刘佳【摘要】文体翻译理论创新地将文体学与翻译结合在一起，即要求译者不仅需要翻译出原文的信息，也需要译文的文体符合原文文体。

换言之，文体反映了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属于形式范畴，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文体大分类包括诗歌、词曲、散文、小说、戏剧等等，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表达手法、题材性质、结构类型、语言体式、形态格式。

其中，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一种语言的艺术,其成功的翻译必然依托文体的传递。

文学文体学作为一门研究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关系的学科,为研究诗歌翻译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和客观的方法。

本文将从文体翻译理论的角度，浅谈诗歌翻译的不可译性。

【关键词】文体翻译理论；诗歌赏析；不可译性【作者简介】刘佳，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诗歌是否可译就更具有争议性。

很多人看来，诗歌翻译是所得不偿的事情，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甚至说，诗歌一旦被翻译，就会面目全非。

本文将以文体翻译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美国诗人G. W. Robinson1973年译版的《鹿柴》，探讨诗歌不可译。

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Deer parkHills empty，no one to be seenWe hear only voices echoed—With light coming back into the deep wood，The top of the green moss is lit again.《鹿柴》是诗人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

空阔的深山不见人迹，但是却听得见人语的声音，境界顿出，以“响”衬托深山的空寂。

三四句深林返照，一抹光亮照在青苔上，是以光亮反衬幽暗。

这首诗动静结合，有声有色，勾勒出一幅山水画。

教育知识观点探究诗歌翻译的可行性和不可译性何鹏诗歌是文学体裁中重要的一种，它是形式和内容高度融合的一种文学样式。

诗人通过精妙地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是文学体裁中最凝练的一种。

对诗歌的翻译，文学界一直存在可译和不可译两种声音，笔者以为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不存在矛盾和冲突，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融合，诗歌翻译形式、内容以及理论也在不断的丰富发展，并为翻译界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 诗歌翻译的可行性《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

无论是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还是希腊萨福《给所爱》、埃利蒂斯《夏天的躯体》、罗马维吉尔《牧歌》、英国莎士比亚《既然是铁石、大地、无边的海洋》为代表的西方诗歌，诗歌在传情言志的功能性语言表达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客观上来讲，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诗歌的翻译是可以跨域国界和文化，使作者与不同区域的读者产生情感上共鸣的。

乔治·穆南（George Mounin）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西方翻译理论家，其翻译思想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具有重大影响，被视为“法国翻译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

他的代表作《翻译的理论问题》以翻译为研究对象，将翻译纳入到科学研究的范畴，并被法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认可，为翻译研究登入科学研究的大雅之堂打开了通道。

他认为：（1）翻译是可行的，但存在着一定限度。

（2）翻译的可以性存在于其限度之中，而其限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理论上说明了译本不断更新的必要性，也从实践上向我们更大限度地接近原文，追求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按着乔治·穆南对翻译工作的阐述，诗歌翻译的可行性同样是存在的，只要在“限度中”，诗歌翻译就可以追求在“形、意、韵”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并且没有止境。

在诗歌翻译过程中，“韵律”翻译既是关键点，也是难点。

没有韵律的诗歌是苍白的，与其他文学样式翻译不同，诗歌翻译不仅讲究内容的一致，更关注诗韵步调的统一，传统的硬译往往不能准确传递原作的精神内涵。

2009年5月第6卷第5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May.2009Vol.6No.5引言所谓“可译性”是指在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通过翻译将源语言文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实现让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事物能够理解。

否则即为不可译性。

不可译性是外来词中“顽固的、未物化的、未分解的、未被扬弃的”成分。

[1]42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互相传译的问题，指的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

”[2]172由于源语言和译入语本身语言特征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译文只可能是无限趋近于原文, 而无法做到与原文一模一样。

正如奈达在《对等的原则》一文中所说“在语言间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对等，因此也没有完全准确的翻译。

译文的总体影响只会接近原文，而不可能在具体内容上一致”。

[3]161正如约翰·卡特福特在谈论可译性限度时曾说过：“事实上，可译性表现为一个渐变体而不是界限分明的二分体。

原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的可译或绝对的不可译的。

[4]136-143不可译性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可以转化为可译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通过一系列的例证证明了在翻译过程中文体风格的可译性。

一、什么是风格关于“风格”，当代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刘重德先生把风格概括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

宏观上而言，风格即文学观点，译者要尽量使译作符合原文的思想，和原文一样感人；微观上而言，风格是语言学的观点，是通过章、句、字的巧妙配合而成的[5]58。

张今先生把它划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刘柄善先生则把两个方面合为一句话“风格是作家的个性经过一定思想文化陶冶后通过一定语言手段的自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