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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概述在五四新文学的诞生过程中，文学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雅俗互动”的态势。
由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学，始终保持着“先锋文学”的性质和“纯文学”的特征，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派通俗文学，虽然始终被排斥在文学主流之外，但仍然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并随着新文学读者群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地在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所谓“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原指清末民初以消遣和娱乐为主旨，以才子佳人为题材，以言情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流派。
因其作品中常有“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对蝴蝶可怜虫”的词语而得名。
其先导可追溯到1903年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1908年吴研人的《恨海》常常被看作是这派小说开始流行的滥觞，而1912年出版的徐枕亚的《玉梨魂》，曾风靡一时，是鸳鸯蝴蝶派最为畅销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他们先在《小说时报》（1909）和《小说月报》（1910）上发表作品，1914年《礼拜六》创刊后，成为鸳鸯蝴蝶派最具代表的刊物，故又称“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礼拜六派”。
又由于其文学生命与“民国历史”相始终，故又有“民国旧派文学”的称谓。
鸳鸯蝴蝶派文学从一开始就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
一方面，它本身是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发展的结果，直接继承了明清以来笔记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衣钵，同时又遵循着“门当户对”、“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道德。
另一方面，它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废除、稿费制度的建立、现代传媒的发达、商业都市的出现、市民读者群的形成，以及西方文化的引进，并表现出倾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如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
因此，在1917年新文学出现之前，鸳鸯蝴蝶派一技独秀，是传统旧文学最大的克星。
新文学崛起后，鸳鸯蝴蝶派失去了大量青年学生读者，但仍然在市民读者中占有绝对市场。
1921年，新文学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特别是该会对《小说月报》的改革，对鸳鸯蝴蝶派来说，不仅是一个刊物的丢失，更是对整个通俗文学作家士气的打击。
论1910至1930年代“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导言：1910至1930年代，被誉为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现代电影发展的关键阶段。
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受到了许多文人的关注和影响。
其中，“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影评和电影评论对当时的电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评价。
本文将分别对这两个派别的电影批评进行探讨，并剖析其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一、“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鸳鸯蝴蝶派”文人是1910至1930年代初期的一批文人，他们善于批评影片中所透露出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他们以郁达夫、丁玲、沈从文等知名作家为代表，对电影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评。
