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创作的转型

从《四十一炮》看莫言无所不在的“肉言乱语”作者：冯立嵩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3期摘要：《四十一炮》充满对“肉”的多重追求，包括“食肉”、原始欲望、欲望的归宿以及好日子等等。

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肉神——罗小通的形象，一个十二岁就爬到了屠宰场车间主任位置上的小孩，酷爱吃肉，且对肉情有独钟，思想竟然能与肉通灵，与肉对话，在这个人物以儿童视角对生命的感受所进行的叙述中，实际上承载了时代变迁下诸多对复杂人性的诠释，也折射出现代精神分析学说和荒诞的魔幻手法等现代主义技巧下对人的原欲与动机特征的思索。

关键词：《四十一炮》；莫言；肉言乱语作者简介：冯立嵩，男， 1969年11月9日出生，中学高级教师，1995年7月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单位：辽东学院。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3-0016-03《四十一炮》中随处可见“我”的“肉言乱语”，如二十七炮“ 在我的脑子里，肉是有容貌的，肉是有语言的，肉是感情丰富的可以跟我进行交流的活物。

它们对我说：来吃我吧，来吃我吧，罗小通，快来啊！但肉这个东西，据说就像女人一样，是永远吃不够的”。

这类话可真称得上是以肉通神的绝唱，而且“我终于明白了，世界上的事情十分复杂，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即便是对一块肉，也应该发自内心地爱着，才会得到真正理解其中的美好”，这里把“肉”同人类的幸福甚至闪烁其词的性爱联系到了一起。

这种贴近人欲人性人情的“炮言”隐藏了作者在转型社会中对生活的“别有滋味”的解读，以下拙见是笔者对此“魔语”之诸方面阐释。

从对“肉”的渴求到对“肉”的“艺术享受”反映了压抑下的原欲与膨胀后的欲望的心灵轨迹莫言的创作总是以人性为出发点，紧扣少年的生活体验：饥饿。

同时未忘自己生命中的原始体验和个体感受力，没在群体经验中用强调净化精神文字尊严、艺术崇拜诸如此类的故作严肃清高地粉饰自己，始终以真切的个性体验，来凸显自己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Qilu Normal University第35卷第5期2020年10月Vol. 35 No. 5Oct. 2020莫言小说《冰雪美人》细读隋清娥（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摘要：莫言小说《冰雪美人》是一篇值得长久探索的作品。

进行文本细读可知，其题目“冰雪美人”是 耐人寻味的，这是一个隐喻意象，也是一个象征意象；这是一个肯定意象，也是一个否定意象。

《冰雪美人》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悲剧女子。

其主题有多重，既批判“白马镇文化”，也批判丑陋的人性；既反思现代价值观， 也反思社会转型期人的思想现代化的重要性。

小说采用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叙事方法，叙事视角是第一人称“我”，叙事结构分表层与内层：表层采用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方法，内层是复调式的，存在多重对话。

关键词：莫言；《冰雪美人》；意象；悲剧人物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莫言的短篇小说《冰雪美人》发表于2000 年11月。

20年来，学界一直关注着它，“中国知网”中有约15篇论文，这说明，《冰雪美人》 是一篇值得长久探索的作品。

“这些论文从社会 偏见、环境冷漠、人格尊严、美的毁灭、写实与象征的融合、情节延宕与人物刻画的反差等角度， 分别对其做出面貌殊异的阐释。

” 而笔者把 它当做一个有意义的符号结构进行文本细读。

在 细读时，沉潜入词语中，穿越各种遮蔽，从题目、 人物、主题与叙事艺术等角度，洞穿文本内在的丰富，有效阅读文本，领略其独特的情感、丰富的内涵和艺术魅力，从而获得审美体验。

一、题目：隐喻、象征意象，肯定、否定意象众所周知，进入艺术构思阶段的作家，创设 题目时会反复斟酌，因为题目在作品中举足轻重。

在《冰雪美人》中，莫言拟定的标题”冰雪美人”是耐人寻味的。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冰雪美人”既是一 个偏正短语，又是一个联合词组。

作为偏正短语，文章编号：2095-4735 （2020） 05-0123-10“美人”是中心语，是语义核心。

《蛙》——作品赏析“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

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这段文字选自莫言的作品《蛙》，《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与莫言的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如《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相比，《蛙》延续了这些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力作之一。

《蛙》的中心词是“计划生育”，但这只是浅层表象，在这一中心词背后，隐藏着的是莫言对生命、生殖、繁衍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

