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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教训2007-04-15 15:59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这次革命是由民族危机加深以及社会矛盾激化而引起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
它是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的巨变，促进了民族觉醒。
但是，它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
在此，我主要论述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一面，以及它的失败所带来的历史教训。
辛亥革命由于袁世凯窃国而流产。
我认为其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1．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
帝国主义不可能允许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也不会允许其建国而危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联合起来绞杀了这场革命。
2．从主观方面来说，辛亥革命没有彻底的反帝纲领，革命党人甚至对帝国主义还抱有天真的幻想，企图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
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侵略中国的局面没有任何改变。
辛亥革命没有彻底的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平均地权”的主张未能实行，无法调动农民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不能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内部较松懈复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
资本主义在中国先天畸形，后天发育不良，没有强大的力量来完成革命，一方面要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敢也不想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方面又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阵营，甚至拱手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同盟会对暂时被迫承认共和制度的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斗争不力，致使立宪派和旧官僚采用“和平篡权”或“政变篡权”的方式，先后窃夺了许多起义省的领导权。
历史：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原因剖析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却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国内封建势力的强大、革命党人自身的局限；而中国农村未能产生大的社会的变动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一卷，第16页。
)那么，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何农村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呢？革命党人轻视乃至敌视农民，在总体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要成份是新式学堂里的教员、学生和海外留学生，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轻视乃至敌视农民的先天缺陷，在寻找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未能担负起领导农民投身革命的历史重任。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革命党人没有解决农民极为关心的土地问题。
他们在革命进程中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不想也不愿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孙中山曾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平均地权就是夺富人之田分给农民的话，那是误解了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胡说。
后来他更明确指出：“如果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农民固然得到了好处，但地主却要受损失”，而地主“现在都是稍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多很有觉悟，而农民一般全无觉悟。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7—938页。
)可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并不是为了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有的革命党人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不惜更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
如武汉革命党组织共进会就因顾及会党及会党中豪绅地主的利益，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吴玉章先生说：“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
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泸州市纳溪区护国中学蒋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他推翻了从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开始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制度，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绘制了中华复兴的蓝图《建国方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在这一切方兴未艾，革命党人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时，对于如何处理北方的清半边朝廷，不仅有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的大造舆论，百般阻挠，反对进一步革命，就连革命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少信其说的立宪分子，并为此争论不休。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袁世凯攫取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率北洋大军南下，武力威胁南京，新生的革命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为了保持仅存的革命成果。
孙中山在袁世凯同意实行共和，“约法三章”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
三条约法中，除了逼迫清帝退位是袁世凯早就想达到的目的而顺水推舟外，其他两条均未遵行：一，袁指使部下在津京等地制造“兵变”拒不到南京就职；二，袁世凯后来又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推出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当上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
这一切都表明，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山先生也语云“革命尚未成功”。
十九，二十世纪，是世界大变革的时代。
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法国大革命之后，美国又于1865年完成了废除黑人奴隶制度的南北战争；德国、意大利通过自上而下王朝战争完成统一同时，昂首阔步的跨上了资本主义大道；俄国亚力山大二世于1861年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法令》，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主动开放国门，进行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很快强大起来，不但成为亚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辛亥革命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影响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农业和农民是受到较为直接和深刻的影响的。