“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批评主要关注电影的艺术性，他们认为电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表达方式。
他们强调电影应追求真实和生活感，通过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反映，使观众得到启示和思考。
丁玲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中的代表人物。
他在批评中强调电影的真实性，主张电影应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
他指出电影应具备“拍手的艺术”，即能够捕捉到观众内心的共鸣。
他认为，电影表达的不仅是纯粹的视觉享受，更是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情感互动。
丁玲的影评强调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对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与“鸳鸯蝴蝶派”文人相对应的是“新感觉派”文人，他们更关注电影的形式和技巧，强调电影的抒情性和审美性。
他们倡导用独特的审美视角去观察和解读电影作品，并在批评中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方法。
郭沫若和周作人是“新感觉派”文人的代表，他们在电影批评中注重对影片拍摄技巧和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的解析。
他们认为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应该以一种新感觉去创造和表达，而不仅仅是记录现实。
他们对于电影的审美要求相对较高，主张电影应该在技术和表现手法上创新，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结语：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新感觉派”，他们在1910至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106《名家名作》·探析民国初期，新的文学体系正在建设，各个文学社团涌现，它们依靠杂志、报纸针砭时弊，争取文学的话语权和政治的发言权。
鸳鸯蝴蝶派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一种娱乐化的心态进行小说创作，收获了一大批读者。
它的小说审美倾向符合市民阶级审美趣味的通俗性。
它的流行不仅来源于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还离不开《礼拜六》《小说月报》等报刊媒介的推动。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鸳鸯蝴蝶派呈现了文学的娱乐性和商业化。
《礼拜六》《小说月报》等报刊和鸳鸯蝴蝶派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商业模式，文学的性质由政治性转变为娱乐性和商业化。
一、鸳鸯蝴蝶派的成因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代表，它的小说类型有言情、武侠、黑幕等。
鸳鸯蝴蝶派主张用闲适和娱乐的观点对待文学，努力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迎合大众的审美，使文学变得商业化。
其擅长运用缠绵悱恻的细腻情感、一波三折的情节和紧张激烈的打斗场面吸引读者。
对于市民阶层来说，选择阅读书目的关键在于易读，他们追求的是文本带来的娱乐化和轻松化。
鸳鸯蝴蝶派捕捉到这一特征，认为小说的要旨在于有趣。
周瘦鹃在给《快活林》的题词中写道：“现在的世界，不快活极了，上天下地充满着不快活的空气，简直没有一个快活的人。
……我们就得感谢《快活》的主人，作出一本《快活》杂志，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
”［1］它以一种标新立异的复古姿态，延续晚清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运用章回体的方式进行写作，创作游戏的文字，带给民众强烈的娱乐感受。
鸳鸯蝴蝶派的娱乐态度来源于近代社会动荡的生活体验。
鸳鸯蝴蝶派文人处于一个新旧文化更迭的时代。
新旧交替的时代带给他们怎样的历史机遇？他们为何树立文字的游戏观、消遣观？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这一政策在当时阻断了知识分子的仕途。
郝庆军概括当时知识分子的走向有三类：当兵、留学、进入沿海城市谋生［2］。
