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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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研究动态
1、关土地流转模式中提出了典型地区的模式。陈国君(2008)提出了“农华模式”,该模式是以政府政策为指引,以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确定和使用权完整为前提,经农民自愿以个人的分包土地、宅基地及承包土地的部分或全部入股而创立的土地流转模式[7]。梁启学,钱昱如,聂璐(2010)提出重庆市忠县的“1+5”模式(“1”即成立县乡村3级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5”即公司租赁、大户承包、农民公司、代耕代种、认购经营权5种方式实现土地流转,引导农村土地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8]。史正宝,李涛(2010)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甘肃省农村的土地流转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指出“公司+农业合作社”是比较好的模式,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9]。
3、怎样的土地流转模式和土地经营规模才能最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
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选择适合的土地流转模式、较好的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提供合理有效的建议
研究和实验的主要内容及预期成果: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国外研究动态
1.关于土地流转模式与规模经营相关性的研究
各种土地流转模式的优缺点有部分学者进行了研究。蔡志荣(2010)对目前广泛存在的土地流转方式大概有12种流转方式(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代耕、拍卖、抵押、土地信贷、反租倒包、继承、赠与)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得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和适用状况。这对今后进一步研究土地流转实践,并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规范土地流转行为提供了依据[12]。李从国(2010)提出了欠发达地区土地流转规模小,流转方式单一,流转时间短,这些阻碍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且提出了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带动集体土地流转;大力宣传和切实执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依法流转土地;建立农用地流转市场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等解决方法[13]。
笔者紧跟社会需求,以深入了解剖析当前主要的土地流转模式,掌握土地流转后的经营规模和农民收入的变化为研究目的,力求把握住土地流转模式、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收入变化的内在规律,针对湖南省当前的经济水平与实际情况,提出符合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流转模式建议,解决土地流转的规模不经济、农民增收等问题,这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那么土地流转模式与规模经营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通过实地调研、文献查找等方式把握不同土地流转模式对规模经营的影响,对比分析土地流转前后经营规模的变化与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2、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民收入相关性?
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在不同的经营规模下农民的收入情况,分析土地规模经营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
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
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关于土地流转模式、规模经营与农民收入的机理分析研究
学校名称
湖南农业大学
学生姓名
专业名称
性别
入学年份
指导教师
职称
学科专业
农林经济管理
项目研究和实验的目的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研究背景及其目的
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党中央就一直非常重视在不改变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把它作为解决我国农户土地分布零散、土地规模小等资源劣势和制度缺陷的重要配套措施。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强调了“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由此可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完善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便是如何保障土地承包者的利益,实现规模经营,此外,如何在推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民利益,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难题。
2.关于农地规模经营效率问题的研究
有学者就土地流转后对经营规模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相关结论。Kalirajan, K. P. Huang(1996)采用1994年广东、江西、四川、山东和吉林5省农户谷物生产调查数据对中国水稻的土地规模经营进行了研究。测算出:农户在进行水稻、小麦和玉米生产时,只有12% 8%和6%的种植者是经济有效的,并分析指出可以通过土地整合提高粮食产量,达到规模效应[4]。普罗斯特曼(1994)等学者认为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即使存在规模经营,但是规模经济效益是有限的[5]。Feder,kalirajan、Huang认为在中国只有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才可能使农民获得较好的农业收入[6]。
国外大多数学者很早就就土地使用权与规模经营进行了研究:Binswanger anger ,Hans klaus deiminger和Gershon feder(1995)通过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经验进行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趋于分散,反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逐步趋于集中,无地和少地的贫农无法通过农地市场获得土地[1]。Alchian和Demsetz(1973)在对地权稳定性进行研究时,他们认为地权稳定性是土地所有者进行长期投资的关键,地权受到的限制越多,投资激励就越弱,相应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就越低,这样就会影响规模经营[2]。Elizabeth Brabec和Chip Smith (2002)就土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在农业土地利用实践中,农地流转会造成农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农地规模的变化,从而导致农地生产结构的改变。而目前农地生产细碎分割是各地区发展规模农业、提高农地产出效率和农产品竞争力的最大障碍[3]。
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广泛存在的土地流转模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如张婧雯(2010)从农民主体角度收集整理并分析各地不同的模式及案例,藉此为理论创新和立法方向提供灵感和指引。她主要就转包模式、互换模式、转让模式、出租模式、股田制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议[10]。曾超群,曾福生(2010)认为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主导力量的差异,可以把土地流转模式分为集体组织主导型、民间自发流转型、资本主导型三种模式,并对土地流转的动力机制进行了重点剖析[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