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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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问责制问题及对策研究行政问责制是提高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着重分析了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拓宽行政问责领域、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健全异体问责、公开行政信息、构建行政问责文化等建议。
标签:行政问责制;问题;对策推行行政问责制,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随着2009年7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行政问责制开始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各级政府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对于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一项颇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1 行政问责的涵义最早对“行政问责”作出明确界定的是美国学者杰伊·M·莎夫里茨,在其1985年出版的《公共行政实用辞典》一书中,对行政问责的概念进行了规范,并将问责的范围界定为“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官员,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
”根据这个界定,笔者认为行政问责的内涵应当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行政问责的对象,是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官员。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问责对象包括各级行政官员及公务员,但主要是指各级行政官员;其次,行政问责的范围具有广义性,无论是行为人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还是社会范围内的行为,只要其行为造成了损害性后果,行为人都应承担相应责任;最后,行政问责程序规范化。
问责的过程应该包括质询、弹劾、罢免等多方面的程序要求。
2 我国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起步不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问责内容过于狭窄。
从行政问责的严格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对官员的问责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既包括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也包括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
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摘要:目前,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随着政府问责制实践的深入,很多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本文从政府问责各因素之间存在的问题,政府问责法律缺失,政府问责文化滞后三个方面对政府问责制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探究问题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政府问责制;问题;原因自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政府问责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
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也颁布实施了相应的法律及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使政府问责制逐步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
但是,政府问责制还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政府问责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很多问题。
其次,政府问责制作为一种系统的吏治规范,其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严重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再次,政府问责文化的滞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制度的发挥。
一、政府问责各要素存在问题分析(一)问责主体单一,异体问责缺位各地关于问责主体的规定不统一,大多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而涉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的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体制内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当上级失职时,便无人问责;在上级与下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若上级为了保全本部门或本人的利益而避轻就重,偏袒下属,那问责就形同虚设。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
异体问责无疑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
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摘要]作为顺应建设责任政府而产生行政问责制自产生之后在中国刮起一阵“问责浪潮”,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明、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制不完善、行政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也呈现在人们面前。
探讨如何使行政问责制走出困境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行政问责;困境;完善途径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强行政监督的有力工具。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亮点”。
全面认识行政问责制、分析行政问责困境和完善途径都必须从深入理解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开始。
一、行政问责制的内涵至今行政问责的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学术界对此仍没形成定论。
西方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比较早,成果也比较显著。
《公共行政实用辞典》中美国学者杰·M·谢菲尔茨提出了“行政问责”的概念,并将问责的范围界定为“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高官,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
[1]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于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只是处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
诸位学者不仅认识到行政问责这一“新亮点”的重要性也有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解进行了阐述。
目前虽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公众对政府进行问责的制度。
二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制度。
”[2] 尽管学术界对行政问责制的界定众说纷纭,不难看出他们拥有一块共同的基石,即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的使用要具有正当性,如果造成不良后果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本质上是通过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真正实现公共利益。
对于行政问责制的界定,本人认为周亚越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
周亚越认为,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
管理论坛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潘文曼(辽宁行政学院,辽宁沈阳110161)摘要:对政府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体制等进行改革体制创新的特色内容就是行政问责制度,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之一,为我国社会各方对政府机关进行责任追究提供了合理的制度保障。
