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的缺陷与伦理困境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政治组织的一项重要政策，其目的是保障政治权力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促进政府机关的责任履行与管理效率提升。

但是，与其重要性相比，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并不完美，缺陷和伦理困境时常出现。

本文将会针对2023年的行政问责制度的缺陷与伦理困境进行探讨。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缺陷1、问责对象过于单一化在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中，往往将问责对象单一化，即把责任全部归咎于行政领导个人，而忽视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复杂性。

这样做的结果是，问责的效果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会导致责任逃避的现象出现。

因此，在执行行政问责制度时，需要对政府机构的内部运作、决策机制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规范。

2、问责形式和内容缺乏多样性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缺乏多样性，主要以通报批评和开除、降职、罚款等行政处罚为主。

这种单一、固化的问责形式和内容，容易产生行政泛化和政治过度化的问题，甚至会对行政效能造成一定的阻碍和干扰。

3、行政问责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行政问责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良好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它们可发现问责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为问责实施提供保障与监督。

然而，在现实中，行政问责制度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尚未得到有效构建，导致问责制度实施的盲目性和无效性。

二、行政问责制度的伦理困境1、公正性问题在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中，由于各种原因，决策者有可能会对某些人或某些单位施加过度、不公正或错误的问责措施。

因此，需要增加问责制度的公正性，确保问责措施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2、民主性问题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需要强调民主的价值理念，要求承认市场经济、法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的作用和价值。

但是，在现实中，可能会因为波折，少数特定利益集团对问责制度的扭曲或利用，导致问责制度执行的失去民主合法性和社会信誉。

3、效能性问题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目的是提高行政效能，但是，在执行中，可能会出现后效性极低、效果突出效应短暂等问题。

让问责制度的效能性得到提升，需要有良好的管理能力以及对执行效果的跟踪和评估。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在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实践中，中国行政问责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问责制的有效性，也制约了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首先对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概述，明确了研究的范围和背景。

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深入剖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标准不统问责结果不透明等。

同时，本文从制度设计、实践操作、社会环境等多个角度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

建议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明确问责主体、程序和标准，提高问责制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建议加强行政问责制的监督和执行力度，确保问责制得到有效实施。

还应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问责制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为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也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引起更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行政问责制的关注和思考，共同推动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改进和完善。

二、行政问责制的基本理论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现代行政管理制度，主要指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导致行政失误，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而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的制度。

这一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确保行政权力的有效运行，维护公共利益，促进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效能。

行政问责制的基本理论主要建立在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人民主权理论以及法治政府理论之上。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认为，政府及其公务员作为受托人，有责任和义务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和要求管理公共事务，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强化政府公共行政责任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行政问责制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在实践过程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目前行政问责制的主要缺陷（一）行政问责主体单一。

行政问责主体，即“由谁来问”。

从目前行政问责的实践来看，我们所实施的行政问责大多由各级人民政府施行，即同体问责。

由于各种原因，人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等异体问责往往很少涉及，在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中，也很少规定这些主体对客体问责的程序。

（二）行政问责客体模糊。

行政问责客体，即“问责谁”。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每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明确划分,被问责者应该是负有明确责任的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务人员。

但是，由于我国仍处于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严重,责任划分模糊, 这就使得有权无责、有责无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实施。

（三）行政问责程序不够规范。

程序是任何健全的法律制度所必备的要素，合法正当的程序是行政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

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统一、详尽的问责时应当遵循的步骤、顺序和时间、方式。

因此，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处理过程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效能的提升。

（四）行政问责力度不大。

虽然各地相继建立了问责制度,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行政问责主体还局限于同一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同体问责,其中又以政府部门内上问下责为主，行政问责的力度往往不大，雷声大雨点小，这使得一些地方的行政问责未能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有责任人受到相应的追究,也只是流于表面。

（五）行政问责法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尚无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有些地方制定了法规，但标准不一，有些地方无法可依。

关于问责制的法规、条例多散见于一些政策、文件中。

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现状分析及路径完善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法治国家行使权力的重要机制之一，是政府对公众负责的表现形式之一。

