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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两英文译本比较与研究本文是根据我国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第三回中的内容对两种英译本（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夫妇译本）从称谓语和小说中人物性格等对两译本进行分析比较。
最后，从翻译效果及两译本各自不同翻译策略进行总结。
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为清朝小说名家曹雪芹，其名霑，字梦阮，号雪芹。
在清代末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萌芽，社会形态不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曹雪芹就出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且幼年生活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极尽繁华。
好景不长，家道衰败，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他以后的人生里许多的体会都出自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
《红楼梦》通过对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由兴盛到衰亡的描写，塑造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故事和经典人物，通过这部作品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及其腐败，歌颂了当时社会的一群具有“异类”思想的青年男女。
如此经典的名著，势必会源远流长，广泛传阅。
其英语读本中，最著名的译本有两版，一个是霍克斯译本，是由英国出版的，另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是1978年出版的。
两种译本各有特色。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红楼梦》中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部分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称谓语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不是一成不变，是千变万化的。
《红楼梦》的称谓语极具特色，融合了礼貌性，动态性和意图性三种特点。
小说中的称谓语不仅体现出人物关系的复杂性，更能精彩的表现出社会各个阶层的差异性。
因此可以看出，话语语用理论的作用。
在文学作品中，称谓的使用礼貌与否由话语的语用距离远近决定。
而语用距离是可变的，指交际双方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推定的彼此间的关系亲密度。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例子：例1：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王熙凤道）霍译：Iforgotyou，dearGranny.杨译：IquiteforgotourOldAncestress.杨氏夫妇把王熙凤口中的“老祖宗”翻译成——OldAncestress，充分体现了贾母在贾府中至高无上，极受尊崇的大家长身份及地位。
两种《红楼梦》英译本的对比两种《红楼梦》英译本的对比摘要关联理论的交际观是明示-推理交际观，反对传统的代码交际模式，更多关注非言语符号因素的交际作用。
作为非言语形式，谐音在显化和隐化的研究领域迄今没有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谐音在文学文本中创造出独特的语境效果，也是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本文以最佳关联原则为理论依据，对比分析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思、闵福德的两种《红楼梦》英译本对不同谐音现象的显化和隐化处理，以期为显化和隐化理论的解释性研究和非言语形式的翻译领域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最佳关联显化隐化谐音引言显化和隐化是翻译研究的全新视角，当前对显化和隐化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词汇为主的言语形式领域，对于谐音等非言语形式的显化和隐化研究可以为译者带来新的启示。
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谐音的主要功能是暗示作者意图和传达语境效果。
本文以小说《红楼梦》作为谐音的语料，对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思、闵福德的两种《红楼梦》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
小说《红楼梦》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文学价值最高的经典作品。
谐音广泛出现于小说《红楼梦》的名称、对话、诗词、情节和谶语等处，体现小说语言的含蓄委婉和独特巧妙，而且与《红楼梦》中诗词的文本类型相契合。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个案分析，借助关联理论阐释两位译者对小说《红楼梦》中大量谐音的显化和隐化处理。
关联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难以准确计算，从而最佳关联的程度也难以界定。
本文认为，关联理论主要用于定性研究，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的大小都因翻译目的和读者群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谐音语境效果大小的判定依据是谐音与小说主题的关联程度，处理努力大小取决于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
可知，对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的定性都带有译者的主观因素。
在显化和隐化的解释性研究中，本文主要依据三个关联原则：当语境效果较大且最佳关联能够实现时，译者可以直译相关信息；当语境效果较大，但最佳关联不能实现时，译者须要显化相关信息；当语境效果较小时，译者可以隐化相关信息，以保证译文的可接受性。
《红楼梦》两种译文之比较研究作者：张丽丽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9期摘要: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号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对《红楼梦》的翻译也因其在我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翻译版本之多而受到译学界的重视。
当今译界公认的两种最佳英文译本分别为我国学者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这两个译本风格迥异,但各有特色。
这是由于两个译本的作者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所造成的。
本文通过对上述两个《红楼梦》的英文译本的实例进行对比,对两译本中的人名称谓、诗词、传统文化等的不同译法加以比较,对译者在翻译中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及其不同的翻译目的和文化取向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红楼梦》译文比较文化差异翻译策略一、人名翻译在原著中曹雪芹给每个人物取名都可谓是独具匠心的,使其包含丰富的文化蕴涵和意味。
