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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文学下女性形象的建构作者：潘玉立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2期作者简介：潘玉立（1989.7-），女，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1安妮·勃朗特的《女房客》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其中，乔治四世时期的“妖妇”、维多利亚时期的“家中天使”以及维多利亚中后期出现的“新女性”形象在小说中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显然，“天使”和“妖妇”是父权制文学对女性的扭曲，而海伦·亨廷顿这种从“神”与“魔”的桎梏中超度出来的“新女性”形象还原了女性作为“人”的正常人格和应有形象。
本文以《女房客》中的三种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采取女性主义的批判方法，旨在揭示安妮·勃朗特是如何通过塑造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建构了存在于“天使”和“妖妇”之外的“人”的形象。
一、父权制文学下的女性形象西方社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以男权和父权为中心的。
父权制社会把男性塑造成社会文化的主体，女性大都是被“物化”的附属品。
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男性和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
在父权制文学框架下，女性通常以贤妻良母、家中天使以及悍妇、淫妇、妖妇等固定角色出现。
这种以男性为本体地位的思维模式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用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的话来说，父权制文学框架下的女性形象常常落入“天使”或者“魔鬼”这两种俗套。
的确，由于长期受男性主流文学的影响，很少有女性作家能真正摆脱父权制文学的枷锁。
二、《女房客》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一）泣血的“天使”“家中天使”是维多利亚时期最典型的女性形象。
这一女性形象出自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的长篇叙事诗《家中天使》中。
诗中帕特莫歌颂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艾米丽，称她为“人人仰慕的完美者，头戴桂冠、犹如天使”。
从作品中女性形象看路遥的男权意识摘要路遥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塑造了一批生活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
除了刻画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男性外，还描写了虽着墨不多，但鲜明生动的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善良、吃苦耐劳、孝敬父母、相夫教子、无私奉献等等一切的优良品质，但这是符合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
在人本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她们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表现的是以家庭为中心，对男性产生心理上的依附，她们失去“自我”、没有个性。
在路遥男权意识下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悲苦的、不幸福的。
关键词路遥；女性形象；女性主义；男权意识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短暂的文坛期间创作了“诗与史的恢宏画卷”、“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
【1】这些作品“以放射性结构形态集社会政史、经济史与人的命运史于一体，从全方位全景式摄录了平凡世界的全貌”【2】P63。
路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中在困难时刻会出现的帮助马建强的吴亚玲，《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少女的卢若琴、具有母性的刘丽英，《人生》中“像金子一样纯净、像流水一样柔情”的刘巧珍，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田润叶、贺秀莲、孙兰花等这些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她们可以分为传统女性形象、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形象以及现代知识女性这三种女性形象，她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又有着各自的风采。
(一)共同的特征1．优越的自然条件。
刘巧珍、田晓霞、田润叶、吴亚玲等她们的家人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是大院里的高干子女。
她们不会为生计苦恼，可以享受到当时的精麦乳、蛋糕等奢侈的物品。
虽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她们却没有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的骄横。
她们待人诚恳、热情大方、助人为乐等等，可谓秀外慧中受到周围人的喜爱,因此这些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之间存在着“女高男低”的模式。
2．爱情的悲剧。
男权文化与女性形象——从《白鹿原》与《废都》中的女性形象说起王源（甘肃联合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摘要：陈忠实和贾平凹在《白鹿原》和《废都》中都塑造了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并试图通过这些形象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
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强大的男权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他们往往很难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作品创作中下意识地遵循着男权文化的评判标准，不自觉地流露出压抑女性生命欲求、否定女性生命价值的错位判断。
关键词：女性形象；男权文化；价值判断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0)00-0121-05 收稿日期：2005-08-11作者简介：王源（1963—）女，山西左云人，甘肃联合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在1993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陕西作家曾经有两部长篇小说在文坛上引起巨大反响，一部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另一部是贾平凹的《废都》。
虽然这两部作品，从选材上，一个写农村，一个写城市。
