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创作心理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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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经典作品解析和文学创作理念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匠,在文学创作上一直都有着独特的理念和风格。
他的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形式,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等作品。
本文将从莫言的经典作品角度出发,对其文学创作理念进行一定的解析。
一、《红高粱家族》作为1987年“文学十年”运动的重头戏,《红高粱家族》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奠基之作。
小说以中国北方一个偏僻乡村为背景,讲述了以五个红高粱的命运为引子,展开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史诗。
通过对家族发展的叙述,作者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中国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缺陷。
在表现手法上,莫言采用了荒诞、寓言和神话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鲜明形象和传奇故事。
小说的主题是人的命运,家族命运,更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寄托。
莫言在小说中给予了红高粱五子极富人性的形象化描写,以此通过一个小家庭将中国人历历在目的情感状况和时代局限表达出来。
这种将小家庭、小人物与民族历史、现实社会联系起来的写作方法在莫言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二、《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是莫言的另一部经典之作。
小说着重描绘了中国老百姓家庭明快生动的生活,通过对五代同堂女性丰乳肥臀的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性的命途多舛、奋斗历程和生命悲欢离合。
小说着重探讨了女性家庭地位、家族兴衰和社会变化的深刻内涵。
莫言试图让读者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想象世界和女性命运的变化。
小说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生命的崇敬、对女性的关注,是莫言笔下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三、《蛙》莫言最新的作品《蛙》是一部对当代中国草根年轻人生活的关注和呈现,莫言在小说中以一个小县城的所镇痛过镇出发,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背景。
莫言以一家散居在农村的三代人为刻画主线,展示了走过一生的农民亲人的生活和命运,感情生活的沉浸和转向,这部小说展现了中国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的色彩。
小说中揭示了中国社会一些最为普遍的问题,揭示了社会的界限,深刻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增加构思难度,人物个性明显鲜明,构思丰富。
心得共享创作焦虑与狂人诳语——以《生死疲劳》为例浅谈莫言的创作突围◎牛霄霖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从一枝独秀到杂语喧哗的发展态势,在主流文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无论是"五四”心理小说、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还是先锋小说、实验话剧.众多文学形式都在思想内涵、形式技巧诸方面打上了西方印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转型过程达到巅峰.王德威先生以“怪”字括之:“新一辈的大陆作家,由瞎子写到痫子驼子;由性无能写到小脚癖;由软骨症写到活死人,更不用说疯子白痴神经病”,“作家们在美学观念、意识形态转换等关目上,都有引人深思之处.不宜以’文学反映人生’等陈词滥调轻轻带过”。
在此文化生态中,莫言与贾平凹、余华等作家形成对话,共同谱写了这曲带有先锋意味的"狂欢”篇章。
焦虑是艺术创造的动因。
作家拿起笔时,就得回应“小说怎么写”的永恒命题、直面前人带来的影响的焦虑。
如果说狂欢是对“现实主义”的反叛、描写小人物是对“高大全”叙事的反叛,莫言的创作则表现出多向突围的特点:他拒绝迷恋西方的长翅膀老头,从而走向与马尔克斯的搏斗。
他超越性视角,将丑和美、真和假、灵和肉一视同仁地书写,在赞美的同时鞭挞着“丑陋”。
本文以《生死疲劳》为例.主要从文学内部语言风格、叙事视角考察莫言的创作突围。
一、叙事语言“言”者即说也;“莫”言即不语也。
然而,在作品中,一个深以“狂言妄语即文章”为然的莫言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他人物也如这般喋喋不休.言辞大胆。
巴赫金认为,杂语的存在本身就是语言存在的常态,因为这是“各种社会意识相互矛盾又同时共存的体现”;陈原先生说:“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语言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语言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变异。
”在内容上,要张扬地传达出深刻的所指;在形式上.也要避免不谋而同的趋同化。
对语言个性的追求及尝试其实是一种悲壮的奋斗。
1.语义的狂欢。
《生死疲劳》中的语义狂欢体现在曲解词义、褒贬混淆、身体下部的升格化处理三个方面。