这批从内陆流入沿海的晚清知识分子中便有鸳鸯蝴蝶派的主要成员。
他们是科举考试废除之后的受害者，也是殖民地沿海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鸳鸯蝴蝶派与其进步意义10120110120 杨雨晴【摘要】：鸳鸯蝴蝶派是上世纪初诞生于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以言情小说为主要题材，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
鸳鸯蝴蝶派在上世纪上半叶曾经十分的活跃，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通俗文学流派逐渐走向没落。
这是时代决定的，也是它自身局限性所决定的。
大多数论及鸳蝴派的文章多注重了它的局限性，然而，在其局限性的反面，也有其进步性。
鸳蝴派曾经的辉煌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也有积极的一面。
本文就鸳蝴派以及鸳蝴派的发展演变和其进步意义展开讨论。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进步意义一、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是指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据说是他们的常用语词，故被用来命名。
《礼拜六》是1914年开始办的一种娱乐小仙周刊，前后出满二百期。
两者合在一起，很能代表这一类文学。
故称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
该派的代表人物有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鸥、冯玉奇、周瘦鹃等。
不过一些作家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而不承认自己是鸳蝴派。
例如周瘦鹃就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他在《闲话(礼拜六)》里说：“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并经常创作小说和散文，也经常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在《礼拜六》上发表的。
所以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系，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
”并说，“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作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出来的。
当然，在二百期的《礼拜六》中，未始捉不出几对鸳鸯几只蝴蝶来，但还不至于满天乱飞遍地皆是吧!”包天笑则在《壬寅杂诗》的《鸳鸯蝴蝶派》一首下注道：“195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谈其鸳鸯蝴蝶派，说我是这个派的主流。
又说我‘作品体裁多样，长篇、短篇、话剧、诗歌，无不染指’。
读之不胜愧悚。
最近上海友人又赠我以魏绍昌所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厚厚一巨册，当然对我亦无恕词。
常熟徐枕亚及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著述考略曹培根【摘要】常熟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大本营,徐天啸、徐枕亚兄弟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时人称为"海虞二徐",徐枕亚所著<玉梨魂>,被誉为鸳鸯蝴蝾派小说早期的代表作.俞天愤、吴双热、姚民哀为鸳鸯蝴蝶派中坚人物,著述丰富.【期刊名称】《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年(卷),期】2009(023)003【总页数】6页(P114-119)【关键词】徐枕亚;鸳鸯蝴蝶派;著述【作者】曹培根【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江苏,常熟,2155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9徐枕亚（1889-1937），原名觉，字枕亚，以字行。
别署徐徐、泣珠生，笔名东海三郎、志枕、眉子、青陵一蝶等。
斋名有枕霞阁、懵腾室、望鸿楼、沧海明月楼等。
徐天啸弟。
早年就读于虞南师范学校，后执教于无锡乡里。
喜作诗，为南社成员。
1912年赴上海，任《民权报》编辑，撰长篇文言小说《玉梨魂》，在报端连载。
《玉梨魂》以情节缠绵、文辞丽婉，为当时市民、青年所欢迎，风行一时，销路极广，且被改编成戏剧、电影。
