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

1、义利之辩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

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孔子的另一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获救者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2、孔子问礼《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我听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

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

鲁君准行。

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

3、孔子访乐孔子访苌弘，是说举世闻名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公元前518年，带着对东周王朝日趋衰微、礼崩乐坏等问题的疑问，访问苌弘的历史事实。

其时，苌弘已盛名于世，是东周的三朝元老，是大学者、大忠臣、贤德的敬王大夫，后无辜受戮，死而血碧，百姓深为痛惜和敬仰。

其“碧血丹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周》中记载：“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开头就用这一问，二访，三历，四考，五察，五句话，概括了孔子整个适周的主要活动内容。

最后更简括的语言阐述了孔子适周的巨大收获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观周》把“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列在文章的前头，这里说明孔子在成周访问苌弘是事实。

4、孟子受教《韩诗外传》载：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

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

辨析“义利之辩”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

孔子最早提出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荀子·荣辱》）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猛子·梁惠王》）也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贱利。

墨子的说法与儒家不同。

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

西汉董仲舒概括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论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

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

宋代又就义利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

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

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

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

”（《二程语录》）陈亮、叶适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

叶适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

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习学记言》）后来清颜元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并重。

他反对董仲舒的观点，把董的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义利之辩是古代思想史的重大话题之一。

这场辨析，不仅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而且辨析过程及其结论对于思想史的影响，进而对于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义利之辩始自春秋初年。

在此前的有关史料，比如《诗经》和《尚书》之中，都以谈论周初形成的德治思想为中心话题，而极少言利，也没有把义利对举的例证。

而在《左传》和《国语》中，义利对举的例证开始出现并逐渐多了起来。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一条义利对举的例子是《国语·晋语一》的记载，晋献公十一年（公元前666年），晋献公准备废长立幼，大臣丕郑议论说：“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

……民之有君，以治其义也。

义利之辨文言文翻译义利之辨文言文翻译 1义利之辨鲁国有规定。

任何人在国外旅行，看到一个鲁国的人被卖到外国当奴隶，都可以花钱赎回他。

回到鲁国后，就去国库报销，国库出钱。

孔子的一个学生，看到一个鲁国人被卖到国外当奴隶，就把他赎回来了。

赎回后，他没有去国库报账。

也有人说这个人品德高尚。

孔子知道后，大骂学生，说他做错了。

孔子说，不能这样看问题。

他的做法实际上阻止了更多的奴隶得到救赎。

这个人回来后没有交账。

以后别人看到做奴隶的鲁国人要赎他，要还他账，别人就说他人品不如他。

这样，这个人可能会假装没看见，不会去赎回。

因此，这种做法阻止了更多的鲁国奴隶得到救赎，这是有害的。

有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孔子的一个学生跳下水去，把人救起来了，家属感谢他，给他一头牛，他就收了。

别人就在背后议论孔子的这个学生。

孔子知道了，表扬了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得对，这样做这会使更多的落水人被救。

因为救了人之后，人家给东西，是可以收的，于是再有人落水，就有人愿意去救。

所以要看客观的效果2.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小题1:B小题2:D小题3:A小题4：栻之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

”（共6处，两处1分。

共3分）小题5:(1)皇帝听了惊愕地说：“如你所说，这是我借发运使的手来使百姓困苦了！”（2）但现在想崇尚武功来均衡文武，可是任用的竟然是这样的人，这不只是不能使文臣心服，恰恰恐怕反而会激怒武臣。

小题1：拜官小题2:A他，代词/ B从，介词/ C 因为，介词D将要，副词；却，副词小题3：张栻又上书皇帝，使皇帝省悟，停止了任命。

小题4：本题考查断句，附译文：“为学没有比分清义和利更重要的。

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不是有所为才去做的；有所为才去做的，都是人欲，而不是天理。

”小题5：本题考查翻译能力。

（1）共3分。

“矍然”译为惊愕地，然是···的样子。

“假”译为借“病”译为困苦各1分。

论义利之辨义利之辨1.孟子继承孔子思想，特别推重“义”。

他认为“义”是“人之正路”(《孟子•滕文公下》);为了“义”，他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义利”观引起后世批评争议的，是他谒见梁惠王时所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一回著名“公案”值得我们再次分析。