我国自1990年代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一些不足和问题。

因此，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行政问责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选题意义通过研究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现状，可以发现行政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问责主体过于局限，问责程序过于繁琐等。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行政问责制，需要深入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现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对策和建议，加强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性、效能性和权威性，保障政府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本研究将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案例的研究，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具体内容包括：1. 行政问责制概述：包括行政问责制的定义、原则、类型等。

2.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现状：包括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历史演变、现行法律制度、问责主体、情况通报等。

3.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包括问责主体过于局限、问责程序过于繁琐、问责效果难以评价等问题。

4. 完善和强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包括扩大问责主体范围、简化问责程序、建立问责考核机制等。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针对性强、实用性强的完善和强化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四、预期成果本研究的预期成果包括：1.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现状的深入分析和评估，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2. 提出完善和强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3. 完成一篇关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现状分析及路径完善的论文。

五、研究内容的创新性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 本研究将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对完善和强化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试论我国官员问责制度的欠缺及完善◆张　芳　宋希沛　长安大学 【摘　要】官员问责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

然而,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阻碍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

明确政府责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强化监督机制是实施问责制度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官员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　问责制度 一、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概述官员问责制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

是强化和明确现代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过程的一种有效制度。

对官员问责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推进我国政府创新管理,改善政府运行效率和质量,促进问责制政府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发展历程中,2003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非典期间,全国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的官员达上千名,成为建国以来我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规模,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的一次举措。

2003年下半年,长沙、重庆、天津等十几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行政问责的规章制度。

在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同时,中央2004年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都对行政问责制作了相关规定。

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

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

”2008年3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又指出,今年将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200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发出中央加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强烈信号。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体系，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立法和执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进行较晚，所以，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为此，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做出科学决策。

标签：政府；行政问责制；问题；对策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行政问责文化尚未形成。

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领导问责制的思想基础和灵魂。

一些政府行政领导对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应急措施，而没有认识到它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些群众也没有从内心认同行政领导问责制，主体意识不强，缺乏问责自觉，把当地政府推行的行政领导问责制看作政府在“作秀”。

（二）行政问责缺乏依据。

1、政府体制内部权责不清。

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

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是现代政府强化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当前我国行政体制中权责不清是官员问责制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首先，由于历史职能划分的原因，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甚至出现责任真空地带，例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是典型的政府监管失职的恶果。

其次，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目前还并非很明确。

再次，党委、政府之间职责划分问题，在一起问责事件中到底应该由谁一书记还是行政首长来承担责任，还不是很明确。

2、問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不一。

从近几年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中，不难发现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尚未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和领导过失等领域，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

201220270019 张贝贝12治安七区队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人治色彩浓厚；问责实施混乱，官员复出随意；问责监督不力，政府公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责任，加强对党监督；强化异体问责，辅以同体问责；加强问责立法，实现问责法治；规范问责实施，严格复出程序；健全问责监督，提高政府公信。

通过实施以上对策，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关键词：行政问责政府公信监督对策一、行政问责概念界定我们《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书上对行政问责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我国，行政问责还是一个新事物。

关于行政问责概念的引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香港特区政府 2002 年 7 月的“主要官员问责制”，为我国第一次带来问责这个概念；二是2003 年由非典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深切关注，由此带动了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讨。

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就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二、国内行政问责问题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在我国开展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目前,行政负责人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主要针对的问责对象,行政负责人即行政首长，例如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等等。

由于部门与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 责任边界和权力边界相对模糊, 加之现实中又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网，这也就导致了行政首长的责任与权力难以进行清晰的界定,行政首长的责任在这种情形下也难以追究, 即问责对象模糊不清、行政责任不明确。

在我国，行政一把手（例如市长）责任与党的一把手（例如市委书记）责任划分不清。

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摘要：我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从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

本文结合近几年发生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对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明显缺陷；完善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多名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从而标志着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正式施行。

各项重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网络和各大新闻媒体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不断提出质疑，不得不说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还存在着很多缺陷亟待完善。

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度尚存在的明显缺陷（一）行政问责风暴化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相关领导和行政人员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引起了我国的第一场“问责风暴”。

随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法规，一些地方政府也通过了关于行政问责的办法，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开辟了道路。

