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的立法设计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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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摘要】我国贿赂罪立法存在问题。
贿赂罪立法的不足包括相关法规的不完善和导致贿赂问题严重。
加强贿赂罪立法是必要的,需要完善我国贿赂罪法律体系。
建议完善我国贿赂罪立法,加大对贿赂活动的打击力度,促进社会风气的正常发展。
贿赂问题在我国仍然存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贿赂活动难以有效打击,对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加强贿赂罪立法是非常必要的,应当完善相关法规,提高打击贿赂活动的力度,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正常发展。
【关键词】贿赂罪、立法不足、完善、法规、贿赂问题、加强、必要性、法律体系、建议、打击力度、社会风气、正常发展。
1. 引言1.1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存在问题我国贿赂罪的立法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的不足和不完善。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贿赂罪的相关法规相对较为零散,立法内容不够全面细致,导致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漏洞。
与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深化,贿赂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重,现有的法律体系往往不能有效应对各种新形式的贿赂行为。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亟需加强和完善,以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打击和防范各类贿赂活动的发生。
加强贿赂罪立法还能促进社会风气的正常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任和支持。
在现阶段,我国贿赂罪的立法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需要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构等多方共同努力,加大对贿赂问题的治理和打击力度,推动立法的完善和贯彻执行。
2. 正文2.1 贿赂罪立法的不足之处我国贿赂罪立法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定义和规定。
我国《刑法》对于贿赂罪的定义较为宽泛,没有明确规定何为贿赂行为,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何为贿赂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容易引发争议。
二、对于不同情形下的贿赂行为惩处不足。
目前我国对于受贿行为的认定偏重于直接利益交换的情形,而对于其他形式的受贿行为,如利用职权或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和处罚措施。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如前所述,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完备,很多领域尤其是国家公务活动领域需要大量立法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很多制定出来的法律在规定上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也不强,这样不利于打击腐败。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制定出的有些法律条款可操作性不强。
就我国法律制度而言,新《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打击腐败,使那些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的腐败分子得以严惩。
但在实际操作中,此款法律条文往往被腐败分子得以利用,而有些司法机关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也可借这一条款的便利掩盖腐败分子的罪行。
因为此款罪名的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五年以下,跟受贿罪与贪污罪的最高量刑——死刑无法相比,因而,腐败分子可以不主动交代诸如受贿、贪污之类的罪名,以免受到更重的处罚。
这样,腐败分子得以从轻处罚,这就造成法律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不力,甚至纵容了腐败。
(二)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过宽、过轻。
贿赂是双方行为,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从贿赂行为中获得了非法收入,行贿者不是自愿就是主动参与腐败行为。
中国典型腐败案例表明,行贿者经济收益较高,即所谓的“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
而行贿者获得这种收益的方式是非法的。
受贿和行贿,这两种犯罪具有孪生关系。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行贿案件1 906件,而同年腐败案件立案36 447件[5],行贿案件的查处只占腐败案件的5.2%,行贿罪的查处力度显然很弱。
行贿罪的量刑应与受贿罪等同,这样对行贿者有震慑力,使其在行贿时想到法律的严惩而不敢行贿。
美国法律有关惩处行贿者的办法,几乎没有体现出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在美国,贿赂双方所受到的惩罚基本相同。
但在我国,现实操作中对贪污受贿的惩处条款相对严密些,而对行贿者的惩处反而宽松,并且每年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中,行贿案件为数不多,这对于遏制腐败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2011年10月法学之窗刍议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文/夏立志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反腐败公约》仍有一定的差距,笔者结合实践就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完善提出肤浅的看法。
关键词:定罪;量刑;完善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0-0010-01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在查处过程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司法实践中时常会出现检察机关的侦查、公诉部门与审判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存在争议的情况,导致一些案件定罪标准混乱,量刑失衡,不利于反贪污贿赂工作健康发展。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1、现行刑法规定贪污罪的数额标准并不科学。
贪污罪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这是依据1997年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评判的,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20多年的变革,已经今非昔比,不能在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应当适时提高贪污罪的立案标准,进而对贪污罪的量刑做出重新调整,可以在刑法条文中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等词语加以规定,然后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确定各地相应的数额标准。
2、现行刑法中认为贪污罪的主观方为直接故意,但笔者认为贪污罪主观方面不能仅局限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也应该包括在内,即明知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却对该结果持放任态度。