收稿日期:2010-09-10作者简介:李国(1981 ),男,山东省日照市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欲望化的历史叙事莫言小说创作的三向维度李 国(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摘要:莫言的小说创作中,欲望化的历史叙事成为关注的焦点,并据此形成了独特的话语实践方式。
这涉及个体的生命欲望、性爱欲望以及最具野性的权力欲望等三个主要维度。
生命欲望是理解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体现了现实中的想象书写、想象中的现实记忆以及非人性物体的人性化展露等三重变奏;性爱欲望实现了历史的主观把握与审美体验,不仅有野性与激荡同生的性爱,更有理性与俏皮并存的性爱;权力欲望下形成了一种生产与压制、控制与反抗、表彰与惩罚共存的生存状态,体现为逆境中抗争权力、外在的强加权力以及精心偷取的权力等内容。
可以说,这三向维度成了莫言小说中欲望化叙事的鲜明特点,成了他揭秘历史真伪叙事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历史叙事;生命欲望;性爱欲望;权力欲望中图分类号:I 2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0)06-0048-07莫言在对以往历史怀疑与颠覆的同时,也试图用自己的主观感受和理性思考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在他的作品中,欲望化的历史叙述成为关注的焦点,涉及了个体的生命欲望、性爱欲望以及最具野性的权力欲望等,成为他建构历史的主要支撑点。
他将以往作品中所失掉的作为 人 之根本的 人性 重新拾起来,在那些人们似曾熟悉但又有一定的陌生感的人物和故事中,探寻一种新的话语实践方式;从人物的话语与表达的方式中,分析人的种种欲望及其心理特征;从人的生存与生命的双重角度中,赋予历史以某种文化意蕴。
这样,莫言借助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方式在复杂的结构形态中将人物的命运和欲望展现出来,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欲望、为了权力而付诸行动,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欲望化历史叙事特征。
一、立足脆弱的生命之基卡西尔说, 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 [1](P233)。
[作者简介]解孝娟,女,山东沂南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国文坛的“彼得・潘” ———莫言创作的“儿童视角”心理剖析○解孝娟(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 桂林 541004)[摘 要] 莫言是当代中国文坛极富魅力的作家,“儿童视角”始终是其作品的内核。
本文从童年经验、拒绝长大的心理动机、救赎愿望三个层面对莫言执著于“儿童视角”的创作心理作一浅尝的剖析。
[关键词] 莫言;彼得・潘;儿童视角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04)05-0022-03 莫言是当代中国文坛极富才情与创造力的作家。
从激情摇曳的《红高粱》到复调狂欢的《丰乳肥臀》再到语言之坝构筑的《四十一炮》,莫言的作品不断给人欢欣和惊奇。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莫言对其创作的“儿童视角”有种绵绵的关注与爱恋,笔者试从心理的角度对此作一种努力但或浅尝的剖析。
“彼得・潘”是西方名著中的一个有着美丽翅膀、永远长不大的小飞神,他统治着一个美丽的小岛,特别爱偷听妈妈给孩子讲的故事。
以儿童视角创作时的莫言就是彼得・潘。
诚然,“儿童视角”是一种叙述策略,一种莫言式的创新,以至于莫言说:“将近二十年过去以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这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
”[1](p20)它表明莫言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他是个被记忆缠绕的人。
当川端康成淡宛秀丽的乡土故事开启他的创作之门时,童年时的故事就像一只大狗,呼呼地跑来,拦也拦不住。
童年与乡土密不可分,在莫言开辟的”高密东北乡”的王国里,儿童的在场并充当将领是自然的。
而童年的无意识忧伤积淀在偶然的触动时会冒出来,像《石磨》、《五个饽饽》、《枯河》、《爆炸》等作品。
与童年的饥饿、孤独、缺少关爱相对的是儿童时的自由与欢快,当童年的莫言在山坡上放羊时,面对充满生机的大地,他常常展开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他想诉说却无人倾听,诉说时总是惹祸。
民间故事的圣手狡猾艺术的大师———浅谈莫言的创作心理作者:程文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2期摘要:莫言小说具有独树一帜的审美价值:泥沙俱下的激情、美丑杂糅的元素、引人入胜的细节、毫不畏缩的描写,展开了一场场露天之下刺激读者感官的盛宴。
其本质却是严肃而虔诚的,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和艺术领域某些重大禁忌的突破。
这一切,根源于莫言早期生活经历中产生的“孤独缺爱心理”和“自卑补偿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大的“自我实现”欲望。
关键词:莫言民间故事传承者魔幻现实主义引言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他创作的乡土小说近年来赢得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持续热议,出现了众多探讨莫言小说艺术、剖析莫言创作思想、运用多领域社会科学解析莫言作品价值的学术论文及相关著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根据笔者统计,自2012年以来,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已逾数百篇,美中不足的是,深藏在莫言耗尽数百万字创作的庞大乡村史诗背后的作家心理世界的奥秘,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至今尚未得到学术界系统深入的开掘与阐发。
有鉴于此,笔者以莫言本人的成长经历及心理发展为研究对象,尝试运用西方心理学进行阐释,以期探索并还原莫言创作心理之一斑。