然而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使得译者很难在译语中全面准确地再现源语意义的情形。
再加上两位译者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势必会引起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再认识与再表达的不同。
例1:“老祖宗”、“贾母”杨译:Old Ancestress,Lady Dowager霍译:Grannie,Grandmother Jia文中称贾母为“老祖宗”,是为了显示贾母在贾府中的最高地位,奉承这位家族地位最尊者。
杨译抓住了这一特征,突出了中国文化里“祖宗”受尊敬、有权威的至高地位,译得很贴切。
霍译仅仅译出了表层意思,不够忠实,因为这里的贾母并非一般意义上家庭中的老奶奶。
例2:“凤辣子”杨译:Fiery Phoenix霍译:Peppercorn Feng文中用“辣子”形容王熙凤,意在起到一语双关的效果,既表现出她外表火热、泼辣,又暗示她内心阴险、狠毒。
第8卷第2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8,No .22006年4月J.of W uhan Uni .of Sci .&Tech .(Social Science Editi on )Ap r 12006 收稿日期:2005-10-12 作者简介:张慧兴(1980-),女,安徽颍上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论《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张慧兴 张映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5)摘要:“忠实性”一直被视为翻译的第一要务,原语的主体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然而有些翻译家则坚持译语主体,以通顺、地道的文字来愉悦读者。
本文从纽马克的语义和交际两种各具特色的翻译策略着手,探讨目前《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译者关于原语主体和译语主体的不同倾向问题,以及未来翻译方向的定位问题。
关键词:原语;译语;忠实性;语义原则;交际原则;红楼梦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06)02-0064-05Two English Versi on s of H ong L ou M eng :A Co m para ti ve Study i n Tran sl a ti on Stra tegyZHAN G Hui 2xing ZHAN G Ying 2xia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ong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5,China )Abstract:Faithfulness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first require ment in translati on;and the s ource text,the start 2ing point .Yet,not all translat ors agree on this,and s ome insist on the do m inant r ole of the target language,trying t o p lease the readers with s mooth,idi omatic translati ons .This paper,aided by the theory of se mantic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 ons p r oposed by Peter Ne wmark,compares the t w o English versi ons of Hong L ouM eng ,one of which is other s ource 2text 2oriented and the target 2oriented,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directi on oftranslati on .Key words:s ource language;target language;faithfulness;se mantic app r oach;communicative app r oach;Hong L ou M eng一、引言翻译是原语(s ource language )与译语(亦称目的语)(target language )之间的信息转换与交流活动。
Introduction《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红楼梦》中，一个关键的事件是贾宝玉和黛玉的“钗黛判词”，即贾宝玉写了一份判断黛玉是否有罪的文件来定她的罪名。
在《红楼梦》中，这个事件对当时女性权利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以及贾宝玉和黛玉之间双方的情感。
本文将分析“钗黛判词”中作者使用的英语翻译本，对其进行对比分析。
Analysis“钗黛判词”的两种英译本，分别是：The first is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by David Hawkes, which reads as follows: “The court document, written by a scribe at the request of Bao Yu, statedthat ‘all these things should be returned to her and she should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 y of them.’ It further declared that ‘whatever damage may have been done by her, it should not be held against her but rather be attributed to her own misfortune.’The second is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by Gao E, which reads as follows: “The judgments rendered by Bao Yu and penned by a scribe declared ‘that whatever of hers had been taken away should be returned to her; that whatever losses shehad suffered should not be counted against her, but regarded as a misfortune.’从这两种英译本看，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上。
简述《红楼梦》两英文译本的比较清代著名小说家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
他生活在我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末期,早年经历了一段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的繁华生活,后期因家道衰落有机会接触到下层人民,因而对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有较具体的感受。
他主创作的中国著名古典小说之一《红楼梦》中通过描写一个官僚大家庭的盛衰历史，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形象，深刻批判，剖析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并热情的歌颂了具有异端思想的男女青年。
