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国内文献研究作者：殷丹丹赵小成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6年第08期摘要：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发展起来，其在政策方针制定、师资力量培养、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对我国现在西部小学教育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今天，研究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并借鉴其宝贵经验便显得相当重要。
關键词：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小学教育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领导人为改变边区文盲纵横的局面，大力发展边区的小学教育，使边区的教育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抗战建国和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
20世纪以来学者主要从边区教育的方针政策、师资力量等多个角度对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方针政策为鼓励边区小学教育的发展，边区政府相继制定了多项教育政策。
学者赵守月，栾雪飞主要从“扩生”、“正规化”、“民助公办”三个方面阐述了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发展小学教育的政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区小学教育体制。
作者分析了各个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小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尤其充分肯定了“民助公办”政策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对边区小学的大规模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好政策。
赵娜主要分析了小学义务教育的政策。
从陕甘宁边区由普及小学教育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转变及其原因开始着手，着重研究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学制，费用等方面制定的政策，并就陕甘宁边区小学义务教育的发展总结了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校、设置符合农家实际的课程和如何解决办学经费三个方面的措施。
郑涵惠对边区小学教育方针的讨论，主要是从教材和课程设置两个方面进行的。
教材方面，主要观点有：教材要注意政治、内容要广泛，要注意对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任务的宣传，要涉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要符合儿童实际和边区的具体实际。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摘要：小学教育是为青少年未来发展打基础的教育，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在扫除文盲，培养当地知识分子，促进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探讨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特点经验陕甘宁临近边陲，战事频繁，地瘠民贫，人文凋敝。
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除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读书写字；文盲大概高达百分之九十左右。
”这里“在文化上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
”[1]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抗战教育也随之兴起。
在抗战教育中，小学教育有着重要地位，因此也被学术界学者多次研究。
关于对抗战时期小学教育的研究，学术界各位学者主要从小学教育的发展概况、发展特点、发展经验以及经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主要代表成果有：吴洪成的《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尚微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经费研究》、沈绍辉的《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陈卫京的《试论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发展》、刘述康、成湘菊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经验浅探》等。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的各个发展阶段和特点以及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得出的经验两大方面进行论述，以求能抛砖引玉。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发展阶段以及各发展阶段的特点。
（一）抗战时期小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34年第一所列宁小学创立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之前，是边区小学教育的初创时期。
随着陕甘宁边区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在根据地建立起一批列宁小学。
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特点是：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少年儿童开始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教育内容以创建根据地和为建立红军服务的扫盲识字为主。
学生采取“即知即传”的办法，使儿童一面教一面学，在教人上教自己，提高战时民众的文化政治水平。
民国初期到抗战时期汉阴县人才辈出的原因分析作者：杨卓妍刘昱伶邹棠华来源：《卷宗》2019年第17期摘要：自民国初期到抗战时期，短短30年间，汉阴一个山区人口小县却人才辈出，培养出了无数文化精英和社会贤达。
本文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其教育兴盛的原因。
关键词：汉阴县；社会风气；教育资源；移民文化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民国初期汉阴县学人辈出之文化现象研究”（项目编号：201611397012）。
清末至民国初期，汉阴县人口一直稳定在12万人左右，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90人。
这样一个地处陕南山区的人口小县，自民国初期到抗战时期，短短30年间，却走出了无数青年才俊，有北大“沈氏三杰” 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有留学日本的学人汤逸鹤、胡言方、吴绍先，有五四运动的参与者陈兆枢、陈声佩、陈紫枢昆仲，有文化教育界达人张翼廷、查少白，张铭谟、刘重民，有爱国学生梁唐晋、张禹谟、吴明洋、胡介民、沈继芳、刘寅初，有军界闻人沈玺亭、王锦文，有共和国将军何振亚、沈启贤、扬弃，可谓人文荟萃，人才辈出。
他们活跃于北大校园，呐喊于京津、武汉的街头，奔走于民族解放的战场，让我们感受到了汉阴县本土浓厚的人文气息和人文精神。
短短三十年，区区十多万人口的小县，竟培养出如此之多的社会文化精英，究其原因何在？我们分析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1 崇尚文化，重视教育，政府支持，社会襄助，拥有良好的重教尚学的社会风气汉阴很早就重视儒学教育，尊孔兴学，鼓励子弟读书仕进。
汉阴早在明洪武壬子年（1372年），就在县城建起文庙，明清两代又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
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相传孔子生日），为县祭孔日，县里凡有功名、有学位者及乡贤名流，均云集山城参加隆重的祭孔盛典。
相传清代以来，汉阴人在外地为官者，回乡省亲，先要到文庙祭拜，方可回家。
