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报业的影响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报业的影响学号：1220310102 姓名：奚晔峰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以农业小生产为本，商品经济不发达，新闻传播发展迟缓，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

直到19世纪，邸报、京报等古代报纸仍然是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实现现代化和大众化，即在报业中运用相关的科技技术成果和经济管理方法，报刊面向社会大众，报业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

19世纪初，在清政府依旧实行专制统治且有诸多限禁的情况下，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办报，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

自那时起，不断有外国人远道来华办报（鸦片战争后他们更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大举抢滩），至19世纪末，逐渐形成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香港、澳门、上海为基地，辐射广州、汕头、福州、厦门、台湾、宁波、烟台、天津、北京、九江、汉口等大城市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如《蜜蜂华报》（中国境内的第一份外报）、《中国丛报》、《得臣报》、《孖刺报》、《香港电讯报》、《华北捷报》、《字林西报》、《文汇报》、《晋源报》、《京津泰晤士报》、《香港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

截至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报刊始於此），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约有80余种，外文报刊约有130多种。

的“外报时期”。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於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尽管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后一个条件，但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却始终不具备。

关於外报进入中国的途径，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即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舆论工具，外报是伴随著炮舰进入中国的。

事实上，外报（及其殖民者）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武力进入，如后起的殖民国家英、法等，一种是和平进入，如早期的殖民国家葡萄牙。

而葡萄牙通过和平进入所获得的包括办报权在内的一应权利，为英法等国提供了示范效应。

葡萄牙人是通过地理大发现开辟的海路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并窃取澳门作为“晒货场”。

16世纪中期（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

经过初次较量，葡萄牙人自知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转而采取化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

到了清代，在澳葡人已被视为“内附之夷”。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的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1822年的这份《蜜蜂华报》的创办。

在华葡人所享受的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优待以及获得的一般“外夷”无法获得的权利，使未能沐此“旷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於怀。

从英国人始而窥视澳门，终而侵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著更深一层的考虑的。

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

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9世纪初期，英殖民主义者在向中国扩张的道路上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为了突破障碍，伦敦布道会派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来华活动。

按照布道会的指示，二人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於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出版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於1815年8月5日，学界称其为“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然而由於距离遥远，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以及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十分有限，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

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

而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

因此，对於英殖民主义者来说，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请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所办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紧随列强炮舰，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

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办教堂，为中国人“洗脑”；他们同时突破了清廷报禁，取得了在中国境内自由办报的权利。

出版地遂由南洋一带以及广州、澳门转向中国沿海的许多城市，并且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直至清朝首都北京。

据统计，战后至1894年，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约有70种，外文报刊约有80余种，比战前增加了14倍。

由此可见，葡萄牙人，之后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先是在清政府的特殊待遇之下，继而在炮舰政策的掩护下一步步占领了中国的舆论阵地。

他们同时也使近代报刊这种新型的报刊样式得以推广，为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出现做了铺垫。

清代中叶以后，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一种单页小报。

这类小报没有报名，没有标题，没有固定的刊期，内容往往是当地突发性的重大新闻，一事一报，公开发售。

这种小报虽然突破了旧有官报的模式以及京报等垄断报业的格局，但同时也受到官方的束缚，因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而日渐僵化、萎缩。

总之，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报纸是统治者用以维护封建治体的工具。

官方的邸报固然如此，“民办的小报和京报也只能在封建统治阶级到控制下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

封建统治者绝不允许可以自由报道一切消息和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报纸存在。

”后创办的其他外报那样“可以自由报道一切消息和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报纸是不可能出现的，换句话说，就历史进步性而言，当时中国的任何一份报纸都不能与《蜜蜂华报》等相比。

创办《蜜蜂华报》的葡萄牙人以及后来创办《广州纪录报》、《中国丛报》的美国人、英国人，是按照本土模式或将本土模式中国化来经营报刊的。

那麼，当时欧美本土情况又如何呢？19世纪初期，欧美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法国通过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和外来殖民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上，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席卷欧美大陆的工业革命的浪潮兴起。

在这个浪潮中，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使英国第一个从工厂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转变为大机器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并且使资本主义在英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法国、美国、德国等工业革命的开始，则标志著大机器工业将在西方更多的国家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在更多的国家得以确立。

以此观之，外报的影响有以下方面：首先，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欧美国家，近代报刊是由资产阶级创办的。

而在中国，当这种新型的报刊样式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

是这些报刊所负载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宣传内容，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觉醒，使之由单一的封建知识分子分化为封建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部分。

后一部分人转而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的“传教工具”（甚至是“侵略工具”），但它们在传扬宗教的同时，也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在此之前，中国长期与世隔绝。

很多王公大臣、名儒硕彦都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广大的文明世界。

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中，中国是“天朝上国”，西方国家统统是“不知人伦”的、“未开化”的“蛮夷”之辈。

事实上，19世纪初的英国早已是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而清朝统治者对此却一无所知。

直到英军的坚船利炮兵临城下了，道光还在问：“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其闭塞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尽管外报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是在资本扩张特性的驱使下强行进入中国的，尽管一些英文报纸的侵华主张比他们的政府更加强烈，但是“他们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是比封建文化思想要进步得多的意识形态”，因而在客观上对长期处於封建文化禁锢下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不但如此，在外报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舆论，对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加速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

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个加速过程，仅靠自明以来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自然演进的话，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恐怕要延迟许多年。

也许这并不是英国殖民者预期的结果，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的报刊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充其次，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变观念，投身社会变革传统的旧式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概言之，即所谓“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也就是说，旧式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由士而仕，充当帝师王左。

为此，他们毕生奔忙於科举功名，舍儒家经典和辞章帖括之外，不知道还有什麼别的学问。

外报及其负载的西方文化的进入，犹如在波澜不惊的水面上投进一块巨石，它对中国知识界的震荡与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从内容上看，外报最初以传扬宗教开始，但是随著时势的变迁，宗教的成分逐渐减少，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信息逐渐增多，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医疗、工业、农业、人文、政情、历史沿革、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在“西学知识”的冲击与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从传统的封闭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转变。

林则徐、魏源等人最先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警醒过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夺彼所长、益吾之短”的主张。

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量使用了外报提供的知识。

洋务派大量引进西方应用技术，办船政、办企业、造枪炮、翻译书籍，对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但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更强调效法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

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报西学宣传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