如某犯罪嫌疑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故意将资产不登记在固定资产帐中,当时他也知道该企业会以什么方式处置,虽说没有占有的故意,但他放纵了该资产的流失,如果到此结束,我们可以渎职罪追究,关键是后期该犯罪嫌疑人又通过拍卖程序获得了该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此时笔者认为应转化为贪污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争议。
3、现行刑法受贿罪规定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必要条件,此条规定在司法实践较难把握,容易给受贿人钻法律之漏洞。
由于受贿罪侵犯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因此,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即使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样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简评贪贿犯罪刑法规制的特点与缺憾近年来,贪贿犯罪频发,贪贿数额的记录也一次次惊呆公众的眼球,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贪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有了较大修改和调整,加大了对行贿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并且特别增加运用财产刑惩处贪贿犯罪行为,这都成为该修正案的亮点。
但是,仔细研读该修正案后,我们发现其在贪贿犯罪主体、贿赂范围、整体性考量等方面存在部分缺憾,仍有待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贪贿犯罪也不断展现出新的特点和变化,而我国1997年通过的刑法典,虽经后续多次修正,但涉及贪贿犯罪的规定已明显不能适应当前反腐的客观需求。
《刑法修正案(九)》恰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通过的,这较好的回应了国家和公众对反腐的需求,展现出诸多亮点,但也不是完美无瑕。
一、《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贿犯罪的修改特点鲜明(一)修改量刑标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贪贿犯罪规定了三个档次的量刑标准,同时规定了相应的具体数额,分别为5千元,5万元和10万元三个标准。
这种偏重数额考量的条款,虽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在司法实践中确有诸多不便,产生了一些不公平后果。
如,贪污9万元和贪污10万元两种情形虽然数额只相差1万元,但量刑却相差数年。
为避免这种不利后果,《刑法修正案(九)》在对贪贿犯罪的量刑标准中删除了具体的数额,采用了不确定数额加犯罪情节的立法技术。
《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规定,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增设行贿犯罪处罚,严密法网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在反腐败中扮演的角色都是重规制贪污和受贿犯罪,轻行贿犯罪,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是对合性犯罪,究其根源,行贿犯罪是源头,也就是说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和效果,将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反腐效果。
现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弊端及完善对策作者:高小雅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6期摘要贪污受贿罪是社会上最为常见的一种职务犯罪,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有许多部分直接或者间接的涉及到反腐廉政工作。
纪检监察机关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指示精神,从2013年到2014年的一年多里,共查处18.2万名官员,其中有19名省部级高官,31名国企高官,反腐力度非常之大。
但是在严厉的打击处罚的同时,也应看到受贿定罪量刑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贪污受贿量刑标准弊端作者简介:高小雅,厦门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研究生,厦门大学学生处心理咨询与教育中心兼职辅导员,厦门大学研究生会组织部副部长,研究方向:法律硕士(刑法方向)。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244-02现阶段我国对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公正,主要取决于对量刑依据的把握和运用。
贪污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位上的优势,谋取公共财产以满足个人私利的犯罪行为,最近几年国家反腐工作不断加强,对贪污受贿的量刑问题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也应该随着调整,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本文主要讲解一下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弊端及完善对策。
一、有关贪污受贿犯罪量刑的规定我国在刑法中对贪污受贿罪设定了具体的数额标准,作为对犯罪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其中,按照贪污数额的大小对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有如下几种: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以上的,判有期徒刑10年或者是无期徒刑,财产一律没收;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要处于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个人贪污数额在5万到10万之间的,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可以据情况处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
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到5万之间的,处1-7年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判7-10年有期徒刑;个人贪污在5千到1万之间的,如果犯罪后主动退还赃款的并有改正思想的,刑法可以酌情减轻处罚,表现良好的还可以免除刑事处罚,在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就可以了。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缺陷摘要: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
目前我国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纵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致因,但从制度建构层面上分析,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应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
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出发,梳理近几年来我国出台的有关反腐败方面的法律法规,可见加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惩处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缺陷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
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纵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致因,但从制度建构层面上分析,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应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
