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单位制

社区社会工作主要内容考点社区社会工作主要内容考点社区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它以社区和社区的居民为案主，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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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市基层的管理体制：1、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基层的管理体制：单位制和街居制P329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是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

首先，单位体制不仅是生产组织，也是一个复合组织，兼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功能，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管理方式。

其次，国家通过“街—居”(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对少数的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与社会优抚对象进行社区行政管理。

2、市场经济时期我国城市基层的管理体制：社区制 P329~P330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推行“社区建设”，有别于传统的“街居制”，民政部通过调整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上下隶属关系，赋予居委会更多社区事务自主权，来倡导“社区制”。

从街道组织看，这种多元主体包括：政党组织(主要是共产党) 、政府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

(多选)二、社区服务：我国的社区服务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由于社区服务领域广泛，内容丰富，所以人们对其体系的概括也不尽一致，有的从内容的结构角度出发，分为核心内容(重点内容)——福利性服务，中间部分(一般内容)——行政事业性服务，边缘内容(辅助内容)——商业性服务;有的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出发，分为特殊对象的服务和一般居民的服务;有的从社区服务的层次出发，分为以福利机制维持的正式层次服务、以市场机制作为驱动力的准正式层次服务和以互动机制发挥作用的非正式层次。

从社会工作专业视角出发，结合我国社区服务政策要求及其实践成果，我国社区服务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面向各类弱势人群的福利服务：所谓弱势人群，是指在经济、社会竞争中牌不利地位，因而存在着种种生活困难的人群，例如老年人、残疾人、贫困者以及优抚对象等。

漫谈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型，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从传统社区向法定社区市政层级演变，在20世纪下半叶则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先是由以法定社区为主转向以单位体系为主，然后又开始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回归。

1949年以后城市社区与单位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区与单位齐头并进，法定社区市政层级从区一级延伸到街道一级，控制力大大加强；单位制度从党政军机关扩展到所有国营和集体性质的基层企事业法人，单位社会逐步形成。

六七十年代是第二阶段，通过社区单位化和单位社区化的双向发展，单位社会进入全盛时期，法定社区沦落到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

八九十年代是第三阶段，城市中的单位社会逐渐萎缩、瘫痪乃至濒于解体，社区组织重振旗鼓、面貌一新、日益壮大，开始向主导地位回归。

进入80年代以后，社区的概念重新获得确认并逐步被官方文献所采用。

90年代初，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思路。

临近世纪之交的时候，随着单位社会的迅速瓦解，各项社区发展和社区工作陆续提上议事日程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社区建设愈来愈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法定社区组织的巩固和延伸中共接管大城市后，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对基于保甲编成的区级建制进行了合并改组，并重新配备了行政干部。

经过几次反复后,区的行政地位最终确定为一级政府。

1949年6月17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变更区街组织的指示》说根据市级为城市工作之基本单位与警政合一之原则，兹特决定各区政府改组为区公所。

1950年8月北京市也制定了《区公所试行组织条例》。

同年11月13日政务院公布的《大城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则又将区公所改回为区政府，其第一条规定区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为区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行其职权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区人民政府。

中共对城市社会的掌控远远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除进一步加强了区级组织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种种措施，将社会控制和市政管理深入到城市社会的最基层。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变分析作者：胡晓慧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年第18期[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社会管理出现了两种基本模式：单位制和社区制。

单位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整合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单位制弊病百出。

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模式变更的双重作用下，单位制走向衰落，社会管理逐渐向社区制衍变。

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换过程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致使社区制的发展处在一个后滞的状态。

本文旨在探讨社区体制的健全问题，以及如何使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促进社区良性运行。

[关键词]单位制；社区制；社区建设；居民参与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38[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这种转变促使社区结构也相应地发生改变，成立了一种以“单位”治理社会的体系，于是单位制就应运而生。

国家采用单位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整合城市居民，保证社会稳定的发展。

然而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社会变迁的速度也一步步加快，此后单位制不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亦不能担负重组社会的功能，依赖于单位发展的个人也逐渐脱离了单位，转向社区谋发展。

因此，怎样加强社区制的功能，实现社会的管制作用，已成为当前我国推动社会变革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使命。

1 单位制的设立、发展及萎缩单位制的设立从某些层面来说是为了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社会形势而选择的一种危机处理的组织体系。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尽快摆脱国家的落后局面，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重建国家的工业体系，实现迅速发展，我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模式，并与自己独有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

计划经济的逐步确立，使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

不同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等，促使城市居民逐步突破了传统单位体制的局限与束缚，开始寻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

