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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刘凯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一、前言我之所以选择《公司法》这个话题，因为可谈的问题很多。
首先，选择《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问题，主要是讨论如何理解《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如何适用?其学理价值是什么？立法宗旨是什么？第二，对《公司法》已有的强制性规定到底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适用？会遇到哪些障碍?如逻辑分析上的障碍、《公司法》价值实现上的障碍、当事人利益平衡障碍等,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既有比较浓的民商法学理色彩,也伴有比较务实的立法、司法探讨。
最后才选择了这个问题，即关于《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和适用这样一个专题。
这个专题可从两个角度来谈，但是今天只选择一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比较宏观，是学理维度。
主要涉及一个关于所谓私法公法化的问题,进而涉及到公法、私法的划分问题,以及其背后的一种价值判断问题，这也涉及到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前提。
在整个法治理念当中，是否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否承认私法的优位,是否承认公法服务于私法、私法本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
这个角度是纯学理的角度,虽然后面的分析会涉及到，但我不想以这个角度为主。
第二个角度是我前面所讲的从《公司法》内部以及与《公司法》相关的法律、从规则层面去探寻《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怎样理解和适用的问题,它抛开了一些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我选择的是第二个角度，即从《公司法》本身的角度、从规则层面的角度入手。
当然，毫无疑问我会触及到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这不是我的切入点。
从规则层面的角度谈《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如何把这样的问题通过规则层面的切入?今天，我就把自己对它的一些思考告诉大家，供大家一起交流、商榷。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民商法问题，尽管是从《公司法》本身的规则层面切入,但是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是对《公司法》中的所有强制性规定都做介绍，主要是有针对性地从两个角度来对《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归类和介绍:第一，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涉及到公司的对外行为效力问题,《公司法》中的这些强制性规定会与公司实施的对外行为有关，这是一个大的类型的强制性规定；第二,仅就公司内部管理行为的强制性规定。
公司法的新修订及其影响一、新公司法修订的背景(一）国内背景我国在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规范主要市场竞争主体的组织和行为，1993年12月19日我国出台了《公司法》。
这一部法律，起到了指导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国企改革、按资本运作形式划分企业性质以及规范民营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组织架构等作用，初步培育起了国内企业及经理人的公司治理文化。
但《公司法》实施12年来，由于其浓郁的计划经济时代痕迹和为国有企业改制量身定做的制度框架，再加上研究的不彻底，使其成为一部“管制法”、一部“身份法”。
《公司法》与现实生活的掣肘与不足已为世人所共知，近年来中国一些公司接二连三涌现的丑闻，都与《公司法》的调整失效有多多少少的关系。
1999年和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对《公司法》进行了两次“微改”，但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反映理论研究的成果，对《公司法》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检讨，大规模的修改势在必行。
(二）国际背景上世纪末，公司法学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董事会中心主义”、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大行其道，公司治理结构成为全世界讨论的话题。
公司法基于其商法的性质，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其继承性和移植性很强，各国研究的重心逐渐趋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公司法》修改活动：英国多次对《公司法》进行修改；美国于1991年制定了《示范公司法》蓝本，对各州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公司立法的修订更为频繁，在90年代短短的十年间，就经历了1990年、1993 年、1994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7次修改。
基于上述背景，经过各界人士的广泛努力，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二、新公司法修订的八大内容(一）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一直争论到今天的话题。
《公司法》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问题研究今天我这一讲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是《公司法》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与注册审计制度的问题。
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财务会计报告法律制度；第二个部分是注册会计师审计有关法律制度；第三个是《公司法》实施当中的有关问题。
从企业的社会关系结构来看，财务会计和独立审计制度在《公司法》当中应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家知道公司企业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以及监事会构成的治理结构，对内行使着内部管理的职能，对外会和政府发生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领导和协调关系，和潜在的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股民以及外部的一些董事发生的治理结构和各种交易关系。
在新《公司法》的第十三章和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中，我认为它主要规范了公司的主体形态，包括四种主体形态：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第二个方面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运作程序；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安排，在公司信息披露当中包括财务会计制度和独立审计制度。
第一章财务会计报告法律制度第一部分财务会计报告的法律制度，我给大家介绍六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关于财务会计报告的制作、披露，公司的义务和责任；第二部分是公司出资及其注册资本制度；第三是公司法定公积金与资本公积金制度；第四是亏损弥补与利润分配制度；第五是关于融资的条件、形式；第六是投资制度。