虽然表面上看,这种制度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但其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本文主要对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根据这些问题提出合理建议,希望可以帮助行政问责制度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问题;策略1引言行政问责制度主要是由指定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以及行政人员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履行状况进行相应的质问、审查以及监督,一旦出现履行职责不当或不履行情况,那么指定问责人员对可按照法律程序追究上述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以及行政责任,并对其进行严肃处理,保障人民自身的权益,让政府更好地去完成其该承担的职责,真正做到政府对自身的控制和自律性,提升我国各级政府履行责任的积极性。
2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2.1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缺少相关法律的支持,没有与行政问责体制相配合的法律体系,行政问责体系实施还是存在一些阻碍。
我国现有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是中央所制定的并且标准过于模糊,没有明确对其进行指出。
由于我国对问责体系没有制定法律法规支持,致使各个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都不相同,虽然也促进了行政问责体系的发展,但是在实际实施中受到很多因素的不利影响,加上人为色彩化现象较为严重。
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对于官员来说还是没有明确制度对其职责形式情况进行规范,导致行政问责制度实施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2.2问责主体不明,导致问责效果不明显对每个行政人员的职责和权利要以法律形式为基础进行合理划分和规定,是行政问责制度的主要前提条件。
但是我国当前政治体系、行政体系方面的改革不到位,致使我国党政关系极为复杂,职能交错并且对于职责划分不是特别清楚,因此,在对其责任进行落实和追究时,无法对责任主体进行明确。
58我国行政问责制现状及对策探析王卫韩伟萍(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江苏泰州225300摘要:以责任控制权力,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权力控制措施。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中面临的困境:职责权限规定不清导致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全国性行政问责缺失影响了问责效果、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造成行政问责乏力。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科学思路及对策建议: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自身完善、健全行政问责配套制度建设、加强行政问责柔性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现状;探析中图分类号:DF41文献标识码:A十七大报告中“民主政治”部分提到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
以责任控制权力,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权力控制措施。
限制政府的权力,建设责任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必须先行。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
本文从我国建设责任政府这个宏伟目标入手,全面探究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状况,提出一些思路及切实可行的对策。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成效考察在中国,目前尚未形成西方国家那么完善和严厉的问责制度,但是,党和政府对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态度是坚决的,并且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的工作始终没有放松过。
从2003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步伐,政府部门出台并全面启动了行政问责制。
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实践中主要显现出以下的良好态势:第一,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规定,行政首长亲自抓问责制的建立和运行;第二,初步形成问责制度体系框架轮廓,各地着重从行政管理机制创新的层面开展问责,并经常得到运用,问责范围逐步拓宽,官员责任意识和公众监督意识显著增强;第三,行政问责的方式逐渐趋于多样化,从开始时的免去官员职务的问责形式,到记大过、引咎辞职等多元问责方式,形成了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问责方式的基本模式。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中面临的困境我国行政问责制自大力施行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收稿日期:200824作者简介:于晓光(1956终效果。
政府接受的权力是有限的、公共的、有明确界定的,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
国家的全部行政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对国民负责;而政府又由各级公务员来履行职责,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必须慎谨行使法定权力,一旦滥用职权或违反职责,就必须承担法定的个人责任。
同时,政府及其公务员还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以保证责任的实现。
“行政问责”正是通过制度化来保证这个权责一致法律原则的实现。
(三)文化基础——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文化理念中国的“官场文化”(也可以称为行政文化)可谓源远流长。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官僚群体——一个团体意识强烈的利益集团。
他们向上迎合君主,向下欺压百姓,同级左右逢源。
尽管内部充斥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争斗,但是,他们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却明确地以“官官相护”的潜规则表达出来。
传统官场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对我国当前有些行政组织和行政官员产生着影响。
他们认为,法律是“治民”的手段,而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工具。
只要对上负责,不必对公众负责。
新型的官场文化要求政府和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
问责制正式昭示了权力运用要有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公众“自下而上”的监督,必须向公众交待,当官不为民的官员要承担责任。
此时的“民本位”与封建社会“民贵君轻”思想不同,其核心是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行使要为民服务、对民负责。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实践状况(一)立法实践我国立法及党的政策中并不缺乏责任追究制度,但基本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规定,而没有涉及民主责任和道义责任。
行政问责制提出之后,才陆续出台了专门行政问责之规定。
1.法律法规及党的政策(1)2001年4月《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第14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依照本规定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本地区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体系,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立法和执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进行较晚,所以,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为此,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做出科学决策。
标签:政府;行政问责制;问题;对策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行政问责文化尚未形成。
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领导问责制的思想基础和灵魂。
一些政府行政领导对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应急措施,而没有认识到它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些群众也没有从内心认同行政领导问责制,主体意识不强,缺乏问责自觉,把当地政府推行的行政领导问责制看作政府在“作秀”。
(二)行政问责缺乏依据。
1、政府体制内部权责不清。
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