一、《红萝卜》———饿鬼的记忆莫言1955 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的一个农户之家。
三岁那年恐怖的大饥荒蔓延中国农村,使幼小的莫言饱尝了饥寒交迫的滋味。
十一岁那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逼使上小学五年级的莫言放下手中心爱的书本,扎根到田间劳作。
莫言的童年时代,是在饥饿、恐慌、麻木、疲惫中度过的,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灾难,他都曾经亲身经历过,精神和肉体遭受的双重磨难成了他们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般的集体记忆,这集体记忆加深了莫言童年期的“孤独缺爱心理”(Lack of Love Psychology),成为他成年以后文学创作原初的萌发地和喷火口。
莫言最早的创作冲动,就是源于对自己孩童时苦难生活的追忆。
莫言作品悲剧心理及其艺术风格形成之溯源
郭群;周航
【期刊名称】《菏泽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34)006
【摘要】作为当代著名的乡土作家,莫言不遮藏乡土世界存在的一切苦难和悲剧性的生存状态,苦难和悲剧是莫言乡土小说始终不变的主题.莫言充满个性化风格的形成有其复杂原因,少时经历、民间故事和传奇以及西方文学在不同程度上对莫言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总页数】4页(P38-41)
【作者】郭群;周航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教育系,福建漳州363000;长江师范学院新闻与文学院,重庆408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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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心理探析作者:张芸凡来源:《牡丹》2016年第21期莫言在我国文学领域享誉盛名。
利用笔墨,莫言为读者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的执著爱情、有的守护亲情,还有的迫切渴望自由。
苦难的生活没有彻底击垮那些女性,反而成为她们成功路上一次次加冕般的洗礼。
本文围绕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心理展开,从四个角度对之进行了剖析,希望能够为读者理解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提供帮助。
莫言是一位男性作家,因而与女性作家不同,他擅长用独特的视角及笔墨描写女性世界,刻画典型的女性形象。
虽然莫言作品的时代背景不一,但所有女性都彰显出了强大的女性人格魅力,她们对生活怀有理想、对人生怀有追求,在遭遇苦难时,她们能够站起来不屈抗争。
莫言用自己细腻的描写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女性形象,读者在感受真实的同时更易产生共鸣。
通过研究莫言的小说,笔者总结出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文化心理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现展开详细论述。
一、勇敢逐爱的女性形象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大多数作者都对勇敢逐爱的女性形象更为青睐,莫言亦不例外。
莫言作品中存在众多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她们平凡,但她们真挚、真实、执著、勇敢,她们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在爱情面前,她们随时都可以牺牲。
例如:在小说《春雨夜菲菲》中,年轻女子独倚窗前,在春雨绵绵的夜晚思念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忆着往事,历历在目。
女子的期待、女子的思念被莫言以细腻的笔法表达得淋漓尽致,真挚而热烈的情感让所有读者为之动容。
当然,必须承认,莫言在设计小说情节结构上存在不足,但细腻的女性心理刻画以及女性情感描写,却丝毫不会影响莫言想要表达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对爱情的向往与憧憬。
在小说《售棉大路》中,农村姑娘心仪为人热情、玉树临风的赶车男子,一场偶遇碰撞出了两个人爱的火花。
售棉之路,在仅有的两天两夜的时间里,两人经历了人生的变化、曲折,并最终获得圆满的结局。
虽然整个故事的情节结构稍显简单,但是农村姑娘杜秋妹的形象却给无数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言的创作心理探析作者:谷文静王淑萍来源:《活力》2013年第08期[摘要]从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问世之后,莫言旋风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
纵观莫言的作品,在犀利的语言下、狂放的厥词间,不免使人感受到作家在粗狂的表面下内心深处的悸动,字里行间中渗透着作家的创作情结。
[关键词]乡土情结;审丑情结;悲悯情怀一、二元对立的乡土情结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家乡为背景,他有着相当深厚的“乡土情结”,对故乡的回忆和由此生发出的想象是他创作的源泉。
关于在莫言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莫言曾经这样说:“我早期的作品里写的大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小说里许多人物都有原型。
”在农村这个庞大的家族体系影响下,作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多多少少有着“血缘关系”。
如《蛙》中的姑姑、《红高粱》中的“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丰乳肥臀》中的上官等等,都夹杂着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但是在那个生不逢时的饥荒年代,农村给莫言留下的更深的是惨痛的生活体验。
