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摘要：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
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建构；体制革新；机制健全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01-05建立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有限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出现是这一大的政治背景的必然要求。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这一制度正在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的进程而不断得到推进与深化。
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需要对这一制度本身的运作模式适时做出调整，以充分有效地实现这一制度的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功能；另一方面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也有赖于这一制度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得以不断巩固与完善，从而使行政问责制能够不断地获取制度资源的供给与保障而不断取得突破。
一、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构（一）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政党制度的运行模式来看，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其他八个民主党派处于参政党的地位，它们只是参政而并不执政。
共产党在我国的领导地位是长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党对国家的领导是全方位的，这种领导既包括对行政机关的领导，也包括对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党的这一全面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由于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共产党在我国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是一种特殊的权力主体。
“如果从经验上而不只是从规范上进行研究，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共产党组织在当代中国不仅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而且也是政府机构的核心。
”[1]135 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行使具体的执政权来体现的，这里的执政权是一种广义的执政权，既包括行政权，也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
而从党的执政权与这三种国家权力联系的紧密性来看，党的执政权无疑与行政权的联系最为密切：党的执政权不仅体现为对行政权的领导，而且党直接参与各级行政机关的决策与执行工作；而党的执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党对这两种权力的领导上，党并不直接参与这两种权力的具体行使。
从这一角度来看，党的执政权在行政领域的存在实际是通过领导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和直接行使行政权这两种方式来实现的。
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使党的执政权带有了行政权的基本特征，因此党的执政权在行政领域实质上体现为一种行政权。
行政问责制是追究行政权力主体所承担的行政责任的制度，由于党通过行使行政权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行政主体，因此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不仅适用于行政机关的责任追究，也应适用于党的行政责任的追究。
长期以来，由于对党的执政权的性质和具体运行模式存在模糊认识，担心对党追究行政责任会有损于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在行政问责的具体实践中往往只追究行政领导的责任，而未同时追究同级党组织领导的责任。
行政问责做的制度规范建设方面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很多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问责规定往往只对行政首长的问责做出规定，而并未对同级党的领导做出问责的规定。
从现阶段我国党政关系的实际情况来看，党政一体化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
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党与政府一起行使行政权力，因此党也应当与政府一道接受行政问责，这种行政问责不仅不会动摇和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反而有助于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有利于全面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正是由于认识到对党的领导实行行政问责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近年来的行政问责实践中也出现了对党的领导实行问责的趋势。
①这一趋势打破了对党的领导不实行行政问责的传统做法，有利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全面发展和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9年7月颁布实施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做出了一体化的规定。
依据这一规定，在出现问责事由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将一同接受问责，这一规定的出台彻底打消了应否对党的领导干部实行行政问责的疑虑。
下一步所要研究的问题不再是可不可以对党的领导实行问责的问题，而是应当研究如何处理对政府领导问责和对党的领导问责的关系的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党政领导一同问责，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对党政领导进行单独问责，等等。
（二）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行政问责不仅是一种制度理念，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它是一种制度实践，没有相应制度实践，行政问责的理念只能停留于认识的层面而不可能实现其实践价值。
从实践来看，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已经从“突发问责”转向了“常态问责”、从“弹性问责”转向了“制度问责”，这种转化标志着我国的行政问责开始走上了日常化、常规化的发展轨道。
这种日常化、常规化的问责对于端正党政官员的为政理念、全面落实权责一致原则、深入推进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这项工作已经成为党委和政府的一项日常性工作，因此加强这项工作的组织机构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行政问责制的工作内容涉及党委的纪检和组织部门，涉及政府的监察部门，涉及地方人大相关部门，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工作协调机制使各有关部门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当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来承担行政问责的日常工作，使行政问责制最终成为党政干部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和常设性制度。
