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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周 琪摘 要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深受其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当官僚政治模式开始被引入决策研究时,鉴于中国的政治过程具有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过程完全不同的特点,学者们认为这种模式与对中国的研究毫不相干,而倾向于以 理性模式 和 权力模式 作为解释中国政策的两种主要方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体制更切近的观察,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率先把官僚政治模式应用于对中国决策过程的研究。
从此,官僚政治模式逐渐成为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主流方法,出现了 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结构与过程 等一大批运用这种方法的论著。
不过,迄今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决策时所依据的比较政治理论,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
关键词 外交决策理论 官僚政治模式 中国外交决策 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如果把中国外交政策分析比作一块中国学术领域里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那么可以说,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就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了解和描述中国的外交实践相对容易,而解释中国决策者为什么和怎样制定外交政策,则要困难得多。
实际上,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一个障碍就是,中国研究对外决策方面的成果仍然寥若晨星。
本文主要考察美国学术界在中国外交决策研究方面的发展,希望通过分析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启发我们自己的研究。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7)。
一与外交政策相比,外交决策研究在美国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
但尽管如此,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已经相当发达和普及,不仅不断产生出相互竞争的新理论或模式,而且这些理论和模式,尤其是官僚政治模式,经常被用来作为研究一国外交决策的理论框架。
然而相比之下,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从严格的意义讲,一直不存在像对西方国家外交决策过程那样的研究。
格雷厄姆 艾利森的著作 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 初版于1971年,而且在过去的将近40年里不断再版。
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战略与政治决策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还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场外交和政治博弈的结果，鸦片战争不仅是一次中西方文化的交锋，也是一次特殊的政治决策的体现。
本文将从外交战略与政治决策两个方面探讨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
一、外交战略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封闭的。
中国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秉承着“四夷敬畏，藩屏自重”的原则。
在众多的政治和历史方面，中华帝国都处于一种相对于西方列强而言较为封闭的态势。
这也导致中国国内经济落后，技术水平和科学素质较低。
而在对外交往上，中方往往屈于列强。
因此，列强与中国之间的外交战略也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对于英国来说，英国从来没有认为中国是自己的平等，他们一直想要某种方式打破中国的封闭局面，获取大量的商业利益。
在这个时期，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开始增加，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逆差开始增加。
为此，英国领导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弱点，他们开始采用各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并开始运用各种外交手段，包括虚张声势、助纣为虐等方式来敲诈勒索。
中国在面对英国的挑衅时，首先采用的是和平处理的方式。
然而，膨胀的英国商人们很快出现了强硬派。
1840年，驻华英国外交官林则徐颁布了《禁烟令》来限制鸦片走私，但这只引起英国更加的反感。
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随后签订《南京条约》，把中国当作二等国家来对待，从而使中国在政治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这场战争变成了英国加深中国开放的大门。
二、政治决策在与列强的博弈中，政治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导致战败和国家的破产。
首先，清廷对于鸦片问题的处理几乎是无为而治。
在鸦片走私问题上，清政府采取了让利于民的政策，允许民间私人鸦片贸易的存在。
这使得鸦片在华扩散迅速，导致国家的财政赤字增加。
其次，清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鸦片战争，导致无法应对英法联军的入侵。
收稿日期:2007-06-18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
第41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Vol .41 No .1JOURNAL OF Z HE NGZHOU UN I V ERSI TYJan .2008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以中美建交为例余 丽(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
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
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32-05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
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
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
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
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外交决策笔记精华外交决策学概述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互动都是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的行为。