作为一名农民,莫言曾经说过:“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
莫言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农村最为荒凉萧条的时期:经济上的停滞不前,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天灾,使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贫困愚昧的基础上,那时的农村还极易滋长封建特权,无知的百姓在权力面前只得卑躬屈膝。
因此,莫言最大的心愿就是逃离农村。
然而,逃离出农村,来到城市的莫言,面临的却又是一番景象。
如果说乡村中的压抑主要是落后地区的愚昧、封闭、保守、落后,那么城市中给莫言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压抑:喧嚣、虚伪、紧张、麻木。
因此,作者只能通过写作,给故乡经验和城市生活产生的更加尖锐的矛盾和对抗寻找条出路,将对故乡爱恨交织的情感化为文字,进行抒发和宣泄。
二、天马行空的审丑情结犀利的语言和狂放的厥词是莫言小说的一大语言特色。
纵观莫言的小说,不免被他赤裸裸的语言所震惊。
像在《红蝗》里有段话:“我们的大便像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想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 “美是生机蓬勃的,恰如江南的小白菜,淋上些屎汤子会更加生机勃勃。
莫言小说创作心理探微
作家的创作心理是心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借助心理学批评,可以分析作家与作品的各种深层的复杂关系。
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心理批评要求在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反观作家作品以揭示这些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内容,并认为作品是作家受到压抑而创作的产物,他记录了作家的隐秘和痛苦。
借助以上观点,分析莫言的创作心理,笔者认为莫言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而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
童年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
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正如冰心所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
莫言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痛苦。
1956年出生的莫言,其童年时期正置左倾思潮横行的时代,莫言家里是上中农成分,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的歧视,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创伤记忆。
此外,在家庭生活中,因父母的管教过于严厉,使他未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他少年时最大的兴趣是喂养鸟雀,但却被其父扼杀了这一童趣。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母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
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
……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
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和无爱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压抑而孤独,逐渐形成了内倾、自卑的气质特征,在军艺文学系的同学这样描述他:“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有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
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儿童与那些所依赖的强壮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
这种虚弱、无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儿童追求力量的强烈愿望,从而克服自卑
感。
”这种自卑感“是隐藏在所有个人成就后面的主要推动力。
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他去完成某些事业。
”莫言曾说到,“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
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
”由此可以说,莫言的小说创作动机,正是基于自卑心理所产生的推动力作用的结果。
然而,这也导致莫言对世界、人生的把握和对艺术的理解,带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并把它投射到其作品中去,表现为对生命本体悲剧的展示,即对生的悲剧、死的悲剧和性爱的悲剧的体验性描述。
《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把他的全部欲望凝结到透明的红萝卜上,但是,他却徒然地拔光了满地的萝卜也毫无所得,欲望是难以实现的,稍纵即逝的幻象则使人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