《白鹿原》通过关中平原的一个村镇白鹿原上的两个家族在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中的消长沉浮，折射出半个世纪中国农村历史的变迁，而《废都》则通过西京这个已废的都市四大文化名人的生活，表现了当代文化人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
两部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不同，切入生活的角度也不一样，但是，两位男性作家都站在男权文化的立场，不仅按照男性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趣味塑造了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传达出他们对女性世界的想像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而且还利用文学作品具有的感染力向读者灌输男权意识，引导读者去认同并接受男性的价值观。
一陈忠实在《白鹿原》卷首冠以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写出民族精神、探究民族命运是《白鹿原》的题旨。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批判就成为揭示民族秘史的重要方面。
而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以贞节妇道为主的女性评判标准。
传统的父权制视女性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因而格外重视女性的贞洁与否，这关系到家庭的血统是否纯正，关系到财产是否永远不会流失，所以女性的贞洁被作为高于生命的道德体现就不足为怪了。
120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以人数比华裔男性作家多、著作丰厚、作品真实，成为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群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1]。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许多作品已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史，有些已跻身经典作品行列。
华裔美国文学在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萌芽阶段后，在20世纪后半叶步入繁荣期。
在此期间，受美国民权运动、反战、女权主义运动等影响，涌现出在美国文坛上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华裔女性作家，如汤亭亭、谭恩美、伍慧明等，她们以女性、美国少数族裔这一特殊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创造了富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书写体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女性叙事洪流。
一、比较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学形象学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2]，如本文“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男权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究竟是谁的形象? 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想象，会不会是对我们自己镜像的映射？美国人创造的中国形象，是否是他们合理化自己与“他者”之间等级关系的一种手段？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与现实中真正的中国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当我们探讨种种形象时，已经开启了跨文化、跨语言研究的大门。
而美国华裔女性作家虽身处美国，受美国文化浸染，但因其华裔少数族裔身份，处于边缘创作地带，与中国文化不可能完全脱离，因此，她们对中国这一异国形象的塑造必定受美国对中国看法的影响，同时受个人经历、成长环境等因素影响，表现出更强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史上影响力较大的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的代表作品中的男权制中国形象，透视这一形象背后书写的原因。
二、汤亭亭、谭恩美笔下的男权制中国形象1.男权制文化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都生活在男权文化中[3]。
在中国，男权文化的集中代表——父权与夫权文化由来已久。
自基于父权与夫权文化的“三从”思想萌生后，妇女的从属地位便被这一束缚女性思想与行为的教条所捆绑。
“三从”即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三从”体现的男权思想是男性权力统治女子一生——婚前(父权控制)和婚后(夫权控制)， 女子必须无条件尊崇和服从男性权力。
浅析《聊斋志异》男权意识下的女性形象文/董涵瑜摘 要：《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描写爱情的部分占有很大篇幅。
在这些篇章中，作者塑造了很多富有新意的大胆的女性形象，其中不仅有相夫教子式的完美型女性和具有经济头脑的商业女性，还有泼辣恶毒的家庭悍妇。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些形象都是在男性视角的观照下刻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男性潜意识的需求而创造。
关键词：聊斋志异；男权意识；女性形象中国曾经过了几千年历史的男权统治的封建社会。
自古以来，男性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掌握着巨大的权利，也在社会家庭中扮演着主人翁的角色。
男权意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渗透到了女性的精神领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了一系列动人和新颖的女性形象，打破了以往女性形象完美善良的模式。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主要刻画了三类女性形象：狐类、仙类、鬼类。
这些形象中不仅有面容姣好善解人意、令人向往的完美女性，也有泼辣凌厉的厉鬼。
尽管她们都表现出与以往处于低下地位的女性不同，但是，始终还是笼罩在无形的男权意识之下，离不开“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男性的需求意识深深地潜藏在作者的心中。
这些看似新颖的女性形象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生理需求或精神需求而存在，虽然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者臆想出来的故事，但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男权意识。
一、男权意识下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的确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独具一格的女性形象，女性以不同的面貌展示在读者面前，然而男性意识和男权阶层观念依旧是当时的主流观念，控制和影响着女性形象的创造和刻画，她们的容貌、行为、话语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男性话语的阴影之下。