行为体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
与这样一种现实的需要相适应，在过去的50年中，有关外交决策（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FPDM）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重要学科。
这门学科的主旨，就是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
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对于国际政治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外交决策学领域逐渐形成三个理论框架：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
这三种模式可以说构成了外交决策理论的骨干，它们分别探讨了外交政策形成的推理过程、组织过程和认知过程，研究对象分属国家层次、组织层次（middle-range）和个人层次。
其中，第一种模式和以其为基础的博弈论被国际关系学界视为主流理论，影响也最大，被称为“正式模式”或“正式假设”（formal model or formal assumption）。
①外交决策学的由来与相关概念外交决策学是决策科学发展的产物。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逐渐出现大型工业企业，有了大量管理实践和决策实践的存在，使管理理论和决策理论的出现成为可能。
系统化的管理理论即管理科学在20世纪初才出现，而作为其分支的决策理论则是在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在管理学界流行。
决策科学的兴起与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等人的倡导有关，西蒙本人也因其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②上世纪50年代，随着研究方法和资料处理手段的更新和进步，决策科学 考研者，一分天命，三分资料，六分拼搏！！739498350@ 2迅速被引入其他学科，包括外交政策研究。
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①]《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内容摘要：虽然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但与国际政治研究相比，外交政策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本文对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价值进行了总结，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分析模式出发，对现有外交政策分析文献进行了分类归纳。
根据本文的归纳，外交政策分析存在四种路径九种模式。
但是，不管那种路径与模式都未能解决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关键难题，因而并不能对外交政策提供令人满意的分析。
为此，本文最后指出，如何整合不同路径与不同模式以提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是外交政策分析面临的难题。
关键词：外交政策分析、施动者-结构、解释、理解[作者简介]李志永,湖北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中国外交、公共外交等,lizhiyong0424@。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诚信楼8层72号信箱（100029）。
克里斯托夫·希尔指出，“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部分，即使它远难称得上这一问题的全部。
由于某些好的和坏的理由，它目前被忽视了，但它必须回答中心位置。
”[②]保罗·科维特（Paul Kowert）也指出，“由利益可能截然不同的公民所组成的民族国家怎样才能选择合适的外交（或任何其他）政策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呢？这一集体行为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国家合作途径问题，都是国际关系的主导性问题。
”[③]换句话说，国家的外交政策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及其行为规律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性问题，这正是外交政策分析要回答的根本主题。
本文将从方法论与认识论入手，对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路径与模式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推动我们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促进外交政策分析研究的深化。
一、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与价值国际关系是行为体（现今主要是国家）互动造就的人类现象，而就单个行为体而言，任何由国家引起的重大国际政治现象均是不同外交决策或决策[④]相互作用的结果。
智慧树国际关系分析章节答案2018知到国际关系分析答案章测试答案D .双方都坚持不妥协。
冲突本身有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危险。
2成功的国际危机管理有哪些要求？a。
挑战者可能会部分放弃已经获得的主要利益。
挑战者永远不会放弃已经获得的主要利益。
在短时间内，有沟通和妥协的渠道和方法d .双方或多方都有解决危机的意愿3在国外决策模式中，理性决策模式的基本假设是()答:国家政策行为是大型组织根据标准行为模式履行职能的结果。
B .国家是具有单一意志的单一行为者，可以由单一个人或群体来代表。
不同决策单位之间竞争激烈。
然而，最高决策层将协调各部门的利益d。
国家的对外决策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通过一种成本核算的方法，它试图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好的结果4根据本章所学，你认为以下是非零和博弈吗()A.囚徒困境游戏b。
科沃德游戏c .智能猪游戏5image，它从两个相反的方向高速驾驶汽车，是人们过去获得的信息的产物。
它不是一般的信息积累，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信息资本。
在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决策中，哪些共同的形象会影响他们的基本判断，从而影响他们的外交决策？a .敌人形象b .退化形象c .殖民形象d .帝国主义形象e .盟友形象第10章单元测试1国际军备控制的主要方式是什么？a .限制武器数量b。
c .限制武器的研究、开发和部署d。
禁止或限制武器或武器技术的跨界流动2苏联和美国都已完全销毁和禁止射程在500公里至1 000公里的短程和中程导弹以及射程在1 000公里至5 500公里的中程导弹，今后也不允许试验、生产或拥有这些武器。
冷战期间哪个条约做出了上述规定？a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b .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c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d .中立条约3核武器作用的主要方面是什么？a .核战争，杀伤目标b。
迫使其他国家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核胁迫c .迫使其他国家放弃做某事，也就是核威慑d .迫使其他国家拥有整体的敬畏并获得大国地位。
外交决策模式述评外交决策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它涵盖着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全球议题的处理。
