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_许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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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14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课标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民族政策和边疆管理制度,认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的体制。
一、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1.秦朝(1)中央机构:中央设典客、典属国等官职管理民族事务。
(2)民族治理①北逐匈奴,修筑长城。
②南抚夷、越,设立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等。
2.汉朝(1)中央机构:设大鸿胪管理民族事务。
(2)民族治理①汉初,朝廷对北方的匈奴既和亲又打击。
②西汉在河西走廊设“河西四郡”,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
③在东北,设护乌桓校尉。
④在边疆推行屯戍政策,向北方大量移民屯田。
3.隋朝(1)负责民族事务的机构是礼部及鸿胪寺。
(2)突厥、吐谷浑、党项归附隋朝。
(3)加强对岭南地区治理,谯国夫人起了重要作用。
(4)边疆推行郡县制,但以边疆民族的豪酋大姓任郡守、县令。
(5)加强与流求的接触。
4.唐朝(1)关系:唐朝与周边突厥、回纥等地方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
(2)机构: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
(3)表现①西北边疆各族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②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唐蕃之间数次会盟。
③南诏有10个王经唐朝加封,南诏王曾多次遣子弟入唐学习。
5.两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并立,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过。
6.元朝(1)统治者一方面“行汉法”,另一方面对不同民族实行差别对待政策。
(2)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领宣政院事,管理佛教和藏族事务。
(3)元朝还在东北、云南等地设行省,征发赋役。
7.明朝(1)中央机构:除礼部、鸿胪寺外,还有负责培养各种民族文字翻译人才的提督四夷馆。
(2)修筑长城:在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一线,陆续修筑长城,并沿长城布置一系列军镇,号“九边”。
(3)开展贸易:明朝在辽东、宣府、大同等地开放马市,与蒙古、女真各族开展贸易。
(4)边疆治理:在东北设都司、卫、所;在西北设赤斤蒙古、沙州、哈密等卫;在西南设土司。
明清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民族问题导言: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时期。
但同时,这个时期也伴随着民族问题的出现。
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政策,是那个时期的头等大事。
本文将深度探讨明清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
一、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在明清时期,汉族的统治者意识到,民族问题无法轻易解决。
如果只是采用强力镇压、强迫同化等方法,只会导致矛盾更深,并且失去少数民族人心。
因此,许多汉族统治者便开始制定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策。
明朝时期,朱元璋曾在《大一统要诀》中提到:“各民族都要在统一的政府之下,平等地加以治理,各守其习俗,不得相互侵犯。
”这是明朝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
明朝时期,还兴建了一些回民街道和回民村,以便回民们能够共同生活。
清朝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颁布了少数民族的政策。
他们认为,少数民族应被视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外来民族。
因此,他们对少数民族人口实行平等的政策,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都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二、少数民族问题的突出尽管汉族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解决民族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原因的影响,少数民族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首先,政策执行不力。
虽然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颁布了利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但一个死法规往往比管住西藏、新疆的官吏们的效果更小,不良官吏的存在,剥夺了政策的实际意义。
其次,文化冲突。
汉民族统治者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时,他们试图推广汉族文化和风俗,而这种尝试常常引发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
以此为例,中国独有的《藏历书》,不仅是一部时间记录工具,更是藏族人文化与信仰的象征,查鲁众又叫“大手印”。
而到了清朝,皇帝为了统治这个西南滇区,禁止了查鲁众,从而引起了滇南地区白族人民的反叛。
三、少数民族融合明清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并不是完全隔离的。
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婚嫁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
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策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关于民族关系和政策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民族都在中国境内,然而,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多变和多样的特点。
首先,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非汉族之间的关系。
汉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在这一时期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的文化、语言和社会制度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导。
而非汉族则包括了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
在明清时期,汉族对待这些非汉族的态度和政策也呈现出多样性。
对于蒙古族来说,明代初期的明成祖朱棣实行了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统治政策,保持蒙古贵族的地位和草原的独立性。
然而,到了明穆宗的时代,汉族开始向草原进军,蒙古族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使得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清朝时期,满族建立了政权,蒙古族成为了清王朝的重要支持者。