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是现代政府强化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当前我国行政体制中权责不清是官员问责制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首先,由于历史职能划分的原因,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甚至出现责任真空地带,例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是典型的政府监管失职的恶果。
其次,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目前还并非很明确。
再次,党委、政府之间职责划分问题,在一起问责事件中到底应该由谁一书记还是行政首长来承担责任,还不是很明确。
2、問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不一。
从近几年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中,不难发现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尚未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和领导过失等领域,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
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近年来,各级政府秉承“权责统一,用权监督,侵权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在强化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但是行政问责制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引起重视,加以解决。
一、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只要不流于形式并有足够的制度作为保证,无疑可以增强行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心,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职责权限规定不清。
行政问责的前提是职责明确,即不同级别、不同部门、不同职位之间有严格的责任划分,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
由于目前各级党政关系错综复杂,公务员岗位设置及其职责规定不够明确,尤其是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职能交叉重叠、职责权限模糊,致使行政问责在操作层面存在不少难点。
目前,职责不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出了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
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
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往往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三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责任界定不清。
我国机关采取集体决策的原则,集体决策所造成的失职行为在责任承担方面并没有详细的规定,这样,“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往往成为责任人事后推卸责任的借口。
四是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界限比较模糊。
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究竟是追究同级领导的责任,还是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
如果要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究竟应当追到哪一级领导才算合理没有明确的规定。
2、行政问责主体单一。
一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总是局限于同体问责,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首长(省长、市长)或上级行政主管机关。
而对于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异体问责主体的规定则十分缺乏,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对于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政协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等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的异体问责制度基本上没有涉及。
毕业论文中文题目:____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其完善路径姓名_____ _____ _学号_____ ___专业班级_____ _____指导教师___ ___提交日期__ ____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其完善路径摘要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和实践,开始于西方,而在我国起步则比较晚,自从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中国行政问责制逐渐形成。
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方式和标准等方面。
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相关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提出应主要从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完善行政问责机制、加大行政问责文化的建设三个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现状问题对策目录前言 11 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概念、特征和作用 11.1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概念11.2行政问责制的特征11.3行政问责制的作用21.3.1促进法制现代化建设 21.3.2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 21.3.3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22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现状 22.1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历程22.2行政问责制当前的发展现状33 当前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43.1问责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43.1.1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43.1.2异体问责效能有待提高和缺乏支撑体系 43.1.3行政问责文化滞后 43.2问责客体界定不全面 43.3问责内容相对狭隘53.4问责程序操作性不强 53.5问责方式不清晰、标准不完善 54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64.1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 64.2完善行政问责机制64.2.1 加强异体问责 64.2.2明确问责客体 64.2.3扩大问责内容范围 64.2.4完善行政问责程序74.2.5明确问责方式和标准74.3加大行政问责文化的建设7 结语8致谢9参考文献10前言行政问责制源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存在相一致的地方。
我国新媒体行政问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问题一:问责机制的不完善1.1 缺乏明确的问责对象和程序我国新媒体行政问责机制存在着缺乏明确的问责对象和程序的问题。
目前,新媒体涉及到众多不同主体,包括相关部门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但目前对这些主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行政问责对象和程序并没有明确规定。
这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定应该由谁来承担行政问责的责任,也难以确定具体应该采取哪些程序来进行行政问责。
1.2 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另一个问题是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
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很难对涉及到新媒体的行政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和评估。
这导致了一些不负责任或者违法违规行为在新媒体上得以传播并产生负面影响。
对策一:建立健全完善的问责机制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新媒体行政问责机制,包括明确的问责对象和程序以及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2.1明确问责对象和程序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新媒体行政问责的对象和程序。
对于相关部门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应该有不同的行政问责对象和程序。
对于相关部门机构来说,应该建立起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由谁来负有行政问责的义务,并规定相应的程序。