《蛙》是一部写实主义的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

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

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生活在无法逃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读《蛙》，读者会时时感到残酷。

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高密东北乡不仅公是故事发生地，而且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区域。

在计生国策推行之初，中国有无数个东北乡，万心这样的计生干部也有许多个。

莫言的书写因而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

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

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关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

《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系列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的深刻思考。

中央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题目：浅析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学生：指导老师：2015年11月16日内容摘要: 莫言是当代的著名作家，他创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十分独特，而又各具特色：坚忍，叛逆，野性。

本文主要就莫言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形象进行分析，通过她们生活行为和生存方式，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莫言女性形象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也越发受到广大读者的大力追捧。

莫言作为中国新一辈作家，他对人生的洞察和对人性的剖析独显深度，使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莫言的作品创作于改革开放时期，适应社会转型期“面向异性而存在”的性别主体特点，莫言歌颂敢于反抗和挑战男权压迫的女性形象，以一个男性作家的视角描述女性的生存际遇，表达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女性王国，描绘了女性的各种生存状态，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各种女性形象。

一、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溯源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众多，在她们身上你无法用传统道德来评判对或错，她们所做的都顺从于蓬勃的生命激情和自由解放的灵魂。

她们性格各异，戴凤莲美丽而野性、孟喜喜冰清玉洁、孙眉娘风流俏丽、上官鲁氏坚忍顽强，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母亲，她们都是在苦难土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

她们身上顽强的生命力，早已超越那些平凡懦弱的男性，在苦难中品尝着欢乐，创造出一段段不朽的传奇。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莫言出生于50年代山东省高密县，受农村贫穷、政治路线问题及改革开放时代的影响，莫言童年生活痛苦，他的作品，以故乡为原动力，充满着复杂的情感。

关于女性，占据着莫言小说的半壁江山。

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值得去深入研究和揣摩。

高大、卑微与放荡，坚韧、勇敢与反叛，一个个鲜明的女性形象，也正是作者对于5000年来封建意识形态的反抗。

莫言热情歌颂反抗苦难、敢于挑战男权世界的女性，寄托了他对女性命运与理想的关注，也包含了对失去人性的社会的批判。

二、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点（一）野性奔放、勇敢叛逆的女性形象莫言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与传统女性形象相反的叛逆女性，作者往往通过削弱男性形象来反衬女主角。

“回归故土”与“超越故乡”：贾平凹与莫言小说文化母本与叙事空间营建之比较摘要：莫言和贾平凹同为“从乡村到城市”的“文化迁移者”，都以生养自己的“故乡”及其文化深蕴作为其文学叙事的文化底本和空间蓝本。

莫言深受古齐国兵家“诡/诈”文化基因、志异志怪文学传统和开放、大气、奇伟、神秘、想像力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影响，以齐地文化为其文学创作的文化母本和审美“血地”；贾平凹在文化精神、审美气质和语言风格上深度体验、细致书写其长期生长浸淫其间的“商州山地文化”和“商山隐逸文化”，以其作为文学创作的“文化母本”。

莫言和贾平凹都在学习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地调动其故乡故土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使用“高密东北乡”和“商州山地”作为其叙述故乡故事的叙事空间。

所不同的是，在其“故乡书写”中，莫言不断对“高密东北乡”的时空外延进行拓展，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涵盖一切事件、包罗所有人物、容纳各种情绪的叙事场，“高密东北乡”是莫言通过“想象”“再造”的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故乡”；贾平凹笔下的故乡“商州”的时空外延基本上没有得到拓展，“商州”一直都是其实在的“故乡”商州，其间的人事，在文化外形和精神内质上都具有典型的商州特色，是贾平凹通过文学描写“再现”出来的一个属于全体商州人的“实在的”“文学化的故乡”。

关键词：莫言；贾平凹；“高密东北乡”；“商州山地”；文化母本；叙事空间营建同是“出身乡村、客居城市”的作家，莫言和贾平凹的文学活动轨迹和文学思想的变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们是同代人，经历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变革和历史变迁，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迁移；他们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并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呈现并批判了当代中国社会、人文的“病”与“变”；他们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参与开创并代表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两个地域文化作家群——“鲁军”和“陕军”；他们笔耕不辍，求新不断，均有大量作品出版，并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作品的叙事艺术和审美风格，多次引起批评热潮；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间，他们通过众多精彩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有深度的反思与批判，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他们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个性思考和民族性时代印象，记录了大变革时代的民生、民风、民情、民瘼，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变革的审美记录者。