本文将从政策、制度、生产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阐述辛亥革命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影响。
一、政策和制度变革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体制得以从旧的封建专制转向近代民主制度。
这一变革对农业和农村民生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土地制度改革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探索对土地的公有化和耕地制度的改革。
为了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各地陆续实行了一些土地改革试点。
例如，江苏南部地区于1912年试行了“会计统计法”，将土地集中到一个汇总单位进行统一的管理，并进行了土地清查和公示，以此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2. 劳动法制度改革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建立了一套现代劳动法制度。
这一制度改革对农业和农村民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资、休息制度和工作时间等方面。
例如，1912年制定的《沈阳市五日工作制例》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8小时，同时规定了法定的劳动报酬和加班费等，保护了农民工人的合法权益。
3. 经济政策改革辛亥革命后，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经济政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路。
这一思路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财税政策、商品化生产等方面。
例如，辛亥革命后，国家开始实行土地税、田鼓等新税制，同时也鼓励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抵押，推动了土地私有化和对农产品的产业化生产，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
二、生产方式变革随着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农民的生产技术、劳动组织和农业生产模式等方面。
1. 生产技术的改善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开始推广新的农业技术。
例如，他们采用了新的耕种、灌溉、施肥等技术，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同时，国家还启动了许多农村技术交流活动，推广现代农业思想和技术，促进国家农业技术的发展。
2. 劳动组织的改变在辛亥革命后，农民组织开始发生了变化。
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所以不可避免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首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
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
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其次，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
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
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第三、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第四，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
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
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第19课辛亥革命必备知识基础练进阶训练第一层知识点一资产阶级某某革命的兴起1.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这说明中国同盟会( )A．推动了各个革命团体的“百家争鸣”B．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C．使某某某某理念日益深入人心D．使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知识点二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的成立2.孙某某评价20世纪初发生在某某的某一事件时说：“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文中的“斯役”是指( )A．黄花岗起义 B．武昌起义C．某某起义 D．秋收起义3．1911年10月12日，刚刚到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某某从一份地方报纸上看到一个有关中国的消息，他当时的第一想法便是尽快回国，以实现亲自领导革命的夙愿。
这一消息应是( )A．武昌起义爆发 B．中华民国成立C．清帝退位 D．同盟会成立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四条规定：国务员(指国务总理及各部部长)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可决弹劾之。
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的是( )A．责任内阁制 B．总统制C．君主立宪制 D．联邦制知识点三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5.“江城首义起风雷，万里神州荡浊埃。
创立某某皇族废，三民硕果笑颜开。
”该诗是为了纪念( )A．太平天国运动 B．义和团运动C．辛亥革命 D．戊戌维新运动6．有学者认为：以孙某某为代表的革命派大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属于资产阶级，他们革命的动力不是为资产阶级争取利益，而是从帝制统治和列强的窥视下拯救中国。
因此，他们也代表了深受列强欺凌之苦的民族资本家的心声。
材料表明革命派( ) A．进行革命的目标不明确 B．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C．有民族某某革命的诉求 D．已成为知识分子代言人关键能力综合练进阶训练第二层1．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满洲贵族载泽等先后考察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
论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推荐: /v_show/id_XNDA yMjgxODE2.html /yangaijialing/ihome/ihomefeed#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一直以来是诸多历史学者探讨的课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下面请欣赏我们的探讨结果：从客观、长远角度来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理由如下：（1）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不仅将直接威胁帝国主义在华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统治，而且还会在国际上引起连锁反应威胁帝国主义在整个东方的殖民统治，甚至震撼帝国主义制度本身。
表现：1)政治上：不承认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月11日、17日、19日外交总长王宠惠接二连三的要求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予以承认，但列强均置之不答。
列强一方面继续承认袁世凯掌管下的清朝政府，另一方面又极力宣传希望袁世凯能解决“南北争端”、“对于共和制的承认自然要等待这个解决的结果”。
2)财政上：进行封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
“每日到陆军部取饷银者数十起……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
革命党人不能自行解决财政问题，就只好把借贷外债当作不二法门。
但帝国主义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困难抱着落井下石的态度，存心对它进行财政封锁，而且还傲慢的宣布“中华民国必须事先得到列强的承认才可以与他们商洽借款”。
