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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的发展阶段汉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为了探讨汉赋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其起源、兴盛以及衰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汉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楚辞和诗经等文学作品。
楚辞以其独特的语言表达和情感表达，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诗经中也有一些类似于赋的作品，其中的“风”、“雅”、“颂”等篇章，可视为赋的雏形。
这些文学作品融合了民间歌谣和贵族宫廷文学的特点，为汉赋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汉赋在汉代达到了鼎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汉赋以文风华丽、辞章壮丽为特点，成为儒家文化的瑰宝。
唐代文学家杜甫曾赞美汉赋：“其华美盛者，如飞镞千百转，作景阳冈夜行之星”。
汉代赋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以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山水田园赋，也有以叙述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传赋，还有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辞章赋。
这些作品不仅诗意盎然，更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张力，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美感。
汉赋在魏晋时期逐渐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一时期，文人开始追求个人内心的感悟与表达，赋的形式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与此同时，五言古文的盛行也使得汉赋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唐代文学家韩愈更是公开批评汉赋：“治之以道，著之以文，申之以赋，史之司马。
文赋何以异？”这一时期，汉赋的题材趋向狭窄，内容沉闷，不再具有前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总结起来，汉赋经历了起源、兴盛和衰落三个阶段。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楚辞和诗经等文学作品，兴盛期在汉代达到鼎盛，汉赋以其华丽的文风和丰富的内容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但到了魏晋时期，汉赋开始衰落，受到个人感悟和五言古文的冲击。
尽管如此，汉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我们对汉赋的研究中，可以从中汲取灵感，不断创新，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浅析“楚辞”与“汉赋”名称方面的区分【摘要】楚辞,自他产生之日起,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正是在楚辞艺术之汁灌浇下诞生和发展的。
但二者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本论文试图从名称方面将二者加以区分。
【关键词】楚辞汉赋;名称;区分历史上以至于现今,习惯上把屈原的作品以及效仿屈原作品的体制而创作的作品称为“楚辞”。
但从现存文献来看,“楚辞”之名,或作为文体的“辞”这一名称,并不见于先秦。
先秦时代的韵文有诗、歌、赋(如荀况的《赋篇》)等,而“辞”和“楚辞”之称,最早见于汉代。
但汉代对于屈原作品的称谓至少有楚辞(或单称辞)、赋、骚三个称名。
下面就分别论述一下这三个名称的渊源所自和它们之间关系和含意。
最早称屈原作品为“辞”的,见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这里的所谓“辞”,显然是指屈原的作品而言;又与“赋”并列,而有文体的含义。
《史记》同时也有“楚辞”的名称。
如《酷吏列传·张汤传》云:“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
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于助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
”这里将屈原(当也包括宋玉等人)的作品称“楚辞”。
辞,指文体,冠以“楚”,无非是说明它的地域性。
至于“辞”这一文体名称,是先秦时代就已出现而由汉代人沿用的呢?还是由汉代人定名的,已很难确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称屈原所创制的新诗体为“辞”,是与屈原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词语——“辞”字有关,这是不成问题的。
先秦时代的诗歌,或称“诗”,或称“歌”,但没有“辞”的称谓。
在屈原作品中,也是这样。
如《九歌·东君》云:“展诗兮会舞”,《招魂》又云:“造新歌些”,《九歌·抽丝》也云:“道思做颂”,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屈原在作品中,又每每称自己言志抒情为“辞”。
例如《离骚》写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兮,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2年第》期(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2””2 ”9 ”9作者简介:孟修祥(19《》))，男，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硕士;梁惠敏(19《8))，女，荆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孟修祥1 梁惠敏2(1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荆州434”2”;2荆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湖北荆州434”2”)摘要: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故有“楚艳汉侈”之说;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具有抒情述志，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
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
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关键词:楚辞;汉赋;影响;接受分类号:I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8”19 (2””2) ”》-””《3-”》《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与中国文人的不解之缘。
因为它最先代表着文人，以最为强烈的印象，把当时许多复杂的社会状貌和诗人自己内心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心理气质、人格个性，以最为激动人心的方式表达出来。
《楚辞》以其所具有的独创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以屈、宋为代表的诗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感受与体验，它们成为后世文学艺术模仿的原型，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任何人都难以估量的。