第一节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关于财务报告制度，《公司法》删除了财务会计报告有关种类的一些具体规定，删除了公益金提取的强行规定，增加了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公司亏损的规定。
另外设定了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对财务会计报告负有真实、完整、法定提供的义务。
关于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法》第八章公司财务会计，第一百六十四条没有变化，还是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从这一条来讲是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一个强制性规定。
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包括了1985年《会计法》的相关规定，所谓的按照有关规定包括《会计法》规定；2000年6月份管理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的规定；第三个部分包括从1992年到1999年的一些财务会计准则和2000年底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到2004年4月份发布了中小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书，这是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一些规范。
新法律法规与旧的对比用词用语《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2009]62号）对实践中使用比较混乱，意思相近的，且容易引起歧义的一些法律常用词语的使用作了规范。
包括：和，以及，或者；应当，必须；不得，禁止；但是，但；除……外，除……以外；依照，按照，参照；制定，规定；会同，商；缴纳，交纳；抵销，抵消；账，帐；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日，工作日等。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2011]5号）对立法实践中一些存在混用或者使用不一致的法律常用词语进行了规范。
包括：作出，做出；公布，发布，公告；违法，非法；设定，设立；执业人员，从业人员；批准，核准；注销，吊销，撤销；根据，依据；谋取，牟取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关于印送《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的函法工委发[2009]62号各有关部门：我们在总结立法工作实践经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针对立法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有关法律结构、文字等立法技术层面的问题，拟定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
经报常委会领导同志同意，现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及其说明印送给你们，供工作中参考。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目次一、法律结构规范1.目录2.定义条款3.过渡性条款4.法律适用关系条款二、法律条文表述规范5.立法目的与立法依据的表述6.引用法律名称的表述7.适用法律的表述8.“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与“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表述9.引用法律条文中第×项的表述10.部门的表述11.数字的使用12.标点符号的使用三、法律常用词语规范13.和，以及，或者14.应当，必须15.不得，禁止16.但是，但17.除……外，除……以外18.依照，按照，参照19.制定，规定20.会同，商21.缴纳，交纳22.抵销，抵消23.账，帐24.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25.日，工作日四、法律修改形式规范26.法律修正27.法律修订五、法律废止形式规范28.法律废止一、法律结构规范1.目录1.1法律设章、节的，在正文前须列“目录”将各章、节的名称按序排列表述，各章下的节单独排序。
以案评法：董监高与公司间借贷关系的有效性——对《公司法》一百一十五条性质的再探讨发布时间：2021-05-27T08:53:57.185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1年3期作者：时晓栋[导读] 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及司法实务界都倾向于认为《公司法》一百一十五条（以下简称“一百一十五条”）是效力性强制规定。
但鉴于笔者在实务中曾接触过此类交易，以及近年来，金融借贷领域的监管不断松绑的趋势，笔者不禁对上述观点产生了疑惑。
西北政法大学摘要：长久以来，我国在学术和司法实践中都倾向于将《公司法》一百一十五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借《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作为通道，介入到公司董、监、高与公司的借贷合同关系；但近年来的一些新的司法判例也揭示了《公司法》一百一十五条的本质可能是管理性质的，原则上不应该将其作为效力判断的依据，本文就这其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合同法五十二条；公司法一百一十五条；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管理性强制规定一、对《公司法》一百一十五条的解读（一）《公司法》一百一十五条是否被误读1.传统学者及法官的观点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及司法实务界都倾向于认为《公司法》一百一十五条（以下简称“一百一十五条”）是效力性强制规定。
但鉴于笔者在实务中曾接触过此类交易，以及近年来，金融借贷领域的监管不断松绑的趋势，笔者不禁对上述观点产生了疑惑。
2.对裁判文书的检索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在alpha数据库中以借款合同纠纷为案由，分别对援引了《公司法（2018修订版）》一百一十五条、《公司法（2013修订版）一百一十五条》和《公司法（2005修订版）》一百一十六条的裁判文书进行了检索，并对其中的裁判结果进行了概览。
通过检索，笔者发现，在援引《公司法（2005修订版）》一百一十六条进行裁判的案例中，法院即使在认定了借款合同已经具备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事实，原告也已履行完毕等事实之后。
依然会依据该合同的内容违反了公司法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判令合同无效。
解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键词:公司法揭开公司面纱衡平性规则侵权责任控制股东内容提要:我国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成文法化做了有益的探索。
但是公司法的这种规定,脱离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自身应有的法律属性,难以达到立法者的预期。
从法律条款的表述方式和语义来看,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释为侵权法规范的特殊条款,似乎更能表达该条款的真实含义。