2020.02名家研究·新纪实07[摘 要] 莫言是我国当代对生命意识体现最强烈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注重平凡大众的生命价值，发掘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发现生命的意义。

本文以莫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对于莫言小说中体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 莫言 生命意识 小说 生与死[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03-（2021）02-0007-03莫言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刘欣慧崇圣文化传播（南京）有限公司作者简介：刘欣慧，学士学位，本科，毕业于盐城师范学院。

在小说中，莫言用人文主义的笔触创造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

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自然界的一切，都仿佛有生命意识一般。

正如莫言作品中的角色具有动物本性一样，动物也可以拥有人一样的行为和情感变化。

在莫言的很多作品中，红色的高粱和黄色的土地都是重要的故事背景之一。

黄土地上的红高粱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必需的生存环境，而且还跟黄土地上的人们有着共同命运。

所以说，红色高粱是黄色土地上人们的生命图腾，更是人们生命的动力。

在莫言的小说中，人们的生命意识也在不断地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要检视自己，还要检视别人，并希望能够在自己和他人与自然之间有所作为。

在努力实现转型的过程中，人类的原始生命力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些共同点和个性特点共同构成了莫言小说中充满生机的世界。

一、对于生与死的看法在莫言的作品中，对于死亡与生存的描述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蕴含着生命的美学与生命的意义。

与生存相比，死亡更加复杂。

当莫言在作品中继续以不同形式强调生与死时，生与死就显得淡然了，两者存在的意义就是实现自己的欲望和人生价值。

尽管死亡是神秘且难以捉摸，但有两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是生命最终会终结，另一个是生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终结的，这是无法预测的。

但是，若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忘却死亡，或直击死亡，当面对别人生命即将结束时，我们从中得到一些领悟。

《蛙》全文 《蛙》的读后感 【--医生述职报告】

《蛙》 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下面，为大家分享蛙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主要内容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 __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小说结构新颖而缜密，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附有一部关于额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因此，这是一部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揉为一体、拓宽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作品;是莫言创作中的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艺术尝试。

小说中一个最典型的人物。这个人是全书的主人公——姑姑，名字叫做万心。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万心卫校毕业，一辈子跟妇女打交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她是接生员，无论多么困难的分娩，只要经她接手，就会转危为安，就连母牛难产，大家都请万心出马，那时候，她是四里八村妇女的大救星，活菩萨。到了八十年代，她一下子由天使变成了魔鬼。

张拳的老婆因她溺死水中，她侄子万足的老婆王仁美被她大义灭亲引产失败大出血死了，袖珍美人王胆在被她追赶的途中所幸生下女孩陈眉，但王胆的命也没保住??后来她途经芦苇地，被无数的蛙围攻，撕碎衣服，咬破耳朵，喷射黏液，再后来，她夜夜失眠，猫头鹰的叫声被她幻化成蛙的惨叫，她觉得这是那些无辜的生灵来讨债了。“蛙”，就是“娃”啊，万心的这双手，接生了上万个娃，又残害了多少个娃啊!如果她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工作者，如果她能在当嫁的年纪嫁掉，在该生的年纪生产，她的心就不会这么硬，这么冷。可惜，她年轻的时候与那个英俊的飞行员擦肩而过，后来在她徐娘半老的年纪里，戏剧性地嫁给了郝大手，一辈子接生了上万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属于她，这也许就是对她作恶的报应吧?

第16卷第2期衡水学院学报Vol.16,No.2 2014年4月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Apr.2014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4.02.019评《红树林》的叙事手法樊东宁，姚红静(衡水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河北衡水053000)摘要：在《红树林》中，莫言在叙事手法上表现出很大的创新，主要有2个方面：首先，对于时间机制的熟练把握，如“现在时间”与“过去时间”两相结合，同时又运用“时间压缩法”将历史切割成许多碎片，在碎片回忆中又切入叙事时间；其次，对于人称机制的巧妙运用，如“我”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你”与“我”合二为一，在第一三人称的转换中，兼用第二人称“你”将主人公引出。

当然《红树林》中的叙事手法也存在不足，如时间交替中稍显混乱、人称转换稍显急促等。

关键词：莫言；《红树林》；叙事手法；时间机制；人称机制中图分类号：I24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065(2014)02-0090-03莫言似乎偏爱红色，很多作品都以红色命题，《红高粱》《红耳朵》《红蝗》《红马驹穿过草地》等等，一片片的红色在他的作品中滚动成炽热、浓彩、灿烂和悲壮。

