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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经济伦理之分殊与差异内容摘要：经济伦理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以及人们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不同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造成中西经济伦理的分殊；中西传统经济伦理主要差异体现于物用观、义利观、群己观、消费观、天职与天道观。
关键词：经济伦理中西传统分殊差异问题的提出马克斯·韦伯指出，经济状况对伦理观的作用和伦理观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同一因果链的两个侧面。
不过，韦伯对经济伦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
在韦伯（1986）看来，“经济伦理概念是基于宗教的心理和实用情景对行动的实际驱动力，经济伦理一方面是某种宗教核心精神的外层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制约每个人外在行动的力量源泉” 。
现代学者大都认为，经济伦理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以及人们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不同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造成中西经济伦理的分殊与差异。
比较中西经济伦理观念的意义，不是为了比较孰优孰劣并由此去拒绝或全盘接受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而是为了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实现中西会通，以共同推进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伦理问题的解决和现代性经济伦理体系的构建。
中西经济伦理之分殊中国传统以农立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
从政治结构来看，封建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基础上的“家国同构”式的社会，这就使得家庭经济伦理成为维系和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指导和规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
相比而言，西方社会尽管也经历过农业社会，但是由于资源的缺乏和外部贸易与航运环境的开拓，土地的吸引力则不像中国社会那样大，人们具有强烈的摆脱束缚于土地上的贫困而从事商品贸易的欲望，故此商业就受到重视和鼓励。
重农与重商构成中西经济活动乃至国家建设的分殊点，必然影响到双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构成。
在人性理论方面，儒家文化提倡“性善论”，认为道德存在于人的本性当中，因此人应该积极、主动地从自身寻求道德，并且强调道德是人生的目标和价值之所在（张岱年，2005）。
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
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
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
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
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
”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
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 9年，第154页。
）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
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
）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
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
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
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
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
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
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
”（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中西方伦理管理文化差异比较首先，不同的伦理管理逻辑起点：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人性假设。
人性假设不同，形成不同的管理理论。
管理的人性假设，即管理主体对管理对象所持的态度，因此常说为人处世，如何为人决定了如何处事。
东西方的人性假设本质上区别是人性善与人性恶，相对应的形成德治论和法治论的管理思想。
中国伦理管理文化的人性假设出发点是人性本善。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
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人性善”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原始人类是一个群体，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关爱是人类永恒的共同需求。
因此，企业领导人应该懂得人性，他的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的未来。
儒家文化是通过礼乐教化强调做人的准则，从而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文明与和谐。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
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又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
西方普遍的“经纪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西方管理更强调制度化、法制化，硬性管理占主流，法律在中国道德化，道德在西方法律化，法律至高无上，西方传统重法律，轻道德，中国传统重道德，轻法律。
第二，不同特色的伦理管理文化：伦理式与契约式的管理文化。
中国管理文化是农耕文明的结晶，自然经济为基础，伦理式管理为特征，西方管理思想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商品经济为基础，契约式管理为特征。
在中国社会，“伦理”是一个现实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人道德思想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
儒家伦理是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出发表述自己的伦理思想，并以此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现实的本源即是家庭，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性道德，就成了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价值取向。
在治理方式上是以礼治国，社会结构自然就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方略。
中西伦理治理之比较及启示摘要：伦理治理是传统中国社会治国理政的深层文化动因和基本的治国理念。
寻求伦理治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离不开对中西伦理治理的比较和分析。
西方的伦理治理源于基督教的上帝有“位格”、“灵体”与“灵魂不灭”的彼岸性、纯精神性的外在超越性的传统，而中国的伦理治理则离不开“道”文化的演化，其目的是为了在人间建立道德的精神王国。
中西伦理治理的异同主要表现在道德自觉与灵魂永生、圣王崇拜与崇尚制度、“道”的圆润性与上帝的偏执性、早熟的人文主义与宗教的人文主义等几个方面。
拓展中国伦理治理的对策与思考，应重视德法兼治互动中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注重对中国传统中德治传统的研究，注重对民间信仰的承认、引导和开掘，注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融入传统资源，注重公民的人格建构，注重融入中西公正观的积极资源。
关键词：中西伦理治理；内在超越；外在超越在中西伦理治理的比较中一个最显明的区分是，中国强调道德教化，而西方注重法律在伦理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用当代的眼光来看，中西方都注重伦理治理中法律的重要地位，伦理治理不能离开法律的施行，德法兼治是最理想的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效果。