除了尊孔，还注重兴学，在文庙东侧，清康熙四十二年（1073年）修有黉宫（即学校）一所。
2020.2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不仅以其陆军部队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机的狂轰滥炸同样给中国城乡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日机即开始了对中国大中城镇的无选择性地狂轰滥炸。
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飞机空袭的范围遍及了中国多数省份，据不完全统计，共有900余座城市及无法计数的乡村遭到了日机的轰炸破坏。
尤其是在日军攻势趋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飞机更加肆虐地飞行在中国的上空。
陕西，是连接西北、西南及东部各省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2年3月，国民政府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将西安市改为西京市，开始制定开发西部的国策。
这一决策开启了抗战战略大后方建设，旨在建立以西北为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
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日军即将陕西列为军机轰炸的重要目标。
抗战八年，陕西所遭受日机轰炸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大后方诸省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这八年中，日机对陕西的轰炸遍及陇海铁路和西宝、西兰、川陕、汉白、长坪公路延线的55个县市。
日机以炸死、炸伤陕西民众、摧毁物资、断绝交通、破坏生产等战争潜力为目的，对陕西的轰炸持续了长达7年9个月零10天，共出动飞机3789架次，轰炸567次，投掷炸弹13610枚，炸死炸伤1万余人，炸毁房屋4万余间，各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被炸目标有军事设施，但更多的则是平民住宅、厂矿学校、文物古迹和政府机关。
在众多的轰炸目标当中，文化教育设施成为日军飞机继军事目标之后最重要的关注重点。
在日军看来，轰炸军事目标是摧毁抗日力量、迅速实现对整个中国占领的必要步骤，而对文化教育设施的轰炸，则是为了“摧毁中华教育”，建立东瀛文化区，让中国人民永远臣服在日本的铁蹄之下。
所以，“七七事变”爆发不久，7月29日，日军飞机就对我国著名的南开大学进行了狂轰滥炸，直接导致该校“宏伟的图书馆以及它所有的典藏与其他的建筑一同毁掉了”。
论抗战时期陕⽢宁边区“⼲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之成因抗战时期，内忧外患，陕⽢宁边区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在各⽅⾯均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其中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陕⽢宁边区的⽂化教育事业在轰轰烈烈的抗⽇烽⽕之下，有许多独特之处，其中“⼲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即为其特点之⼀。
尽管这⼀说法在1944年5⽉才正式出现于《解放⽇报》的社论之中，但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部教育从抗战⼀开始就被边区政府所⾼度重视。
抗战前后⼀段时间，⼀⼤批⼲部教育的学校纷纷建⽴。
到1942年3⽉，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职⼲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前的条件下，⼲部教育⼯作在全部教育⼯作中的⽐重，应该是第⼀位的。
”[1]⽽此时的群众教育虽然也被⼤⼒倡导，但却未能从实际上⼤⼒投⼊，边区政府主要是通过发动群众⾃助⾃愿办学的⽅法来开展群众教育。
因⽽，抗战时期陕⽢宁边区的⼲部教育在事实上重于群众教育。
这状况的出现在严峻的抗⽇形势下是必然的。
这不仅有⼤⼒投⼊群众教育困难重重的原因，也有⼲部是群众的先锋的因素，同时也能达到中共发动群众，领导乡村的⽬的。
⼀、⼤⼒投⼊群众教育困难重重因为历史地理经济⽂化的种种因素，陕⽢宁边区的群众教育绝⾮轻⽽易举之事，内中的困难⾮短短抗战⼏年所能解决。
第⼀、过于落后的民众⽂化素质。
地处西北黄⼟⾼原中北部的陕⽢宁边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地贫瘠、⽔⼟流失严重，⽂化教育极端落后。
“当共产党没有带红军来此地建⽴政府以前，这⼉简直可说是⼀块⽂化荒漠。
单就⼩学教育说，那时候在现在边区政府所辖范围内，据说只有120所⼩学。
社会教育⽅⾯，如识字组或民众学校之类，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建⽴起来。
”[2]⽂化教育的极端落后，造就的乡村民众⾃然是⽂盲、思想愚昧和保守。
曾经任职陕⽢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对边区的乡村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反映在⽂化教育上，就是封建、⽂盲、迷信和不卫⽣。
知识分⼦缺乏，⽂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圆⼏⼗⾥找不到⼀所学校，穷⼈⼦弟求学⽆门；卫⽣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畜死亡率很⾼，婴⼉死亡率达60%，成⼈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招摇撞骗，为害甚烈。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青年教育意义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对青年群体开展教育在中国共产党事业中历来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一直非常重视对青年群体开展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枢，因为受到物质条件、自然条件、历史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该地区包括青年群体在内的民众文化素质普遍低下，该地区的教育事业极为落后。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有志青年源源不断地投奔陕甘宁边区，这些有志青年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但是由于缺乏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系统的革命斗争理论，如果不切实加强革命的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必定导致青年群体开展的革命斗争效果大受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教育陕甘宁边区广大青年群体开展抗争工作，成为摆在中共和边区政府面前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成为中共开展革命教育事业的大事。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青年教育的原则按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青年的具体实际需求，对陕甘宁边区之前的教育实践进行总结概括之后，针对如何提高边区青年教育的实效性、推动青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为党的事业服务，边区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开展青年教育的民主平等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少而精原则、青年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
民主和平等原则。
边区青年教育中的平等原则，是无产阶级青年教育的性质特点的集中体现。
该时期边区青年教育具有显著的民主特点、平等特点。
在开展青年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中共坚决反对鄙视、轻视青年教育的行为，要求边区的青年委员会、各级各类学校、青年救国会等相关组织高度重视青年教育问题，并且要求青年在组织上保持应有的民主性、独立性。
比如，学生会作为开展青年教育的重要主体，该时期的学生会成为真正学生自己的组织，“学生会的总会、分会均按照民主的原则选举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