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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索赔与赔偿问题的处理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创伤。
这场由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和困扰。
当时的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采取措施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因此，对于日本政府的索赔与赔偿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处理措施。
首先，中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索赔要求。
这些索赔要求涉及到了战争赔偿金、军队撤退费、民众伤亡赔偿、战争破坏赔偿等多个方面。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的索赔要求，并在国际社会上进行了广泛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些努力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中国政府的索赔要求，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实力相对较弱，日本政府并未积极回应中国政府的索赔要求。
日本政府以各种借口推脱责任，拒绝承认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试图将责任推给中国政府。
这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处理索赔与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多种手段。
首先，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行为的真相，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国政府派遣外交使节赴各国，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和资料，以证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这些努力使得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谴责和压力。
其次，中国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索赔与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后的索赔与赔偿问题。
这个委员会通过调查和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索赔和赔偿方案，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中国政府还通过国内法律的修订，加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追责和惩罚，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最后，中国政府还通过经济手段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限制了对日本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加强了对国内产业的扶持和发展。
BAOSTEEL EMOTION号轮船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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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解放日报官方微博报道，被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货船的日商三井公司，23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支付了40亿日元 (约合2.44亿元人民币)，表示尊重法院判决，尽快解决被扣货船问题。
本月19日，上海法院扣押日本轮船，以赔偿二战时中国公司损失。
中方称是涉外商事纠纷案，安倍曾表示遗憾。
消息称，日商三井公司是在与日本政府商议后，作出这样的决定。
23日支付的40亿日元的款项中，29亿日元为法院判定的支付中国公司的赔偿金，其余11亿日元为利息等。
中国对日本战犯的追责与赔偿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二战的胜利国之一，不仅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磨难，还遭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
在战争的阴霾背后，中国对于日本战犯的追责与赔偿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将就这一议题展开讨论，探究中国对日本战犯的追责和赔偿问题。
一、历史背景及战犯名单公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追责与赔偿的立场。
1945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了日本战犯的名单，并将他们列为“A、B、C、D、K、L”六类战犯。
这些战犯包括了政治、军事及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战犯，其中包括了一些曾在侵华过程中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
二、战犯审判及追责机制建立中国政府为了确保对战犯的追责与赔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于1946年成立了“中国国际法庭”。
这个法庭不仅针对了日本战犯的审判，并且实行了公开审判的原则，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中国政府还通过了《对日対策調整機关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对战犯的追责机制。
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战犯应受到的刑罚种类和范围，并确保了受害者的权益。
三、赔偿金额及形式追责与赔偿的相关工作不仅包括了审判和定罪，还包括了对受害者和遗族的赔偿。
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了战争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在尽量满足受害者利益的前提下，确保了赔偿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中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赔偿标准和方式。
赔偿金额根据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和损失情况而定，并可以通过一次性赔偿、定期赔偿或者其他形式来进行支付。
四、赔偿工作的进展和挑战自公布战犯名单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追责与赔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由于时间的流逝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赔偿工作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追责与赔偿工作需要大量的调查和证据收集工作。
由于战争的残酷和复杂性，要确定具体的战犯、受害者和损失并不容易，这给追责与赔偿工作带来了困难。
其次，赔偿工作还面临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资源有限，对于赔偿工作的投入存在一定的压力。
2011_2_一、八年浴血抗战,日本对中国的唯一赔偿———抽签得来的34艘各型战舰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第一批被战胜国分掉的是日本海军剩下的142艘驱逐舰、巡洋舰及运输舰。
盟军总部决定由对日参战的中、美、英、苏四个强国均分,作为日军战败象征性的赔偿。
1947年6月28日,四国均分日舰的典礼在盟军总部礼堂公开举行。
为保证公平,四国抽签决定顺序,中国抽得第二;在抽取舰份中,中国抽得第二份军舰,含驱逐舰7艘、护航舰4艘、巡洋舰13艘、扫雷舰7艘及各型运输舰3艘,合计34艘,总吨位3.5余吨。
中国抽得的舰船,无论从吨位来看,还是从舰体保养情况来看,都要比美、苏、英抽取的要大一些,好一些,在场观礼的华侨们纷纷向中国海军致贺。
中国抽得的军舰分四批返抵国内。
1947年7月3日下午2时许,第一批赔偿军舰共8艘,驶抵长江口,7月6日上午举行了赔偿军舰接收仪式。
此后,第二批9艘军舰,第三批8艘,第四批9艘,陆续驶抵上海和青岛海军基地。
这便是八年浴血抗战,日本对中国的唯一赔偿———抽签得来的34艘各型战舰。
二、台湾当局为求得“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为一党一派之私利而置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顾,彻底放弃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日本战后的赔款事宜是受美国操纵的。
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
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战败后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５７All Rights Reserved.国为自已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
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不予理会。
日本政府逃脱侵华战争赔款的过程及原因
汪兴涛;刘静
【期刊名称】《江汉学术》
【年(卷),期】2009(028)003
【摘要】二战后,在美国的干预下,日本政府逐渐逃脱侵华战争的赔款.日本政府能够逃脱侵华战争赔款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美苏冷战形势的发展是日本政府逃脱侵华战争务款的根本原因,中国内战的发生使日本政府在赔偿问题上有了可乘之机,苏联对日作战后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成为中国对日索赔的障碍.