探究在治理、管理过程中法理、伦理与心理的有机统一，是中西方治理实践的共同命题。
寻求伦理治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论证伦理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离不开追溯和比较中西文化传统与伦理治理的关系。
西方的社会治理建立在基督教的上帝有位格、灵体和灵魂不灭的超越性、彼岸性、纯精神性的外在超越的基础之上，中国的伦理治理建立在“道”文化的演化、道德自觉、早熟的人文主义、目的是在人间建立精神王国的基础之上。
与西方的外在超越（基督教）的治理模式相联系的还有古希腊的民主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所谓的民主、自由与法治（宪政民主）的文化传统，但掌握了科技的人在试图取代上帝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异化。
中国内在超越的治理模式铸就了2000多年超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
题目为随机请善用CTRL+F进行搜索形考任务1下列有现代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说法合适的是（）正确答案是：行政权力具有全局性专门行使行政权力和制定公共政策的系统是（）正确答案是：行政系统行政人员职业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答案是：对行政之公共性的信仰下列不是新中国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发展阶段的是（）正确答案是：沿用旧中国制度阶段现阶段，我国行政人员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要求是：（）正确答案是：廉洁奉公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对于政府存在而言，（）正确答案是：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下列行为不属于公正意识的是（）正确答案是：区别对待社会经济关系对行政伦理规范具有决定作用，下列说法不合适的是（）正确答案是：社会经济拥有者决定行政伦理规范的属性以下不属于民主在社会运行中的功能的是（）正确答案是：民主可以不让个体宣泄对于社会舆论、行政行为习惯和行政人员的内心信念三种评价方式的关系，理解不正确的是（）正确答案是：以上都不对不属于廉政纪律主要包括内容的是（）正确答案是：按标准建福利房伦理目标的确立，为行政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提供了（）正确答案是：价值导向下列不属于行政道德失范现象的是（）正确答案是：以原则为准，一成不变以下不属于行政责任制度内容的是（）正确答案是：行政效果制对于社会信用体系而言，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具有（）作用正确答案是：示范和推动实现个体行政责任意识向行政责任制度的转化，并最终形成群体的行政责任意识，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正确答案是：“错”。
行政纪律无狭义与广义之分。
正确答案是：“错”。
行政荣誉按照内容和产生的原因来分，可以分为职业荣誉、道德荣誉和行为荣誉正确答案是：“对”。
行政荣誉只与社会舆论有关。
正确答案是：“错”。
廉洁奉公是行政人员必备的最基本的行政道德，是行政人员行为的道德底线正确答案是：“对”。
从调整对象看，行政纪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仅局限于行政人员的公务行为。
正确答案是：“错”。
现代公共行政在直接表现上是以责任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行政体系的运行过程是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同时也是行政责任体系产生的过程正确答案是：“对”。
中西方行政伦理的观念分殊与实践契合[摘要]中西方行政伦理之观念分殊明显,表现在人性善恶、权大法大、德治法治以及官本民本等诸多方面,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合理之处,必须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伦理监督,重视行政伦理培训,创造伦理文化环境。
[关键词]伦理观念;人性;西方行政伦理;伦理建设行政伦理是行政人员运用和行使行政权力,在行政过程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的统称。
中西方受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政府作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伦理观念在其具体内容上分殊明显,而在行政伦理实践中可以达到高度契合,为此,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合理之处对我国行政伦理构建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中西方行政伦理之观念分殊(一)人性善还是恶人性假设即“人性善还是恶”是行政伦理建设的突破口。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人性的人和兽性的人”[1]。
在中国,传统思想以儒家为正统,儒家思想以“人性善”为主流。
儒家主张“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2]这种传统的道德人假设,使人们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并以此为社会治理的原点。
反映在行政领域,则对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则习惯于期待自觉,期待自觉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的无私奉献精神。
虽然这种人的善性一面的自律精神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但由于忽视了人性的另一面缺陷也会走向极端,以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至善境界”来要求所有的行政人员,使道德说教流于形式。
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
亚当·斯密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
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3] 。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4]。
这种经济人假设所导向的结论是,人们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保持冷静和审慎的态度。
尽管要求行政人员的道德因其职位特殊而略高于一般公民,但基本上还是要求行政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有德公民。
行政个体伦理建设并不是要达到某种至高境界,而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
(二)权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即“权力至上”还是“法律至上”,它反映了人们尊崇某一客观对象的思维方式,更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治理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依靠宗法血缘而得以维系,这就造就了道德示范的思维方式。
“君权至上”和“权大于法”的观念深入人心,使民众从内心情感上排斥法律,无法形成公众对法律信仰的原动力。
民众的一切都依附于君主权力,被排斥在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活之外,缺乏政治自主意识和权利,处于完全服从地位,却对作为权力象征的皇帝或君主顶礼膜拜。
“君权至上”使人们崇尚和迷信权力,以权力信仰代替法律信仰。
法律成了君权的奴仆,当然也就失去了受人尊崇的价值。
在西方,法律不仅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被视为由某种超自然力制定并被置于人类之上,特别是君权之上,而且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被视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沉淀于民族心理深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出,法律应该不仅仅是管辖人民,君主如不能办事,也要管辖君主。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完善,西方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传统,使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社会一切个人、团体等具有全面的适用性,使权利和义务得到合理的统一。
对掌权者而言,权力的行使必须时刻以法律的规定为限度,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社会公众来说,不再仅仅是法律义务的承担者,其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的权威是不能受到挑衅和质疑的。