外交决策模式通常是由一系列因素来决定的。
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外交政策等。
这里我们将探讨一些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并举出相应的例子来表明其优点和缺点。
第一种外交决策模式：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指一种通过分析各种选择，根据最初预定的目标并形成最有效的行动。
它通常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但允许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
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成了一个“战略性和平”的协议。
这场历史性的外交协议建立在双方共同利益和威慑中共党的理念之间。
美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能够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不是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一举措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与这种实用主义外交决策模式相比，也有缺点。
它造成了一种重视自身利益而缺乏道德因素的决策方式。
这种方式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冲突或矛盾，甚至有时可能使局势更加紧张。
第二种外交决策模式：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国家和民族为中心的外交决策模式。
它通常会强调民族和国家政策之间的联系，并且主张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国内外多次表示，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要保护自己的权益。
他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并在紧张的外交环境下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来保护国家安全。
然而，这种政策可能会导致与其他国家产生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地缘政治押注愈发剧烈的情况下。
第三种外交决策模式：外交手段外交手段是指一种利用外交政策手段来进行外交决策的模式。
这种模式可能涉及军事行动、经济封锁、国际协议和条约、媒体和宣传等手段。
例如，伊拉克战争就是利用了外交手段，包括联合国紧急会议、多边协议和经济制裁等方式。
但是，这种外交决策模式也可能引起国际压力，并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第四种外交决策模式：永久中立永久中立是指一种在机会均等、维护国家独立和自主性的情况下，采取中立立场的外交决策模式。
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一、本文概述《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一文旨在探讨理性选择理论在外交决策领域的应用及其影响力。
理性选择模式，作为一种重要的决策分析工具，为理解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了理性选择模式的理论基础，包括其核心概念、假设以及在外交决策中的应用方式。
随后，文章详细分析了理性选择模式在外交决策中的实际运用，包括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过程、影响决策的因素以及决策结果的评估等。
本文还讨论了理性选择模式的局限性和挑战，包括理论假设的合理性、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决策者的心理和行为因素等。
文章总结了理性选择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意义，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
通过深入剖析理性选择模式在外交决策中的应用，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框架，以更好地认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
本文也希望能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
二、理性选择模式概述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是外交决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理论框架，它源于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并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该模式假定国家行为体在做出外交决策时，会基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的计算和选择。
理性选择模式强调决策者的理性、自利和计算能力，认为决策者会根据各种可能的结果和利益得失来评估不同的政策选项，并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
在理性选择模式下，外交决策被视为一个优化问题的求解过程。
决策者会根据国内外环境、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国际规则等多种因素，构建一个决策模型或决策函数，通过比较不同政策选项的预期收益和成本，来选择最优的外交策略。
理性选择模式强调决策过程的逻辑性和科学性，认为外交决策应该是基于客观分析和理性计算的结果，而非受到主观情感、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
理性选择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局限性。
外交政策辩论辩题正方，外交政策应该以和平、合作和互利为原则。
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重要手段，应该以和平、合作和互利为原则。
首先，和平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和平就没有安全。
和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和平才能让国家和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共同发展。
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经说过，“和平不是绝对的宁静，和平是秩序和公正的产物。
”以和平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可以有效地化解国际矛盾，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
其次，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必然选择。
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多样。
单打独斗已经不再适用，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问题，实现共同发展。
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一样，合作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最后，互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
