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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筛查方法研究进展子宫颈癌是导致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常见原因，2020年全球子宫颈癌新发病例约60.4万，死亡病例34.2万，其中我国子宫颈癌新发病例约10.97万人，死亡病例约5.9万人。
我国子宫颈癌的发病率是发达国家的6倍，是全球子宫颈癌新发病例数最多的国家［1］，这对广大女性的生命与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的持续性感染是子宫颈癌发生的必要病因，然而子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从轻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发展至浸润性癌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子宫颈癌筛查作为子宫颈癌三级预防里至关重要的一步，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及时发现子宫颈癌前病变，并阻断其进一步发展到子宫颈癌。
对于已发展为子宫颈癌的患者也能实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避免其发展到晚期，影响患者的生命。
近些年来，随着对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子宫颈癌筛查技术不断发展，已从简单的肉眼观察法、巴氏涂片法发展为多种筛查方法，如细胞学检测、HPV相关检测、分子和蛋白质生物标志物检测、人工智能检测等，但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医疗资源欠均衡，目前尚未明确得出最优的子宫颈癌筛查方式。
为了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生率与死亡率，为不同地区“量体裁衣”，更好地选择筛查方法以便指导临床，本文对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子宫颈癌筛查策略进行了总结。
1肉眼观察法肉眼观察法是指在子宫颈表面涂染化学溶液，通过观察子宫颈染色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病变，分为子宫颈醋白肉眼观察试验（visual inspection with acetic acid，VIA）和卢戈碘液肉眼观察试验（visual inspection with Lugol’s iodine，VILI），其中致密厚重的醋白区域和碘不着色区域为异常区域。
宫颈甲基化检测报告评分2分
检测报告显示，宫颈甲基化检测得分为2分。
这意味着在宫颈细胞中发现了一些异常的DNA甲基化修饰。
甲基化是一种常见的基因表达调控方式，但异常的甲基化修饰可能与宫颈癌等疾病的发生相关。
宫颈甲基化检测是一种早期筛查宫颈癌的方法，通过检测DNA甲基化修饰水平来评估细胞的异常程度。
在正常情况下，DNA的甲基化水平是有一定程度的，但当细胞发生异常时，甲基化修饰可能会增加或减少。
这种检测可以帮助医生及时发现宫颈细胞的异常情况，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然而，2分的评分表明宫颈细胞中的甲基化修饰异常程度较轻。
虽然异常程度较轻，但仍需要密切关注和进一步的检查。
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更频繁的宫颈细胞检查，以及其他相关的检测项目，以确保异常情况不会进一步发展。
除了医学方面的干预，还应注意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性行为过度频繁，减少吸烟和饮酒等不良习惯，都可以帮助减少宫颈癌的风险。
2分的宫颈甲基化检测报告评分表明宫颈细胞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甲基化修饰。
虽然异常程度较轻，但仍需密切关注和进一步检查。
及时的检测和治疗，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都是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措施。
希望每位女性都能关注自己的健康，及时进行相关检查，保
障自己的身体健康。
STAT1基因甲基化在宫颈癌中作用机制的研究的开
题报告
研究题目：STAT1基因甲基化在宫颈癌中作用机制的研究
研究背景：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高发。
英国癌症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全球每年有超过5万名女性死于宫颈癌。
目前已知在宫颈癌中，STAT1（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1）的表达下降与恶性程度有关。
而DNA甲基化是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学修饰，可以影响基因的转录和表达，最近的研究表明STAT1的DNA甲基化可能与宫颈癌的发生和进展相关。
研究内容：本研究旨在探讨STAT1基因甲基化在宫颈癌发生和进展中的作用机制。
首先将通过文献研究筛选出STAT1基因甲基化在宫颈癌中的表达模式和分布情况，并通过实验对其进行验证。
其次，通过对不同组织样本中的STAT1基因甲基化状态的分析，比较宫颈癌组织与正常组织的差异。
最后，使用细胞实验和动物模型，探讨STAT1基因甲基化对宫颈癌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的影响机制。