后又撰言情小说10余部，并将《玉梨魂》充实整理，改名《雪鸿泪史》刊行。
1922年，妻蔡蕊珠殁，极伤痛，撰《悼亡词》一百首。
清末状元刘春霖之女沅颖，读《玉梨魂》及《悼亡词》，深致倾慕，后成眷属。
工书法，1922年为中共中央机关政治刊物《向导》周报题写报头。
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14年任《小说丛报》主编。
曾创办清华书局，编《小说季报》，以营业不振停业，1934年回常熟，贫病卒。
徐枕亚的著作有：《鼓盆遗恨》1卷，史部传记类，何天任抄本，常熟市图书馆藏。
此为悼念亡妻而作。
《琴心文虎初集》,子部艺术类，1935年铅印本，常熟市图书馆藏。
《挽联指南》，子部艺术类，《无聊斋说荟》，子部杂学类，以上2种见郑逸梅《南社丛谈》附录著述存目表。
《枕亚浪墨》（1-4册），子部杂学类，第1册1915年3月上海清华书局初版，1922年5月11版，1931年4月15版；第2册1921年9月上海清华书局4版；第3册1922年10月上海清华书局初版；第4册1922年10月上海清华书局初版。
从《玉梨魂》看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过渡性质摘要：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有其过渡的性质。
《玉梨魂》作为其中的标志性作品，大致能代表该派小说的基本风貌，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情节设置，诸多方面均显示某种新旧杂陈的特征。
究其原因，是过渡时代在文学上的投影，也是感伤才子们在历史夹缝中无所适从的反映。
关键词：《玉梨魂》；鸳鸯蝴蝶派；过渡性质；感伤才子；“鸳鸯蝴蝶派” 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鸳鸯蝴蝶”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晚清小说《花月痕》中的一联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
辛亥革命以后小说潮流急转直下，改良群治、新民立国的新小说已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被早期小说沉重的教诲累坏了的读者”[[[]陈平原.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 第1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似乎更加倾向于读起来轻便有趣的消闲小说、言情小说，这是“鸳鸯蝴蝶派”走向极盛的时期。
然而，作为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流派，鸳蝴派的命名理论涵盖面颇小，其内涵和边界也相当模糊。
关于它的成员，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关于它的文学品格，更是众说纷纭。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壮大及其作品在民初的流行，作为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广阔阐释空间和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正统文学史的叙述中，也显得简单而偏颇。
作为过渡时代的文学投影，以下，我将以徐枕亚的《玉梨魂》为文本对象，探寻以《玉梨魂》为代表的鸳蝴派文学在多方面体现出的过渡性质。
鸳鸯蝴蝶派的作者一直把《玉梨魂》视为本派代表作。
六十年代，范烟桥在回顾鸳鸯蝴蝶派的历史时也说“从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来看，‘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应该以《玉梨魂》为代表，作者则以徐枕亚为代表”[[[] 魏绍昌.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M]. 第1版.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0.]]。
现代的读者，已经很难想象《玉梨魂》在民初的流行程度。
《玉梨魂》原连载于《民权报》，1912年出单行本，据称先后销行达数十万册，连香港、新加坡等都纷纷翻刻。
浅谈鸳鸯蝴蝶派的主要特征鸳鸯蝴蝶派这个称谓，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比喻的说法，并不能概括这个流派的全部特征。
这个流派虽然因其在辛亥革命前后，竞相以男女婚姻恋爱问题为题材，以表现才子佳人式的卿卿我我相悦相恋为中心内容，由这类言情小说，而且主要是哀情小说的风行而得名，但这派作者并不限于撰写言情小说。
除前述各类小说外，当时流行的各种文学体裁：旧体诗词、诗话、随笔、小品，他们各擅其长所写甚多;五四以后，用白话写作的散文、话剧、杂评等等，也有相当数量。
所以，不能认为鸳派的题材仅限于鸳鸯蝴蝶式的才子佳人。