王逸《楚辞章句》指出: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汉赋产生原因探郑民侠［西安美术学院西安710065］摘要: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最高代表,兴盛于汉代四百年,作为一种崭新的文体,必定有它的形成的文化背景及文学艺术渊源。
汉赋主要是在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在《诗经》、《楚辞》和战国散文的启导和引发下,形成的产物。
关键词:汉赋;南北文化融合; 艺术背景;溯源'汉赋，无疑是古典文学中一种影响深远的体裁。
汉赋是汉代最有成就最有特色的一种崭新文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1]它是当时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家、史学家,学者都对汉赋十分推崇。
沈约称颂汉赋家“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标能善美,独映当时”。
[2]梁萧统编的《文选》,把汉赋刊在卷首,作为文章的楷模。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把汉赋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视之为中国文学的瑰宝。
近代文学史家刘大杰亦云:“赋是汉代文学中的主流,正好像唐诗宋词一样,任何读书人在那时代都不能不同他发生交涉。
”[3]美国汉文学家康达维曾说:“在英文和其他语言里,没有与赋这种文体相应的名称……,如果中国文学的词汇能够进入西方文学词汇成为其一部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不必因为用中文原名而不安”。
[4]汉赋在古今中外都享有如此高的盛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汉赋的产生追本溯源。
一、汉赋产生的文化背景概括起来汉赋的产生主要受南北文化以及学术流派的浸润。
(一)南北文化的大融合赋,是在战国末年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
在汉代以前,它就已经形成了风格不同的南北两种流派。
对于这两种流派的不同特点,刘师培从南北文学由于地理及风尚不同而形成风格、体式的差异角度出发,认为抒情、骋词之赋出于南人,析理之赋出于北土,“盖屈原陆贾籍隶荆南,所作之赋一主抒情,一主聘辞,皆为南人之作;荀卿生长赵土,所作之赋偏于析理,则为北方之文,兰台史册固可按也”(《论文杂记·南北文学不同论》)。
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两个流派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其主流则是北方对南方的影响,这是由战国文化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楚辞与汉赋的联系楚辞与汉赋虽然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文化传承楚辞是南方文化的代表，它体现了楚地地域文化的特征。
而汉赋则是对楚辞的继承和发扬。
汉赋的作者多为北方人，他们通过对楚辞的学习和吸收，对楚地文化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传承。
因此，汉赋成为了楚地文化在中国北方的媒介，将楚地文化的特色传递了出去，对推动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语言表现楚辞和汉赋都是汉族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语言表现方面呈现出共同的特点。
首先，它们的语言表达都非常独特，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
楚辞中的语言优美、流畅、自然，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情。
而汉赋则更注重表现事物的富丽华丽和恢弘壮观，语言丰富多彩，堪称华丽之作。
此外，楚辞和汉赋都非常善于用对比的手法来表达情感，通过对比来突出主题，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这一特点不仅在楚辞和汉赋中常见，也成为了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
三、文学风格楚辞和汉赋在文学风格方面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它们都以叙事为主，通过情感的抒发来表达对人生、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感悟。
其次，它们的仿效和意蕴都非常深厚，无论是楚辞还是汉赋，都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民族感。
除此之外，楚辞和汉赋还有着强烈的实用性，它们往往不仅是文学作品，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工具。
因此，它们在风格上也常常表现出劝诫、启迪、激励的特征。
总之，楚辞和汉赋不论是在文化传承、语言表现还是文学风格方面，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它们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对传承和推广中国文化、丰富人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试论汉赋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
摘要：屈原对汉人的影响因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和具体人物的不同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对西汉前期士人的影响主要在品格方面，如贾谊、司马迁所受的影响；西汉后期至东汉，士人由接受屈原品格方面的影响，逐渐转为对屈原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评判，如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原的评判。
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还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汉代的淮南、吴、梁诸藩国皆盛辞赋，原因即在于诸藩国或为故楚地，或与楚地接比，其文化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还具有重在情感心理、深层意识、艺术情趣的特点。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完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复归中又有扬弃的圆圈运动：由情到物，再回到情；由怨到颂，再回到怨；由真到假，再回到真。
这个圈圈运动明显表现在由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抒情小赋的演变中。
【关键字】精品汉赋一、辞与赋的联系与区别（一）楚辞与汉赋乃两种不同的文体。
（区别）1、楚辞是战国时代产生于楚国域内的一种诗歌形式，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方言声韵）、名物（楚地的风土物产）而创作的诗歌，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而汉赋却是适应汉代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半诗半文，或称带韵散文的作品。
2、赋体一般是用主客问答体敷演为叙事的形式，它不是抒情，而是铺陈辞藻，咏物说理，实际上是更接近于叙事散文的特点。