“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改革思路要求政府和企业将大量的社会和服务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

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成为时代之需。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中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对大城市的区级建制进行合并重组，形成市、区两级政府。

区之下的基层管理体制在1954年之前有三种类型：一是设街道人民政府，如武汉、大连；二是设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如上海、天津；三是不专设机构，只在公安派出所内设民政干事，承担领导居民的有关工作，如北京、重庆。

街之下均不设政府组织，由居民在政府指导下自行组织居民委员会、防护组、防盗组或者居民组等[1]（p188－192）。

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统一规定：十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以下五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

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每一百户至六百户设一个居委会，由各居民小组推选的委员7－17人组成。

企业职工居住集中的住宅区或者较大的集体宿舍，可以设立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委会的工作。

这样，街居两级组织的名称、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实现了全国统一。

自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正式进入国家政治制度的视野。

从封建社会的“什伍”制、“邻保”制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是以对居民个人的控制为基础。

单位与单位组织特点相关文献述评13145016 杨哲单位制是1956～1978年间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体制，其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实践基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而单位既是一种统治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曹锦清、陈中亚在《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一书中，提出单位的成因如下：首先，所有单位内部都设立党的组织机构，具有明显的党政合一的特点，这与“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传统有关；其次，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讲，单位制的形成还与我国传统的村落文化有关；再次，单位这种组织形式并不是从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政权力量人为的组织起来，并依靠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加强的；最后，从根本上说，单位制度是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位组织是适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1]。

一、单位的定义：单位研究者通常认为，城市中居于再分配体制中心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属于典型的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具有某种单位的特点，而那些非国有单位则不属于单位的范畴(李猛等，2000；路风，1989；刘建军，2000：41—43)。

在相关研究中，“单位”和“单位组织”更多是指涉一种组织形式。

以科层制为基础、“联合起来完成特定目标”的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和显著特点。

而“单位”概念所揭示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单位或单位组织的概念着眼于组织的特点、内部关系结构和行为。

李猛等人认为，“单位”是一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内的制度化组织，其制度化的基础在于：国家成为组织所需资源的惟一或主要提供者，组织领导者完全取决于等级体制中的上级的决定，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分离，以及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就业。

在单位组织中，人们对幕后活动空间的认识，以及在其间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力，就是权力[2](李猛等，2000)。

而王沪宁和刘建军在研究中更加强调单位制度对于社会调控、社会控制的意义。

王沪宁把单位定义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即基本的社会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3]。

学习札记&’&()*+,-+,中国单位社区的发展历程"王凌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01!23摘要4/#5#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近%"年的单位社会时期，城市呈现出典型的单位体制特征，城市社区也主要表现为单位社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位社区在!"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成熟期，城市社区完全成为单位社区。

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单位社区分化瓦解，另一部分单位社区体系被重新构建，中国进入了后单位时代。

3关键词4单位体制6单位社区6城市从新中国成立到!"世纪末%"年间，中国城市社会的调控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年代是法定社区与单位社区齐头并进的时期。

人民政府为了尽快稳定与控制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在完善国家行政制度体系建设的同时，在单一经济体制下单位经济得到初步发展，单位社区逐步形成。

/#7"8/#1"年代是单位社区繁荣发展的时期。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单位制度从党、政、军等系统迅速扩展到国营、集体企业领域，单位社区繁荣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0"年代到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与完善，单位社区逐渐萎缩与分化，传统城市社区逐渐兴起。

单位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制度建设与创新。

根据地的“供给制”是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对待资源的开发和统一调控的有效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供给制”这一特殊制度首先在党、政、军系统继续推行，随即大部分改为“包干制”，/#%%年改为“工资制”，但原则和思想依然未变。

一个人只要进入党、政、军系统，甚至出身党、政、军系统，你就成为该系统的一员，一切都由单位负责，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造就了相对独立的单位社区。

人民政府施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方面，通过对企业单位的资源控制以达到对社会总资源调控分配；另一方面，通过单位对“单位人”的控制达到对社会成员的控制。

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演变的几个阶段2014-06-25 16:22:00 来源：《时事报告》[打印][关闭]六十年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形成巩固阶段。

1949年建国以后到1978年的30年中，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我国建立了"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社会管理格局。

执政党和政府成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

当时的社会管理体系包括作为国家的社会控制和福利供给职能的延伸的单位体制，“议行合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作为单位体制补充管理单位体制以外的城市居民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体制(街居制)，依靠政治-身份来划分的阶级分类体制并辅之以运动式、批斗式的政治管理方式，作为党和政府的传送带的群团组织，城乡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等。