如以此说作为识别鸳派的标志，而说某人之所以是这派作家，系因其醉心于写作男女私情和才子佳人相爱的作品，道理就讲得很不完全，因而经不起诘难：我国古典小说如果从唐代传奇算起，写才于佳人的有多少?就小说而言，岂有可以称之为小说而不言情香?亲情友情恋情及世态人情的或一描写，总是不可少的。
再若只从作品体裁形式上着眼，说某人之所以为鸳派作家，是因他主要采取旧式章回体写作，这话就更难令人信服。
驳议者只需指出，我国古典小说何一不是章回体，不朽巨著《红楼梦》，岂可因它既言情又兼章回体而目为鸳鸯蝴蝶小说!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倡导者和一些新文学作家，在强调反封建、强调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同时，对民族遗产和民族形式带有—概否定的偏向，认为用章回体写作即是旧式文人，衡量青年作者创作的得失，常有视其是否脱离了IEI章回体小说影响这样的说法，就有一定的片面性。
事实证明，旧形式是可以经过改造而加以利用的。
抗日战争期间，新文艺工作者不也采用章回体写出过反映人民斗争生活、内容焕然一新的作品吗!因此，我们在考察鸳鸯蝴蝶派时，首先应当肯定这个流派思想与艺术倾向的斑驳芜杂，从总体上把它看做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不时发生局部变异和转化的统一体。
在它的内部，不但有各种题材体裁的作品杂然纷陈，有思想内容健康和腐朽、积极和消极、有益和有害、无害和无益等多种因素对立和并存的差异，还有来源不一、数量庞大的作者队伍和这个队伍的分化。
访忆70听魏绍昌讲“鸳鸯蝴蝶派”■曹正文研究室里有个史料专家我见到魏绍昌时，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
我于1981年至1982年先后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上海文学青年学习班”，负责这个学习班的是《上海文学》编辑彭新琪老师。
这个学习班一共举行了好几次，请中年作家费礼文、于炳坤、唐铁海、赵自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上写作课，我参加的那期学习班，我被任命为班长，副班长是顾行伟（后任《劳动报》总编）。
几期学习班结束后，彭新琪老师让几个班的骨干在上海作协的花园里合影，当时上海作协副主席吴强，还有老作家李楚城、王若望，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上海文学》副主编张军、《上海文学》编辑彭新琪与厉燕书，中年作家费礼文、于炳坤、唐铁海也与我们一起合影，参加合影的青年学员有赵长天、陈村、程乃珊、周惟波、彭瑞高、曹冠龙、薛海潮、梅子涵、于建明等。
我们通过学习班，分别发表了习作在《上海文学》《萌芽》杂志上，我发表的是第一篇历史小说《三个独生子》，发表于《上海文学》。
这两年中，我经常出入于上海作协，认识了上海作协的老同志傅艾以。
傅先生当时在上海作协工作，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的编辑，1955年蒙冤入狱，1957年错划为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又回到上海作协工作（傅先生后来加入九三学社，我也加入九三学社，我们俩在一个文艺支社）。
老傅对年轻作者很热情，我们交谈后成了文友。
有一次我去上海作协，正巧在楼梯口见到傅艾以先生，他领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内有冯沛龄等人。
我们交谈了一会，我向他问起研究“鸳鸯蝴蝶派”的魏绍昌先生，他说老魏今天不在，他在另外一个办公室。
他让我过几天去。
我过了一周，又到上海作协，终于在老傅的引荐下，见到了魏绍昌先生。
魏绍昌当时一个人坐了一间办公室，他是一位戴眼镜的浓眉老者，老傅见了他，对我说：“正文，我给你介绍魏老师，他就是专门研究‘鸳鸯蝴蝶派’的魏绍昌先生，肚皮里有一肚子学问。
游戏于“市井⽂化”的王⼩逸2019-09-05报⼈⾦雄⽩：“洋场才⼦中有两⼈确是值得钦佩的，其⼀为王⼩逸，他以‘捉⼑⼈’笔名每⽇为⼤⼩报纸⼗余家写⼩。
下笔如春蚕⾷叶，顷刻⽽就。
他的容貌恂恂如三家村学究，但笔下旖旎风流，近乎淫秽，⽽布局每多想⼊⾮⾮，引⼈⼊胜。
我办《海报》时，他为长期撰述者之⼀。
有⼀次，我特地请他写四篇中篇⼩，笔调要⼀学红楼，⼀仿西厢，⼀追三国，⼀效⽔浒。
⼗⽇之内，居然全部交稿，虽未必能完全可以乱真，但⼀读即可脱⼝⽽出⽈，这是三国笔调，还有红楼韵味。
可见其不仅⽣有才智，亦可见学有渊源。
他每⽇写⼗余篇，向壁虚构，⽽书中情节，能丝毫不乱，不可谓⾮奇才也。
”王⼩逸（1895－1962）名次鑫，上海南汇县川沙镇⼈。
笔名很多，主要有捉⼑⼈、春⽔⽣、爱去先⽣等。
据时⼈玖君的《报⼈外史》形容他，：“爱去先⽣，⾼⾼个⼦，胖胖⾝材，红红脸⾊，讷讷谈吐，外表近似南货店阿⼤，粮⾷店经理，书⾹⼦弟，⽆⽂弱书⽣⽓息。
”1912年，17岁的王⼩逸是上海东亚法科⼤学的学⽣。
这年冬天，他写出了第⼀篇处⼥作《痴情花》。
不久，⼤学毕业，他没有找到与法律相关的职业，于是执教于上海某⼩学。