因而,加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惩处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佳途径。
本文主要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以及我国现有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此后,这一基本的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
依法治国,重点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
法治,就是要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1]。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除了《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等一些与反腐败有关的犯罪有明确规定外,据统计,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120 余项,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并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以及反腐败源头治本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了一些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
我国有关贪污罪立法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近十年反贪污犯罪的实际情况,于1988年1月21 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
该规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概念,给贪污罪下的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补充规定》施行后,对加大反贪污力度,清除腐败现象,起到了巨大作用。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现行贪污罪立法存在的缺陷也就显示出来了。
本文拟提出一管之见,试图进一步完善贪污罪立法,准确、有力地惩治贪官污吏。
一、我国现行贪污罪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1.主体宽泛,重点模糊。
贪污罪是具有渎职罪主体身份的人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
具有渎职罪主体身份的人,在我国惯指国家工作人员。
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立法者对贪污罪主体的解释不断变化、扩大。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3条规定:“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指出:“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补充规定》,将刑法中贪污罪的主体正式扩大补充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这样,现行刑事立法中关于贪污罪的主体就进一步突破了过去国家工作人员的模式,加进了不少新的成份。
在我国刑事立法过程中,贪污罪主体的构成经历了由立法当时较为单一的国家工作人员,到1988年《补充规定》比较宽阔的主体外延的过程。
论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及修改完善论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及修改完善贺胤应一、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影响一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太低根据我国《刑法》第383条、第386条的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见,一般情况下,贪污罪和受贿罪构罪的数额条件都是5000元。
同时,《刑法》又规定了两种例外,一是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于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二是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刑法》这种关于贪污罪和受贿罪构罪数额方面的规定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了。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开始凸现。
当前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现状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与这种经济发展现状相伴的是中国各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呈现扩大化趋势。
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如以5000元为例来比较,在东部地区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在西部地区则可能是一个人两个月或一个季度的工资。
这种工资差距,使得5000元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价值和意义就完全不同。
表现在刑事处罚上,所彰显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也就不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民众对贪污、受贿数额5000元左右的行为与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可能存在差异。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民众一般会认为以贪污或受贿5000元左右就入罪,刑法的规定太过于严厉,不能接受;西部地区的民众则会认为以贪污或受贿5000元左右就入罪,虽然有点严厉,但可以接受。
当代中国反腐制度的缺陷探讨-法理学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腐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形成了重大的阻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滋生了诸多腐败现象。
为了治理腐败,一方面,历届政府先后出台了各种政策与措施,为中国的腐败治理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学术界也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反思,从而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令人遗憾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的腐败治理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都将运动式反腐作为一种主要模式,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模式始终没能建立。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同时也为构建新型反腐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随着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建成,我国的反腐制度建设取也得了长足的进展,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模式化、长期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宏伟目标。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法治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建设与治理的新模式,同时也成为腐败治理的新模式。
鉴此,加强法治反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探索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就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在界定法治反腐概念、内涵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简单梳理了当代国际社会以《公约》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反腐机制。