【总页数】4页(P109-112)
【作者】汪兴涛;刘静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小学教育师范分院,江西,上饶,334001;上饶师范学院小学教育师范分院,江西,上饶,334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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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王”讨船77年对日民间索赔胜诉第一案始末
郭丝露;刘俊
【期刊名称】《中国中小企业》
【年(卷),期】2014(0)7
【摘要】离世两年多后,＂民国船王＂陈顺通的长孙陈春终于不必为面对祖辈而心怀愧疚了。
2014年4月19日,在陈春骨灰下葬的前一天,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轮船＂BAOSTEEL EMOTION＂号,迫使三井履行法院在7年前
就做出的判决,赔偿中威船运公司和陈震、陈春两人1.7亿人民币。
1936年,＂三井＂的前身＂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租走了中国＂船王＂陈顺通家族的两艘轮船，自此拒绝归还。
77年间，为追回家业，船王家族历经四代，辗转日本本土和中国大
陆开始一场漫长的对日民间索赔诉讼。
【总页数】5页(P60-64)
【作者】郭丝露;刘俊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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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日本侵华罪行与战争赔偿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抗击侵略战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使得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场战争中，日本侵华罪行不可忽视，而对于战争赔偿问题，日本方面也需要承担责任。
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日本侵华罪行以及战争赔偿问题。
一、日本侵华罪行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侵略和破坏。
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了东北地区。
接着，日军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数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被残忍杀害，妇女遭到强奸和凌辱，这是对人类良心的严重侮辱。
此外，日本还对中国其他地区进行了持续的屠杀、焚烧和掠夺，不计其数的中国人民失去了家园和生命。
其次，在经济方面，日本以军事侵略为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剥夺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日本将中国作为其资源供应地和市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
他们疯狂采伐森林、开采矿产、掠夺粮食和物资，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和生态环境。
中国人民为了抵御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
最后，在文化方面，日本对中国进行了极端的文化破坏。
他们焚烧了大量的古代图书和文献，损毁了宝贵的文物和艺术品。
他们篡改中国历史，进行了殖民教育和宣传，试图剥夺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和自尊。
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不仅带来了深远的后果，也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二、战争赔偿问题作为侵略者，日本对中国应承担战争赔偿的责任。
战争赔偿不仅是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创伤和损失的补偿，也是对历史罪行的正视和追责。
然而，战后的赔偿问题一直颇具争议。
首先，日本在二战后签署的《船桥报告》中对于修复中国抗战期间所遭受的战争破坏作出了部分赔偿，但这只是九牛一毛。
中国方面认为，由于中国的巨大贡献和战争损失，日本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其次，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赔偿，日本政府一直回避或尽力淡化。
尽管曾有一些赔款和援助项目，但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期望和国际社会的要求。
关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争论学号：2012012359 姓名：李春园院系：生命学院班级：生21 摘要：众所周知，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最终以战胜国的身份获得抗日战争胜利，本来中国可以获得日本政府的大额战争赔款，但是令人吃惊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最终放弃了日本赔款的权利。
这一决定，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支持者和反对者纷纷发表自己观点。
现如今，中日之间关系依旧紧张，特别是针对钓鱼岛问题更是一触即发，那么当年中国政府做出放弃日本赔款的要求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关键词：日本赔款、中日关系、争论正文：一、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背景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整个二战中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
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1]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放弃日本赔款的决定竟是由中国政府自己做出的！下面我们梳理一下整个过程：1945年8月15日，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中国取得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且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
1945年11月5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成立赔偿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赔偿。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政要张群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做的外交报告中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2]1947年10月25日，同盟国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