研究意义：本研究将为深入理解宫颈癌的病理机制和治疗方法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STAT1基因甲基化在宫颈癌中的表达模式和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宫颈癌的发病机制和预后预测。
同时，本研究也有望为对宫颈癌进行针对性治疗和干预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宫颈癌的高危因素和预防研究进展[摘要]：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广大女性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存在明显的区域、人种等差异，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女性恶性肿瘤之首。
病毒感染、性行为、早产多产等因素导致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
目前，预防宫颈癌的最有效措施包括HPV疫苗及早期筛查发现宫颈病变。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 avirus，HPV )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发生的主要因素，因此WHO建议全球实施HPV疫苗的推广。
通过开展适宜的筛查技术提高了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早期发现率，从而降低了宫颈癌的发生率，全球各国通过不断加强完善宫颈癌前筛查三级预防体系，宫颈癌有望逐渐被人类消灭。
[关键词]：宫颈癌；宫颈癌前状态；高危因素；三级预防。
[中图分类号] C320.3110宫颈癌（cervical cancer，CC）是目前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2020年，全球估计有60.4万例女性诊断宫颈癌，其中约一半死于宫颈癌。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0年全国癌症中心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宫颈癌是我国女性高发癌症的第6大高发肿瘤，且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及年轻化趋势，因此对该疾病的防控至关重要[1]。
2021年WHO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子宫颈癌癌前病变筛查和治疗指南（第2版）》[2]，对宫颈癌高度重视，以指导临床工作。
宫颈癌预防筛查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于治疗的效益，其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宫颈癌的预防筛查显得尤为重要，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通过宫颈癌的筛查预防使宫颈癌发病率下降50%。
本文拟就宫颈癌的高危因素及宫颈癌的预防进展做一综述。
1.宫颈癌的高危因素随着经济发展，个体性行为方式及思想的改变，导致性生活混乱、早孕、多育、遗传，口服避孕药，人口流动性增大，不良的生活习惯等，使宫颈癌的危险暴露因素增加，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出现宫颈癌高发于经济地位低及文化程度低的妇女，另外与口服避孕药和免疫抑制，与患阴茎癌及其他生殖器肿瘤或其性伴侣有宫颈病变的高危男性性接触等因素有关。
宫颈癌基础研究报告
标题：宫颈癌基础研究报告
摘要：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都较高。
本研究旨在探究宫颈癌的基础病理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以期为宫颈癌的早期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引言：
宫颈癌是宫颈上皮发生恶性肿瘤的结果，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本研究对宫颈癌的基础病理学特征、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变化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为深入理解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了多个宫颈癌样本，包括早期宫颈癌、晚期宫颈癌和正常宫颈组织。
通过组织病理学分析、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遗传学检测和分子生物学实验等方法，对样本中的病理学特征、遗传学变异和分子生物学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
结果：
本研究发现，宫颈癌的主要病理学特征包括上皮细胞增生、核分裂活跃、细胞核深染和小核仁。
在遗传学方面，宫颈癌样本中存在多种致癌基因的突变和拷贝数变异。
而在分子生物学方面，宫颈癌样本中的DNA甲基化、miRNA表达和细胞增殖信
号途径异常等现象普遍存在。
讨论：
宫颈癌的基础研究揭示了其病理学特征、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变异，这些变异与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深入了解宫颈癌的发病机制，为宫颈癌的早期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结论：