但是，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还是层出不穷，2011年动车追尾事件现在还引起热议，今年校车事故的频发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官员因此被问责。

然而，只要不贪不腐，发生任何其他重大事故和事件，似乎都与官员本人无关，少数官员“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现象难以扭转。

[1]行政问责，应重在预防。

如果行政问责仅仅是停留在“杀鸡儆猴”的阶段，只是一种为了平息民愤的“止痛剂”被作为一项应急制度，而没有确定的规范来加以规制，无疑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阻滞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

（二）行政问责复出法律机制不健全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

[2]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认为：“没有完整规范，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既然难分青红皂白，也就容易触发一律质疑的怀疑，这是问责制信用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即行政自律机制。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问”。

广义的行政问责主体，不仅有同体的问责主体，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部门或领导和其他专门的审计、监察部门，而且有异体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

( 2)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向谁问”。

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

(3) 行政问责的范围，即“问什么”。

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乃至决策失误，包括对行政活动正常运行，以及行政效能、行政效率、行政质量、政府形象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或可能造成潜在负面影响的行为等都属于问责的范围之内。

( 4 ) 行政问责的程序，即“如何问”。

问责中“问”的过程包括质询、弹劾、罢免等程序要求。

(5)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这一体系包括政治责任、岗位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

( 6) 行政问责的后果。

问责的后果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给予行政处分等。

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是公共管理活动中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

责任和权力必须是对等的、平衡的，即一个行政组织所承担的责任越大，其拥有的行政权力则应越大，如果有责无权，或行政权力过小，行政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受到束缚，也不可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反之，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就会造成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瞎指挥，产生官僚主义等现象，给国家行政管理带来损害。

浅议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完善途径行政问责是指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就其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行政效率和效果期望的程度接受各问责主体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世纪我国行政问责肇始于香港的高官问责。

2002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实施高官问责制，为行政当局的负责官员引入一个新的聘用制度，使他们与经过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共同进退。

2003年的“非典”事件则拉开了我国大陆地区行政问责的帷幕，一些失职渎职官员陆续被问责、免职。

随着政府改革进程的推进，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建立了相应的行政责任追究的主体、方式和制度，使其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

但与此同时，行政问责制度的落实还面临众多现实困境，这些困境不加以解决不仅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还会影响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

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确保行政问责制度落实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一、行政问责制度之困境分析（一）行政问责主体缺位实行行政问责制，首先要解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

广义的行政问责主体应该包含同体和异体的问责主体，即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问责，而且应该包含人大、民主党派、媒体和公众等外部的监督和问责。

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却存在主体缺位的现象，问责权主要被上级行政机关或专门的监督机关等内部机构行驶，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拥有宪法赋予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问责中却出现了“话语缺失”的现象，人大的监督职能往往被架空，沦为“橡皮图章”。

而发生在政府内部的行政问责，因为无法跳出“自己监督自己”的悖论，而无法证明内部问责的合法性。

另外，问责主体缺位还体现在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公民的问责权难以保障，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建立起公众参与问责的制度规范。

这就导致在行政问责中被问责对象往往也是问责主体，自己成为了审判自己的法官，其中的弊端不可避免。

（二）行政问责客体不明行政问责客体是指行政问责所涉及的对象，即解决向谁问责的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尚待完善，造成在发生了重大事故、决策失误、工作不力等情况后责任归属难以确定。

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近年来，各级政府秉承“权责统一，用权监督，侵权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在强化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但是行政问责制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引起重视，加以解决。

一、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只要不流于形式并有足够的制度作为保证，无疑可以增强行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心，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职责权限规定不清。

行政问责的前提是职责明确，即不同级别、不同部门、不同职位之间有严格的责任划分，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

由于目前各级党政关系错综复杂，公务员岗位设置及其职责规定不够明确，尤其是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职能交叉重叠、职责权限模糊，致使行政问责在操作层面存在不少难点。

目前，职责不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出了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

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

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往往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三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责任界定不清。

我国机关采取集体决策的原则，集体决策所造成的失职行为在责任承担方面并没有详细的规定，这样，“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往往成为责任人事后推卸责任的借口。