《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英国出版的美籍牛津大学中文教授霍克斯译本和197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
本文将对《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部分的两个英译本进行分析比较。
1 称谓语的翻译称谓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称谓语的使用是多变的，动态的。
《红楼梦》中称谓语的礼貌性，动态性和意图性，揭示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体现了语用理论对文学作品的强大诠释力。
称谓的使用在话语层面上是否礼貌由语用距离决定。
语用距离指交际双方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推定的彼此间的关系亲密度，具有可变性。
以下谈谈本回中“老太太”的使用及其翻译情况：例1：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王熙凤道)霍译：I quite forgot about you, Granny dear.杨译：I forgot our Old Ancestress.例1中王熙凤的言辞用杨译本中的Old Ancestress 更加强调了贾母在家族中有权威、受尊崇的重要地位，体现了“老祖宗”所具有的深层含义，比霍克斯的译文“Granny dear”更胜一筹。
称谓语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的转移。
在文化的转移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地域、习惯诸多差别的客观存在，译者会遇到种种棘手的问题。
翻译只有从社会文化的视点出发，考虑到语用含义既“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具体的交际情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和“言外之意”，译本才可能有成功。
从目的论角度看《红楼梦》两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和世界文学珍品。
自问世以来，《红楼梦》一直备受国内外读者的热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影响力跨越时空，深远影响着世界文学史。
然而，从外国文学家的角度来看，《红楼梦》的英译本却存在着不尽人意的问题，特别是两个备受争议的英译本：杨宪益的《红楼梦》和戴乃迭的《石头记》。
因此，本文从目的论角度出发，分析了这两个英译本在文学翻译领域中的翻译策略和结果，以期为今后的文学翻译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目前，《红楼梦》的英译本在国际文学翻译领域中备受争议，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所以译者难以做到忠实于原意的翻译。
因此，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文学翻译面临着如何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如何解决文化差异的问题。
考虑到这些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策略的分析，揭示文学翻译中的难点和挑战，并探究如何在保证准确传递信息的同时，兼顾文化差异和受众的审美趣味。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对文学翻译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尤其对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具有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
首先，通过对原著和两个英译本的文字进行逐字逐句的比较，找出两个英译本的共性和差异，探究其翻译策略和实现目的的效果。
然后，通过对翻译重点的分析，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最后，对译文的质量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
四、研究内容和结构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红楼梦》的目的和文化背景进行介绍和分析，包括《红楼梦》的创作背景、主要人物和主题，以及中国文化背景和国际读者的接受情况。
第二部分：对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包括对重点词汇、语法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分析比较，揭示两本译本的共性和差异，并探讨其翻译目的和效果。
第三部分：对两个译本的质量进行评价，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改进措施，包括改善翻译质量、加强文化适应性等方面的建议。
201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院MTI研究生导师——李明各位考研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才思的一名学员，现在已经顺利的考上研究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专业的真题，方便大家准备考研，希望给大家一定的帮助。
李明，男，湖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笔译系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广东省“‘千百十’工程”校级学术骨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研究方向：翻译学研究、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给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英汉翻译、汉英翻译、文学翻译、译作赏析、商务英汉翻译、商务汉英翻译、英语文体学、文体与翻译、中国文化概论(英文)。
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语言与翻译、文学翻译研究、商务翻译研究、翻译批评与赏析、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商务英语研究。
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研究》等核心刊物及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出版教材4部，编撰并出版词典4部，出版其他类书籍8部，出版译作1部，发表译作2篇，大量进行了各种商务类文件的翻译工作;承担了横向合作项目1项，国家级“十五”规划教材1项，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2项，广东省高教厅项目1项，广东省省级项目1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重点项目1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网络项目1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教研项目1项。