但是各国针对赔款分配而争论不休，久而未决。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对日的合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国发出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但是中国因为美国以无法确认是让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参加会议为由而被关在了门外，未参加此会议。
趁他病要他命中国扣押日本船要二战赔偿2014-05-11 19:59 互联网Cnet军事据上海海事法院官方网站19日晚发布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简称上海海事法院）为执行生效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嵊泗马迹山港对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船舶“BAOSTEEL EMOTION”轮实施扣押。
北京时间4月21日下午法新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发出警告，上海方面扣押日本三井株式会社的大型货船将影响中日关系，可能危害双方外交关系的基础。
日本各大媒体在今日下午均在自己的网站报道了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公司一艘28万吨的轮船，作为赔偿原中国中威轮船公司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的消息。
被扣押的日本商船“Baosteel Emotion”时事通讯社发自北京的评论说，因为“二战”时的财产损失而扣押日本企业在中国国内的现有财产，是极为罕见的事例。
其背后是因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引发的历史问题导致的中日关系恶化之中，中国政府将此作为打压日本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战时中国人劳工遭强制绑架的诉讼案件不断出现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有意对日本企业施加压力。
共同通讯社的评论说，在当前中国人劳工诉讼案相继提出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原告胜诉的话，不排除日本企业在中国国内资产遭受同样扣押的可能性。
这起案件肇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借给一家日本公司，轮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神秘消失。
1988年12月30日，原告“原中威轮船公司”创始人陈顺通的孙子陈震、陈春等为与被告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现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追索“顺丰”轮、“新太平”轮船舶租金及经济损失。
上海海事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2007年12月7日，依法作出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支付及赔偿原告陈震、陈春“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租金、营运损失、船舶损失及孳息2916477260.80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9亿元。
2010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2010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
在中国国内发起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据介绍，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起胜诉案例。
上述案件是一起涉外商事案件，该案判决生效后，原告方依据法律规定，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被告履行判决确定的支付和赔偿义务，依法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海海事法院于2011年12月28日依法向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发出《执行通知书》。
期间，双方当事人曾多次进行和解协商未果。
为此，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所有的“BAOSTEEL EMOTION”轮予以扣押。
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底参拜晋国神社起，中日关系可谓降至冰点，在钓鱼岛问题上更是冲突不断。
本周六，日本军方开始在与钓鱼岛非常接近的与那国岛兴建雷达站，并在岛上驻扎约百名自卫队队员，此举被认为是非常敏感。
中国外交部也表示，日本应认真说明在有关地区增强军事力量的真实意图。
另据华尔街见闻网周六报道，去年，日本公司在东南亚的投资飙升，超过在华投资近三倍。
分析称，中日关系恶化、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或是造成日本对华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
美国颓势渐显，世界秩序开始大动摇。
在亚洲，中国开始出现与美国对抗的趋势。
而另一方面，日美却一直未能构建新的关系来加以应对。
在4月23日至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来临之际，不妨来梳理一下如今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中的日美关系。
据日本朝日新闻4月19日报道，3月24日，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
这是首次将吞并克里米亚半岛的俄罗斯排除出八国集团之外的会议。
而在此次峰会上讨论如何对抗俄罗斯时，另外一个国家也成了议论的对象，那就是中国。
“虽然中国保持沉默，但不能忽视俄罗斯说的‘感谢中国人民’这句话，”面对圆桌上的其他六国首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若对俄罗斯置之不理，一旦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将会给亚洲带来强震。
”他所担忧的是与俄罗斯关系紧密且日益强大的中国。
如果不继续将俄罗斯维系在八国集团中，因钓鱼岛等问题对立的中日关系将更加紧张。
报道称，自就任以来，安倍便抱着对抗中国的目的，有意识地接近俄罗斯。
但由于北方领土（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的存在，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称不上“友好”。
如果与中俄两国关系均恶化，陷入“腹背受敌”的状况，对日本外交来说将是噩梦。
报道说，作为美国强有力的同盟国，日本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时对此态度暧昧，“我也考虑到了中国的因素”。
报道认为，奥巴马顾虑的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就任以来仍未实现竞选时承诺的经济复苏，国内失业率至今还徘徊在7%左右居高不下。