随着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有关我国公司法制度上是否应当引进以及该如何引进源于英美判例法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国内几乎所有公司法学者都认为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就是对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有学者甚至评价认为,我国公司法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上升为成文法,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大陆法思维,我国立法者有着足够的睿智和勇气,把这一制度写入成文法本身就是一大创举,是我国公司法对世界公司法的巨大贡献。
[1]在国外,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虽历经数十载,但始终未能清晰展现其全部内涵,以至于被美国法官感叹为“整个问题都笼罩在比喻的迷雾之中” [2],却被我们国家的公司法用寥寥数语概括之,并以成文法的方式,在公司法总则中进行规定,确实是“一大创举”。
但是,当我们将自己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与英美法国家的规定比较后又会发现两者似乎并不相同,我们国家公司法上的规定更像是在演绎了侵权法规范而制定的特殊条款。
一、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法律属性“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是源于美国的公司法审判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在英美判例法上亦称为“刺穿法人(公司)面纱”,德国公司判例法将相似规则称为“直索责任”,日本法上称为“法人人格否认”,我国学者习惯称之为“公司人格否认”。
无论称谓如何,学者一般认为该规则的含义是在具体的合同或侵权纠纷案件中,法官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本着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认定公司和股东实为同一主体,并判令股东承担公司的债务和责任。
换言之,强使公司股东向公司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击破有限责任对公司股东的特别保护。
新《公司法》（2005年修订）关于公司章程规定的变化新《公司法》（2005年修订）关于公司章程规定的变化我国《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嗣后于1999年12月25日、2004年8月28日先后两次小修正，2005年10月27日经第 10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8 次会议大幅修正，由原来的 230 条修订为 219 条，计新增 41 条、删除 46 条、修改 137 条，增、删、修之条文数目高达 224 条，修正幅度之大，已达实质立法之程度，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两小改一大改] 公司法本次修改的特点之一就是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
公司法中任意性规范的实现，需要借助公司章程机制。
这次修改把公司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变为任意性规范，减少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增强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赋予公司更多的意思自治。
因此，新《公司法》赋予了公司更大的自治空间，淡化了公司法在公司治理中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理念，寄望于公司章程能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作用。
为实现公司章程的功能，新公司法通过两个途径为之，即以明确和隐含的方式肯定了公司章程的自治。
一方面，弱化和取消了许多强制性的规定，代之以授权性规范或者倡导性规范；另一方面，明确赋予了公司章程更多的自主权。
为鼓励公司自治，在不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之前提下，法律允许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作出个性化设计，自由规范公司内部关系。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公司法规定进一步细化。
公司法对公司事项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公司章程必须对这些原则规定予以细化，才能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例如，《公司法》第12条关于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第13条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规定，第16条关于公司转投资和对外担保的规定，第45、46条关于董事任期、董事长、副董事长产生办法的规定，第49条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第52、71、118条关于监事会职工代表比例的规定，第170条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之聘用与解聘的规定，第217条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界定的规定，等等。
浅析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王帅【摘要】公司治理是当前一个世界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公司治理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良好的公司治理是现代市场经济健康运作的微观基础，不仅影响到公司和个人，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本文对公司治理进行简要概述并着重分析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期刊名称】《中国外资》【年(卷),期】2012(000)016【总页数】1页(P188-188)【关键词】公司治理;利益制衡;立法改革【作者】王帅【作者单位】兖矿集团济三煤矿【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6.6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企业绩效。
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存进企业的股权结构合理化，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司治理的内涵公司治理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概念，从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理解：1、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的配置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
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
其主要特点是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
2、广义的公司治理：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广泛的利害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和个人。
在这个层面上，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利益的制衡机制。