同时,还着重介绍了当代中国由运动式反腐发展到法治反腐的历史、理论以及主要实践。
通过对中外反腐制度与实践的历史梳理与总结,文章进一步阐释了法治反腐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意义。
本文的主要核心与重点在于揭示当代中国反腐制度的不足与缺陷,并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实现法治反腐的多元路径。
一方面,通过对现有制度的分析,文章阐述了当代中国反腐制度存在的三方面的主要缺陷:(一)在国内法反腐层面,存在着监督缺位惩治力度不足的缺陷;(二)在党内反腐机制层面,存在着党内反腐法规体系杂乱,党内机构权力失衡的缺陷;(三)在跨境反腐机制方面,存在着总体上立法空白,已有的法律条文与国际法冲突的缺陷。
我国贪污罪刑事责任立法的问题与建议【摘要】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主要颁布了四部法律用以规制贪污犯罪,每部法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都有其特点。
1997年《刑法》是目前我国惩治贪污行为的主要法律,其在我国保护公共财物,创建廉政环境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立法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该部法律仍有些许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贪污罪;刑事责任;立法规定;起刑点;量刑幅度;死刑一、我国贪污罪刑事责任规定的历史沿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惩治贪污方面先后颁布了四部主要法律,即195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88年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用以打击腐败分子,解决贪腐问题,树立国家工作人员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一)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罪刑事责任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惩治贪污条例》),其主要内容如下:1贪污罪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针对国家财产、他人财产,通过侵吞、盗窃、骗取、套取等手段,实施地强夺财产、收受贿赂、假公济私、违法取利的行为。
2《惩治贪污条例》的相关规定只针对个人贪污行为进行相应的刑罚处罚,其刑罚主要依据贪污数额划分。
3对于集体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情节分别惩治。
贪污所得的赃物,应依法予以追缴。
罪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应没收其部分或全部财产。
(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贪污罪刑事责任的规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
相对于《贪污惩治条例》,1979年《刑法》有如下突破:1首次将贪污罪与受贿罪分离开来,依据犯罪的主体和客观要件不同,将受贿罪归为渎职罪,将贪污罪归为侵犯财产犯罪,分别单独定罪。
我国有关贪污罪立法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近十年反贪污犯罪的实际情况,于1988年1月21 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
该规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概念,给贪污罪下的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补充规定》施行后,对加大反贪污力度,清除腐败现象,起到了巨大作用。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现行贪污罪立法存在的缺陷也就显示出来了。
本文拟提出一管之见,试图进一步完善贪污罪立法,准确、有力地惩治贪官污吏。
一、我国现行贪污罪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1.主体宽泛,重点模糊。
贪污罪是具有渎职罪主体身份的人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
具有渎职罪主体身份的人,在我国惯指国家工作人员。
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立法者对贪污罪主体的解释不断变化、扩大。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3条规定:“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指出:“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补充规定》,将刑法中贪污罪的主体正式扩大补充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这样,现行刑事立法中关于贪污罪的主体就进一步突破了过去国家工作人员的模式,加进了不少新的成份。
在我国刑事立法过程中,贪污罪主体的构成经历了由立法当时较为单一的国家工作人员,到1988年《补充规定》比较宽阔的主体外延的过程。
应该说,立法者是希望根据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情况,为统一对贪污罪主体的认识,便于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而制定的,是非常积极之举措。
但也存在明显缺陷,主要是模糊了打击重点。
(1 )我国对贪污罪的打击重点历来指向国家工作人员,《补充规定》一颁布,出现了国家工作人员与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同时并存三个层次,形成了打击重点由过去集中到现在分散的局面。
(2)没有明确“依法从事公务”这一主体内涵,导致贪污罪主体和其他犯罪主体区别模糊。
刑法第83条作为解释性规定,使用“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作为后置语修饰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确切反映了贪污罪主体的本质特征。
但是,《补充规定》却删去了这一规定,导致概念内涵上属性含混。
笔者认为,明确表述贪污罪主体“依法从事公务”的属性十分必要。
贪污罪是身份犯,主体是特殊主体,其特殊性就在于“依法从事公务”,否则就无“特殊”可言。
由于没有明确表述贪污罪主体“依法从事公务”的特性,所以“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就更难以确定固有的外延了。
1989年11月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关于执行〈补充规定〉的解答》中对“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作了规定性的司法解释,尽管解释比较具体,但仍然只是对“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这一法定含义的解释,既未体现“依法从事公务”的主体属性,也未将非公务人员排除在外。
同时,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对某些承包、租赁经营企业的承包、租赁人、“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的外方管理人员、售货员等能否成为贪污罪主体仍然存在争论。
2.客体混乱,难以定罪。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贪污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害公共财产所有权,又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与威信,或叫正常工作秩序。
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国家财产以及在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和私人财产,统称公共财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生在承包、租赁、“三资企业”等单位的侵犯财产行为越来越多,要求用刑法的手段对这些行为进行惩罚的呼声越来越高。
《补充规定》的颁布施行,使得司法部门对这些新刑经济组织中的侵犯财产行为有法可依了。