这次也不例外，2005年莫言推出了《红树林》①，小说仍是以红色为主色，但是他着力刻画的却不是这种红色激情，而是选用晶莹洁白的珍珠作为作品的灵魂，将人物的命运和珍珠联系起来，营造了一种“珠碎人亡”的悲壮气息。

除此之外，更令莫言创作特色大放异彩的是他的叙事手法的运用，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转换人称视角，极度的渲染夸张。

莫言曾谈到他的这些手法深受马尔克斯“那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还有福克斯式的“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联系”的“无可奈何而又充满希望的主调”的影响。

《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这是莫言对以往创作的一大超越。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将叙事手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一把双刃剑，偏重任何一方都会造成硬伤。

三一文库（）〔简析莫言《蛙》的主题意象〕*篇一：论莫言《蛙》主题思想处理的限度龙源期刊网.cn论莫言《蛙》主题思想处理的限度作者：洪嘉珮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3年第06期[摘要]《蛙》在处理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围城”中，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的现实性和广泛性意义有所削弱。

同时，《蛙》反映的是一种虽痛彻但不无迷惘的主体反思意识，并没有寻找到走出思维“怪圈”的出路。

《蛙》虽然直面了历史和自我，但并没有超越，其在主题思想的处理上仍有限度。

[关键词]《蛙》；主题思想；限度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蛙》自2009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大致放在作品的主题、叙事和创作角度等方面。

其中关于《蛙》主题思想处理的研讨，着重于“作者如何巧妙地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思考融入到宏大叙事之中，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中国，实现和世界的可能性对话。

”[1]对此，本文提出两点质疑：《蛙》的主题是设置在“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下，还是陷入了时空“围城”？《蛙》是展现了生命层次的主体意识还是徘徊在无出路的思维“怪圈”中？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探析。

一从文本看，莫言在处理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围城”里。

在时间维度上，主人公“姑姑”的人生经历是《蛙》叙事的主线。

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在多重时代和角色间转换。

然而，叙述人蝌蚪（即“我”）的限制性视角造成了转换和过渡的时间断代。

蝌蚪虽然述说了“姑姑”人生的很多精彩片段，但是连接各个片段的线索是缺失的，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的“围城”。

在计划生育以前，“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2]，解决了多个难产案例：高龄而且胎位不正的艾莲、出生时先出腿的蝌蚪甚至包括难产的老母牛。

然而，在计划生育时期却出现了她全力捉捕超生孕妇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且这三人最终都死在了“姑姑”的手术台上的情节。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近百年来中国出现的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的文学作品。

三十年是一个具体的时间段，指1980年代至2024年代的三十年。

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大特殊时期，对中国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创作受到极大限制，许多作家、艺术家受到打击、迫害，文学作品基本上停滞。

19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现代文学开始逐渐复苏。

2.文学的自由与个体价值的探索：198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复苏的关键时期，作家们开始敢于表达个人的想法、体验，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独立见解。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多样化，创作思路也更加开阔，关注个体的价值与人权问题，如《红高粱》等作品。

3.小说的繁荣：1980年代至今，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创作形式之一、小说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复杂的社会背景，成为表达个人及社会关注的重要媒介。

其中，《丰乳肥臀》、《妻妾成群》、《梦回大清》等作品都取得了较大的影响。

4.频繁的文化转型：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经历了许多文化转型，包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

这些转型为作家们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和社会背景。

他们通过文学的方式反映和探讨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和挑战。

5.青春与成长：许多中国作家在这三十年间以青春与成长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创作，通过描写年轻一代的成长经历，展现了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追求、困惑、挣扎和成长。

如《围城》、《红楼梦》等作品都通过讲述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反映了这一时期年轻人的心理和现实。

6.女性文学的崛起：这三十年间，中国女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她们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关注点，呈现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变、挣扎与追求。

她们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家庭与事业平衡，如亦舒、莫言等作家。

莫言小说改编电影
佚名
【期刊名称】《电影世界》
【年(卷),期】2012(000)011
【摘要】1.《红高粱》(1987)导演:张艺谋编剧:奠言、陈剑雨、朱伟主演:姜文、巩俐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莫言的版权卖了800元。