广义上，公司已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公司治理也不仅限于以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内部治理，而是由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治理的目标不限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确切的说应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的嬗变与启示◎薛 波内容提要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修订与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发展实践密切关联。
自１９９３年制定《公司法》至今，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已经历经五次不同程度和规模的修订。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激发社会活力、保障和促进就业、完善公司法制，以及推动私法体系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始终存在受政策性因素干预过强、改革的目标错位、改革的内容缺乏体系性、改革的力度呈现保守性、改革的进程呈现滞后性等问题和弊病。
下一步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应当尽快由“压制型”立法模式转向“回应型”立法模式，强化董事会对资本筹集事项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突出资本制度设计的“体系化”和“科学化”，适时改革资本形成制度模式，加大公司资本制度修订的频率和力度。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公司资本制度 成效 不足 体系化〔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２９１．９１；Ｆ２７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０－１０引言２０１８年为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这４０年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飞速发展的４０年，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从蹒跚起步到发展壮大并逐步迈向系统完备的４０年。
回望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发展历程，总结我国法制建设所取得的经验得失，评点我国改革开放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的成效和不足，将有助于我们对此段历史的反省，亦可对我国法制建设提供方向上的指引和启示，实具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法，改革开放４０年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其他部门法难以比拟的。
我国公司法制建设亦一直和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现今，已经建立起较为系统、完备的公司法律制度体系。
本文拟从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历史纵深视角切入，鸟瞰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的历史变迁，提炼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的成效和不足，为未来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提供方向上的指引和启示。
对新《公司法》修改禁止性规范的质疑
作者：唐海鸥
来源：《商场现代化》2007年第17期
[摘要] 作者对新《公司法》修改原《公司法》中“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以及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不得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等禁止性规范提出质疑。
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角度，分析和揭示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抑制官商勾结，防止政治、经济领域腐败互生、共生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以及不利防止公司管理层以权谋私，不利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恶化公司治理等消极作用。
[关键词] 公司法禁止性规范修改
现代公司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因此, 所有权如何对经营者实行有效监督，如何规范公司管理当局的行为，防止高层管理者利用经营权侵害公司以及所有者的利益，是各国公司法中最具重要意义的规范和最核心的内容。
然而我国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不良行为的法律约束力，在修改原《公司法》禁止性规范后，则呈现进一步弱化的倾向，它极有可能导致我国公司治理状况的恶化，从而危及我国国民经济有机体的健康发展
一、对删除“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的质疑
新《公司法》删除了原《公司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的禁止性规定。
原《公司法》的规定，是为了防范国家公务员亦官亦商。
而官商在人格上的一体化，必然会助长官商勾结，助长官场腐败，增加国家公权被滥用的危险。
删除了这条规定，就意味着新《公司法》允许国家公务员可以“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将可能使这类集国家公职与公司职务与一身的人员，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自己和他人更方便地谋取私利，且更难于被有效监督。
也许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者们认为：我国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第五十二条[公务员纪律]的第十四款中，已经将公务员“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列为禁止性行为.。
《公司法》为了避免重复，才将原《公司法》的第五十八条删除。
笔者认为，如果作这种解释，其理由是不适当的。
因为《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是对公务员行为的一种强制性规范，而原《公司法》第五十八条是对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任职资格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两者规范的对象完全不同，规范的内容也不同。
新《公司法》删除了原《公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必然会使人们形成一种新的法律观念，即新《公司法》允许公务员可以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从而产生《公务员法》与《公司法》相矛盾的情况。
为了避免原《公司法》第五十八条和《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所表述的内容，在法律规范意义上相同和重复，笔者认为可将其修改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国家公务员。
”作这样的修改，就与《公务员法》和原《公司法》所表述的法律意义有了明显的区别。
《公务员法》和原《公司法》禁止的是已经成为公务员的人去公司中兼职，而笔者作出这种修改的法律意义在于，已经成为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人不能再去党政部门谋取和兼任公务员职务，从而防止公司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手中的经济权力去“买官”，形成一种新形式的官商一体化，演变成一种新形式的官商勾结，并由此形成企业之间一种新的不平等競争，以及新形式的官场腐败。