对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来说,也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明确由谁来负有行政问责义务以及相应程序。
2.2建立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其次,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需要建立起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
这包括对涉及到新媒体的行政活动进行实时监控以及定期评估。
实时监控可以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手段来实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进行实时抓取、分析与评估,并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纠正。
定期评估可以通过建立起相应的评估机构和评估指标体系来实现,对新媒体行政问责的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
问题二:问责力度不够2.1 问责力度不够明确目前,在新媒体行政问责中,对于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问责力度并不够明确。
我国行政问责制探讨导言行政问责是指对行政机关工作中的不正确、不合法、不适当、不称职等行为进行追究、责令改正、严肃处理的制度。
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行政问责在我国发展得越来越重要。
本文将探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背景、原则、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
背景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旨在加强政府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会进步。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原则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行政问责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通过党对行政机关的领导,保证行政问责制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2.法治原则:行政问责必须依法进行,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标准进行,防止滥用权力和乱用权力。
3.公平、公正原则:行政问责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对行政机关的工作进行客观、公正、公开的评估和追责。
4.综合治理原则:行政问责必须与其他治理措施相结合,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
通过综合治理,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提高治理效能。
方式行政问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1.召开问责会议:根据问题的严重性和性质,可以召开问责会议,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点名批评、警告、记过、撤职等处理。
2.追责问责:对行政机关工作中的失职、渎职、乱作为等行为进行追责,包括行政处罚、纪律处分、法律追究等。
3.组织调查和审核: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规模,可以组织专门的调查组对问题进行调查和审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4.舆论监督:通过舆论监督,对行政机关的错误行为进行曝光和批评,推动行政机关主动纠错。
存在的问题然而,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法律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行政问责的实施,导致行政问责工作的效果不理想。
2.问责标准模糊:对于行政问责的标准和程序,缺乏统一的规范,导致行政问责的执行存在主观判断和随意性。
3.权力过于集中: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导致行政问责往往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无法做到公正、公平。
问责效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现代社会,问责机制在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政府治理作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一些问题与不足。
本文将具体讨论问责效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一、机构设置及责任划分不明确当前,我们的问责机制多由政府部门或行政机构负责,但是这些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模糊不清。
缺乏明确的责任界定导致对失职行为难以追究,给涉事者留下了可乘之机。
改进建议:建立明确的问责机构,并明确各个机构之间的权限和职责。
同时,加强对问责机构内人员的培训和监督,提高他们处理案件和决策时的专业水平。
二、审查标准不统一在问责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审查标准,导致区别对待和主观裁量现象普遍存在。
一些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妥善处置或被宽大处理,丧失了问责工作本身应有的威慑力。
改进建议:制定并完善统一的审查标准,确保问责工作公正、合理、透明。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依法依规处理每一个失职者,并将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
三、过于注重“惩”而忽略“治”在问责工作中,我们往往只注重追究责任和给予处罚,却忽视了问题本身的解决与改善。
这种做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社会的公平正义需求,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改进建议:除了追究失职者的责任外,还应加大对问题根源的治理力度。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来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对涉事部门进行全面整改,以确保公共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四、民众参与意识淡薄在问责工作中,民众参与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对问责机制缺乏信任与了解。
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权益保护感到无助和被动。
改进建议:加强对民众参与问责工作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对问责机制的知晓度和参与意识。
鼓励公众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举报问题,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以形成良好的合力,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五、处罚力度不足在当前的问责机制中,对失职行为的处罚力度往往不够有力。
一些违法者即使被问责也只是受到轻微惩戒或暂时性降级处理,这无法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发表时间:2010-10-22T09:33:34.530Z 来源:《魅力中国》2010年9月第3期供稿作者:孙坚[导读] 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就必须弄清楚行政问责是什么孙坚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广西桂林 541000一、行政问责的内涵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就必须弄清楚行政问责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行政问责。
多数学者认为,责任政府理念及践行是行政问责的起点,建设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
而行政问责制正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题中之意。
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基于其工作职责而作出的行政行为监督和审查,对由于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绩效和行政秩序,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依据法定程序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二、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问责制度化水平不高。
我国目前实施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带有很大的人治色彩,“舆论性问责”、“运动性的问责”、“政策性的问责”、“人治式的问责”特点突出,而不是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更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惯例和传统。
一是问责启动程序不规范。
由现行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订的。