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来承担这一工作任务有利于提高行政问责的效率和透明度，从而有效克服和避免目前行政问责中存在的问责启动主体不明确、问责审查过程不透明、问责决定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公正。
（三）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制度本身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由具体的制度要素构成的，要使一项制度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首先，当然是要进行制度要素建设，但又不能仅停留于要素建设层面，而是要在要素建设的基础上适时对相关要素进行整合，以使制度体系的整体功效得以全面实现。
我国行政问责的最早实践从形式上看是由偶发因素引起的（2003年“sars”事件问责），但这一问责实践的背后实际有着制度要素基础作为支撑——此前的一系列党政干部管理规定已经对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做出过相关规定，此次问责不过是这些规定在一个特殊时间点上的集中落实。
《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从政令畅通角度来看是对各个地方政府问责规定及实践的必要统一，而从制度的体系化建设角度来看是对此前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建设和管理的“5+1”文件中有关责任追究规定的体系化整合，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暂行规定》是“5+1”文件实施的水到渠成的结果。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一方面需要将制度要素的规定落到实处，使体系建设具有坚实和可靠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通过体系化建设来推动和促进制度要素的贯彻执行，为制度要素的深入落实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二、行政问责制的体制革新（一）在问责主体上需要不断强化各级人大在问责中的作用“一个有效率的被赋予统治权力的代议机构，应该不只是像国会那样，仅限于表达全国民众的意志，而还应该领导民众最终实现其目的，做民众意见的代言人并且做民众的眼睛，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
”[2]164从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实践来看，党委、政府和人大在问责中的作用实质表现为“党委主导、政府配合、人大协助”的工作格局，这种格局的实质是“以同体问责为主，以异体问责为辅”。
在行政问责的初级阶段，这种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问责格局对于充分利用既有的制度资源、保障问责制的稳步推进、增强问责制的威慑效果具有特殊的意义。
毋庸置疑，这种单一的同体问责格局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同体问责是系统内部监督的结果，而内部监督只是一种有限的监督，因此以同体问责为主不利于充分发挥问责制的监督功能；二是同体问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这不利于发挥“群众对领导的监督”这种自下而上监督的积极作用，容易导致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养成“对上不对下”甚至“欺上瞒下”的不良工作倾向；三是以同体问责为主不符合“授权主体最终监督”原则，以党委为主导容易产生“谁来监督党”的质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党主问责”的合理性带来挑战。
宪政民主理论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也就是“主权在民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同时也应当受到人民的监督。
“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和授权，代表就失去了正当性的根据和存在的理由。
主权在民作为一种政治原则，不仅为代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回答了代表是代表谁来管理社会的问题，也为代表的存在设定了义务和责任”[3]。
在代议制民主模式下，人民行使监督权的机关是各级议会。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逐步走上良性运行轨道以后，行政问责的工作格局亦应随着问责条件和基础的变化而适时做出调整，应从现有的以同体问责为主的格局逐步调整到“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并重”，进而达到“以异体问责为主，以同体问责为辅”的问责架构。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不断强化人大在问责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强化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可以有效避免目前问责格局的上述弊端，使行政问责能够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不断向前推进。
（二）在问责客体上不宜将一般公务员纳入问责对象“以往的官员问责，主要是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意见进行，随意性较大，属于‘弹性问责’，而且追究普通工作人员‘直接责任’的多，追究领导干部‘间接责任’的少”[4]。
这里的“普通工作人员”即是指一般公务员。
行政问责所要追究的是行政责任，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只有行使行政权力的人才应当是行政问责的对象。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对于行政问责制中的“行使行政权力的人”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是指所有的公务员——既包括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也包括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狭义的理解仅指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
我国虽然引入了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但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公务员做出政务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和一般公务员（非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划分，这导致在实践中两种类型公务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而在我国有的地方政府规定将一般公务员也纳入行政问责的范畴，这实际上是对普通公务员所担责任的误解，容易导致行政问责对象的“泛化”。
在西方宪政民主的制度背景下，政务员和公务员所承担的责任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政务员所承担的行政责任是以政治责任为基础的——这里的政治责任是指政务员向授予其权力的政党所承担的责任，而政党则作为一个整体向选民承担责任；而普通公务员所承担的责任为职业责任而非行政责任——公务员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他们无须承担政治责任，自然亦无须承担以政治责任为基础的行政责任，他们所承担的是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职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