外交政策应该以互利为原则，既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尊重他国利益，寻求双赢的局面。
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国际关系才能稳定发展，国际合作才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正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互利是国际关系的基石，没有互利就没有真正的友谊。
”。
总而言之，外交政策应该以和平、合作和互利为原则，这不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
反方，外交政策应该以实力、竞争和维护国家利益为原则。
外交政策应该以实力、竞争和维护国家利益为原则。
首先，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基础。
在国际社会中，强者才能决定规则，弱者往往被动接受。
只有通过实力的积累和提升，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维护国家利益。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强者制定规则，弱者被动接受。
”。
其次，竞争是国际关系的主题。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和壮大。
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所提到的“适者生存”的原理一样，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生存下去。
论外交决策模式中的理性决策模式摘要：“理性决策模式”是外交决策研究的基本模式，具有决策者的单一人格化、决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化、决策过程的完美理性化三个基本特征，但该模式忽视了显示国际政治中决策机构的多元化、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非理性操作性，存在着局限性。
本文试就“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一定阐述，并对其得失提出自己的评价。
关键词：理性决策模式、定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优势、缺陷外交决策虽然是针对外交、应对国际环境做出的决策，但是决策的基础还是国内政治，而且外交决策可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作为一种危机处理方式，无论是金融、安全、环境、技术、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问题，都可能涉及外交决策。
因此，外交决策可谓“贯穿内外，包罗万象”。
此外，外交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各国各地的国体政体、政治传统、民主程度都可能影响一国的决策方式。
但是为了规范研究，学者们还是将外交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大体上分为了三种：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model），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所论述的“外交决策三大模式”之一，也是众多学者、专家用来观察、理解各国政府外交决策的传统研究视角。
一、“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及基本内容“理性决策模式”，即是在历史学的外交决策研究框架内，将国家或国家外交决策者看作是一个高度统一的行为体，并认为决策者能从理性出发，能依据同样的国家利益，在一切可供选择的外交方案中进行决策，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外交决策模式。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理性”是“理性决策模式”的核心要素。
那么，何谓理性？理性一词（ra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词根“ratio”，带有“明智、理智”的含义，通常用来描述信仰范畴中的“坚持信念的方式”[1]以及行为活动范畴中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理性决策中的“理性”属于后者。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教授在其《社会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曾将理性行为归结为“对条件允许的目标进行追求、其手段被经验科学证明属于可选范围和在本质上最适合于对这个目的的追求”的行为。
[2]由此，决策的“理性”即是指国家作为理性人，能精确地计算出各种决策方案所带来的效益和弊端，从而有目的地实现决策手段和决策目的之间的正比关系。
艾里森教授在《决策的实质》一书分析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两国重大决策的基础上，对“理性决策模式”、“组织机构决策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这三大外交决策模式进行了到目前为止关于国家外交决策的最公认的归纳和总结。
按照艾里森教授的观点，“理性决策模式”包括如下基本内容：1、决策行为者：国家或统一的国家政府决策者。
在“理性决策模式”中，国家或政府被认为是单一的行为体，是团结一致的决策者，它们“只有一个统一的确立的目标系统，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案体系，并且对每一个选择方案可能造成的结果只有一个统一的估计预测。
”[3]2、决策行为的原因：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理性决策模式”是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出发点的。
按照该种理论，“理性决策模式”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手段，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政治制度的“功能性要求”，在国际战略“市场”中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最大化。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企业的逐利性，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和国家的自利性，是有相通之处的。
3、决策过程：一切程序以“理性”为依据。
“理性决策模式”包括如下几个具体的决策程序，“理性”贯穿于这些程序的始终：第一，确定明确的决策目标，即国家决策者理性地归纳主要的真正的国家利益，并以此作为决策的出发点。
第二，收集信息情报，即有关决策部门开始收集完整的信息情报，并及时将第一手资料上传至决策者，以供其做出最优选择。
第三，综合考虑各种可选择方案，即决策者理性地分析、精确地预测每一方案的可能结果或后果，并选择能给他的目标带来最大收益或最小损失的方案。
4、决策后行为：理性选择过程完成后的一系列后续性行为，仍是以“理性”为指导。
第一，政策的表达和宣誓，即决策者将最优选择方案作为国家政策输出公诸于众，并能有效地阐述政策及政策制定的理由，且总能获得公众的支持。
第二，政策的执行与监督，即决策者能明确地协调、有效率地控制政策执行中的所有行动过程，并不断地评估和监督该政策行为，以达到灵活修正错误、调整政策走向的目的。
第三，政策的记忆和提取，即决策者总能及时地总结政策制定及执行的有关经验，并在以后能迅速和准确地从记忆中提取该经验，以供下一次政策制定时作参考。
二、“理性决策模式”的基本特征根据上述“理性决策模式”的基本内容，该模式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决策者的单一人格化“理性决策模式”将决策主体假定为高度一致的国家或国家政府的统一体，而不是由拥有不同认识、主张、和利益需求的各种党派、利益团体、政府部门、机构组织等构成的多元的决策者集团。
