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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随着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越发凸显。
本文将从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以及其参与路径入手，进一步探讨宗族组织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同时注重实践。
宗族组织可以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提供社会支持在乡村社会中，宗族组织具备一定的社会支持力量。
这是因为宗族组织承载着家族的传统和荣誉，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
在乡村治理中，宗族组织可以发挥大家庭的作用，提供稳定的社会支持。
一方面，家族圈子既是工作圈子，也是知识和信息共享的平台，由此形成更为紧密的人际关系网。
另一方面，家族中拥有权威和影响力的人，可以提供资源和关系支持给乡村治理。
（二）传承文化遗产（三）提高民众参与度（四）协调和谐关系在乡村治理中，宗族组织可以发挥协调和谐关系的作用。
特别是在家族圈子内，因为家族成员具有亲密的关系和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乡村治理会更为和谐，减少甚至消除了交流中的不和谐因素。
二、宗族组织参与路径那么，如何让宗族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扫描以下几个参与路径：（一）公民教育和意识建设为了促进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发挥公民意识的作用，需要加强群众的教育和意识建设。
在学校中可以进行课程普及，增加对宗族组织和家族文化的了解。
此外，也可以通过宣传和推广的方式，将家族文化融入到乡村治理中。
在激发人们的参与意识的同时，也可以强化对宗族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二）制度创新和开放性在乡村治理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团体，都应该在制度方面作出创新。
例如，可以创造性地开展村务公开，让宗族组织能够更为深入地参与村务管理，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和互动。
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和社交网络的方式，让乡村宗族组织更好地互通有无，拥有更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
（三）区域协同发展在很多地方，宗族组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了虚实结合的人际网络。
因此，可以通过协调和合作来支持区域间的互动和发展。
关于家族势力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一)论文摘要：家族势力是以家族为依托形成的一种既定的合力，对于农村社会建设有着促进的一面，但也有不相符合的一面。
要正确认识家族势力的影响，并注意客观的、合理的引导，使之在农村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农民的共同富裕。
论文关健词：家族势力;农村社会;影响我国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特别是中国乡村小农经济的影响源远流长，宗族影响非常大。
在中国的农村，村治不可避免地受到家族势力的掣肘。
农村宗族有组织性、排他性、非科学性等特点，对于农村社会发展既有着有力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一系列不利因素。
本文拟对家族势力与农村社会的影响问题做一探讨。
一、家族势力的形成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因素分析所谓家族就是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按照一定的规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所谓家族势力，就是以宗族为依托形成的一种既定的合力。
(一)家族势力的形成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形成的条件之一是血缘被地缘所取代，即社会分工、交换和生产必须冲破血缘的羁绊，开始按地区划分社会组织。
但是，在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地域理念并未彻底冲破血缘的束缚，这使得我国的国家形态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血缘与人伦的色彩。
家族是我国农村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形态的一种反映，其对农村社会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
家族或者宗族的深厚基础在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形成于血缘这样一种先赋的社会关系之中，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的联系强化了家族意识和家族观念，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二)家族势力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因素分析在农村“两委”选举中，家族势力是不可忽视的，其家族成员中，那些经济条件较优越、各方面素质较为优秀者便会竞选村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多数会选择本家族成员作为村落的领导人。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下面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利益因素。
在农村，本族人如果在本村中具有领导地位，在决策中就有可能更多地考虑本族人的利益。
Legal S y st e m A nd Soci et y ■—隧雹匿啊■莲l釜：．竺竺墅!f叁箜!圭塾金亲族时村昌自治的影响与时策姜文清摘要近些年来，宗族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宗族势力的复兴必然给正在推行中的村民自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
如何遏制、消除宗族势力的负面影响，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是我国村民自治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本文拟从分析当前宗族势力复兴表现与现状入手，逐步探讨宗族势力复兴的原因，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最后提出正确引导宗族发展，推进村民自治的对策。
关键词宗族村民自治文化传统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286—03宗族又称家族，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利益群体。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国家政权的扶植，乡村中的宗族势力一直以来是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质，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传统并不为过。
20世纪中期，由于社会主义政权的高度整合和政治冲击，我国基层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
宗族势力的影响有所减弱。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国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宗族势力又有一定规模的复苏，且在农村社会影响显著，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当代乡村宗族势力复活对我国现阶段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又有何影响?我们又如何应对宗族势力的复活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这些关系着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影响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一、宗族势力复活的表现(一)在修订族谱方面族谱是一个宗族强化族人认同感、维系宗族完整的重要工具。
其作用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言“管理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事立法。