但由于修改后的贪污犯罪客体包容的具体社会关系却比较广而且杂,因而缺陷也是明显的,具体表现在:首先,冲淡了我国刑法所重点保护的客体,不利于对特殊犯罪的惩处。
传统的贪污罪是行为人滥用职权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人必须同时侵犯国家的职权与威信和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所有权。
所以刑法专列罪名加以从重惩处,这样做有利于体现对国家政权与威信特别保护原则,有利于体现对职务犯罪从严惩处的原则。
《补充规定》的颁布,扩大了贪污罪客体的内涵,在财产关系上增加了不少诸如承包、租赁、“三资企业”等视同公共财产的内容,在管理秩序上增加了诸如承包、租赁、“三资企业”管理秩序等。
这些具体社会关系的“入侵”使得贪污罪的客体由特殊变为一般。
即由“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与威信”转变为国家正常管理秩序;由复杂变单一,即转变为贪污罪侵犯的是公共财产所有权。
其次,现行贪污罪客体包容的内容广而杂,不科学。
诚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型的经济关系是要受到我国刑法保护的,关键是定什么罪名加以保护。
由于这些新型的经济关系工作人员在主观方面有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侵吞、盗窃、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相同的特征,就将其归入贪污罪中,笔者认为不妥。
因为这样一来,使得贪污罪变成一个“大口袋”,所有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自己主管、经手、管理的财产的行为,几乎都可以装进去。
为了惩治上述职务上的经济犯罪,匆匆忙忙扩大贪污罪的主、客体外延,这样的立法技术是不科学的。
第三,由于现行贪污罪客体包含的内容杂乱,也增加了认定公共财产的难度。
特别是承包、租赁企业和“三资企业”,财产所有权的成份非常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分清哪些是公共财产,哪些是私人财产很不容易,影响办案速度和质量。
3.定罪条件失衡。
对贪污罪的处罚比盗窃等侵犯财产罪轻,仅从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比较可以看出如下两个问题:(1 )起点数额贪污罪比盗窃罪高。
1991年“两高”联合发文,将盗窃罪原来数额较大的起点提高为300—500元,少数发达地区为600元;数额巨大提高为3000 —5000元,少数发达地区为6000元,数额特别巨大为20000—30000元,少数发达地区为40000元。
而贪污罪,根据《补充规定》,将2000 元作为数额较大的起点,10000元作为数额巨大的起点,50000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
(2)起刑点贪污罪比盗窃罪轻。
从《补充规定》和“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等规定比较出:个人贪污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的,仅属一般贪污,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个人盗窃3000元以上不满20000元的,就构成严重盗窃罪,适用《刑法》第152条,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司法实践中,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超过30000元或40000元,如果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可以判外死刑;而个人贪污在50000元以上的,一般才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200000元以上并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如果退出大部分赃款,或有其他从轻减轻情节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
有的地区还将可判死刑数额提高至400000元以上。
从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比较可以看出,贪污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在界定处刑条件上的差距是很大的,这种严重失衡现象有悖于从严惩处贪污罪的立法精神。
首先,贪污罪与其他相关犯罪定罪处刑不相协调,违反《刑法》的立法本意。
其次,贪污罪定罪处刑轻于其他相关的侵犯财产罪,违反对职务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通例。
第三,贪污罪定罪处刑轻于其他的侵犯财产罪,导致不能有效地遏制贪污犯罪增多的势头。
4.法网尚有漏洞。
现行贪污罪立法扩大了传统贪污罪主体和客体的外延,是根据改革开放条件下出现的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为保护承包、租赁、“三资”等企业的公共财产不受侵害而设立的。
虽然现行贪污罪主客体外延扩大了,但仍然有漏洞。
例如,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公有制成分外,还包括大量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以及既非公有、也非私有的公私混合型经济成分,对于中外合资、合作、公私合营、承包、租赁等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挪用公共财物的,《补充规定》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而对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经济组织内部管理人员非法侵吞、挪用企业财产的,《补充规定》却未能作出相应规定,就连“两高”对《补充规定》的解释也未能概括进去。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将会逐渐加重,这种犯罪行为也会更加突出。
刑事法律方面的漏洞,已越来越明显地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司法实践的需要。
这种滞后的不良作用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由于无法可依,司法机关在遇到此类案件时,处理上随意性较大,执法的不统一,带来不少危害。
二、完善贪污罪的立法建议贪污罪立法和司法方面存在上述种种缺陷,已经严重妨碍司法机关深入持久、强力有效地开展反腐惩贪的斗争。
有必要抓紧修改完善贪污罪立法。
但如何修改、完善贪污罪,理论上分歧很大。
笔者认为,应针对现行贪污罪存在的缺陷来修改贪污罪。
1.缩小贪污罪主体的范围。
把现行贪污罪主体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从贪污罪主体中排除出去,把贪污罪主体限定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里既没有采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名称,也没有使用国家公务员的称谓,主要是考虑,国家工作人员是一个政治术语,其内涵和外延变化比较大,理解不尽统一;没有使用“国家公务员”的名称,是因为依据1993 年10月1日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国家公务员仅限于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而从事国家公职的人员除此之外尚包括各级党的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队中依法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
把贪污罪主体限定为国家公职人员理由如下:(1 )照顾传统的连续性,突出打击重点。
贪污罪是职务犯罪,我们国家历来重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
人民群众亦非常关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是否清正廉洁,并把它与一个国家盛衰兴亡联系在一起看待。
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向来主张并把国家公职人员贪利性的经济犯罪和普通经济犯罪区别开来定罪处刑,从重打击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犯罪。
由于打击重点突出,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决心,又教育了广大国家公职人员遵纪守法、克已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信赖感。
应该承认,我国这一立法传统是科学的,可继承的。
(2)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