总的来说，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面容姣好、善解人意、无私奉献、忠贞不二的，具有女性一切美好品质的形象，这类女性是一切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她们常常在男人遭遇仕途的坎坷时给予慰藉，在男人家庭遭受磨难时给予帮助，在男人精神空虚时给予关怀。
老舍作品中的男权意识老舍作品中的男权意识导语：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中外比较文学的一名巨匠，老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市民小说文本，塑造了许多典型而又让人耳熟能详的艺术形象。
但从他小说中所描写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出，老舍本人有着旧式文人的顽固的男权意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综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老舍以表现最底层市民和市民阶层性格而著名，塑造了许多典型而又让人耳熟能详的艺术形象。
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中外比较文学的一名巨匠，老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市民小说文本，特别是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但从他小说中所描写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出，老舍本人有着旧式文人的顽固的男权意识。
他的小说透露出他对封建妇女传统美德的赞美，以及对于身具男人性格的女性的厌恶，这些都体现了老舍浓厚的男权意识以及落后的传统文化对其思想的束缚。
一、老舍的男权意识中国自周文王而定男尊女卑，将女性的价值附加于男性的价值观来衡量，用一整套严格的扭曲的道德和伦理体系来禁锢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使女性没有自己的价值和言语自由的权利。
而这种观念被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下积淀并流传了下来，老舍无疑也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并用一种男性视角去衡量女性。
像鲁迅笔下的子君，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等，许多作家创作出的许多文学形象都成为当时新女性的代表。
然而在老舍的小说中，很难找到上述新女性形象，更多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恪守妇道，不思变革，如《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等;还出现了另外一类女性形象，即“悍妇型女性”，这一类形象以《骆驼祥子》中的虎妞为最典型，她们的特征是懒惰，贪图享受，性情粗暴极具男人性格，且一般都比较丑陋。
二、传统女性形象中国历来的传统都是男性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女性只是附属品，妻子对丈夫要绝对的服从和忍耐。
女性只有具有相夫教子、屈从忍耐、任劳任怨的美德才能被传统道德所肯定。
老舍创作中独特的女性观，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传统女性意识较浓，她们恪守妇道，安分守己，善良贤惠，三从四德，善良得有些软弱，贤惠得有些愚昧，忍耐得有些奴性。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年第11期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内容提要本文以男权社会文化为阐释语境,理清木兰形象要素的主导性特征和结构关系,再结合文本的独特的叙事方式,可以确定木兰是一个按照儒家礼教规范塑造的新型理想女性,她既才绝明异,又恪守四德。
关键词木兰主导性特征四德新型理想女性原型花木兰男权文化的产物关于木兰的形象,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这样分析的:“《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又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巾帼英雄,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十多年,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淳朴与高洁的情操。
她爱亲人,也爱祖国,把对亲人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到了一起。
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这是一个深深扎根在中国北方广大土地上的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英雄形象,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尤其可贵。
”[1]教材对木兰这一人物形象概括得非常全面,但问题是,这些形象要素只是平面罗列、简单拼贴在一起的,缺乏主导性特征。
黑格尔认为“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它就是能“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到一切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泉源,从这个泉源派生出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
”“凡是世界所公认的典型,无不具有这个‘总特征’,而且典型的品位越高,这个总特征越鲜明。
”[2]在《中国文学史》的解说中,木兰的形象缺乏的正是这种主导性特征。
正是出于对木兰形象主导性特征的不同认识与理解,众多文章各执一词。
有的文章抓住木兰代父从军,驰骋疆场的英雄壮举,认为是在赞美传奇女英雄,表达“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主旨;有的突出木兰对和平生活的渴慕和热爱,认为具有反战主义的倾向;有的突出木兰对家庭的无私奉献,认为是赞颂木兰的孝道等等,不一而足。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摘要：美狄亚、娜拉以及爱普莉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西方女性，她们的故事也迥然不同。
但三者均为男性作家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且作家都被誉为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尝试细读文本，对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再次予以解读。
关键词：《美狄亚》；《玩偶之家》；《革命之路》；男性视角欧里庇得斯现存的十八部剧作，有关女性题材的多达十二部，享誉世界的《美狄亚》历来被女性主义者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发出最早的女性声音；在十九世纪后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易卜生创作了以《玩偶之家》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引起了剧坛轰动，为妇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今由著名导演山姆·门德斯根据查德·亚特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革命之路》上映，因提出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堕胎等一系列尖锐问题而备受关注，票房收入一路飙升。