他和张恂⼦同事，张恂⼦任教务长，王⼩逸任四年级班主任，两⼈都是⽂学青年，教学余暇向报刊投稿，他与张恂⼦、吕梦吾还成⽴了⽂友社，出版了⽉刊。
他在这⽉刊上发表了⼀些乱话式的幽默⽂章和诗词，并和张恂⼦、顾佛影并称“浦东三杰”。
后来⽂友社搬到上海市区，他联合顾佛影、吴觉迷等⼈，办了⼀份《浦东旬报》。
对开篇幅，颇具规模，每期⾏销三千余份。
王⼩逸在《浦东旬报》上发表了长篇连载⼩《海西花絮录》。
不久，《浦东旬报》改名为《浦东星报》。
⼀九⼆四年六⽉七⽇创刊⼩型报《显微镜》，每三⽇出⼀张，由顾佛影编辑。
荑荑在《近年来上海⼩报沧桑录》⼀⽂中：“《显微镜》创刊于甲⼦端节后⼀⽇⽽终于是⽉之⼆⼗七⽇，仅仅乎⼋期也。
⽽此⼋期之报，⾄今⽇弥可珍贵，其内容之丰富，实可与《晶报》并驾齐驱，长篇如王⼩逸之《⼈海妖风》……”该报⾄第⼋期⽌，后改为《报》。
听魏绍昌讲“鸳鸯蝴蝶派”作者：曹正文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8年第04期研究室里有个史料专家我见到魏绍昌时，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
我于1981年至1982年先后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上海文学青年学习班”，负责这个学习班的是《上海文学》编辑彭新琪老师。
这个学习班一共举行了好几次，请中年作家费礼文、于炳坤、唐铁海、赵自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上写作课，我参加的那期学习班，我被任命为班长，副班长是顾行伟（后任《劳动报》总编）。
几期学习班结束后，彭新琪老师让几个班的骨干在上海作协的花园里合影，当时上海作协副主席吴强，还有老作家李楚城、王若望，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上海文学》副主编张军、《上海文学》编辑彭新琪与厉燕书，中年作家费礼文、于炳坤、唐铁海也与我们一起合影，参加合影的青年学员有赵长天、陈村、程乃珊、周惟波、彭瑞高、曹冠龙、薛海潮、梅子涵、于建明等。
我们通过学习班，分别发表了习作在《上海文学》《萌芽》杂志上，我发表的是第一篇历史小说《三个独生子》，发表于《上海文学》。
这两年中，我经常出入于上海作协，认识了上海作协的老同志傅艾以。
傅先生当时在上海作协工作，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的编辑，1955年蒙冤入狱，1957年错划为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又回到上海作协工作（傅先生后来加入九三学社，我也加入九三学社，我们俩在一个文艺支社）。
老傅对年轻作者很热情，我们交谈后成了文友。
有一次我去上海作协，正巧在楼梯口见到傅艾以先生，他领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内有冯沛龄等人。
我们交谈了一会，我向他问起研究“鸳鸯蝴蝶派”的魏绍昌先生，他说老魏今天不在，他在另外一个办公室。
他让我过几天去。
我过了一周，又到上海作协，终于在老傅的引荐下，见到了魏绍昌先生。
魏绍昌当时一个人坐了一间办公室，他是一位戴眼镜的浓眉老者，老傅见了他，对我说：“正文，我给你介绍魏老师，他就是专门研究‘鸳鸯蝴蝶派’的魏绍昌先生，肚皮里有一肚子学问。
”说罢，又对魏绍昌说：“这是《新民晚报》的青年记者曹正文，他是苏州人，很喜欢民国文学的。
”魏绍昌对我打量了一下，伸出手说：“听老傅说，你蛮喜欢看书，是个书迷。
”就这样，我见到了一直想拜访的魏绍昌先生，在认识魏绍昌先生之前，我已认真读过他写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鸳鸯蝴蝶派”是个复杂的文学流派我于1985年经徐兴业、谢泉铭介绍，加入了上海作协，又过两年，经艾明之、刘绍棠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协。
因此，我去上海作协的次数多了，而其中一个原因是专门拜访魏绍昌先生，向他讨教民国文学的有关问题。
我于上世纪80年代末，接受华东师大出版社邀请，撰写一部《旧上海报刊史话》。
我除了去上海图书馆徐汇区藏书楼翻阅民国时上海的各种报刊，还经常去郑逸梅先生、秦瘦鸥先生与魏绍昌先生处请教。
魏绍昌先生曾审阅了我撰写的《上海小报中的“四大金刚”》《旧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报刊中唱主角的武侠小说》《〈侦探世界〉与中国侦探小说》《旧上海报刊阵地上的几位健将》等几个章节，并对拙作文字作了校正。
有一次，魏绍昌读了我撰写的文章，便问：“你知道‘鸳鸯蝴蝶派’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愿闻其详。
”魏绍昌笑笑说：“我记得是周作人先生在1918年4月19日在北大小说研究班上发表了一篇《日本近二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报告，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及《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
