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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需要更多理性的声音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7年第4期□熊光清以前，我们可能一直做着美梦，只要自己强大了，就不会受窝囊气了；现在却发现，实力提升了，外交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力量也有了提高，而中国外交反而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近一两年来，东亚局势日益紧张，中国如同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困局。
在这种情境下，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可以说都能理解。
如果说，“鹰派”倾向于现实、“鸽派”倾向于理想、“鸡鸭派”倾向于保守的话，与这些带有浓烈情感色彩的主张相比，我认为，中国外交真正需要的，恐怕是理性的声音。
这种理性的声音包括三个要素：冷静观察、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
中国外交需要冷静观察。
互联网为普通民众表达意见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彰显了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但是，也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各种极端观点的传播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同时，民意在这个时代的分量越来越重，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局面下，引导民众理性看待中国外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能够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不冲动、不盲动，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外交需要长远眼光。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最紧迫、最棘手、最复杂的局势主要出现在东亚地区。
在东亚，真正能布局的，只有美国和中国，其他国家就是掺和。
而中美之间有冲突、有矛盾，但是，共同利益很多，中美两国直接迎面相撞、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
当前中国在东亚地区陷入了一场乱局之中，无论强硬也罢，忍让也罢，短时间内都无法完全解开这场乱局。
中国需要的是时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变得难以挑战；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团结更多的周边国家，促进周边国家的发展，解决好周边问题，使它们认识到，还是“远亲不如近邻”；对于周边一些喜欢闹事的小国，和它们慢慢玩。
有了这种长远眼光，着急干什么？如同人一样，不自信，才会闹事，才会耍流氓；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会去无端生事、偷盗抢劫吗？我们国家现在长远发展的形势非常好，切忌浮躁，着眼长远，总是能把那些棘手的问题处理好的。
论外交决策模式中的理性决策模式摘要：“理性决策模式”是外交决策研究的基本模式，具有决策者的单一人格化、决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化、决策过程的完美理性化三个基本特征，但该模式忽视了显示国际政治中决策机构的多元化、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非理性操作性，存在着局限性。
本文试就“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一定阐述，并对其得失提出自己的评价。
关键词：理性决策模式、定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优势、缺陷外交决策虽然是针对外交、应对国际环境做出的决策，但是决策的基础还是国内政治，而且外交决策可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作为一种危机处理方式，无论是金融、安全、环境、技术、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问题，都可能涉及外交决策。
因此，外交决策可谓“贯穿内外，包罗万象”。
此外，外交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各国各地的国体政体、政治传统、民主程度都可能影响一国的决策方式。
但是为了规范研究，学者们还是将外交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大体上分为了三种：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model），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所论述的“外交决策三大模式”之一，也是众多学者、专家用来观察、理解各国政府外交决策的传统研究视角。
一、“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及基本内容“理性决策模式”，即是在历史学的外交决策研究框架内，将国家或国家外交决策者看作是一个高度统一的行为体，并认为决策者能从理性出发，能依据同样的国家利益，在一切可供选择的外交方案中进行决策，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外交决策模式。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理性”是“理性决策模式”的核心要素。
那么，何谓理性？理性一词（ra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词根“ratio”，带有“明智、理智”的含义，通常用来描述信仰范畴中的“坚持信念的方式”[1]以及行为活动范畴中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①]《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内容摘要：虽然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但与国际政治研究相比，外交政策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本文对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价值进行了总结，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分析模式出发，对现有外交政策分析文献进行了分类归纳。
根据本文的归纳，外交政策分析存在四种路径九种模式。
但是，不管那种路径与模式都未能解决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关键难题，因而并不能对外交政策提供令人满意的分析。
为此，本文最后指出，如何整合不同路径与不同模式以提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是外交政策分析面临的难题。
关键词：外交政策分析、施动者-结构、解释、理解[作者简介]李志永,湖北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中国外交、公共外交等,lizhiyong0424@。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诚信楼8层72号信箱（100029）。
克里斯托夫·希尔指出，“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部分，即使它远难称得上这一问题的全部。
由于某些好的和坏的理由，它目前被忽视了，但它必须回答中心位置。
”[②]保罗·科维特（Paul Kowert）也指出，“由利益可能截然不同的公民所组成的民族国家怎样才能选择合适的外交（或任何其他）政策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呢？这一集体行为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国家合作途径问题，都是国际关系的主导性问题。
”[③]换句话说，国家的外交政策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及其行为规律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性问题，这正是外交政策分析要回答的根本主题。
本文将从方法论与认识论入手，对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路径与模式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推动我们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促进外交政策分析研究的深化。
一、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与价值国际关系是行为体（现今主要是国家）互动造就的人类现象，而就单个行为体而言，任何由国家引起的重大国际政治现象均是不同外交决策或决策[④]相互作用的结果。
探究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因素——《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读书报告一、关于外交决策学与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关于外交决策学研究方法的相关论文和书籍可谓数不胜数，例如中国学者张清敏的论文《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①中树立了外交决策理论的三种基本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社会心理研究和结构功能研究；冯玉军在《俄罗斯外交政策机制》②第一章中介绍了对外政策决策理论；郝雨凡等在《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一书的导论中指出：“早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传统现实主义学派以国家为中心的基本假设上。
中国外交政策被认为是一个理性的、高度一致的整体。