梁惠王即魏惠王。

据《史记•魏世家》，魏惠王“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惠王三年，与齐战，败;五年，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浍;与秦战少梁”;“十年，伐取赵皮牢”;“十六年，侵宋黄池”;“十七年，与秦战”，失去少梁;又攻赵，“十八年，拔邯郸”，被救赵的齐军打败于桂陵;“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与齐人战，败于马陵”。

从以上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这位魏惠王执政三十多年，频频攻伐，穷兵黩武;然而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损兵折将，国力空虚，被迫迁都大梁，因而被称为“梁惠王”。

造成如此困难局面，梁惠王才“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以高待遇延请贤能的人来帮助他。

孟子谒见，梁惠王是怎么提出问题的呢,他说:“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掳，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这样一番话，可见梁惠王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穷兵黩武的错误，没有认识到国君的责任首要在于“敬天保民”、富民教民。

他所谓“利吾国”，并非指有利于国富民丰、人民安居乐业;而是指希望国富兵强，继续征战以开疆拓土，为他“先君宗庙”洗刷“羞”辱，为他这个“寡人”遮“丑”，给他带来更多的财富和享受。

这不是要求“利吾国”，而纯粹是欲以利他的一己之私。

孟子当年勇敢地、超前地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于梁惠王这种不顾人民，只图自己的论调自然反感，所以当即斥之曰:“王何必曰利～”孟子这段论述开头如此推崇仁义，是否根本不要“利”呢,非也非也。

第一，明确反对见利忘义。

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想人格，是儒学关注的中心，克己修身而成就德性，成为其精神追求。

为此，孔子一改此前以社会地位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主张，将是否具有德性作为根本标准，做出了为义利之辨奠定基本精神方向的论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做有德君子而不做只知追求一己私利的小人，正是儒家对人的基本要求。

为此，儒家一方面明确提倡“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另一方面也明确反对见利忘义、“放于利而行”。

第二，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

由于儒家从成人、重德的基本要求出发，充分突显了义的首要性，而且从孔子起就开创了“罕言利”的记录，加之孟子有“何必曰利”的说法，董仲舒留下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记载，宋明理学家也严辨“义利”，这就易于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儒家只重义而排斥利。

这一认识并不符合实际。

在提倡“见得思义”而反对见利忘义的基础上，儒家肯定了合理之利的正当性。

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孔子明确承认，富贵为一般人所喜好，贫贱为一般人所厌恶。

这就认可了合理之利的正当性。

当然，无论得到富贵还是去除贫贱，都应当为之以道，而不能肆意妄为。

这段话可与孔子另一段话相印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正是立足这样的认识，《论语》标举了“义然后取”的原则。

可见，在孔子那里，只要是不违背道德而理当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

孟子同样明确肯定了普通民众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面对战乱时代始终不懈地追求王道，是孟子的一个重要特点。

为此，他提出了仁政主张及具体举措。

其经济上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首先保障普通民众物质利益方面的基本需求。

孟子明确地把“养生丧死无憾”视为“王道之始”。

在保障普通民众的物质利益以“富之”的基础上，再施以教化，就可以推行王道于天下。

第三，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

义利之辩儒家主张义重于利。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首先提出义与利的分别，并把追求义还是追求利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认为一个真诚的君子应以义为原则，依照礼的要求去实行它，用谦虚的语言去表述它，，以诚实的态度去完成它，这才是仁义的君子，而那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则不足以称为君子。

但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他曾说过：“因民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孔子反对的是只追求个人的私利，要求君子“见得思义”。

如果利不符合道义的要求，就应不顾个人利害、得失、甚至不惜牺牲个人之生命，舍利而取义。

儒家思想中，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要放弃利，这就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墨家主张义利统一。

墨家代表了下层手工劳动者的愿望和利益，对人的基本利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

在他们看来，义与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割，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仁爱，互利互惠。

墨子是作为功利主义者与儒家“罕言利”、“何必曰利”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认为“义，利也”。

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利，“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相互的和谐团结协作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

“兼相爱、交相利”。

墨家认为“公利即义。

”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全社会人民的普遍利益才是义，义与利是统一的，并以此作为自己义利观的主题法家主张重利轻义。

法家甚至直接表明不重“义”而重“利”，推行以法治利的管理方式。

法家讲的“利”主要是政治功利及经济实利。

法家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强民富，天下太平。

而要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就必须“明法审令”，实行法制，以法为师，以法为本，以法为教。

道家却主张义利俱轻，主张放弃名利，远离物欲，在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逍遥自在、淳朴自然地生活。