”魏绍昌又说：“在今天的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报史上，一般都漠视‘鸳鸯蝴蝶派’的存在，但我认为对这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视若不见，那是不对的。
在二十世纪，鸳鸯蝴蝶派在文坛存在，并且是‘庞然大物’。
我在60年代就写了《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但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只内部出版了史料部分，我对这个流派的作品分析与评价都未能与读者见面，前几年（指1984年）才由香港三联书店将我作品全部出版。
我个人认为，你要研究一个流派，批评一个流派，最好还是让这些作品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让大家来分析其优劣与好坏。
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一个流派的是否存在，或在当时起到过什么作用，最后还是由历史来作结论。
”我请魏绍昌先生谈民国文学，尤其听听他对“鸳鸯蝴蝶派”的独特看法。
魏绍昌喝了一口茶说：“按1979年版《辞海》条目解释，‘鸳鸯蝴蝶派’是指盛行于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流派。
鸳鸯蝴蝶指才子佳人，代表作家有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代表作有《玉梨魂》《兰娘哀史》《美人福》以及后来的《啼笑因缘》《春明外史》，作家有张恨水、徐卓呆、程小青、顾明道以及周瘦鹃编的《紫罗兰》、包笑天编的《小说时报》、范烟桥编的《珊瑚》、严独鹤编的《红玫瑰》等。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莞尔一笑：“论资格，‘鸳鸯蝴蝶’产生在‘五四’运动之前，比‘新文学’资格老。
据我粗略统计，列入‘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至1949年止，其作品总数要比‘新文学’多得多，所以，我说‘鸳鸯蝴蝶派’是个庞大、悠久而又复杂的文学流派。
”我听到这里，不由插问：“为什么说它是个复杂的文学流派？”魏绍昌说：“平心而论，因为‘鸳鸯蝴蝶派’中有好作品，也有不太好的作品。
清末的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与曾朴的《孽海花》，应该说是已达到了清末小说之高峰，他们四位之后，就是民国的小说了。
民国初年，徐枕亚写出了《玉梨魂》，李涵秋写出了《广陵潮》，这两部小说都用了文言骈体与白话章回，这种艺术形式一时间在文坛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仿作如潮。
这便宣告了‘鸳鸯蝴蝶派’的诞生。
”我问：“魏老，您认为这两部小说对‘鸳鸯蝴蝶派’后来的作品影响很大吗？”“对的。
”魏绍昌继续说：“《玉梨魂》这篇用四六对偶、文言骈体所写，文笔缠绵悱恻。
写青年寡妇与家庭教师的恋情，由于不能自拔，终于成为旧礼教的殉葬品，虽软弱无力，但对封建社会的罪恶有所揭露与批判。
《广陵潮》的影响更大，它是用白话章回体写的，以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许多大事件为背景，写70年中的社会风俗人情。
涉及面很广，后来以‘潮’为名的民国小说不少，如《歇浦潮》《人海潮》《血海潮》，可见《广陵潮》引起的轰动。
‘鸳鸯蝴蝶派’在民国时，曾有三次热潮，每次都是由长篇小说为代表牵头，长篇小说也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命根子。
”我将拙作《旧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一文求教于魏绍昌先生，说：“我在1968年至1970年，在上海卢湾区图书馆任书评组组长，有机会在馆内书库中查阅到不少旧上海报刊，便读到了许多‘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作品。
”魏绍昌先生说：“‘鸳鸯蝴蝶派’发迹于民国时的上海，但其作者主要来自苏州与扬州，苏州自古多文人，扬州亦为风情之城。
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徐卓呆、陆澹安、江红蕉、程瞻庐、顾明道、郑逸梅皆苏州人，而常熟人徐枕亚、吴双热、姚民哀、平襟亚现在也归入苏州之列。
李涵秋、毕倚虹、张秋虫、贡少芹是扬州人。
张恨水是安徽安庆潜山县岭头乡黄岭村人，但他成名在上海。
写《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后来也搬到了上海。
另一个写言情小说出名的作家刘云若，他的代表作为《红杏出墙记》，也被称为‘天津张恨水’。