因此,在明清时期,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呈现出了动态变化的趋势。
与蒙古族相比,其他非汉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复杂。
在满族建立清朝后,满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他们试图通过推行“同化政策”来融合各民族。
这一政策包括统一文字、升级官员选拔制度等,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地位和维护社会稳定。
然而,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了许多挑战和反对。
这其中,回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在明清时期与其他少数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回族在这一时期面临着与汉族和满族的关系紧张。
然而,由于满族的统治政策相对宽容,回族在清朝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尊重。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回族的文化和艺术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除了满、蒙、回等少数民族之外,明清时期中国境内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民族,如藏族、壮族等。
这些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文化和传统与汉族有着明显的差异。
然而,明清时期的统治者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稳定边疆民族,维护社会稳定。
比如,在明代时期,朱棣下令修筑明长城,目的是为了防止边疆民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安全。
明清时期的异族政策与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明清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交流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面临了众多异族的问题,并制定出了一系列的异族政策,同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
本文将着重分析明清时期的异族政策与文化交流。
一、明清时期的异族政策1. 明朝时期在明朝时期,中央政府对异族的政策一直以驱逐为主,因为在明朝前期,这些异族曾经对中国造成过很大威胁。
朝鲜兵曾经大举进攻中国东北,而蒙古和满族也曾和中央政府进行过多次带有敌对色彩的交涉。
因此,朝廷的政策一直以舆论引导和部分强制手段为主,并且在边境上建立了一些边界防御军事基地,以保证中国疆土的安全。
2. 清朝时期清朝时期,对待异族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满族成为了清朝的主要统治者,他们采取了征服与同化的政策,统治了广大的华夏人民。
同时,满族还对其他异族采取了开放态度,特别是对蒙古和西藏这两个关键的周边民族,清朝采取了征服与包容相结合的政策,大力推行藏传佛教,对蒙古人实行税收优惠。
二、明清时期的文化交流1. 明朝时期在明朝时期,文化交流主要是防御性的,目的是避免异族侵略,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交融。
例如,明太祖设置的那些边境军事基地,即边防的城镇等地,因为离中国最东北的边缘最近,因此成为了满洲各部投奔的集中地。
这些移民带来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文化,如满洲民族文化、女真文化、蒙古文化等,从而与汉族文化发生了交流。
2. 清朝时期清朝时期,由于满族的统治,使得满族文化成为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主导。
而满族文化又以宗教和文学为主,因此在清朝时期,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在湖南的嵩阳书院,满族和汉族文化和学问的交流也很活跃。
同时,由于中国开放政策的推进,深入的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加强,在中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成为了活跃分子。
总之,明清时期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不仅在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在文化上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明清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汉藏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它有着极为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
在明清时期,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本文将从明清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汉藏关系这两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明清时期汉藏关系的演变过程和影响。
一、明清时期的民族政策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治理和管理倾向于“吸收融合”的政策。
汉族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实施这一政策,包括吸收所有能够融入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提高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让他们共享中央政权的荣耀。
同时,汉族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例如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科技、经济等方面的援助,来加强中央政府的影响力。
在明朝时期,汉族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的包容和融合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在这个时期,汉族统治者积极推动边疆汉化,将大量的汉族移民、开垦到边疆地区,并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融合,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区的掌控。
同时,在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汉族统治者也给与了不少的支持和援助,帮助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在清朝时期,清朝的民族政策同样是以“吸收融合”为基础的。
一方面,清朝政府在治理少数民族方面比明朝时期更加慎重,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保障了汉族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另一方面,清朝政府也通过一些奖励措施来鼓励汉族移民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达到增强统治部门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目的。
同时,清朝也非常注重对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援助,推动了藏族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