老子的义利观一直被概括为“义利双弃”或者“绝利弃义”,在这种思想中老子主张抛弃那些只有道德之名面无道德之实的“义”和只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的“利”,而提出了“善利万物”、“以百姓之心为心”等明显具有重义思想的主张;但是老子并不否定个人的正当欲望,他主张“实其腹”,“强其骨”,并由此逐渐过度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局,乐其俗。

义利之辩与义利观朱熹曾经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而在为学之方上与朱熹有严重分歧的陆九渊也说：“学无深浅,首在辨义利”，可见，义利问题和义利关系在人类伦理思想与价值观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义利观就是人们义利范畴、义利关系以及义利取向等的认识和态度。

一、义利范畴人类史上的许多思想斗争之所以不能取得深入下去的应有的成果，往往是因为受制于概念或范畴，正如乔治·爱德华·摩尔所说，在未能对自己谈论的对象作出界定之前就试图解答。

例如孟子与荀子的性善、性恶之争，孟子认为人的本心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从而以本心论本性，由不忍人之心得出‘四端’说，所以人才有“仁义礼智”四德，确立性善论。

而荀子认为人的性本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从而确立人性本恶的性恶论。

二人对于人的本性的界定的不同，造成了二者相互对立的人性学说。

再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著名命题“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到底如何界定“同一条河流”这个范畴会让我们对于这个命题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义利概念的界定带有现代语言中有各种解释，各个思想家对其的解释也带有自己的认识和立场，难免有片面性，呈现给我们的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但在讨论义利关系与义利取向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看看作为义利观之基础的义利范畴。

从词源上看，义，繁体为上羊下我。

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义，善也。

引申之训也。

从我。

从羊。

威仪岀於己，故从我。

一种解释为：羊，作为一种兼具审美功能与功利功能的温顺动物，自古以来被人们看作美好的事物，此与善同意（《说文解字》）。

“义”的上羊下我结构，暗示着自我利益要置于美善之下。

而另一种解释为：我”是兵器，又表仪仗，而仪仗是高举的旗帜，“羊”表祭牲。

合起来的意思是为了我信仰的旗帜而牺牲。

利，左禾右刀，以刀割稻谷表示收获之意，同时也是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个体生活需要还是公共生活需要或者二者皆有尚不清楚。

利义之辩七大抵是因为《孟子》开头便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的论述，古往今来关于利义之辩一直未曾停歇。

有人认为孟子是只谈义不谈利的，也有人认为孟子是既谈义又谈利的。

其实翻看《孟子》这一本书，谈到过义，也谈到过利，只不过说“义”远多于说“利”，但未出现过“利义”或“义利”这样的概念。

舍利只取义的这种看法，在细读《孟子》后，发现孟子并非如此，他也重视“利”的，《孟子》中发表了很多对“利”有益的见解。

孟子的理想是建立大一统的王道乐土，王道的根本是行仁政，而仁政的基础是民众的利益。

所谓利义论的“利”指的更多是民生问题，是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而这个“义”则指出君王们从政必须以民生为重，帝王本身就君临天下，更不应为了一己私利而舍百姓之义。

在1.1章和12.4章中，孟子都说出了“何必曰利？”这样的话。

这两章中的话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上下交相利，就危险了；如果上下交相义，就太平了。

这更说明在对于君王的利义之交中，孟子是倾向于“义”的。

在《孟子》13章中，有“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这么一句话，说的就是利己与利天下的差别。

同样是说了一个利字，但含义却是不同的，从而反映出孟子对“利”的态度并非偏执一端的，关键是看，这个利是为了谁，如果这个利是为了“利天下”，那么是可以的。

宋牼要以“利”去游说秦楚的君王，孟子认为这是上下交相利，这里对墨子的以利为天下却持肯定的态度。

一个是君王的私利，一个是天下的公利，在公利与私利之间，孟子赞同公利的。

例如孟子对齐宣王说：“省刑罚，薄税敛”，当然这话是出于公心，为了民众，齐王如能做到，这也是为了民众的公。

作为君王少取一点利，这就是公。

那么君王的“利”减少了，让出来的利，当然为民众所受惠了。

所以对孟子来说，他不知疲倦地游说君王要重义轻利，其实是针对君王的过分利益而说的。

孟子不反对民众的利益，甚至不反对君王适度的利益，只要这个利益是有益于民众的，孟子也是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