楚辞体则不同，它虽然也富于文采，描写细致，也往往含有某些叙事成分，但它却是以抒了个人感情为主的作品，是真正的诗歌。
3、刘熙载《艺概》论述“楚辞汉赋之别”：“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
”所谓“按之而逾深”和“尚神理”指的是楚辞中所含有的情和所具有的诗歌韵味说的；所谓“恢之而弥广”和“尚事实”是指汉赋以铺陈为能事，以叙述事实为主说的。
因此，汉赋实际上是更接近于叙事散文的特点。
（二）汉人将辞、赋归为一类。
（联系）汉人将辞、赋归为一类，在文体分类上确有不精确的地方，但这也正好说明了辞与赋的联系。
1、辞、赋相对于“诗三百篇”和汉乐府诗来说，同属于“不歌而颂”的不入乐的作品。
2、汉赋的产生和发展，曾受楚辞的直接影响，所谓“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
屈原的诗歌作品，特别是《离骚》，结构宏伟、文采华美，其间又设为问答，引譬连类，就语言描写而言，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三、汉赋发展的各个阶段（一）骚体赋及“九体”❖汉初骚体赋为主❖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九体：贾谊《吊屈原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如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作品，它们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与汉大赋中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淮南小山《招隐士》❖司马相如《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二）枚乘与“七体”❖枚乘：梁园文学群体杰出代表《七发》❖七体：枚乘《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它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李善《文选》注以为“《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2年第》期(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2””2 ”9 ”9作者简介:孟修祥(19《》))，男，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硕士;梁惠敏(19《8))，女，荆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孟修祥1 梁惠敏2(1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荆州434”2”;2荆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湖北荆州434”2”)摘要: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故有“楚艳汉侈”之说;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具有抒情述志，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
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
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关键词:楚辞;汉赋;影响;接受分类号:I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8”19 (2””2) ”》-””《3-”》《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与中国文人的不解之缘。
因为它最先代表着文人，以最为强烈的印象，把当时许多复杂的社会状貌和诗人自己内心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心理气质、人格个性，以最为激动人心的方式表达出来。
《楚辞》以其所具有的独创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以屈、宋为代表的诗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感受与体验，它们成为后世文学艺术模仿的原型，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任何人都难以估量的。
王逸《楚辞章句》指出: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这是比较全面而且是最早论述《楚辞》对后世影响的话语。
王逸注意到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模仿《楚辞》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模式、艺术构思及华丽词藻，但王逸并非是在对《楚辞》的影响作系统而具体的论述，就王逸所处的时代来说，还只能算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孕育着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的阶段，他对《楚辞》业已产生的影响作了足够充分的说明，并且独具只眼地作出了《楚辞》“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的预言。
后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一篇，比较系统充分地论《楚辞》之成就与影响。
我们截取其中这样一段话: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刘勰论《楚辞》之影响与王逸有所不同。
他注意到屈、宋所抒发的对现实的抑郁之情怨，离居时的悲伤感怀，描写山水的生动形貌，以及时令节侯的变化等等，也得出了肯定性的结:楚辞将“衣被时《3人，非一代也”。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主要是为汉王朝统治者“润色鸿业”的需要而出现的。
司马迁《史记·平淮书》云:“汉兴七十余年之际，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国家强盛，民生富足，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汉赋应运而生。
在汉武帝时代，从皇帝公卿，到文人学士，直至地方官吏、行伍将领皆有赋作问世。
到汉成帝时，仅献给皇帝的赋作就“千有余首”，而楚辞中铺张扬厉、惊采绝艳的特点正好适合了汉赋创作的借鉴要求。
所以《文心雕龙·诠赋》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文学的影响与接受有其自身的规律，当一个新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形成一种文学需求时，这种文学自然应运而生，它也会自然地接受和选择已有文学成就中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验，过去已有的文学创作模式、主旨情调、意象原型、语言风格等等，必然对新的文学创作起到影响作用，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就是如此。
最早把汉赋之源与楚辞联系起来的是西晋的皇甫谧，他在《三都赋序》中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
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
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凌迟，风雅寝顿。
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
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