宫颈癌的基础研究揭示了其病理学特征、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变异，为进一步探究宫颈癌的发病机制和寻找新的治疗靶点提供了基础。
未来的研究应深入挖掘各种遗传和分子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期实现宫颈癌的个体化治疗和精准预防。
甲基化检测用于子宫颈癌筛查及预后管理的研究进展（完整版）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2020年已经成为全球女性第4位高发恶性肿瘤，居女性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4位，每年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达60.4万和34.2万［1 ］。
近年，我国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成为女性健康和卫生经济的沉重负担。
早期识别和管理子宫颈癌前病变对于消除子宫颈癌具有重大的临床和社会意义。
国内外指南已逐步确立以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检测作为子宫颈癌筛查的首选方法，子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则作为HPV 阳性患者的分流方法［2 ］。
值得注意的是，HPV在年轻女性中的流行率高，且HPV检测存在特异度低的缺点，而细胞学检查的特异度及敏感度均较低，结果判读较为主观，这些均导致阴道镜转诊率和子宫颈有创评估的可能性增加。
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如何开发更高效和无创的子宫颈癌筛查或分流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子宫颈癌前病变的检出率、降低阴道镜及其他有创操作的转诊率。
在众多分子检测方法中，宿主或HPV 与子宫颈癌发病相关的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检测已成为多项指南推荐用于子宫颈癌筛查的方案。
此外，研究发现子宫颈细胞基因的甲基化水平与子宫颈病变负荷、预后、治疗效果有关。
本文就甲基化检测用于子宫颈癌筛查及预后管理的应用现状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一、甲基化事件与子宫颈癌发生进展的关系DNA甲基化是常见的表观遗传学修饰方式，是甲基基团在DNA甲基转移酶的作用下共价结合至基因组胞嘧啶-磷酸-鸟嘌呤二核苷酸（CpG）岛的胞嘧啶5号碳位的过程。
甲基化检测主要分为重亚硫酸盐法及酶法两种检测方法，重亚硫酸盐法应用最为广泛，是目前常用的甲基化检测手段，而酶法检测相对简易，检测速度更快，但检测的准确率尚待进一步验证。
大量研究发现，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尤其是宿主抑癌基因的高甲基化状态导致的抑癌基因表达沉默、转录失活与子宫颈癌的发生相关。
基因甲基化检测联合高危型HPV检查对子宫颈癌筛查的分流价值陈敬仁① 【摘要】 目的：探讨基因甲基化检测联合高危型HPV检查对子宫颈癌筛查的分流价值。
方法：收集2020年10月—2022年10月于泉州市第一医院宫颈病变诊疗中心门诊就诊的80例机会性筛查女性的临床资料，均进行基因甲基化检测、高危型HPV检查及阴道镜下宫颈病理活检，以宫颈病理活检结果为金标准，比较基因甲基化检测、高危型HPV检查单独及联合检测与金标准的一致性、对子宫颈癌的诊断效能及子宫颈癌筛查分流情况。
结果：80例子宫颈癌筛查者中，宫颈病理活检结果检测出阳性23例，占比28.75%（23/80），阴性57例，占比71.25%（57/80）。
23例阳性中，子宫颈鳞癌（SCC）占比为43.48%（10/23），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占比为39.13%（9/23），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占比为17.39%（4/23）。
基因甲基化检测诊断为子宫颈癌的有16例，高危型HPV检查诊断为子宫颈癌的有15例，和金标准一致性较差（Kappa=0.372、0.357）；二者联合检测诊断为子宫颈癌的有19例，与金标准一致性较好（Kappa=0.784）。
基因甲基化检测联合高危型HPV检查筛查子宫颈癌的特异度、准确度、阴性预测值显著高于基因甲基化检测和高危型HPV检查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测的敏感度、阳性预测值与二者单独检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联合检测SCC的阳性检出率均高于单独检测，阴道镜转诊率低于单独检测（P<0.05），基因甲基化检测、高危型HPV检查单独及联合检测HSIL、LSIL的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基因甲基化检测联合高危型HPV检查诊断子宫颈癌的价值较高，能够在细胞学异常中通过分流检测提高子宫颈癌阳性诊断率，降低阴道镜转诊率。
宫颈癌相关基因DNA甲基化研究进展近年研究发现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可能与表观遗传的改变有很大联系。
DNA 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重要的分子机制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对宫颈癌DNA甲基化的研究越来越多，发现多种基因在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中发生了甲基化修饰，且这种表观遗传学改变与宫颈病变程度有一定相关性。