也有少数研究者曾关注中国对美国和前苏联政策背后的内政因素，认为中国精英阶层的内部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国外政策去向。
一些关注中国内政因素的学者注意到中国外交政策与其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也有人关注中国国内政治事件与其外交行为的互动关系。
早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反映出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国内和国际两组变量互动关系的宏观学术争论，强调的重点在于中国领导层内部争论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
”③这些都是我在课上或课下有意无意接触过的著作。
当我准备去图书馆借阅老师推荐的名著时，发现几乎都已被借出。
于是，我就在图书馆里翻阅有关外交决策的书籍，借阅了其中三本《俄罗斯外交政策机制》、《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以及这本《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
选择此书作为我书评的内容，是因为此书脉络较为清晰，易于理解，并且联系我国实际，避免将理论分析工具的作用单一化、绝对化，对于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学生来说，读起来并不困难，并有所收获。
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对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和归纳，然而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对影响外交决策因素的研究没有到达一个大家公认的研究范式。
因此本书同样的也只是对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只是罗列事实比较多，学术分析比较少。
M 84政治与法律丨Z外交决策中“目的”因素的特性及作用分析王 靖（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上海 200092）【摘 要】 在理性行为模式中，目的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本文将这种以目的为导向的理性行为模式应用到外交决策的分析中，指出决策者基于特定目的选择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并做出相应的外交决策。
并以理性行为模式中的“目的”因素为核心，从四个方面详细讨论了其特性和作用。
【关键词】 目的；理性行为模式；外交决策；有限理性一、导言古希腊谚语道，“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个理性行为体都有自己想要到达的“罗马”，它代表切实确定的目标。
不论“旅行者”选择哪条道路，或路途中的遭遇是否符合预期，目标都殊途同归——顺利抵达“罗马”。
反推之，知道了旅行者要去往的终点站，便可推测其对于“道路”的选择。
在理性行为体模式中，“目的”在具体的时间、空间和情势下有着不同的地位，体现出不同的特性。
本文以理性行为模式为依托，以理性行为体模式中的“目的”因素为核心，分别从四个不同角度，结合案例对围绕“目的”这一理性行为模式的核心因素的特性及作用进行具体探究。
二、“目的”导向是理性行为模式的重要标志性因素在国际政治中，“通过国家或政府的目的与利害计算来解释国际事件，是理性行为体模式的标志性特征”。
[1]首先，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国际问题时的典型做法便是从分析行为体的目的入手，反向推导出包含着不同方案的决策树。
决策树中每条方案分枝都由复杂的步骤和情形组合而成，并不相近。
为使结果尽可能精确，每个方案要清晰且能够相互区分，需要深入剖析行为体的目的和动机。
其次，在对于当代公共决策的分析，尤其是外交决策的分析中，通过目的与途径选择的双向作用，可以利用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推导。
正是由于这种经典的、以目的为导向的、常常被决策者沿用的理性决策方式，使得外交决策的制定及其研究有章可循，且具有了连续性。
撇去政治家们的动机、偏好和道德水平的不同，许多国家的外交决策呈现清晰的连续性。
外交决策模式述评外交决策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它涵盖着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全球议题的处理。
外交决策模式通常是由一系列因素来决定的。
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外交政策等。
这里我们将探讨一些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并举出相应的例子来表明其优点和缺点。
第一种外交决策模式：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指一种通过分析各种选择，根据最初预定的目标并形成最有效的行动。
它通常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但允许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
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成了一个“战略性和平”的协议。
这场历史性的外交协议建立在双方共同利益和威慑中共党的理念之间。
美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能够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不是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一举措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与这种实用主义外交决策模式相比，也有缺点。
它造成了一种重视自身利益而缺乏道德因素的决策方式。
这种方式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冲突或矛盾，甚至有时可能使局势更加紧张。
第二种外交决策模式：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国家和民族为中心的外交决策模式。
它通常会强调民族和国家政策之间的联系，并且主张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国内外多次表示，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要保护自己的权益。
他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并在紧张的外交环境下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来保护国家安全。
然而，这种政策可能会导致与其他国家产生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地缘政治押注愈发剧烈的情况下。
第三种外交决策模式：外交手段外交手段是指一种利用外交政策手段来进行外交决策的模式。
这种模式可能涉及军事行动、经济封锁、国际协议和条约、媒体和宣传等手段。
例如，伊拉克战争就是利用了外交手段，包括联合国紧急会议、多边协议和经济制裁等方式。
但是，这种外交决策模式也可能引起国际压力，并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第四种外交决策模式：永久中立永久中立是指一种在机会均等、维护国家独立和自主性的情况下，采取中立立场的外交决策模式。
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一、本文概述《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一文旨在探讨理性选择理论在外交决策领域的应用及其影响力。
理性选择模式，作为一种重要的决策分析工具，为理解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了理性选择模式的理论基础，包括其核心概念、假设以及在外交决策中的应用方式。
随后，文章详细分析了理性选择模式在外交决策中的实际运用，包括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过程、影响决策的因素以及决策结果的评估等。
本文还讨论了理性选择模式的局限性和挑战，包括理论假设的合理性、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决策者的心理和行为因素等。
文章总结了理性选择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意义，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
通过深入剖析理性选择模式在外交决策中的应用，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框架，以更好地认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
本文也希望能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
二、理性选择模式概述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是外交决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理论框架，它源于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并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该模式假定国家行为体在做出外交决策时，会基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的计算和选择。
理性选择模式强调决策者的理性、自利和计算能力，认为决策者会根据各种可能的结果和利益得失来评估不同的政策选项，并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
在理性选择模式下，外交决策被视为一个优化问题的求解过程。
决策者会根据国内外环境、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国际规则等多种因素，构建一个决策模型或决策函数，通过比较不同政策选项的预期收益和成本，来选择最优的外交策略。
理性选择模式强调决策过程的逻辑性和科学性，认为外交决策应该是基于客观分析和理性计算的结果，而非受到主观情感、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
理性选择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