作这种修改后，《公司法》和现行的《公务员法》在法律意义上将不再存在重复的问题。
笔者对原《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的这种修改，虽然法律规范的对象没有变化，但规范的内容却发生了变化。
原《公司法》规范的是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而笔者所作的修改，规范的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它增强了对现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法律约束力。
从当前我国现实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来看，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作这种规范十分必要。
当前一些公司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想方设法企图谋取党政职务的情况确实存在，并有逐步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县市以下基层,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已发展到不足为怪的地步,如果有关法律法规不加禁止或限制,将可能导致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互生腐败、共生腐败现象的进一步发展和蔓延。
二、对删除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质疑
新《公司法》删除了原《公司法》第五十九条关于董事、监事、经理“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禁止性规范。
这种无所顾忌的删除，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种种误解和猜疑，难道说从此以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被原《公司法》所禁止的不合法的不良行为，是否将由此变为合法合规的正当行为呢？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可以认为：“以权谋私”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公然行之，而不受法律约束呢？
也许新《公司法》的修订者们认为：在新《公司法》中，已经将高级管理人员的“以权谋私”的各种具体行为，列入第一百四十九条的禁止性条款中。
但笔者认为，公司管理当局“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径，往往是形形色色，且花样不断翻新，可以说，在具体表述上，是不可以穷尽的，在文字表述上，应以完全禁止的形式加以规范。
因此，原《公司法》中这一禁止性规范是可取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新《公司法》将其删除，必然弊端丛生。
三、对修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质疑
原《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
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将其修改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略；（二）略；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新《公司法》的修改，使原《公司法》中“不得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无条件禁止的非法行为，变成了有条件的合法行为。
这种修改，显然与我国现行的《贷款通则》相冲突。
我国《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企业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业务”；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企业间擅自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
”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公司只要不属于金融企业，就不允许办理借贷融资业务，甚至连办理变相的借贷业务也属于违法违规行为。
《贷款通则》中的有关规定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它能有效地防止企业间债务链条复杂化，有利于防止企业之间的信用危机, 有利于防范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借贷形式转移或掠夺公司资金。
而新《公司法》的这种修改，与现行的《贷款通则》直接相冲突，从而导致我国经济法律体系的自相矛盾，使人们无所适从，削弱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行性，并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我国金融秩序的混乱，增加新的金融风险和危机。
就我国《公司法》的实践情况来说，在原《公司法》明令禁止董事、经理不得“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以及《贷款通则》明确禁止“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业务”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包括我国众多的上市公司，尚且不惧违法违规所冒的风险，将公
司巨额资金借给大股东，大股东屡借屡欠，屡借不还，使公司成为大股东最方便的”提款机”。
现在有了新《公司法》这种形同虚设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为公司中的大股东通过借贷形式，公开合法地大肆掠夺公司宝贵现金资产开了禁。
就新《公司法》设置的前提条件来说，公司章程的制定、修改和通过，往往由控股大股东说了算，因此公司章程不可能束缚住大股东向公司借贷的手脚。
而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也很难成为大股东向公司借贷的有力制约因素。
因为新《公司法》没有规定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限制。
因此，所谓“经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实际操作过程就成了大股东或控股股东自己同意自己。
新《公司法》的这条规定，还将中小股东置于更为不平等的地位。
原《公司法》的规定，对于公司中的所有股东来说，都是一视同仁，而新《公司法》的规定，实际上使大股东或控股股东获得了从公司贷出资金的特权。
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通过，而同时又能轻而易举地阻碍任何中小股东的借贷事项获得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通过。
这种修改，不仅没有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相反却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而这种损害一旦制度化和法律化，它所产生的消极的、恶劣的影响将变得十分深远。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对原《公司法》中禁止性规范的修订，应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否则新《公司法》不仅没有起到兴利除弊的积极作用，相反却恶化了公司治理状况，起到了抑利增弊的消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版）
[3]何泽军: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不足[J].企业活力，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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