”因为班固在《两都赋》中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所以皇甫谧借用其说。
但是，他特意评价荀子、屈原的辞赋创作，明确指出了“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失志是贤人创作辞赋的动因。
“因文以寄其意，托理以全其体”，所以成为赋体文之首，也就是赋体文的源头。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也认为汉魏四百年的文学，其源出于《诗经》、《楚辞》;王夫之和刘熙载说得更为具体，王夫之《楚辞通释·九辩》说宋玉《九辩》“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以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
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
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
”刘熙载《艺概·赋概》说“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
”“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
”这些说法虽不全然正确，但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楚辞对汉赋的直接影响。
虽然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也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
”也说明了《诗经》对汉赋的启示作用，但比较《诗经》与《楚辞》，后者影响汉赋显然要广泛深入。
班固《汉书·艺文志》把楚辞与汉赋合在一起，罗列屈原、唐勒、宋玉、荀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等1”》人，作品1””4篇。
刘向编《楚辞》也把贾谊的《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赋作放了进去。
毫无疑问，从汉代起，人们就已经明确了楚辞与汉赋的源流关系。
为了比较清晰地看出其影响的范围和线索，我们有必要把汉赋的两大类型，即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和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抒发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也有人将其称为骚体赋)的发展线索作一简略梳理。
以严可均《全汉文》和《全后汉文》中所载的14”篇左右的辞赋作品为据(包括断章残句)，其中抒情辞赋《”多篇，以抒情为主的变体1”多篇。
虽然这些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但表现的主题大体不出“悲士不遇”，情调以忧怨为主。
或仿《离骚》，或仿《九章》、《九歌》，与楚辞之格调大同小异。
如果粗略地勾画其线索，则以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发其端，这些作品明为赋，实为楚辞体。
其后有庄忌¹的《哀时命》，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等等，有意识地模拟楚辞，逐渐导向汉大赋的产生这一发展方向。
尤其是枚乘《七发》的出现，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文词铺张夸饰，从而搭起了贾谊到司马相如之间的桥梁。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云:“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脂，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
其后继之者，，观仿太切，了无新意。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º的出现，标志着汉大赋的形成。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聚雕篆之轶材，发绮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
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4校雠于六艺，亦已美矣。
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在乎。
刘勰指出了汉代辞赋自武帝起就非常受重视，直到成帝、哀帝，时间已过百年，辞赋家的创作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总的趋向上看，由于屈原的深刻影响，辞人之作始终保持了楚辞的文学传统。
下面分别从汉大赋与抒情赋两个方面来谈汉赋所受楚辞的影响及其变异。
2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
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主张文学创作应该宗经遵道，因此，对楚辞之惊彩绝艳与汉赋之铺张扬厉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他又确实指出了汉大赋源于楚辞而出现极大变异的现象。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之语云:“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包括宇内，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扬雄《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追求结构的宏大，语言的华丽，句式的工整成为汉大赋的共通之点。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是与楚辞有其渊源关系的。
楚辞的特点是“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创造规模宏大的场面，采用华丽多彩的装饰来达到不同凡响的气势。
如《离骚》中写屈原几次漫游就是如此。
以第一次漫游为例:“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屈原的漫游队伍非同一般，有月神望舒，风神飞廉，灵鸟鸾皇，还有雷神、凤鸟，，等等，队伍浩浩荡荡，场面神奇壮观，笔调非同凡响。
陈本礼《屈辞精义》说:“(屈骚)洋洋洒洒，滔滔汩汩，无义不搜，无典不举。
起伏照应，顿挫回环，极文人之能事。
”《离骚》充分体现了屈原的这种写作特点。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也是这种写法:“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虫儿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
鼓严簿，纵猎者。
河江为陆，泰山为橹，车骑雷动，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虽然是写天子游猎，不同于屈原想象中的云天漫游，但是，赋中写天子率领浩浩荡荡的游猎队伍是“车骑雷动，殷天动地”，声势浩大，场面惊人。
镂象、玉虬、虫儿旌、云旗、皮轩、道游之类的描写，雍容华贵，又威武雄壮。
这恐怕就是刘勰所谓“楚艳汉侈”的依据。
楚辞中许多作品都采用了铺张扬厉的表现方法，《离骚》的漫游规模，《九章·橘颂》对橘树品质的反复形容，《招魂》与《大招》从南写到北，从东写到西，天地上下四方面面俱到，都给予汉大赋的作者们以模写的范本。
楚辞的诡异之词对汉大赋的影响也很明显。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说:“至于(《离骚》)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女戎女，诡异之辞也。
(《天问》)康回倾地，夷弓毕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