”当前复兴的宗族势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族人力量续族谱，借此以寻找光宗耀祖的闪光点，激发和凝聚族人的力量。
各宗族的修谱活动规模一般都十分浩大，他们往往联系一县或几个县的同姓共同修谱，动员了庞大的社会力量，有的地方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
【宗族势力和乡村民主】什么是宗族势力【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
但是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成效。
本文从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现阶段宗族势力在一些乡村仍然存在的原因，指出了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了消除乡村宗族势力、加强乡村民主政治的路径：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关键词】宗族势力/民主政治/制约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采取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形式，建立了适合农村的选举和自治制度。
但是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许多与民主政治要求相悖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法制不完善、体制不健全等。
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一些乡村社会中宗族势力的活动。
宗族势力已成为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一、现阶段我国乡村中宗族势力仍然存在的原因中国宗族现象的历史源远流长。
宗族势力在现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仍然存在具有历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根源。
第一，从历史上看，宗族现象在中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它是特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专制王权控制力量难以企及的广大乡村，普遍存在着适应小生产方式的以宗族为核心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分散性单元。
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对种族地域化的宗族解决其内部成员间矛盾的方式予以认同，不鼓励地方官卷入宗族事务的处理，于是宗族势力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充分发展，形成了按血缘辈分划分等级，由族长、家长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家规对宗族内成员进行控制的较为有效的方式。
由于宗族本身固有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不利于农村政治建设的民主化、法制化，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势力与活动受到抑制。
但由于种种原因，宗族力量始终未能彻底根除，并且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中通过适应和自我更新继续延续着它在中国乡村地区的存在。
试析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1)论文关键词：宗族家庭乡里制度乡村治理论文摘要：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一、宗族家庭的源流与嬗变农耕生活产生家族制度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结束了被动的采集农业，开始发展原始的种植农业。
这种农耕的方式使得人们定居形成村落，而村落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
在母系氏族社会，女子采集果实，管理氏族内务，成为生产的主人。
随着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禁忌的增加，群婚制逐渐受到排斥，“对偶婚”不断增多并变成一夫一妻制，这标志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
从此，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
同一祖先的家庭聚居在一起，成员依据辈分、资历和财产形成身份不一的社会结构，这样就形成了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族。
为了实现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有效管理，一套具有严密等级的家长式的宗族制度，作为宗族内部的长者或精英在地缘上便成为了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由他们组成的治理集团是一种原始的自治组织。
家族制度孕育国家体制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文明。
在父系氏族末期，随着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的联合，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逐渐发展起来，我国也开始进入奴隶社会。
这一时期的家庭经济“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样”，长期不能离开“氏族或公社的脐带”，公社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被保存了下来。
宗法制度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它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成熟于西周，由原始的“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变而来。
农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与治理对策作者：夏良文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02期摘要近年来宗族势力重兴,并呈现出日益蔓延泛滥之势。
对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严重危害。
本文针对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农村宗族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宗族势力宗族文化村民自治影响对策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299-01一、农村宗族势力存在的原因(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一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方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转轨不及时,宗族势力乘虚而入;二是党组织机构设置、活动内容、工作方式滞后。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在经济体制、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党组织机构设置、活动内容、工作方式的滞后性,造成党组织工作一时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宗族势力从新获得其存在的空间。
(二)联合从事经济活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地方的集体经济失去了其往日的凝聚力,无力为村民提供服务和办实事,农村经济的经营形式也逐渐从集体转为家庭个体。
由于农民的个人能力有限、缺乏充足的资金, 很难独立创办经济实体, 所以选择与宗族中亲属联合创办经济实体,宗族的力量也必然因此而从新获得其生存空间。
(三)宗族的情感满足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族人之间的礼尚往来。
如婚丧嫁娶中的互相帮忙、协助操办、互相随礼等; 二是一致对外。
当族人与外人发生矛盾或冲突时, 同族成员抱成一团, 一致对外。
这是宗族势力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表现。