二、汉藏关系的演变在明清时期,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和文化关系,汉族和藏族之间没有真正的接触和互动;第二个阶段是明朝时期,汉族通过宗教、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援助和帮助,开始和藏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第三个阶段是清朝时期,汉族和藏族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已经非常深入和广泛,这种互动甚至对当时的中央政府产生了多少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论文素材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多样的民族群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往与关系。
这些民族群体不仅仅包括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如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等。
在这个时期,民族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因此,通过研究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一、明清时期的政策与统治明清时期,中央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管理和统治各个民族群体。
这些政策对于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明代实行了“一统江山”的政策,以汉族文化为核心,推动汉化的进程。
通过推广汉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明朝政府试图加强汉族的认同感和统一性,从而巩固政权的统治。
然而,到了清代,满族政权的建立带来了不同的政策和统治模式。
清朝实行了“满汉分治”的政策,将满、汉两族分居管理。
清朝实行了严格的种族区分,通过建立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等政治和军事组织,加强满、汉两族之间的界限,并且汉人需要进入八旗才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这一政策使得满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异。
二、明清时期的经济交流与影响经济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明清时期,经济交流的加强促进了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首先,明清时期的边疆地区是各个民族群体相互联系的重要区域。
诸如满洲、蒙古、西藏等地,作为边疆地区,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吸引了不同民族的人口流动和交流。
这种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互动。
其次,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带动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交流。
海洋贸易的发展促使各国商人的涌入,包括荷兰、葡萄牙、日本等国家的商贩。
这些商贩融入了中国社会,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经济上的互动,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和民族关系的演变。
三、明清时期的文化交融与传播文化交流也是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
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既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民族的认同和融合。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政策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明朝: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明朝虽是汉族政权,但政府却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先是实行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对归顺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由他们自行管理所辖地方。
后来又实行「改土归流」,把土司辖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范围,这有利於国家统一的发展。
明朝:中华各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在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明政府主要设置军事机构镇守,例如设置都司和卫所,以巩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另外,明政府也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移民屯垦、贸易互市、兴建学校、推行儒学等等举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明朝政府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从而实现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清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更进一步稳固发展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由於满族统治者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稳定边疆,并对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和政策,使民族关系、民族融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感。
清朝:体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清朝前期以强盛国力所奠定和巩固的中国疆域,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加,在晚清时期受到外国侵略时,中国各地区民族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对列强作出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清代的民族政策与以前历代相比有那些独特的地方?从顺治帝起,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首先肯定了汉族文化的先进,采取了向汉族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习俗、文化,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等一系列行为。
这些行为在顺治帝之时,几乎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连顺治帝的亲生母亲都不支持他。
这或许是顺治帝抑郁而终的原因。
但事实证明顺治帝的作为是对的,康熙不仅继承了顺治的政策,还亲下江南,拜明孝陵,以安汉族人的心。
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在明代,中国经历了一个辉煌而多元的时期。
明朝创建者朱元璋致力于巩固政权,对于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也表现出独特的思考和处理方式。
首先,明代明确了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成为了统治阶层。
明代政府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以消化和融合其他民族。