(三)德治还是法治正如同“权大还是法大”一样,在对权力的制约问题上,中西方亦有较大差别。
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法永远居于政治权力之下。
道德因其具有观念上的权威而客观上的非强力,与现实中至高无上的君主相容又能超越现实,在控制权力的方式上便成为一种最现实选择。
逐渐形成了“敬德保民”、“明德配天”等一系列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政治思想,“内圣外王”的政治模式,从而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
这种思想和理念一直影响中国的行政治理工作,使行政管理工作主要实行软约束,即主要依靠道德、教化等精神力量。
而西方主权在民的权力观、法律至上的意识必然导出以法律制约权力的权力观。
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5]公民是一切权力来源而政府是基于人民的委托才获得了权力。
那么,这种权力必然要受到全体人民的监督。
而人民又往往以“公意”即法律的形式行使主权,这就决定了权力出于法律,将政治权力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中, 使权力的制衡得到有效的保障。
(四)官本还是民本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造成人们的日常交往和经济交换都十分固定,人与人之间关系通过血缘和情缘维系。
而社会的资源则由政府统一支配,全国上下都要服从政府,政府意志主导一切。
行政官员都是为政府和皇帝的统治服务的。
“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忍耐和不与官争的传统心态,成全了多少官僚的骄横跋扈观念。
”[6]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现今人们的观念。
由“为公民服务”倒错为“为政府服务,为上级服务”。
这种“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适应和服从政府和公务人员的管理,而不是要求自己去适应和方便广大公众。
它还导致了一种行政实践评价标准的倒错,凡是适应政府行政组织系统的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7]。
在西方国家,契约观念则有着深远的影响。
契约观念认为,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公共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
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利与义务方面是一种双向依存的关系。
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性行使权力的基础,也可以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
政府需要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公民满意的服务,以换取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这体现“民本位”的思想原则。
二、中西方行政伦理之实践契合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基于时代与国情的不同,中西方行政伦理观念分殊明显。
正因如此,“洋为中用”, 西方行政伦理对中国目前的行政伦理建设有某种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完善行政伦理立法伦理立法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和核心。
行政伦理发展比较快的国家通常都非常重视行政伦理的立法。
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几乎都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伦理法律,把行政伦理立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治国思想,法律作为权力运行的基础,在行政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
但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还相对较弱。
我国的行政伦理相关规定多见于党政文件中并且原则性规定居多,很少将其上升到法律高度。
因此,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完善法制主要包括完善道德立法、职业规范、组织变革等等,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建立司法层级框架,加强把规范条款落实到实处的有关程序和机制方面的配套建设,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使得准则和行为之间具有更大的和谐性。
(二)加强行政伦理监督良好的行政道德和习惯只有在外在监督和内在修炼综合作下才能养成。
对行政权力进行全面的监督是行政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实现行政管理正义化、公平化的重要途径。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从本国国情出发,建立与道德规范配套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并不断完善工作程序,使它们与规范本身相得益彰。
行政伦理监督包括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
组织监督包括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等几种形式;社会监督主要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主要是新闻媒体的公共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对腐败事物和腐败人物的披露和深度挖掘,一方面能促进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可以对潜在的腐败官员产生威慑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愈加强大,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必须引起重视。
(三)重视行政伦理培训行政职业道德是由公务人员的个人伦理道德向行政组织层面伦理道德的过渡,伦理培训可以调动行政职业道德潜力。
西方国家将行政人员的伦理培训制度化、常规化的做法值得我国思考。
我们要制订相应的伦理培训规划,有计划地对公务人员进行伦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伦理推理、个体伦理意识、伦理判断能力等等。
培训模式有四种:一是遵从模式。
培训内容以强调法律手段,规章制度等制度伦理为主;二是廉政伦理。
主要传授伦理标准和伦理价值观,加上正确的道德思维,以激发公务员合乎伦理的自觉行为;三是融合伦理。
内容包括理解法律规定或机构规章以及一些基本的伦理标准,特别是伦理法则中的伦理标准如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四是整合伦理。
将融合伦理结合进组织文化的伦理培训模式。
通过行政伦理培训,加强其内在的道德责任感、道德良知和道德信念,形成一种内部的制约力量,从而使公务员自觉主动地抵制腐败,自觉维护公共利益。
(四)创造伦理文化环境只有“公民意识”的确立和普及,才能形成公民社会,从而为社会民主和法治奠定基础,彻底摒弃传统行政文化“官”与“社会公众”不平等的地位。
因此,行政伦理建设的成功离不开其成熟的公民文化。
这就要求进一步破除“官本位”观念,创造伦理文化环境,培育适合我国的公民文化,汲取现代参与型文化的精华。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弘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然就会给行政文化创新提供良好而肥沃的土壤。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40.[2]陈器之.孟子通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154.[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01-102.[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6]肖扬.贿赂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4:136.[7]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60.[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24.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行政伦理学。
李娟芬(194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马列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西方行政伦理。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行政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532190)项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