二、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一)干预甚至操纵选举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强的地方,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或村党支部换届改选时,宗族势力总要直接插手基层选举或者操纵基层选举,本族人总是使用各种手段为本族候选人拉票。
甚至出现宗族族长通过自身在宗族中地位,操纵选取,谋取到村干部的位置。
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
近年来，乡村治理成为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组织形式
和机构设置对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宗族组织也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
力量之一。
本文将探讨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以及参与路径。
宗族组织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现
代社会中，宗族组织的意义不再是仅仅维系家族祭祀传统，而是逐渐转变为维护家族成员
的利益、保护家族财产和传承家族文化传统的组织。
在乡村社会中，由于具有强烈的群体
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宗族组织逐渐成为了起到社会调节和稳定作用的重要组织。
首先，宗族组织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土地
资源，而在宗族中，土地往往是共有的财产。
宗族组织可以通过集体农业、土地承包等经
营方式，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从而增加家族收入。
同时，宗族组织在
传统文化、人力资源、资金、社会关系等方面也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这些资源优势，帮助成员解决问题，提高全家的生活水平。
最后，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路径较为多样化。
一方面，宗族组织可以通过参
与村级组织工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通过组织与其他村级组织间
的沟通协调，促进信息共享，共同解决村庄生产、生活、环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宗族组织也可以通过发挥在宗族内部的管理和调解作用，在内部调节冲突，稳定各个
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重新强化了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农民为了对抗小生产者所面临的脆弱性与风险性的缺陷，使得家庭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
人民公社从农村退出，国家对乡村底层的控制力减弱，新建立的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宗族的某些功能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适应、满足、迎合了乡村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某些要求，于是长期被压制的宗族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农村宗族也就成了学界乃至政界关注的热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农村作为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社会和谐离不开农村社会的和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但也存在着不和谐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其中宗族的存在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宗族势力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破坏了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影响了村民的民主监督，阻碍了国家的政策贯彻实施和法治化进程，滋生和传播落后意识，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正确认识和应对宗族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1、宗族复兴的现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宗族的某些功能适应了农民的要求，乡村宗族势力经过30年的打压在广大农村地区重新复活。
隐性的宗族观念变成显性的宗族活动，并逐渐活跃起来。
2、复兴的原因分析乡村宗族复兴的原因既有其外在因素，又有其内在的动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族观念、宗法制度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是维护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秩序的根基，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
建国后宗族虽经历了土改、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受到严重的冲击，并且国家对基层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从组织结构上取代了宗族组织的社会调控、管理职能，在经济上削弱了家庭、宗族的生产经营职能，从而使这些世袭传统已处于表面的断裂状态。
然而，宗族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几千年，宗族观念、宗族意识代代相承，已经根深蒂固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它不可能像有形的宗族外化物，如宗族礼仪、族谱、祖坟等那样容易被取缔、焚烧、铲平，在广大农村地区，宗族存在的环境依然存在，宗族势力存在条件并未完全消除。
因此，经过长期蛰伏,一旦有了适当的条件和气候，宗族观念被激活，并通过旧有的宗族资源如祖坟、轴子、族内的管事人等，宗族势力就会重新抬头，由隐性的宗族观念变成显性的宗族活动。
（2）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宗族势力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土壤。
聚族而居，是人们共处同一块土地，共同分享有限的资源，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族人自然形成的利益群体，这种利益关系便是宗族人际关系的核心。
宗族势力虽经受了近30年的打压，但在强制性结构变迁时期，宗族的联带关系是被人为地切断的，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聚居方式，人们在公社里生产生活，户籍制度和口粮制度又进一步确定了村庄的地理边界，血缘性、封闭性没有改变，地缘性没有被打破。
在当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然村落依然是主要居住模式和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如调查的北村主要居住的是董姓，中村的马拐居住的仍全是马姓。
居民的血缘性不变，社会结构变动缓慢，人口流动性较弱，生产、生活上族内的互助行为增多，意味着加强了宗亲间的联结，长期如此便形成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这种网络系统仍然充斥着乡村社会。
就象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23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环境，自然为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3）宗族的互助功能是其复兴的内在动力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强化了村落家庭的生产性功能，使之重新处于决定地位，为宗族的复兴提供了条件。
家庭经济可称为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承担着经济生产的功能，由于现在农村2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是核心家庭，以一家一户为主，家庭就会独立面对小生产者的脆弱性与风险性，使得家庭与家族内部的联系得以加强，宗族势力便容易形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乡村经济生产的职能是由生产大队和小队承担，家庭失去了经济生产职能，家庭间联系就显得不是那样必要而迫切。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但农民长期经营，家庭实际上又成为基本生产单位。