③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依靠严密的社会控制维持了社会秩序，实现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但却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活力，牺牲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为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趋于解体阶段。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放权让利调动各方积极性的过程，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的过程使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赢得了自主权和积极性，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为适度行政性分权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所取代，政治和经济逐步分开，私人经济部门在公共部门旁边成长起来。

农民向城市和工业服务业的转移步伐逐步加快，但这一时期农民工还被称为"盲流".政府作为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人民公社体制、政治-身份性阶级分类体制先后解体，运动式、批斗式的管理方式被新的法制化管理方式所取代，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日益松动，作为社会控制细胞和福利供给者的单位逐渐变为比较单纯的工作场所。

单位制 研究文献综述曹丽(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公共管理学院学院四川成都610000)摘要:单位制是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制度。

本文从有关单位的定义、单位制研究的四个研究角即宏观社会体制的研究视角、微观权力视角、单位与中国的社会分层、其他视角,做了简单的梳理。

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目前单位制的研究可以在有关单位的定义方面、单位对构建和谐社会积极作用方面、用单位制的视角分析从村基本制度的方面进行深入。

关键词:单位制;单位现象;文献评述中图分类号:C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6-0060-02子弟学校、附属医院、职工食堂、单位介绍信,人们见面不问姓名,只问属于哪个单位!!这些现象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这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独特的单位现象。

要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理解中国的单位现象。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对中国单位现象的研究始于魏昂德(孙立平等,1998;李孟等,2000),魏昂德在1986年出版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中对中国工厂中的权力和权威结构进行了分析。

虽然该书很少提及 单位 但是魏昂德指出,共产主义的工厂不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一个政治组织。

国内的学者对单位制的探讨始于路风于1989年发表∀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随后其又于1993年出版了∀中国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

此后人们对单位制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主要就是对国内外学者们对单位的研究做简单的文献梳理。

一、目前存在的研究取向1.宏观社会体制的研究视角对单位制的宏观意义上的考察,主要是把单位制看成是中国社会城市的基本制度,它是在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它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社会的整合和发展起着重要意义。

从宏观角度考察单位体制还包括了对单位制的变迁及其走向,单位制与中国的社会分层等的分析。

(1)单位的整合与控制路风是国内最早对单位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他指出不能理解单位制度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组织和经济制度,其在1898年的论文中指出:单位体制形成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的过程中,单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个人归属于单位,而单位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邓雯文（中共佛山市委党校 广东佛山 ５２８３００）【摘要】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

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

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关键词】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社会秩序；社会结构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持续而又深刻的变革。

无论是过去的“社会管理”，还是如今的“社会治理”，尽管在理念、主体及技术手段等方面有着诸多差异，归根结底其核心问题仍是秩序问题，即如何形成并维持一套恰当的社会结构平衡机制。

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社会结构和治理环境，回应日益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实行制度变革，调整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协调治理关系，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发生重大调整。

回顾我国70年的城市基层治理历程，本文对以下问题展开讨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哪些变革？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动态演化，是为了回应维持社会秩序的哪些需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应当如何发展？一、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一直以来，学界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阶段划分都众说纷纭，常见的观点有“两阶段说”“三阶段说”“五阶段说”“六阶段说”，甚至“七阶段说”等。

虽然划分的标准不一而足，这些研究都普遍关注到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一是1991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推进和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原先的“单位-街居制”已经逐渐瓦解；与此同时，民政部首次正式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城市基层社会向“社区制”转型，自此我国开始了社区建设的探索之路。

2021年第6期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春长山花园社区和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和提升城乡治理成效的关键环节，更是夯实党的执政之基和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基础。

领导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一、1949—1957年：以巩固新政权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政权施压。

如何融入国际社会，为新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巨大外部挑战。

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百废待兴。

如何将一个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国家建设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深刻考验。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就是巩固政权，把新中国成立之初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同时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借鉴革命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的成功经验，也参考了苏联社会治理的模式，明确了强化单位组织功能的发展思路。

在城市建立“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模式，将单位职工全部纳入到单位统一管理中，将社会基层层面的自我就业和闲散人员纳入到街居管理体制中，从而强化党对于城市的整体管理；在农村广泛建立人民公社，即“农村苏维埃”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实现党对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整体把控。

二、1958—1978年：高度统一的一元化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基层治理模式方面，我党继续借鉴苏联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不断强化“一大二公三纯”。

在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之下，管理体系不仅涵盖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同时也包括基层社会管理。

中央层面，通过高度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引领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层面，实行同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相对应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