3)军事上：威胁恫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武力恫吓。
12月5日，沙皇俄国借口“防卫”租界，拍前陆军一个中队闯入汉口。
随后，英日也强行进入汉口。
1912年1月4日，英、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援引《辛丑条约》第九款的规定，悍然决定向京奉铁路京榆段沿线派侵略军。
19日，美国即从菲律宾派侵略军抵制秦皇岛，抽派日军驻京榆段唐山一带。
4)外交上：孤立不承认临时政府又不给予南京临时政府任何帮助。
反而给予袁世凯财政支持“倘使他（袁）得不到钱，他不能镇压革命，欧洲将首先受害。
”5)舆论上：制造反革命舆论“中国大多数人民皆有君主观念……民权自由等说，不过最近几年留学生所倡”，以此“改造数千年之古国，不能无疑。
用历史事实说明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认为辛亥革命既不能说成功也不能说失败了，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既是成功也是失败的。
成功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使中国进入共和时代；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带来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所以,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丰碑,是一次成功的革命。
第一：政治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共和政治时代,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赋予人们集会、结社自由,人们参政意识加强.第二：经济方面,辛亥革命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首要障碍封建君主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其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春天。
第三：思想方面,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人们的社会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出现了追求民主、平等,反对专制、愚昧,以及妇女解放等一系列变化。
所以,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规模宏大的资产阶级革命。
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丰碑,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飞跃。
失败的一面：第一：由于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始终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他们利用会党、新军，却不发动广大农民，在革命的高潮时期，甚至镇压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使自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同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第二：革命党没有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不愿意与帝国主义彻底的决裂，也没有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许多人摇身一变，由封建官僚变成了革命的有功之臣，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
第三：由于革命派没有彻底的发动革命的主体，农民，因此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陈旧，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统治依旧。
封建主义在军事实力、政治经验及社会基础等方面，都大大超过革命派。
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客观因素。
第四：革命派没有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同盟会，从成立时起，思想上就缺乏统一信仰，组织上也不够巩固。
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原因剖析章征科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却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国内封建势力的强大、革命党人自身的局限；而中国农村未能产生大的社会的变动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一卷，第16页。
)那么，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何农村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呢？革命党人轻视乃至敌视农民，在总体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要成份是新式学堂里的教员、学生和海外留学生，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轻视乃至敌视农民的先天缺陷，在寻找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未能担负起领导农民投身革命的历史重任。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革命党人没有解决农民极为关心的土地问题。
他们在革命进程中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不想也不愿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孙中山曾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平均地权就是夺富人之田分给农民的话，那是误解了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胡说。
后来他更明确指出：“如果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农民固然得到了好处，但地主却要受损失”，而地主“现在都是稍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多很有觉悟，而农民一般全无觉悟。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7—938页。
)可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并不是为了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有的革命党人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不惜更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
如武汉革命党组织共进会就因顾及会党及会党中豪绅地主的利益，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吴玉章先生说：“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5页。
)更有甚者，一些革命党人连“平均地权”四个字都不愿提及。
上述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上自领袖人物下至普通党员都无意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唤起农民政治热情，引导农民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去。
第二，革命党人未曾踏实指导农民的反抗斗争。
近代中国农民深受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过不屈的抗争，如反洋教、反摊派赔款、反对清查户口、抗捐抗税等。
农民的反抗活动有利于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但革命党人却未能把握时机，去组织领导农民的反抗活动。
他们没有帮助农民提出具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口号，也没有联络各地的反抗活动使之成为全国规模。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民军纷起，有不少农民加入其间，革命党人却无力驾驭时局，致使领导权多数落到会党首领手中，不少民军日后竟成为反动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
这样，革命党人丧失了最广大的同盟力量。
第三，有的革命党人挫伤农民革命的积极性，甚至镇压农民的反抗活动。