许多研究提出宫颈癌有关的DNA甲基化检测可能用于临床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诊断或预测。
标签：DNA甲基化；宫颈癌；生物标志物宫颈癌（cervical cancer）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1-2]。
传统上癌症的发生发展被视为一种遗传疾病，表观遗传学机制对于组织特异性基因表达模式的维护和正常发展十分必要，表观遗传学受到破坏将导致基因功能改变及细胞恶性转化。
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是与遗传学（genetics）相对应的概念。
遗传学改变是指基于基因序列改变所致基因表达水平变化，如基因突变、基因杂合丢失和微卫星不稳定等；而表观遗传学是研究不涉及DNA序列的改变，但基因表达却发生了可遗传的改变的学科。
这种改变是细胞内除了遗传信息以外的其他可遗传物质发生改变的结果，且这种改变在发育和细胞增殖过程中能稳定传递。
除基因组的改变外，近年研究发现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可能与表观遗传的改变有很大联系。
表观遗传的现象很多，已知的有：DNA甲基化、组蛋白乙酰化、RNA干扰、基因组印记（genomic impriting）和DNA编辑（RNA editing）、基因沉默、核仁显性和休眠转座子激活等。
其中DNA甲基化作为表观遗传学重要的分子机制之一，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3-4]。
基因组正常而甲基化模式改变与肿瘤的演变发展有着密切联系[5]。
1 DNA甲基化D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和表观基因组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调控基因表达及染色体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哺乳动物基因组中，所谓DNA甲基化是指在DNA甲基化转移酶（DNA methytrasferase）的作用下将S-腺苷甲硫氨酸提供的甲基基团共价结合到CpG二核苷酸的胞嘧啶5’碳原子上，生成5’-甲基胞嘧啶的过程。
人类基因组序列中的CpG二核苷酸分布并不均匀，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分散在DNA序列中，约70%总是处于甲基化状态，可称为甲基化CpG位点，如alu等重复序列；另一种则富含CpG DNA短序列，以CpG 岛的形式存在或以大量重复序列区域存在（如着丝粒重复序列、反转录转座子元件、rDNA等）。
CpG岛大小为300～3 000 bp左右，且富含非甲基化的CpG二核苷酸。
这些CpG岛虽然仅占基因组DNA的1%～2%，但其通常位于基因的转录起始位点附近（启动子或第一外显子区域，人类基因启动子中的60%有CpG 岛），可能参与基因的表达调控，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组织特异性CpG岛甲基化异常高，致抑癌基因转录失活，使抑癌基因表达沉默，而甲基化异常低，致原癌基因激活，从而诱发细胞癌变[6-7]，这些已经成为肿瘤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而DNA甲基化对无CpG岛启动子的调节也很重要，如MASPIN 的组织特异性表达，其启动子无CpG岛，但表达受到DNA甲基化调控。
2 DNA甲基化与宫颈癌近年来，国内外对宫颈癌DNA甲基化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多种基因在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中发生了甲基化修饰，且这种表观遗传学改变与宫颈病变程度有一定相关性。
研究者采用多种方法分析了宫颈脱落细胞、宫颈活检组织和血浆标本等，还提出DNA甲基化可能用于宫颈癌筛查[8-18]。
2.1 CDH13的甲基化CDH13（Cadherin 13，又称作H-cadherin，P105）是钙粘蛋白家族的一种非典型成员，缺乏跨膜区和固定在细胞膜外表面上的糖基锚，CDH13参与细胞黏附和转移过程[19]。
在癌细胞中，CDH13常常下调，这种下调与多种癌症预后较差有关，如肺癌、卵巢癌、宫颈癌和前列腺癌[20]。
由于异常甲基化，钙介导的细胞黏附系统失活，而这种失活在人类癌症中被普遍发现，Widschwendter等[10]通过研究宫颈癌患者的血清标本中CDH13甲基化状态发现甲基化阴性的预后更好，CDH13异常甲基化检测也许可用于筛选有复发高危风险的宫颈癌患者，这将有利于对这种患者进一步治疗。
Nabiha等[18]研究发现从CIN1到宫颈癌，CDH13的启动子甲基化频率逐步增加（P＜0.05），在宫颈癌中达到50%以上，而在正常组织和良性病变中没有检测到甲基化。
CDH13的启动子甲基化可作为一个潜在的评估发生宫颈癌危险的生物标志物。
2.2 CDH1的甲基化CDH1（cadherin 1，又称作E-cadherin，UVO，ECAD，LCAM，Arc-1，CD324）是上皮型钙粘附素中的一种，其基因为一种肿瘤抑制基因，CDH1甲基化可能导致E-钙粘蛋白表达下调或无表达。
Widschwendter等[10]研究发现宫颈癌患者的血清标本中CDH1甲基化阴性的无病生存率显著好于甲基化阳性患者，CDH1异常甲基化检测也许也可用于筛选有复发高危风险的宫颈癌患者。
Abuduradeer等[21]分析宫颈癌和无恶性疾病患者血清样本的研究也证实CDH1甲基化分析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预测宫颈癌的指标。