前两部作品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对女性的关注也被公认；后一部因多位巨匠倾情打造一举摘取了金球奖的桂冠，成为奥斯卡的提名影片，获得一致好评。
这三部作品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我们无意否认一些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男性文学曾经给予女性巨大的震撼，也无意否认，在妇女的解放历程中，男性知识分子曾经担当过启蒙者的责任。
但是，正因为如此，妇女的解放从一开始就必然与男性讴歌相伴相随。
女性的解放离不开男性的理解和支持，但也决不能依赖男性的拯救，否则，妇女解放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男权文化的陷阱。
虽然每一位作家都声称本着客观的宗旨创作，但我们仍然不难从作品内部觉察到男性视角的残留痕迹。
下面就是笔者尝试着按照女性主义批评家鲁斯文指出的批评方法“检查一部文学作品，从中找出构成它的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看它的作者对此是否有所了解，进而指出作品字面上讲出的东西与通过精读而揭示出来的东西有何矛盾。
”①来解读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一、《美狄亚》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一剧中通篇洋溢着对古代雅典社会妇女的同情。
通过女仆、歌队以及美狄亚的独白和对话将她的不幸表达的淋漓尽致。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年第11期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内容提要本文以男权社会文化为阐释语境,理清木兰形象要素的主导性特征和结构关系,再结合文本的独特的叙事方式,可以确定木兰是一个按照儒家礼教规范塑造的新型理想女性,她既才绝明异,又恪守四德。
关键词木兰主导性特征四德新型理想女性原型花木兰男权文化的产物关于木兰的形象,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这样分析的:“《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又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巾帼英雄,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十多年,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淳朴与高洁的情操。
她爱亲人,也爱祖国,把对亲人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到了一起。
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这是一个深深扎根在中国北方广大土地上的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英雄形象,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尤其可贵。
”[1]教材对木兰这一人物形象概括得非常全面,但问题是,这些形象要素只是平面罗列、简单拼贴在一起的,缺乏主导性特征。
黑格尔认为“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它就是能“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到一切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泉源,从这个泉源派生出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
”“凡是世界所公认的典型,无不具有这个‘总特征’,而且典型的品位越高,这个总特征越鲜明。
”[2]在《中国文学史》的解说中,木兰的形象缺乏的正是这种主导性特征。
正是出于对木兰形象主导性特征的不同认识与理解,众多文章各执一词。
有的文章抓住木兰代父从军,驰骋疆场的英雄壮举,认为是在赞美传奇女英雄,表达“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主旨;有的突出木兰对和平生活的渴慕和热爱,认为具有反战主义的倾向;有的突出木兰对家庭的无私奉献,认为是赞颂木兰的孝道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观点分别突出木兰形象中的某一个要素,但又置其它于不顾,致使人物形象缺乏整体性和有机性。
执是之故,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诗歌中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要素,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顺其间的结构关系,进而准确理解木兰这个人物形象,把握诗歌的主旨。
依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木兰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隋唐文人的润饰加工而成。
问题是,学者们大多只是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谈润色现象。
其实,这是汉文化对《木兰诗》文本系统包括语言、结构、形象、意旨的重构;是男权社会主导的文化权力施展魔刀,按照自身的文化需求和规范,对一切文化的创造物进行删削和改造的问题。
木兰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汉文化中妇女的美德。
在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礼教中,要求女性必须以四德为立身规范。
《周礼·天官·内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郑玄作注曰:“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枲。
”东汉的班昭在《女诫·妇行第四》中对四德的阐释更为详细:“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
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
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木兰诗》就是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对理想女性的要求来塑造木兰的,木兰完全符合四德的规范。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木兰当户织”所呈现的生活画面,是男耕女织式的汉民族文化的典型特征。
诗歌故事的开始就呈现出一个勤劳、能干的闺中少女形象。
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驰骋沙场十多年,表现出对父母的孝顺和挚爱;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对家庭的眷恋。
这是妇德的体现。
妇言,即是要求在不同的场合要言辞得当。
诗歌中木兰的言语应对非常得体、周全。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明明是有所思忆,却答曰无所思忆,令人费解。
按照吴小如先生的考证,在古诗中,广义的“思”和“忆”无所不包,而狭义的“思”和“忆”则专指男女间的互相思忆。
从这几句诗所从出处——北朝《折杨柳枝歌》中更可得到旁证:“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木兰回答“无所思”、“无所忆”,意在说明自己并非少女怀春,而是担忧父亲年老,难以出征作战。
一问一答,问话人是谁?一般解释或为父母与女儿的问答,或为叙事人的拟问拟答。