研究方向：翻译学研究、功能语言学讲授课程：本科生课程：英汉翻译、汉英翻译、翻译工作坊、翻译批评与赏析、商务英汉翻译、商务汉英翻译、英语文体学、中国文化概论(英文)研究生课程：语言与翻译、文学翻译研究、翻译工作坊、商务翻译研究、翻译批评与赏析、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商务英语研究学术团体任职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广东省“‘千百十’工程”校级学术骨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科研成果及所承担的项目：论文：从主体间性理论看文学作品的复译，《外国语》2006(4)(ISSN1004-513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６年４月Ａｐｒ． ２００６第１７卷第２期ＶＯＬ．１７ ＮＯ．２一、引 言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文字传达出来。
因此，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把原文作为参照点，以“忠实”、“通顺”或“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以译文本身作为材料来评判其质量的优劣，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原文到译文的这种语言层面的转述来探讨译者所采用或应采用的翻译策略。
这种翻译研究只关注译文本身并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未尝试去了解译者从事翻译时的各种考虑和取舍，未能探讨那些影响译者背后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如文化传统、翻译目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翻译与译者、翻译与目的语读者等之间的相互关系［１］。
这样，翻译研究所触及到的问题易浮于表面而不能探究出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真正动因。
其实，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取舍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译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文化与翻译之操纵与翻译策略之选择 ——《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李 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５１０４２０）内容提要：本文从翻译目的、意识形态、翻译诗学、权力关系以及译者同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等之间相互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如何操纵译者翻译策略的运用出发，对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英译的两个《红楼梦》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尽管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都在着力再现原著的文化艺术价值、尽可能保留原文内容，但由于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意向读者”，不同的翻译发起人，同时也因他们所处不同的社会背景，因而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再加上他们所处文化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使得他们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上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最终产生出风格迥异的翻译文本。
关键词：操纵；翻译策略；译者；译文；社会文化因素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０９－０７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has made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wo versions of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by the Yangs and David Hawkes on the basis of the manipulation over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y such socio-cultural factors as translation purpose, ideolog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oetics,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lator and source-text author, between translator and the intended target-text readers and between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initiator.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both versions are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culturally-loaded artistic value and to faithfully preserve the source text messag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y turn out to be stylistically quite different versions as a result of th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purpose, ideolog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oetics, inequality in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respective cultu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ource text author, target text readers and the translation initiator.Key words: manipulation, translating strategies, translator, translation, socio-cultural factors来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２－２７；修回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０３作者简介：李 明，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商务语言文化、翻译学。
关系的过程［２］。
换言之，语言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译者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以及译者对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运用。
翻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些因素，以便充分认识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译者为何采取一种翻译行为而不采取另一种翻译行为的原因所在。