各地行政问责规章规定的问责事由最少的有7种,最多的达63种。
这导致各地对同一性质的行为该不该问责、问责结果如何,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相互矛盾。
(二)问责制度不完善。
行政问责的制度即“问的依据是什么”。
实施行政问责,要解决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怎么问等一系列问题,就必须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有力支撑,但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立法的总体状况依然是“法律缺失”。
(三)问责主体单一。
民主政治不仅要求政府是有限政府、高效政府、服务型政府,而且必须是责任政府。
在政府系统中,人力资源是整个系统的血肉,建立责任政府,归根到底需要各级行政人员的努力。
负责任的行政人员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保证[1]。
在中国庞大的行政人员队伍中,具有决策、指挥职能的官员,肩负着政府的重要职责,其责任感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政府责任的履行和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
建设“责任政府”的目标要求政府官员: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及时公开政策信息,并如实向公众解释其行为的理由;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如出现差错或损失,承担道义上、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在这三种责任中选择对应的责任形式,做到罚当其责,即承担“官员问责”的全部后果。
官员问责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典型代表是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度。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大兴安岭火灾等几件事件的处理上体现了官员问责的特征,但却只是局部小范围的运用。
真正把责任制度化并提上日程的首先是中国香港地区,而内地开始追究官员责任以2003年4月20日政府应对“非典”危机的举措为标志。
在“非典”危机中,被免职的人员包括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等省级部级官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大范围的追究政府责任[2]。
总体上,中国官员问责涉及的领域经历了一个变化和扩展过程:首先从突发事件公共危机(如“非典”危机)、重大恶性事件(如密云灯会踩踏事件等)开始,然后推广到不作为(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滥用执行权(如嘉禾非法拆迁事件)等事件。
从实际情况看,当前中国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
(1)在责任主体即由谁来负责问责方面,仍主要限于“通体问责”(即同一部门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其中又以政府部门内上问下责为主,比如长沙、重庆、大连等地的问责主体均是市人民政府,而异体问责(即由外部机构对责任人的问责)特别是立法机关的问责机制还基本未启动。
如果问责制度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往往难以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
探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纵观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行政问责都是国家法律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博瑞斯马尼科夫指出:如果人民没有问责政府官员的机制,他们就等于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在我国,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行政问责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当中,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行政问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完善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进行政问责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行政问责权力色彩浓厚,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虽然逐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实践当中行政问责主要还是通过权力问责的方式进行。应该说,在制度供给尚不完备的特殊阶段,这种问责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从长远来看,权力问责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权力问责容易受到行政首长或主管领导主观意志的影响,事情发生以后是否追究责任、由谁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追究范围大小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通常都由上级领导来决定,问责的随意性太强,事由经不起推敲,结果也很难服众。 2.行政问责呈现运动式风暴式特征,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回顾我国行政问责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行政问责通常发生在重大责任事件之后或者上级三令五申之际,来得迅猛,去得也快,媒体将其称为问责风暴或者问责运动。不可否认,风暴式运动式问责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问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问责的驱动往往取决于群众随机的政治参与和媒体舆论的聚焦爆料,问责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实现行政问责的常态化和长效化,风暴再大、运动再多,都不过是短期行为,难以真正起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作用。 3.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我国行政问责缺乏对日常行政失职失责行为的监督,被动地将行政问责当成了一种善后程序。这样的行政问责不可能产生预防性效应,也就难以真正起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作用。实际上,行政问责的制度价值不在于惩戒,不是让政府官员在事后为其失职失责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在于尽可能地预防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实现预防和制裁的双重功能。减少失职失责行为发生的关键是日常工作中的认真负责,而非事故发生后的严惩不贷。只有确立权责一致的法治理念和工作制度,逐步实现行政问责的日常化、常态化,确保政府与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担起责任,行政问责才能真正实现其制度初衷。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传统文化方面,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充分意识到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源于法授,并能始终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理念,这是行政问责制度得以落实、责任政府真正建成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权责一致理念的缺失,我国在赋予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同时,并未规定其相应的行政责任,导致责任政府建设比较滞后,行政机关享有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极不对等,有权无责权大于责无人追责等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法制建设的滞后,使得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比较缺失,把法律赋予的职责当成一种权力而非义务,行政管理的重点一直是如何管理而忽视对职责的履行和对自身的约束。 2.行政体制方面,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做到职能有限、权责明确,这是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我国行政机关权力配置不够科学、不够合理。主要表现为:政府及其部门职责权限划分不清,推诿扯皮现象比较严重;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市场活力受到极大压制;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比较普遍,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包办代替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决策;等等。这些不仅影响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了政府职责的正确履行,从而导致权责脱节甚至有权无责,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问责对象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问责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3.