其实,可以想象为这样的情景:邻里乡亲路过木兰家,“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乡邻见状起疑而善意嘲谑。
对话既富有生活情趣,又能彰显木兰质朴仁厚的品格;如此,吴小如先生所考证的“思”和“忆”也就更能显示出审美价值了。
木兰胜利凯旋,天子厚赏,“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以归心似箭作为辞官的理由,情辞具兼。
面对伙伴们“不知木兰是女郎”的惊奇,木兰以幽默谐趣的比喻,“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几句诗巧妙地化解了尴尬与潜在的矛盾。
木兰重返故里,“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一连串的动作,表现木兰恢复女儿身后情不自禁的喜悦,充分体现出女性对容颜的珍爱。
可以看出,“四德”对女性的规范,是把女性限制在家庭生活的狭小空间之中。
但是,木兰又与一般的理想理性女性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她的胆识与武功,这也构成了她的传奇性。
通常,这是男性所占据和表现的领域。
那么如何看待木兰的才智与胆识呢?班昭在《女诫》中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 表明重“德”的意旨。
这可能是后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源头,但显然没有后者的偏执和狭隘。
细细推究文意,其实大有深意。
“不必”是消极规范,即女子不必才华出众,但班昭显然没有否定才绝明异的女子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存而不论,这就为理想女性的类型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在更高的境界上,女性也可以“才明绝异”,只是才识必须服从于品德,即不能由此对男尊女卑的现实秩序构成威胁与颠覆;这样,虽然对《女诫》有所突破,但还是遵行了班昭“重德”的第一原则。
这个更高境界正是男权社会中对新型理想女性的欲望构建,之所以称为新型理想女性形象,一方面在于她是对《女诫》规范有限度的突破与超越,另一方面在于她是两个女性原型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激活与重新组合。
母系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母系社会创造了一个古老的女性形象——女娲。
“女娲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
这个创世济世的女娲是被崇拜的偶像,是人类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可称之为女神原型。
进入父权社会以后,男性控制着话语网络,在性别价值观上很早就形成了一套阳刚阴柔、男尊女卑的系统理论,要求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是贞顺、柔婉的。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卫风·硕人》)女性柔媚成为男性欣赏、把玩的对象。
从美学意识形态上来说,优美的对象意味着小巧、光滑,给予主体以舒适的感受,其中正蕴涵着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占有的权力控制。
然而,男人从女性的子宫中孕育、分娩而出,昭示着男性心灵深处对女神的崇拜无法完全抹杀掉。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的觉醒”而来的是对人的才情的重视,包括对女性才情的赏识,在《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的记载。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乱世,战争频繁,所以不仅女性的文才受到关注,而且女性的武才也有表现的机会。
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特别是男性文化遭遇危机之际,女神原型就浮出海面。
“永恒之女神,引领我们向上。
”(《浮士德》)木兰代父从军是情势所迫,一方面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另一方面,“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父亲年迈而阿弟幼弱,因此木兰“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这不是保家卫国式的主动请缨,而是在男性力量萎缩之际的无奈之举。
但是,这双重原型意象——女神和美人,又是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女神原型的激活和张扬,是以不颠覆男权等级秩序为前提的。
木兰以其勇敢、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木兰拒绝了可汗的封赏,抛弃了高官厚爵,重返故里,“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装。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木兰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从补天女神到家庭美人形象的角色转换,木兰的传奇性故事并没有颠覆、碾碎男权的统治规范。
《木兰诗》虽然是以木兰为叙述的主体,但真正的言说主体是男性,是男权文化制造出来的欲望女性神话。
木兰作为新型理想的女性形象和人格,是女神原型和美人原型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激活与统一。
木兰既“才明绝异”,又恪守四德,从而不对男权文化构成威胁。
后世戏文中,刀马旦穆桂英、梁红玉等形象都是植根于这一新的原型意象组合之中。
因此,仅以孝道来把握木兰的形象,则是见木不见林;而脱离了男权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剥离了男性叙事主体的控制,一味寻觅、张扬木兰形象中的女权意识,是一厢情愿的过度诠释。
理顺了木兰形象要素的结构关系,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解读出《木兰诗》叙事方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了。
从叙事结构来看,《木兰诗》在家庭——战场——朝廷——家庭的叙事转换中,形成了一个圆形结构,我们看到故事的大团圆完满结局;同时,从叙事学角度来说,故事的结局同时意味着故事中间过程的目的指向和意义模式。
拒赏回家正是木兰的女性角色意识的自觉,家庭才是男权社会给女性划定的合法性空间,美人形象在家庭的框架中才显示出审美的意义,否则就会成为祸水或荡妇,如妲己、褒姒之类。
木兰的智慧和战功,并没有冲决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规范,男权文化的危机只是虚惊一场。
从繁简处理来看,《木兰诗》时空跨度很大,内容丰富。
木兰当户织时的心事重重,木兰准备行装时的忙碌身影,木兰奔赴战场途中的思亲情切,木兰回家后团聚的欢乐,木兰重着“女儿装”时的欣喜等内容,都写得不厌其繁,细致入微。
而对十年的战斗生活数语带过,惜墨如金。
显然,全诗紧扣“木兰是女郎”这一特点来剪裁和叙事,突出的正是木兰的女性美德,弱化的正是木兰在战场的勇敢与坚毅。
叙事繁与简的背后,是男性叙事主体的话语控制和欲望投射。
从叙事风格来说,诗歌的前半部分是哀怨和凄愁,着力抒写了木兰对家庭的眷恋;后面却是喜悦和温馨,渲染家人团聚后的乐趣。
喜剧不仅是故事性的,还具有修辞性意义。
在喜剧性的气氛中,一方面是大团圆的民族文化心理期待的实现,另一方面却是遮蔽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秩序中遭受压抑、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地带的处境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