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部分非汉族民族被迫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导致了一些非汉族民族对明朝政权的不满和反抗。
明朝政府在秉持中原文化主导的同时,也试图保护和发展其他民族的文化。
例如,当时的藏族领导人赞普允许其子女接受汉族教育,以推动藏族社会的现代化。
这种矛盾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促进了文化融合,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
其次,明代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以平息与边疆民族的紧张关系。
明朝设立了“都察院”这样的机构,派遣官员到边疆地区监督管理民族事务。
这些官员要求与当地土司和部落首领建立友好关系,维护民族和睦。
不仅如此,明朝还鼓励汉族移民到边疆地区,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度。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紧张关系,但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
明朝还积极发展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这种经济交往也为各民族间的交流提供了契机。
此外,明朝在对待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时,也注重内外并重。
明朝追求内外统一,积极巩固政权的同时,也重视处理与外族的关系。
明代对待蒙古帝国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与蒙古帝国和平共处、互通有无,另一方面也保持警惕,制定了一系列对付蒙古势力的政策。
这种复杂而灵活的对外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稳定,也有利于促进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与合作。
总的来说,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体现了一种多元平衡的思维方式。
明朝政府既注重巩固统治,推行汉化政策,又保护和发展其他民族的文化。
通过设立机构、制定政策,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明朝努力维持内外统一。
2013年第1期(总第210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1,2013Serial.No.210·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许曾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摘要: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重要内涵,必然会对时代史学特别是官方正史产生影响。
明清两朝民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观念影响颇深。
所谓“威”,体现在军事上为武力征伐,政治上则是歧视与强迫同化;所谓“德”,主要体现在对被统治民族的招抚优待和“因俗而治”上。
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正史《元史》和《明史》中,则分别呈现出“大民族主义”和“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
关键词:明清民族政策;威德兼施;正史;民族观念中图分类号:K 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 (2013)01-0156-05收稿日期:2012-10-17作者简介:许曾会(1986—),女,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明清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定型时期。
在多民族共存的背景下,封建国家更加重视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期维护封建统治。
而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具体表现之一,必然会对时代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文从明清两部正史修纂过程中朝廷“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入手,分别分析其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撰述中民族观念的影响。
一、“威”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大民族主义”观念明清两代有关“威”的民族政策,体现在军事上的武力征伐和政治上的歧视与强迫同化两个方面,这样的民族政策反映到官方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撰述中,便体现出一种“大民族主义”[1]的民族观念。
这种“大民族主义”观念,以民族歧视为特点,其中包含了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
(一)明朝“威”的民族政策与《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元史》修于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完成于洪武三年七月,十月镂版刊刻,速度之快为史上仅有。
《元史》修纂的这三年间,正是朱元璋出兵蒙古且取得重大胜利的时间段。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建立明王朝,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结束了在中原的统治,但全国不少地区还为元朝残余势力占据。
朱元璋在经过北伐的节节胜利之后,对彻底打败元朝残余力量,消除威胁,怀有很强的自信。
故此,朱元璋对北元发动了一连串的军事攻势:洪武元年进兵山西,打败元将扩廓帖木儿,夺取了山西和陕西;洪武二年,攻破开平,元顺帝逃亡应昌;洪武三年,大破扩廓帖木儿兵,俘获王公将校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
武力征伐同时,明朝统治者也以政治上的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来巩固其统治。
明朝易元而建,汉族在被蒙古族压迫近百年后,一旦有机会翻身,大汉族的优越感自然会变本加厉地彰显。
明朝禁止一切胡服、胡语、胡姓,不许少数民族内部通婚。
如《明太祖实录》卷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记载:“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久厌之。
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
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又如《明会典》卷二二《户部七》载:“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如一二稊稗生于丘垄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七三《丘文庄公集三》)明初修纂《元史》,一方面是基于汉族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宣传,大汉族主义观念自然会蕴涵其·651·中;另一方面,《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也是贯彻明初“威”的民族政策的一种需要和体现。
纵观《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首先表现在本纪部分的撰述上。
《元史》各本纪的篇幅详略悬殊,开国四汗史事仅用三卷,《太祖纪》、《太宗定宗纪》和《宪宗纪》各为一卷;而忽必烈一朝用了十四卷,《世祖本纪》包括卷四至卷十八。
《元史》之所以对蒙古开国四汗记载如此简略,是因为四汗时期的历史与南宋后期的历史并存。
明朝作为汉族建立的政权,它从大汉族主义角度出发,自然要抬高南宋的历史地位,尊忽必烈建元之前的南宋为正统,而不承认与之并立的开国四汗时期的蒙古国的正统地位。