四是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界限比较模糊。

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究竟是追究同级领导的责任，还是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

如果要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究竟应当追到哪一级领导才算合理没有明确的规定。

2、行政问责主体单一。

一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总是局限于同体问责，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首长（省长、市长）或上级行政主管机关。

而对于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异体问责主体的规定则十分缺乏，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对于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政协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等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的异体问责制度基本上没有涉及。

探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纵观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行政问责都是国家法律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博瑞斯马尼科夫指出：如果人民没有问责政府官员的机制，他们就等于开了一张空白支票。

在我国，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行政问责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当中，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行政问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完善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进行政问责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1.行政问责权力色彩浓厚，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虽然逐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实践当中行政问责主要还是通过权力问责的方式进行。

应该说，在制度供给尚不完备的特殊阶段，这种问责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从长远来看，权力问责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权力问责容易受到行政首长或主管领导主观意志的影响，事情发生以后是否追究责任、由谁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追究范围大小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通常都由上级领导来决定，问责的随意性太强，事由经不起推敲，结果也很难服众。

2.行政问责呈现运动式风暴式特征，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

回顾我国行政问责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行政问责通常发生在重大责任事件之后或者上级三令五申之际，来得迅猛，去得也快，媒体将其称为问责风暴或者问责运动。

不可否认，风暴式运动式问责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问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问责的驱动往往取决于群众随机的政治参与和媒体舆论的聚焦爆料，问责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

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实现行政问责的常态化和长效化，风暴再大、运动再多，都不过是短期行为，难以真正起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作用。

3.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我国行政问责施行中存在的一些明显不足与问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出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行政问责；问题；建议行政问责强调以责任约束权力，问责制度的推行问责制会极大地强化各级政府、各级部门和官员牢固地树立责任意识，树立向公众负责的行政理念。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与问题行政问责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不足与薄弱环节。

主要表现在：（1）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综观各级法律法规，有关问责制的许多内容无统一规定或是规定不明。

如：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事由偏窄、问责程序不够规范、问责方式过少且笼统、问责救济差异过大等。

以问责对象提请复核或申诉时限的规定为例，《芜湖市党政机关问责办法》第19条规定问责对象可自收到问责决定起30日内申请复检或1年内提出申诉；而《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第15条规定被问责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需在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核，特殊情况，可申请延长5个工作日。

(2)行政问责文化缺失。

表现为：一方面，公民问责意识、权利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度不够，常常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另一方面，为官者普遍都有崇拜权力的心理，造成只对上负责，对人民负责几乎成为空谈，责任观念欠缺。

据统计，2004年到2007年这三年时间里全国共有305名官员引咎辞职，但他们中真正主动引咎辞职的为数甚少，大多是迫于上级的授意或舆论的压力，而“被”引咎辞职。

(3)权责不清。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党政不分”现象甚为严重。

在我国行政运行的实践中，各级党委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一些行政文件是党委和政府联合下发的，有的属于行政工作范围的文件也是以党委名义发出的，一旦发现这些文件内容有不当时，往往难以提出监督和追究责任。

(4)事后监督不力。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一、本文概述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机制，对于提升政府效率、维护公民权益、推动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旨在全面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策略与建议。

通过深入研究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制度框架以及实践应用，本文期望能够为推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具体而言，本文将首先界定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概念，阐述其理论基础和制度依据。

通过梳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行政问责制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从制度设计、实践操作、监督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

本文还将对行政问责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分析自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它在促进政府责任履行、保障公民权益、提升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行政环境的不断变化，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完善。

在制度设计方面，我国行政问责制已经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包括《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然而，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够具体的问题，导致问责过程中可能出现法律适用不准确的情况。

在实践操作层面，行政问责制的执行力度和效果有待加强。

一方面，问责主体在问责过程中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人情关系、权力干预等，导致问责不力或偏袒现象的发生。

另一方面，问责结果往往缺乏对被问责者的实质性惩罚和纠正措施，使得问责制度在约束行政行为、防止权力滥用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行政问责制在公众参与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尽管政府逐渐重视公众的监督和参与，但在实际问责过程中，公众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信息披露和参与机会，导致问责过程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