问责制度方面,制度建设尚不完备。目前,我国涉及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大约有几百部,虽然数量相当可观,但是内容规定过于零散,很不系统,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而且标准比较原则,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照抄照搬,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实践中难以操作。主要表现在:其一,异体问责比较薄弱。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行政问责的主体应是多元化的,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体。相对于同体问责的公正性、有效性不足,异体问责不仅更具有公信力,而且更具有威慑力。只有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有机结合,行政问责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纵观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绝大多数属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鲜有发生。虽然法律赋予了人大、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问责的权力,但是内容过于笼统,缺少程序性规定和配套措施。实践当中,问责如何启动、向谁提出、谁来受理等一系列问题无从着手,导致问责主体的问责权力难以落到实处。而同体问责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是否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追究范围如何、承担责任大小等往往由上级领导决定,摆脱不了下级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忽视公众利益的弊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无序性。 其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问责事由方面往往唯过是问,只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过错行为问责,而对行政不作为等懒政怠政现象却乏人问责,即使问责也往往力度不大、惩戒较轻,导致一些官员为避免做多错多而为官不为。二是在问责事项方面往往仅限于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执行环节,而其他领域、其他环节,比如用人不当、违反程序、决策失误、监管不严等由于责任难以认定、追踪机制缺失、危害结果隐蔽等原因却鲜有问责,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 其三,问责程序存在空白。由于程序意识缺失,我国行政问责在制度设计上重视实体性内容而忽视程序性规定。首先,在问责程序的启动上,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启动问责,由谁决定、如何决定启动问责等没有明确规定,随意性很大;其次,在问责程序的执行上,对整个问责流程需要经过的包括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决定、复议、申诉等环节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再次,对于官员引咎辞职以及被免职后重新任命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相当模糊,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理由、期限、步骤等,公众经常一无所知,难免对行政问责产生做秀的质疑,导致问责制度构建的预期成效大打折扣。 其四,配套制度不够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仅取决于行政问责制度本身的合理设计,更取决于相关配套制度的有力支撑。目前来看,我国行政问责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问责制度的价值实现。比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健全。问责的基本前提是公众和媒体知情,不仅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否则公众无法追究失职行为。此外,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等有待加强。行政问责配套制度不完善,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就会难以落实,从而制约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效果。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 不断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1.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如果说制度建设是行政问责的硬件,那么文化培育就是行政问责的软件。行政问责制度要想建立健全并真正发挥实效,必须要有行政问责文化的支持,否则行政问责就会失去应有价值而沦落成为一种善后程序。一方面,要积极培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要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广泛深入的行政问责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履职水平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力度,通过社会公众问责意识的增强倒逼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对待权力和责任,在全社会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需担责的行政法治氛围和问责文化氛围。 2.合理配置职责权限。一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明确各级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管理责权,以及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行政首长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形成完整的政府责任链条。二是理顺政府部门职责分工。抓住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这一改革契机,对政府部门职能进行全面疏理,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有针对性地调整职责分工,减少职能交叉、责任不清、事权分离等现象。三是健全岗位责任制。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岗位,明确划分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理顺单位职能和处室职责,逐步建立完善与岗位责任制相配套的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绩效考核制和失职追究制等配套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职。 3.加强问责制度建设。其一,扩大问责事项范围。从理论上讲,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只不过责任大小、责任形式和责任承担者会因具体情形而异。扩大问责事项范围,一是在问责对象上扩大范围。既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一重点,也要加大对一般工作人员的问责力度;既要问责行政副职,也要问责行政一把手;既要问责直接责任人,也有问责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建立系统化、全方位的行政问责体系。二是在问责内容上扩大范围。既要注重有错问责,更要注重无为问责,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避免干多错多而选择不作为,引导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既积极履职,又勇于担责,充分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价值。 其二,加大异体问责力度。一是加强权力机关问责。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也是各种问责当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问责。要将人大的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等各种监督问责权力具体化、明确化,规定问责的形式和程序,切实增强人大监督问责的手段和力度,防止权力虚置。二是加强新闻媒体问责。媒体是最有效的异体问责主体,对于政府及其官员具有强大的监督制约作用。要加强新闻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批评权、调查权等权利以及侵权责任,为新闻媒体问责提供可操作性的法律保障,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责。三是加强社会公众问责。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要加强社会公众问责制度建设,保证其监督的有效性。重点是规范和完善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增强问责的可操作性,从根本上解决公民如何问责的问题。 其三,规范行政问责程序。程序对于行政问责至关重要,问责制度只有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