1907年9月，在广西钦州、廉州等地活动的革命党人王和顺发动防城起义，当地农民领袖刘显明率领几百农民参加，但王和顺领导不当致使农民队伍瓦解，民心大伤。
到1908年黄兴来此地活动时，“民心日不如前，所至前极欢迎者，今则多不许停宿。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五集，第136页。
)更令人遗憾的是，有的革命党人竟充当了农民反抗活动的镇压者的角色。
1912年初，上海近郊昆山、宝山、南汇等地农民抗租抢米，而著名的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兵前往“弹压”。
1912年初，江苏无锡新安乡农民也因大户张氏过于蛮横，聚众焚毁张氏的房屋，革命党人无锡军政分府总理处总理秦毓鎏派军队前去镇压，枪毙七人。
按理革命党人是完全应该团结极富反抗精神和革命潜力的农民阶级去共同反对封建势力的。
但事实上，他们抛弃了农民同盟军，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普遍轻视农民及其反抗斗争。
虽然有的认为只有穷人有革命的资格；有的号召农民组织农党；有的提出深入“劳动社会”中，动员组织劳苦大众参加革命。
这些意见根本未引起大多数革命党人的重视。
他们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上等、中等、下等社会三大类，把农民划归“不知不觉者”的下等社会之列。
不相信农民的力量，认为“今要把国家的大责任托在他身上，他哪里敢来承担呢。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919页。
)甚至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也把农民斗争称为“野蛮之革命”，(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652页。
)陈天华也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是“闯祸”，“真真是我们中国的罪人了！”(刘晴波等《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还有的攻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说：“洪杨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同儿戏，而其虏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朝闯、献之所为。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615页。
)在他们看来，农民于革命大业是无足轻重的。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农民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发生过严重的冲突。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中大多数人出身富室，接受过新式教育，活动区域多集中在城市集镇，不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
因此，他们在反清斗争中非但未与农民融为一体，反而在某些问题上走向了对立。
例如在对待新式学校的态度上，两者的对立就十分明显。
许多地方的农民在反抗活动中常把新式学校当作泄愤的对象，发生许多毁学事件，而当时新式学校又恰是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农民反对新式学校，使革命党人必然对农民产生反感。
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曾对此类事件作过回忆和检讨：“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个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一卷，第41页。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连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当时都有这种感觉，更何况那些富室出身的革命党人呢！此外，革命党人之所以没有把农民作为同盟军，还因为农民革命力量在当时非常分散，而革命党人自身又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
”(《民报》，第五号，第68页。
)因此，他们在革命中十分倚重现成的反清力量，如会党、新军、学生以及地主绅士等。
同时，革命党人强调革命的有序性，也不希望农民起来斗争。
这样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放弃对农民的领导就事成必然了。
大多数农民观念落后，对政治冷漠，还未能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农民阶级是中国近代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最为深重的阶级。
作为受剥削受压迫者，一部分农民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除自发反抗中外反动势力外，还有的同情或参加过革命活动。
1907年镇南关起义，参加者就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苦力工人一百余人。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少农民参加了民军，如安徽寿县的农民参加淮上军，广东、四川民军中农民也不少，陕西西乡县的一些农民参加了进步组织“保民团”。
湖北广水的农民代表易小康曾率领农民参加了阻止北洋军南下的战斗。
农民参加革命，壮大了革命声势，这是好事。
但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还有自私、保守、散漫、狭隘的特性。
这在有些参加革命的农民身上比较突出，如广东的民军在光复后“横行霸道，不知风纪为何物，思想上以为从此可以捞一把，机会不可失，因此弄至城乡都成混乱状态。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内部发行1962年版，第175页。
)辛亥革命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革命矛头直指“真龙天子”，对此大多数农民缺乏心理应变的准备，故革命高潮一来，他们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对革命表现出的心态，或保守或恐惧。
湖北南漳，“惟本年军事倥偬，愚氓惶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卷，第44页。
)荆州、沙市一带，一般中流及下等社会“倍形惶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卷，第133页。
)江苏无锡，“当是时，义老子弟，狃于故常，安于清廷久，骤见更革，逐去清廷官吏，益骇莫措。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59页。
)孙中山在广东考察时也发现在新旧潮流相冲突之际，“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0页。
)上述记载虽然带有作者的阶级偏见，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总之，大多数农民总是希望维持现状，不愿变革。
如剪辫几乎是辛亥革命时期人们与清朝统治者决裂、赞同革命的标志，但很多农民却竭力保存这条顺民象征的辫子。
江苏兴化一带农民为藏住辫子，纷纷购买尖顶帽，“一时皆大欢喜，中少年人纷纷购置，贫穷的人情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须购买一顶。
”(《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112页。
)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对农民这种“辫子心理”也作过深刻的描述，它反映了农民对革命的态度。
辫子问题直到民国成立后仍未彻底解决，“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于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由于农民对革命存有恐惧心理，又被地主豪绅所利用，致使不少农民成为反动势力抵制和镇压革命的工具。
福建上杭光复时，劣绅散布谣言，说民军要去吃义仓的粮食，从而纠集一千多农民向民军发动进攻，使“在杭民军，遂全覆没。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85页。
)陕西西乡县的进步力量也因劣绅地主纠集民团镇压损失一千多人。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155页、83页。
)广东化州地主则是利用宗族关系纠集力量对抗革命政权，结果革命政权垮台，“封建势力死灰复燃。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内部发行1962年版，第324页。
)山东文登、荣城两县的革命力量也因当地劣绅土顽纠集地痞流氓和许多农民的反扑而损失惨重。
(参见《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
)辛亥革命时期，多数农民尚未觉醒，尚未产生变革的要求，是为以下两个原因所致。
其一，多数农民随遇而安，生活期望低下，对政治缺乏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