参与决策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虽然存在着职位高低、权力大小的差别，虽然有矛盾分歧，有利益竞争，但他们或它们都根据同样的决策目标和价值观，都依据同样的权力—利益的理性算计，都根据“一种用来决定哪种选择最能满足目标要求的运算法则”[4]来做出一致的外交决策选择。
概括来说，“理性决策模式”中的决策者是单一人格化了的行为体，国家就像一个人那样在制定外交政策。
（二）决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化以现实主义范式为理论基础的“理性决策模式”，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战略选择模式。
其中，决策者是按照功利原则行事，谋求无政府的国际状态下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决策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推动力”（摩根索语）。
在这里，“国家利益”包括了两层内涵：第一，“国家利益的概念是权力政治的精髓”。
[5]按照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 H a n s J .Morgenthau)的观点，国家利益是由这个国家的权力来确定的，“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
[6] 国际政治的一切解释都离不开权力，“理性外交决策”的实质是为了“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是目的本身”，[7]因为，“决定国家权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权力的原料。
一个国家外交的质量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
”[8]（三）决策过程的完美理性化“理性”，既是研究国家对外行为特征的基本判断和假设，也是贯穿于整个“理性决策模式”过程的主线，就像摩根索所说的那样，“只有将理性的假设与实际的事实及其后果放在一起作检验，才能赋予国际政治事实以意义，才会使一种政治理论成为可能。
”[9]在“理性决策模式”中，决策者被视为具有高度理性思维的人，而整个决策过程就是在“理性人”进行精确的成本—效益算计的前提下的一种纯粹的理智过程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它要求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一切动态有清晰完整的情报来源，对一切可供选择的方案及方案可能导致的结果能进行完全正确的分析、比较，最合理地排列出各种外交目标的主次轻重，最后毫无争议地选择出获利最大、风险最小的最佳方案，而方案的执行、评价、监督以及记忆和提取也总是能顺利地达到最优效果。
实际上，“理性决策模式”的核心不在于谁去做决定，而在于整个决策过程本身是以理性为导向的完美无缺的边沁主义的具体实践。
三、理性决策模式的优势由于决策者各不相同，决策模式各不相同，因此外交决策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不可知”的困境中。
理性决策模式提出了一种在理论上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模型。
由于理性决策模式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很容易明确国家利益，在决策中可以分出轻重，减少不必要的因素的干扰。
由于理性决策模式进行的选择是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因此，势必掌握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每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自己在每个方案中的利益所在。
四、理性决策模式的缺陷理性决策模式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便筛选掉次要因素，尽快做出决策。
宝剑往往锋出两面。
理性决策构建的模型中排除掉的因素往往在现实的决策体系中不可或缺。
首先，理性模式将政府的决策机构视为实心球，因此默认其步调一致利益统一。
但事实上，在决策过程中人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我们不可能要求政府中所有的机构都是高风亮节，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手，毫不考虑部门和个人的前途和发展。
这样的政府除却雅典城邦外恐怕不可能存在。
因此理性决策模式实际上是勾画了一个理想的决策环境，将“多”化为“一”。
可惜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可行。
况且“国家利益”是一个很虚幻很宽泛的词汇，具体的定义在制定决策者的手中。
过于宽泛的定义就等于没有定义。
所以，决策机构拥有极大的、不受限制的自主权。
无论是怎样的决策经过人为的修饰和包装都可以被看做是体现了国家的最高利益。
其次，理性决策模式将最终的选择权利保留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实际上是默认了最高决策者有过人的智慧、胆识和勇气，有充分的处理外事的经验；一国的外交就如同是一个家庭要打开门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顾及。
所以外交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出现的问题可能微观到原子，也可能宏观到全球战略。
试想是否有可能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在决策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研、文化、教育、健康等等各个领域时，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我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也是望尘莫及的。
理性决策模式旨在针对解决个案，但是每一秒钟都有千千万万的事情在发生，决策机构每天所要作出的决策不在少数。
如果全部都是通过理性决策模式的成规，在充分论证后由最高决策机构作出选择，不排除有决策机构疲劳积累作出非理性决策的可能。
再次，理性决策模式默认在决策过程中所有的信息都是可靠的、及时的，以此为基础做出的选择预案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实际上，很少有完美的情报，一方面，提供情报的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可能对情报大肆删改或加以粉饰；另一方面，接收情报的人则往往带着成见对其进行分析。
所以，即使决策者选出了最佳的方案，但是方案的内容也可能会与世界情况南辕北辙。
最后，按照理性决策模式做出的决策当然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
但是当危机发生时，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论证，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供决策者参考和对比各项方案呢？恐怕答案并不乐观。
所以决策者及时依照理性决策的模式进行选择，在遇到一个中上的方案时可能就适可而止了，而剩余的方案中是否更有选择，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另外决策的形成是在无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政策出现偏差时，没有制约就没有了最后的纠正的机会，很容易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横看成岭侧成峰”，任何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因此它必须要回归现实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