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巅峰的《红楼梦》是一部集所有重要中国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它以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不仅吸引着一代代国内读者对它进行反复阅读，也吸引着国内外许多著名翻译家向海外译介。
自问世以来，该小说已被译成２０余种外国文字，其中被译成英语文字的版本多达９种［３］。
在这９种版本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ｄ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以下简称杨译本）和大卫・霍克斯翻译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以下简称霍译本）均为全译本，它们也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文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译文。
总第１７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自杨译本和霍译本面世以来，人们就从宏观、微观等多个层面上对它们进行研究或对比研究。
申丹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的角度评判了两个译本的优劣［４］。
郭建中从跨文化角度探讨了两个英译本中“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的运用情况［５］。
朱军运用韩礼德的衔接理论对杨译本和霍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两个译本在恰当使用衔接手段方面已达到“破其卷，取其神”之境地［６］。
王静从文化角度对杨译本和霍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霍译本主要遵从西方文化规约，将原本属于地道的中国的东西几乎全部西方化了［７］。
还有人认为杨译本偏重语义翻译法，霍译本偏重交际翻译法，等等［８］［９］。
仔细对照杨译本和霍译本不难发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上，在是否忠于原文方面，两个译本存在着较大差异。
但对两个译本的研究若仅仅停留在描述它们之间的差异上或者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上，则不能让人真正明白两个译本存在差异背后的真正原因。
其实，翻译的最终产品即译文不仅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而且还取决于译者同原文及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译者同翻译发起人等之间所进行的意义协商。
译者的天职当忠于原文，但作为语言使用者的译者，其翻译目的、其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处文化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等，都会对他的翻译过程实施操纵，从而对译者运用翻译策略产生影响。
周珏良曾认为，霍译本藉雅致取胜，杨译本则以准确见长，但这并不意味一个译本不精确，另一个译本欠典雅［１０］。
其实，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将它们放在一起，不仅互为补充，而且能让所有无法阅读中文但却对这部书有兴趣的好奇者，得到更加真实和完整的图景，如同披揽原著一般。
那么，两位译者在翻译时各自到底怀着怎样的翻译目的？译者背后有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译者所处文化同原语文本文化之间到底以怎样的权力关系来操纵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同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译者同翻译发起人等之间进行着怎样的意义协商才使得他们做出各自翻译策略的选择？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出发，并分别以杨译《红楼梦》和霍译《石头记》中的部分例子来对比分析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策略运用上的动因。
二、译者的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运用的操纵翻译的“目的论”认为，任何行为都具目的性，翻译乃一种人类行为，故翻译有其目的性。
任何翻译均以服务于目的语某类读者和满足于目的语社会文化需求为目的。
为实现该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刻都在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进行对比与选择，最终决定具体翻译策略的运用。
如果译者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民族传统、巩固目的语文化规范，他就会采用某些变通或补偿手段，尽可能淡化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差异。
这时，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就有可能倾向于意译或归化。
但如果译者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外来文化模式，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交流和渗透，他就会采取直译或异化的翻译策略，以保持原文的异域风格。
杨氏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均在着力全面再现其文化艺术价值［１１］，但由于两译者所服务的目的语读者类型不一样，因而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上就有所区别。
为使英语读者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红楼梦》所负载的文化信息，霍克斯撰写了长篇序言和使用附录，以便为英语读者提供必要的文化信息。
他在第一卷附录中所作的“金陵十二钗”的说明、第二卷附录中所作的汉语律诗韵律说明、中国的骨牌知识以及该卷中一些谜语的谜底说明、第三卷附录中所介绍的丫头与小厮的体制、第四卷附录中对中国八股文以及琴与知音所做的说明、第五卷正文前的拼写说明和汉语拼音系统注解以及第五卷正文后对贾家及王家的家谱及该卷出场人物姓名的说明等，无不有助于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充分了解［１２］。
但由于霍克斯所服务的读者对象为广大普通英语读者而非学术研究者，他便想方设法使译文读来方便、顺畅并具较强的可读性和娱乐性，从而“取悦译文读者”［１３］。
为此，霍克斯在译文几乎不用脚注；为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娱乐性，他常不惜“添油加醋”，尽情发挥。
这一切均是受其翻译目的之操纵而致。
杨氏夫妇翻译《红楼梦》的目的是通过再现原著的文化艺术价值来弘扬中国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但由于我国当时外文出版社的产品所服务的读者对象以“华人居多”［１４］，而华人对《红楼梦》所蕴涵的中国文化已具一定文化背景知识，再加上杨氏夫妇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化，重视文化比较研究，因此他们在翻译时，就将“翻译的比较文化视野和文化交流的互动影响”揉进译文当中［１５］。
这样，他们所译《红楼梦》就大量运用脚注来解释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包含中国特殊文化现象的各种词语的意义，还将某些汉字的字体以及中国文化器物的图形等，不作任何改动地复制在译文当中，并配上英语翻译。
因此有人评价他们的翻译：“忠实原著及中国文化，理解较深刻，表达较准确，形象生动，简洁流畅，译风严谨”［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