Pathak等[22-23]一项一碳代谢在宫颈癌进展中的重要性的研究表明，低叶酸和维生素B12状态与HPV病毒感染有关；从正常到瘤样病变到宫颈癌，CDH1、HIC1和RARβ的启动子甲基化频率逐步增加（P ＜0.05），可作为评估宫颈癌风险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2.3 DAPK1的甲基化以色列科学家Adikimchi于1995年在基因组中扫描启动细胞凋亡的基因和抑癌基因时发现了死亡相关蛋白激酶（death-associated protein kinase-1，DAPK1）[24]。
DAPK1是一种与凋亡有关的钙调蛋白调节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其基因是一个与多种细胞死亡相关信号通路相联系的肿瘤抑制基因，目前大量研究发现DAPK1的基因启动子的变异性高度甲基化改变出现在多种肿瘤中。
2009年，Wentzensen等[13]对Medline中的51项研究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宫颈癌组织中基因甲基化现象广泛存在，其中DAPK1、CADM1、RAR-β在5项或超过5项的研究中始终显示出甲基化增高。
Kim等[25]对甲基化检测用于宫颈癌筛查的可行性研究表明DAPK1、RASSF1A、RAR-β等8个基因甲基化程度随着宫颈病变程度增加而越来越严重，它们在正常宫颈、LSIL、HSIL及SCC中的甲基化频率明显不同（P＜0.01）。
Nabiha等[18]研究发现从CIN1到宫颈癌，DAPK1的启动子甲基化频率逐步增加（P＜0.05），可作为一个潜在的预测宫颈癌风险的生物标志物。
2.4 CADM1的甲基化Apostolidou等[23]对HSIL及阴性对照的液基细胞样本采用荧光定量MSP 方法研究了28个基因，发现CADM1、HOXA11及SOX1这3个基因的甲基化水平明显变化。
CADM1（cell adhesion molecule 1）又称作BL2，ST17，IGSF4，NECL2，RA175，TSLC1，IGSF4A，Necl-2，SYNCAM，sgIGSF，sTSLC-1，synCAM1，是2001年Kuramochi等研究人类肺癌时发现的一个位于人类染色体11q23.2处的肿瘤抑制基因，研究表明CADM1参与细胞骨架构建和维持细胞的黏附功能的稳定，当CADM1失活时就会引起肿瘤转移和侵袭[26-27]。
Hesselink 等[28-29]研究均表明在高危型HPV感染妇女中联合检测CADM1和MAL启动子甲基化可作为一种可选择的筛查宫颈癌的分子工具。
2.5 HOXA11的甲基化Hox基因（homeotic genes）全名同源基因或同源异型基因，有着与细胞增殖、凋亡和分化有关的多种功能，其编码的转录因子在调控生物形体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些Hox基因在不同的肿瘤细胞中有异常表达，Hox基因的表达调控机制主要是通过表观遗传学控制[30]。
HOXA11属于同源异型盒（homeo-box）家族中的一员。
Apostolidou等[23]在液基细胞样本中DNA甲基化分析的研究中提出HOXA11对宫颈癌发展十分重要，是一个潜在有用的分子标记物。
2.6 TWIST1的甲基化TWIST1又称作SCS、ACS3、CRS1、BPES2、BPES3、TWIST、bHLHa38。
TWIST1是一个基本的螺旋环螺旋（bHLH）转录因子，1988年由Shelton等[31]在果蝇身上首次确定，为果蝇中胚层形成的一个关键调节因子，有调节细胞的增殖、迁移和分化的作用。
TWIST1转录因子可诱导上皮间质转变（EMT）和侵袭伪足形成从而促进肿瘤转移[32]。
虽然Feng等[33]研究认为使用一组三个候选基因（DAPK1，RAR-β，TWIST1）甲基化检测子宫颈癌可获得高达74%的敏感性和95%的特异性，但Wentzensen等[13]审查后支持进一步评估DAPK1和RAR-β这两个基因。
2011年，Nabiha等[18]研究发现随着宫颈病变程度加重，TWIST1的启动子甲基化频率逐步增加，认为其启动子甲基化是引起宫颈肿瘤发生的一个早期事件。
2.7 RAR-β的甲基化维甲酸受体-β（retinoic acid receptor beta，RAR-β）又称作HAP、RRB2、NR1B2，是核转录调节剂甲状腺激素受体超家族成员，通过调节基因的表达，限制多种类型细胞生长。
早在2001年，Virmani等[34]研究了不同宫颈病变阶段的异常甲基化模式，测定了6个基因（p16、RAR-β、FHIT、GSTP1、MGMT、hMLH1）的甲基化状态，文章指出，随着宫颈病变病理程度加重，这些基因的甲基化程度也呈现上升趋势，其中RARβ和GSTP1的甲基化为早期事件，p16和MGMT的甲基化为中期事件，FHIT的甲基化为与肿瘤有关的晚期事件；且认为甲基化发生独立于其他危险因素，异常甲基化模式可有助于确定病变进展风险。
Kim等[25]研究表明RAR-β的甲基化程度随着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而上升，且RAR-β/Twist/MGMT三个基因联合检测能更好的区分HSIL/SCC与LCIS/阴性，三联一体检测HSIL/SCC的特异性为82.2%，敏感性为78.7%。
2012年Pathak 等[22]的研究文章再次表明RARβ的启动子甲基化频率随着宫颈病变程度逐步增加，可作为评估宫颈癌风险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2.8 CDKN2a的甲基化CDKN2a（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2A）是一个重要的肿瘤抑制基因，又称作P16INK4a等（ARF、MLM、p14、p16、p19、CMM2、INK4、MTS1、TP16、CDK4I、CDKN2、INK4A、MTS-1、p14ARF、p19ARF、p16INK4、p16INK4A、p16-INK4A），编码的蛋白为CDK4的抑制剂，是细胞周期调控与癌症关系中最直接联系的一种肿瘤抑制蛋白，p16INK4a基因在人类多种肿瘤中经常失活[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