其本事是莫言家乡曾经发生的"孙家口"伏击战。

电影选取了小说的主干:"我爷爷"(小说中为于占鳌)和"我奶奶"(小说中为戴凤莲)的情事及抗击日本侵略者。

之前抗战题材的小说都是正反对比强烈,英雄都是完美的,《红
【总页数】1页(P24-2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相关文献】
1.女性主义在莫言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呈现 [J], 钟远萍;
2.小说改编电影探析——以《陆犯焉识》改编电影《归来》为例 [J], 梁晓慧
3.莫言长篇小说研究的新力作
——评廖四平教授专著《当代长篇小说的桂冠:莫言长篇小说研究》 [J], 王艳雪
4.创作的转型:莫言的新笔记小说——读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 [J], 杨剑龙
5.莫言长篇小说的全面探究——评廖四平的《当代长篇小说的桂冠:莫言长篇小说研究》 [J], 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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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论丛Dec．，2012Vol．33No．122012年12月（第33卷/第12期）（DongYueTribune）

［作者简介］温儒敏（1946－），男，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叶诚生（1965－），男，山东大学教授。“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

———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温儒敏，叶诚生（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

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关键词］莫言;小说叙事;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2）12－0006－04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一直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转型相伴生，二者相互催发、互为表里。然而，置身百年来跌宕不已的历史大变局中，中国小说究竟是生逢其时还是身陷泥淖，这又是难以一语道断的文学史论题。作为当代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莫言及其文学实践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小说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复杂关联，同时也为我们通过文学话语重识历史与人性的多义性提供了新鲜的艺术经验与思想材料。

悲悯视角下的历史观察莫言小说所面对和处理的历史当然主要是中国的“现代历史”，而“现代”也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笼罩中国社会实践和文化建构的关键词，因此包括小说在内的纷纭复杂的话语活动首先是一种“现代叙事”。现代性的叙事法则直接建立在线性时间观的基础上，即时代有新旧之分，历史有进步与保守之别，从日常生活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都将维系在与革命、进步、直线发展等理念相关联的历史主体的现代性实践之中。可以说，与时代同步，向现代看齐，这不仅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复申说，也早已成为中国文学讲述现代历史的主要方式。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见出莫言小说虽然不乏“讲史”的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他的小说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显赫存在，以往隐没在历史角落或者退缩于历史边缘的人物反而频频走向前台，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不时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改变了历史演进的主人公，如此被重述的历史已经变得歧义丛生而又多姿多彩、面目含混而又意味深长。《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历史叙事的最早代表，不仅在时间意义上体现出莫言小说创作的初期实绩，而且

还乡者的关切与悲悯——评莫言的《等待摩西》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歇笔了几年，2017年重又开始发表作品，有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为人谈论得最多的还是小说。

这组小说，堪称故乡人物志，是从记忆中调取的高密东北乡的奇人轶事。

这些普普通通的乡村小人物，一个个都有不普通的性格，在他们的身上，都留着历史风云与人性合力雕刻的痕迹，让人过目难忘，每个故事因而都透着沉重的沧桑感。

2018年发表在《十月》上的《等待摩西》，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等待摩西》采取的也是还乡者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

故事的主角似是“我”的发小柳摩西。

柳摩西的爷爷叫柳彼得，是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徒。

早在1890年代，山东等地就有美国美南浸信会的牧师来此传教，先有高第丕牧师，后有崔怡美、毛尔根、高如辰、纽顿等牧师，高密东北乡一带不乏信教者，1900年代出生的柳彼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主的信徒，在民国时代的乱世里得到了教会和宣教士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在讲政治的年代，柳彼得的教徒身份在政治运动中就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仅本人遭受磨难，还要殃及子孙。

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出身，柳摩西失去了当兵的资格，走了一条与发小“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1975年参军，从此平步青云，在体制内端着铁饭碗，时不时衣锦还乡。

而在“文革”中就已改名为柳卫东的柳摩西，虽然不知凭什么本事娶了本村的漂亮女子马秀美，还在改革开放之初搞个体户率先发财，成了乡村富豪，但是，很快就不明不白地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抛下妻女让娘儿仨受尽了人生磨难，直到三十五年后这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才两手空空地突然归来，被苦等了他三十五年的发妻接纳，把名字改回柳摩西，在虔诚信教的妻子的庇护下，继续从事他骗人的勾当。

作为发小，“我”对失踪三十五年的柳卫东从来没有放弃关注，在得知他已归来之后，还专程来看望，想要弄清他失踪的原因，可是待走到他家的门口，发现三十五年留给老房子及其主人的创伤已了然无痕，自己多年来对柳卫东夫妻的关切与惦记其实纯属多余，只好扭身自嘲着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