出于维护南宋正统的需要,《元史》的编纂便有意忽略蒙古国开国四汗的史实。
《世祖本纪》不但详载忽必烈一朝史事,而且对忽必烈的功业也作了如实肯定。
其次表现在列传部分的撰述上。
《元史》列传的最大不足是为蒙古色目人立传太少,有些传记内容空洞。
如见于宰相表的蒙古人有五十九人,立传的却不及一半。
见于宰相表的色目人更多,立传的则更少。
太祖诸弟、诸子仅有一人立传,太宗以后皇子竟无一人立传。
像太祖弟失吉忽秃忽、权臣奥都剌合蛮等名臣,竟未立传[2]。
《元史》中汉人传记篇数明显较多,大凡在元朝军事、政治、文化上有一定作用,如史天泽、董文炳、刘秉忠、张文谦、赵孟兆页、许横、姚枢、郭守敬、丘处机等等都有立传。
此外,《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还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上。
如《元史》把边疆少数民族称为“北狄”、“东夷”、“西戎”、“蛮夷”等。
《地理志·序》开篇即说:“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外夷传·缅国》称“缅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诏思、播、叙诸郡及亦奚不薛诸蛮夷等处发士卒征缅”(《元史》卷二一○《外夷传》)。
如此等等。
这类的称呼虽然沿袭自历史的传统,却也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清朝“威”的民族政策与《明史》的大民族主义观念《明史》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设馆编修到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乾隆四年(1739)钦定刊行,前后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
清朝修《明史》的过程是清朝开疆拓土政策不断取得成功,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正在形成的过程。
清朝这一时期的武力征伐主要体现在对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的武力征伐上:康熙二十九年(1690),西北准噶尔部葛尔丹率兵来犯,康熙率军亲征,大败葛尔丹;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第二次亲征准噶尔,准噶尔遭到致命的打击;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第三次亲征,喀尔喀三部归还故地,阿尔泰山以东尽隶清朝版图。
之后,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18—1720),清政府又两次派大军进藏,将准噶尔驱逐出西藏。
雍正三年(1725),清朝出兵镇压青海大台吉罗布藏丹津的叛乱后,设立西宁办事大臣,专管蒙藏两族事务,青藏高原完全被置于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清军历时五载,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统一天山南北。
至此,清朝建立起了空前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除武力征伐之外,清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迫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认同,而制定了“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在政策和体制上造就了满汉畛域。
为了削弱汉族的民族意识、巩固清朝统治,清朝对汉族实行了剃发、易服、文字狱等民族压迫政策,汉人的强烈反对与抵抗招致清廷的严厉处罚和血腥镇压。
在清朝实行大民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下,汉人处处遭受不公平待遇。
如满汉官缺有别,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而且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婚姻有别,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法律有别,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的,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科举有别,科考为清朝汉人出仕的必由之路,而满人做官则不需要必须经过科举之路,雍正前还实行满汉分榜考试,满人乡试、会试只考翻译。
如此等等。
清朝组织纂修的《明史》,自觉贯彻了“满洲根本”的大民族主义观念。
第一,有意隐晦对满族少数民族身份不利的史实。
这样的事例很多,如关于建州女真问题,由于建州女真曾臣属于明朝,故为清廷所讳,在《明史》中不许见“建州女真”。
对明朝官员列有传记的,如果有在建州有治理或征讨功业者皆削去不写。
又如朱元璋元末反元斗争中发表的著名的北伐檄文,《明史》中也不录。
因为檄文中有“北狄入主中国”,“胡虏无百年之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语,这对清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身份认同不利。
第二,重视从天意角度来解说明亡清兴。
鼓吹这样的神意史观,旨在宣扬明亡清兴乃为天意,汉人要归顺清朝的统治,无需做无谓的牺牲。
如·751·《明史》卷二七二说“盖天命有归,莫之为而为者矣”;卷二七七说“废兴之故,岂非天道哉”等等。
卷二六七传主马从聘、耿荫楼、张伯鲸、沈迅和鹿继善等人,他们都因抗清失败城陷自杀而死,《明史》评曰:“士大夫居政里居,无封疆民社之责,可逊亦自全,非以必死为勇也。
然而慷慨捐躯,冒白刃而不悔,沾宗覆族,君子哀之。
岂非名义所在,有重于生者乎。
气节凛然,要于自遂其志。
其英风义烈,固不可泯没于宇宙间矣。
”从中可知,清朝统治者虽然也肯定了他们的“义烈”,而主旨却是要告诫那些还有幻想的汉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们,清朝取代明朝是天意,明朝已灭亡,不要愚忠,看重生命归顺清朝才是明智之举。
第三,颂扬满族士兵的英勇,彰显民族自豪感。
《明史》为了体现征服民族的强大,重视颂扬满族士兵在与其他民族战争过程中的勇猛和武功。
如“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列传》),“大清兵绕出其后,御车者惶惧不能转,歼戮殆尽,甫亦阵亡”、“大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风迎降”(《明史》卷二七七《金声列传》),如此等等,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在《明史》中,经常使用“大清”、“我大清”的字眼,以此彰显其民族自豪感。
如“五月,我大清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兰,克图伦城”(《明史》卷二○《神宗本纪》),“是月,朝鲜降于我大清”(《明史》卷二三《庄烈帝》),“其秋,我大清平察哈尔国,旋师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将屡败”(《明史》卷二五二《吴甡列传》)等等。
第四,宣扬征讨少数民族的功业。
满族自己虽为少数民族,却对别的少数民族采取蔑视的态度。
如《土司传》把一些少数民族称为“西南夷”、“猺寇”、“蛮贼”,认为“夷性犷悍,嗜利好杀,争相竞尚,焚烧劫掠,习以为恒”,“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等。
《明史》还非常重视宣扬明朝对“蛮贼”民族的征服。
《职官志》提到明朝一些官职设立的缘由,即是征剿少数民族而来,如“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明史》卷七六《职官志》);“首功四等:迤北为大,辽东次之,西番、苗蛮又次之,内地反寇又次之。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明史》卷一六六将韩观、萧授、吴亮、方瑛、陈友、李震和山云等人放一起(《明史》的列传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主要就是对“苗蛮”的镇压,《明史》对他们征蛮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赞方瑛“天姿英迈,晓古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