据徐铸成写的《张恨水与刘云若》一文披露，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对刘云若写作的技巧甚为推崇与赞许。
不过，我知道郑振铎对‘鸳鸯蝴蝶派’批评甚严，为何对刘云若小说大加赞扬，我很疑惑，可惜郑振铎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我无法当面向他讨教了。
”新旧文学是井水与河水谈到新文学作家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魏绍昌先生说：“钱玄同先生将香艳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划了等号，沈雁冰、郑振铎、阿英、郑伯奇等人也持相同观点，所谓‘鸳鸯蝴蝶派’，开始是指徐枕亚、李涵秋，后来又指向张恨水、包天笔、周瘦鹃、严独鹤、郑逸梅、秦瘦鸥等畅销书作家与著名报人，点到的期刊则有《礼拜六》《万象》《紫罗兰》《小说月报》与报上的副刊《自由说》《快活林》等。
”我说：“1936年发表的《全国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一文中，好像也有‘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签字？”魏绍昌说：“对的，当时签字共有21人，有鲁迅、巴金、林语堂、茅盾、冰心、丰子恺等人，也有包天笑与周瘦鹃。
由于张恨水当时在北平，所以没有签字。
鲁迅先生曾在发表宣言的一个月前写了一篇《答徐懋庸并关系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文中指出，‘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派都无妨。
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相互批判。
’”我又问：“我听秦瘦鸥先生讲过，范烟桥在苏州办杂志时曾发表了许多新文学代表人物的作品，您是如何评论这件事？”魏绍昌是个知识渊博的史料专家，他略一沉吟便说：“好像是1933年出的《珊瑚》杂志上，有一篇《新作家的陈迹》，提到刘半农、施蛰存、戴望舒、老舍、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代表都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叶圣陶还在文章中提到他当年给《礼拜六》写短篇文言小说。
我个人觉得影响最大的是刘半农与张天翼，这两位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早期都与‘鸳鸯蝴蝶派’刊物关系相当密切。
刘半农创作和翻译了大量侦探滑稽社会小说，如侦探小说《匕首》《假发》《女侦探》；滑稽小说《吃河豚》《福尔摩斯大失败》；社会小说《稗史罪言》《奴才》《歇浦陆沉记》等。
经刘半农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黑肩巾》《猫探》《欧陆纵横秘史》等作品皆是文言体，迎合了‘鸳鸯蝴蝶派’杂志的要求。
而张天翼以写新侦探小说出名，他的《怪癖》《人耶鬼耶》《空屋》《遗嘱》《恶梦》《铁锚印》，都发表在《礼拜六》《半月》《侦探世界》等‘鸳鸯蝴蝶派’杂志上。
但因为刘半农与张天翼后来都在新文学上作出了贡献，谁也不会将他们划入‘鸳鸯蝴蝶派’阵营的。
”我又说：“由于茅盾、郑振铎等人对‘鸳鸯蝴蝶派’批判很激烈，许多旧文艺的文人大都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
比如秦瘦鸥先生就对我说过，他就写过新文艺作品《劫收日记》。
我去拜访郑逸梅先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只是‘旧闻记者’与‘掌故作家’。
”魏绍昌先生说：“我觉得他们本人承认不承认，都无关乎这个流派的存在，以及后人对他们的评价。
我只是认为‘鸳鸯蝴蝶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很兴盛，张恨水的作品就极其畅销，连鲁迅的老母亲也十分喜欢，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必须承认这个流派，对这个流派进行研究，或对其批评，都是正常的。
但漠视其存在，那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现代文学史，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这几位大学教授对新文学的左、中、右三派都写到了，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现代派、论语派、民族主义文学派以及复古的学衡派、甲寅派都一一提及，但偏偏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庞然大物’而畅销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只字不提，我觉得这很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