家庭自身和家庭之间所具有的血缘亲情关系再度成为生产中的主要人际关系。
这种彼此依存的人际关系强化了人们头脑中的宗族观念，由血缘关系延伸开来的关系网重新成为乡村农户生产和生活互助的主要依靠对象。
（4）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为农村宗族势力的抬头创造了空间。
农村宗族势力在建国之后长时间里得到有效控制,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基层的强制整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人民公社从乡村社会退出，乡村的治理模式从“政社合一”24型过渡到“乡政村治”型。
原有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体制被乡镇政府、行政村、村小组取而代之。
与改革前的农村基层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相比，村民委员会对村民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大为弱化，在协调农民行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综合作用还有待完善。
导致农村社区生活的组织真空，使相当多的农民一遇到困难便感到无助与无奈，陷于无所依靠之中。
这样一来，农民逐渐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失落感，转而寻找别的关系资源来维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
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宗亲便成为人们寻求生产和生活互助的主要对象和联系家庭之间的纽带，他们把依24所谓“政社合一”就是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为一体。
寄托转移到宗族上来，并从中体验到血缘关系带来的好处与便利，这就为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可能。
（5）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是农村宗族复兴的重要原因。
历史以来，宗族文化的特点就是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和农耕性等，这些特点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相伴随，并逐渐成长为一种自在的秩序。
虽然经过了建国后的高压控制，但当时农村社会控制系统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上，社会主义的农村社会经济从理论上讲应当高度发达，合理分工，人与人之间形成稳固的、有机的高级社会关系。
可是从实际生产力水平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处于低级阶段，尽管有了集体经济，但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由产业分工而形成的那种稳固合作，而是一种需要用血缘关系来加强、以地缘关系来维系的村队集体生活互助体，它仍然沿袭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整体不发达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人们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所需的各种资源尚相对不足。
“物质生产力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能量，以冲垮村落家族文化这一古老而又牢固的社会生活体制。
”25致使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出现了复兴。
（6）对宗族精神心理上的依赖为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提供了可能性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后，原先依附于公社组织的农民家庭一下子成了一个自主经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独自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包产到户同时也消弱了集体时期凝聚村民的乡村组织的权威和作用，村民对乡村组织的依赖和服从大大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颇有点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
农民心理上的失落感和空虚感，使得他们25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宗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找到一种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此时虽然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文明建设有了长足进步，而一些地方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
农民对宗族精神心理上的依赖，为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提供了可能性。
二、W村宗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宗族复兴是必然的。
宗族作为一种的组织，“在村民日常生活、村落、村社区和村际四个层面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6，对当今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进阻力较大。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直接民主治理的形式，它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有关的各项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村民自治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但由于村民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其本身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给宗族组织的复兴以可乘之机。
宗族组织的存在对基层民主的影响多是负面的、消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在农村地区，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村委会成员是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村民行使村庄自我管理权利的起点。
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村级领导班子的质量，而且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的效果和村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村级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
但是在选举过程中，某些宗族为了本宗族的利益，参与甚至操纵村民选举过程，“干扰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利用宗族势力把持村民自治组织”，27破坏了《选举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损害了民主选举的公平性原则。
在调查的村庄，村民选举投票时，一般是以血缘关系来确定自己的选举对象。
中村是个典型的多姓聚居村庄，同姓同宗和同村的姻亲往往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选举过程中，该村往往形成马姓、成姓、刘姓、董姓等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选举的过程其实就是这几个大姓之间的博弈。
从村委会实行直选以来，中村的三任村主任分别产生于成姓、刘姓、马姓，但没有哪一任村主任是连任的，就连同姓连任现象也不存在，村主任由村中几个大姓轮流坐庄。
从村委会成员的组成来看，也是几个大姓一直占据着，没有什么变化。
在北村，村主任的位置则是在两个大的董姓之间轮流担任。
其余四个小姓连出任村委会成员的机会都没有。
在访谈中，我曾问几个村民“在选举村长时，你为何选×××”。
他们回答“他是俺哥（族内平辈），”或“那是俺亲戚”“自己人被选上我还能被伤28”“谁不选自己人，又都不傻”。
我又问“你们选举前商量吗?”他们的回答是“那是自然，选前家里都说好了，本家里都会写他的”。
当然也有随意选举的，这只是出现在几个小姓里，他们说：“就是一张纸，写谁都一样，何况我写谁都不影响大局，索性随便填上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