在《红高粱》系列小说中,罗汉大爷被活剥时凄厉的呼喊和血肉模糊的尸体撼人心魄;似锦年华的戴凤莲在对生命的欢乐的回忆中死去;还有恋儿、成麻子、耿十八刀的死,“在几万发子弹的钻击下,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乡亲,手舞足蹈躺在高粱地里”,以及余占螯几起几落、直到从日本北海道返回村庄后的英雄末路之状,无一不充满强烈的悲剧色彩。
余占螯与戴凤莲的爱情也充满悲剧色彩,一方面余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不惜杀人放火,还差点被曹梦九抓去坐大牢,一旦实现了对戴的占有,又别有所求,另一方面,二者的爱情又以戴的死去,而表明这种爱情的难以持续。
在莫言看来,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饥饿是痛苦的,爱情也是痛苦的,它不是由于社会状况带来的个人之苦,而是与生俱来的痛苦。
在《我想到痛苦、爱情与艺术》一文中,他写到:“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婉的痛苦。
英雄痛苦懦夫也痛苦;高贵者痛苦卑贱者也痛苦;鼻涕一把泪一把痛苦畅怀大笑未必就不痛苦。
大家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升华在痛苦中死亡。
死亡是痛苦的解脱。
但如果有灵魂,死亡也仅仅是痛苦肉体的解脱而不是痛苦灵魂的解脱。
古往今来的痛苦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徘徊着,游荡着,寻求解脱的方式。
寄托痛苦灵魂的是艺术,解脱痛苦灵魂的也是艺术……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品里都搏动着一颗真正痛苦的灵魂。
”可以说,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心理,使得莫言的小说充满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此外,莫言的精神创伤还表现为作家在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使得其小说创作具有叛逆与审丑倾向。
作家的缺失性体验指的是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
痛苦之中而产生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缺失性体验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的心理动机。
物质的匮乏,爱的缺失,使得莫言在心理上滋生出强烈的反叛意识。
他在名为《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篇文章中,宣扬渎神精神和自我意识,强调文学的批判性。
他认为,“如果没有对固定的、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和信条的叛逆,很难有社会的变革……敢跟父母作对的孩子,他身上自有一种天才的素质”,莫言在艺术上有意识地与流行的作品、流行的理论划清界限,独辟蹊径。
他说,“创作过程中,每个人都各有高招,有阳光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你是仙音缭绕,三月绕梁不绝,那是你的福气。
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这不是我的福气吗?”正因如此,从莫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叛逆精神渗透于字里行间,不管是在早期的《红高粱》系列、《透明的红萝卜》,还是近年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说皆表现出离经叛道的精神。
也正是这种反叛道德、伦理,破坏规范和权威的叛逆精神,使得他对文学的审美把握表现出审丑倾向。
可以说,莫言在小说创作中的审丑倾向是他反叛的一种姿态。
传统文学大多数处于古典美学的范畴,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
“子不语,怪、力、乱、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儒家几千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一种话语霸权的方式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莫言心灵的创伤是因为生活中的弊端和丑行而产生,生存中的缺失需要在作品中得到补偿,内心的压抑与痛苦也需要在其中得到宣泄。
因此,审丑是莫言的一种自觉的选择,是他张扬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对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
在这里,审丑便有了积极的意义,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忠实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从而超越了美与丑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剥人皮场面的描写,有恋儿大难临头之际黑色预感的渲染和神秘体验,有襁褓之中的婴儿被粗暴、残酷地扼死的场景,一支农民游击队在墨水河全军覆灭、横尸沙场的画面,一个心情抑郁地忏悔着自己莫须有的罪过、以自己的失语为自己赎罪的孩子的心声,乃至于肢体上的残缺,独眼、断手、哑巴,苍蝇和大便,月经和生殖器,死鱼样的眼睛等等诸如此类让人厌恶与不快的场景和形象。
莫言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正是其对传统美学价值的反叛与意义的消解。
由上述可知,莫言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主要是缘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记忆和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所产生的精神创伤,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得莫言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和强烈的反叛精神,并表现出审丑的美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