在对抗中国日益强大的军力时，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进行笼络，在经济和安全保障上掌握亚洲的主导权——这才是奥巴马的基本战略。
因此，奥巴马并无意刺激中国。
可是，日渐式微的美国真的能守护同盟国吗？报道称，这种担忧，从经历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欧洲大陆开始，逐渐向亚洲蔓延。
中国海警局的一艘公务船，19日下午在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的大正岛附近的海域，对一艘中国渔船进行了登船检查。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中国海警船在日本的排他经济海域里实施执法检查，侵害了日本的渔业主权。
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市）发表的消息说，19日下午4时8分许，中国一艘海警船在大正岛附近日本排他经济海域拦截了一艘中国渔船，并登上渔船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执法检查。
随后，另外2艘海警船也到现场。
晚上7时许，3艘海警船将这艘渔船带离这一海域，朝向中国海域驶去。
海上保安厅称，在中国海警船对渔船进行检查时，海上巡视船在附近不断向中国海警船发出无线警告，称“日本无法承认中国公务船在日本排他经济海域行驶管辖权，请立即离开。
”但是海上巡视船没有采取实质的驱离行动。
日本一改一年来在钓鱼岛局势上的被动应对，开始部署反击。
除陆续从美国购买军备外，海保厅船只一对一紧盯中国船，使中国对钓鱼岛的控制力度难再增加，中日擦枪走火几率或大增。
2014年4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即将从24号开始访问北京一事表示“期待两座城市的友好交流能带来积极的作用”华春莹发言人说“中国和日本的城市进行友好的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是一贯支持的”海事案件有特殊性，而且扣押、拍卖都相对常见人们一般听到的民间向日索赔案件，基本都有一个共性：诉讼在日本提起。
不管是中国大陆、台湾，还是韩国、东南亚国家，不管是被奴役劳工还是慰安妇提起的诉讼，官司都得在日本本国打。
那何以这个案件在1989年的时候，就能在上海海事法院开审，而且当事日本企业还来应诉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与海事案件的特殊性有关。
近代国际法体系，很大一部分跟海事案件有关，历史悠久，参与国众多，整个国际海事法律体系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各国也愿意遵循这一体系。
中威与大同的货轮纠纷，虽然有中日战争的大背景，但说到底是一个海事案件。
“顺丰”和“新太平”这两艘远洋海轮的注册母港均为上海港，当年的租船合同签订地点与履行地点也在上海，因此，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租船合同纠纷案有着无可争议的、排他性的管辖权。
这就是日方公司为什么虽然不认可最终判决，但还是进行了应诉，并在判决后试图与中方和解。
除此之外，船舶扣押、以及可能出现的拍卖，也都属于国际海事法律体系惯有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在长期的海事实践中，各国都认识到，船舶扣押行为具有强烈国际性，因此世界各国为缩小各法系的法律差异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先后通过了《1952年船舶扣押国际公约》及《1999年船舶扣押国际公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关于扣押、拍卖的规定就非常详尽。
也许还有不少网友有印象，2013年中国首艘豪华游轮海娜号曾在韩国被扣押，起因居然是两个中国公司的经济纠纷。
这就是海事案件和船舶扣押行为国际性的体现。
所以，“扣押日本商船”虽然听起来非常罕见、霸气，但实际上不能说是一个“非常规”的情况。
而其他类型的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可能难以复制因此，这也意味着，其他类型的民间对日索赔案件，未必能复制这么“霸气”的行动。
虽然近年来对日索赔案件在国内发起诉讼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若想重复中威船案的胜利，则恐怕没那么简单。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法院判决后的执行问题。
今年3月18日，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律师康健在谈到执行问题时曾表示“丝毫不担心”，他分析称，日本这两家被告（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都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都有基本的企业文化和理念，“若两被告做出的重大人权侵害事件被法院判决要承担责任，但它们选择拒不承担责任，我认为他们的信誉将会大打折扣。
”“如果被告拒不执行，原告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两公司在中国本土都有办事处，应该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然而，船舶扣押这种相对国际化的举动，都已经引发日本国内强烈的“会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声音，那么“强制执行两家日企在中国办事处的财产”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乃至于对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都可能产生坏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中国发起对日索赔的诉讼都很难在国内立案。
即便像今年这次在北京立案了，日方企业是否会在国内应诉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做出缺席判决和对日方财产强制执行，那势必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
提升司法独立性、权威性，有助于民间在国内提起对日索赔对于中威船案和这次扣押货船，日本政府目前的策略就是，将这个法律问题“政治化”，反复说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精神，反复说担心威胁到经贸往来。
但事实上，这个案件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包括中国劳工在中国起诉日本企业，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也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
只要将法律问题彻底的法律化，司法真正具有独立性、权威性，那就不必担心在国际舆论环境上被“污名化”。
就像在日本国内，虽然日本最高法院多次阻挡了各国战争受害者发起“个人赔偿”，但日本各地的地方法院，则经常会作出对受害者有利的判罚，许多日本律师也经常对受害者提供协助，这种相对多元化的法律环境，也有利于国际舆论。
除此之外，韩国法院往往也受理战争受害者在本国提起诉讼，但这些诉讼也并没有特别明显地偏帮本国人，而是谨慎基于韩日间各种条约和本国法律做出判决，这种诉讼更具公正性，使得不少日本企业愿意在韩国应诉。
这也是在国内进行诉讼的民间对日索赔，所需要营造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