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国领导人交往历史图片

中苏领导人国宴酒会照片背后的故事作者：***来源：《中国食品》2024年第01期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毛泽东主席邀请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伏罗希洛夫当时在苏联政坛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但中方不但拿出接待真正国家元首的规格，甚至比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还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主要体现在“两多”。

一是重要领导人多。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乘坐的专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后，毛泽东主席带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等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数千群众一起到南苑机场迎接。

二是高级轿车多。

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坐的最好的高级轿车是苏联生产的吉斯轿车，其次是吉姆轿车。

为了彰显中方对伏罗希洛夫的欢迎和重视，工作人员从中央机关及国务院各部委借了200余辆高级小轿车，组成了一个高规格的迎宾车队。

伏罗希洛夫走下专机后，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依次与伏罗希洛夫等人握手互致敬意，随后在毛泽东主席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当时，《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铁矛正在南苑机场进行采访，他用禄来相机抓拍了伏罗希洛夫手持礼帽向机场上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的照片。

这张体现着中苏两国人民亲密友谊的照片刊发后，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仅我国，就用这张照片印刷了200多万张宣传画！1983年，北京饭店出版了一本记载本店史料的《北京饭店史闻》，里边也有一张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的照片。

那是4月16日，即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的笫二天，周恩来总理专门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热烈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这张黑白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

照片上的背景有点黑暗，里边的人物有面带笑容鼓掌的毛泽东、伏罗希洛夫，以及朱德、周恩来、刘少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四位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和伏罗希洛夫元帅正在兴高采烈地谈笑风声，毛泽东主席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坐在咖啡色的牛皮椅子上，身前的小桌上摆放着几盘用景德镇青花“建国瓷”盛放的干果和小吃，银制花扦中插着一支洁白如玉的马蹄莲花和其它鲜花，两人身旁各有一只装有茶水的茶碗，毛泽东主席腿旁的法式老景泰蓝烟碟上有一包用锡纸精心包装的已打开的香烟，还放有一盒火柴。

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演变摘要：世界历史的车轮已驶入21世纪，新中国外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之后，也站在了一个空前的起点上。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史，最曲折的道路可以说是与苏联的关系。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正是如此，经历了联合、反对、抑制再到正常化的外交关系。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外交不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

关键词：新中国外交中苏关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由此，新中国的外交也正式开始启动。

从此，中国告别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历史。

从50年代的“一边倒”的战略抉择，联合苏联，对抗美国，60年代“两个拳头大人”的外交战略，既反对苏联又对抗美国，到70年代“一条线”的战略调整，逐步确立了以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方针，再到改革开放后走向独立的“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由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联合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人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自然而然得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前苏联便是我党、我国依靠和学习的对象，加之，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还不是很强大，想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中苏需要联合。

此时，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政策，“一边倒”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的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该方针，我国与苏联、东欧以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积极同邻近的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外，我国还参加了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亚非会议。

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加强了同非洲各国的联系。

新中国外交风云图片集锦来源：/content/10/1217/02/1576800_78857606.shtml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从当时两个阵营严重对峙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重大外交决策，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还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

中国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的国书。

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副署的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国书。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国书。

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副署的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国书。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国书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副署的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国书。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国书。

1949年10月2日，中国和苏联建交。

苏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图为当年10月16日苏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前排右六）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后合影。

1950年5月，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印是当时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1950年8月，中国首任驻朝鲜大使倪志亮（中）赴朝履新。

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左三）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右三）等在北京火车站送行。

1950年6月，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后宾主交谈。

瑞系西方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

图为抵达莫斯科车站时的情景。

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

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

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

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柯西金来华，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1964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

信中表示：把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举行的26国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

12月12日，《真理报》发表通告，说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65年3月1日召开。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做短暂停留。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6日飞往越南，10日又回到北京，11日返回莫斯科。

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

两国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

当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公社参加“四清”运动。

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前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

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要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

周恩来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

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

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

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

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

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

《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总结——李明红李丹慧学者的《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一文主要讲述新中国1954-1960年这段时间与苏联的由亲密转向对抗的外交关系。

该文中主要分三个时间段诸多方面论述中苏有亲密合作走向对抗的过程。

并且认为在中苏关系的破裂上中苏领导人双方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因为对于该段时期来说，外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两国领导人。

该文章站在一个客观的中间人的角度，不偏不倚地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又论述了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必然性。

第一阶段是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此阶段中苏关系亲密。

此时的苏联调整了对中关系，其一朝鲜战争中中国打出了国家威望，其二苏联领导人换届，急需获得社会主义中共的支持，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苏联对华关系做出调整。

其表现为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中苏双边关系。

将斯大林非正常获取的一些权利归还中国，撤出旅顺口的苏海军。

援助中国的重工业项目，提供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扩大原有的141个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和增加15个工业企业，移交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苏联股份给中国。

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

作者认为此期中苏关系亲密无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朝鲜战争结束后亟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从事经济建设，苏联是中国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二，毛泽东认识到，只有苏联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规模援助中国，促进新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当时的国际局势只能以获得苏联经济援助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三，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中，中苏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其四，赫鲁晓夫着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而毛泽东尚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双方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还没有发生矛盾为中苏共度“蜜月”提供了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新中国建立后，中苏之间的关系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话题，中苏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曲折。

一、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

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

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

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

1956年后到1966年是中苏开始论战并走向决裂的阶段。

分歧的开始，固然有思想意识上的关系，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家利益的矛盾。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

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

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1960年是中苏关系演变的一个决定性年份：1960年7月，苏联片面决定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243个合作书，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

中苏发展历程中苏发展历程，是中苏两国在建交以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史。

这一历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相互支持、友好合作的时期，到最终分歧激化，关系破裂的阶段。

1950年，中苏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缔结了友好合作的条约。

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苏两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

中苏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和沟通。

双方开展了多个交流项目，其中包括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大工程。

例如中苏友谊大桥和中苏合作修建的山西陶瓷厂等项目，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主要原因是苏联的领导层与中国的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

中国对苏联在冷战期间与美国的关系持批判态度。

中国认为，苏联领导层追求的是和平共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中国则坚持主权和独立的原则。

此外，苏联在对待国际社会事务上的态度也引起了中国的不满。

1971年，中苏关系达到了最严重的破裂，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支持柬埔寨和越南等对中国的敌视国家。

随后，苏联从中国撤回所有的援助项目，并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中苏两国从此开始长达20年的冷漠。

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苏关系逐渐得到改善。

新的苏联领导层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善态度，并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加稳定、平等的关系。

中苏两国开始了一系列高层交流，并恢复了经济合作。

两国签署了多份合作协议，包括在能源、军工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这些合作协议为中苏两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目前，中苏两国关系已经稳定发展，成为了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

两国保持了高层交往和政治对话，加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此外，中苏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增加，为两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总之，中苏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相互支持到分歧激化，再到关系改善的过程。

中苏两国之间的发展历程既有合作共赢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分歧的一面。

然而，通过不断的对话和沟通，中苏两国最终实现了合作共赢，建立了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脆弱的中苏联盟•陈伟壁东莞实验中学523120图一图二英国政治漫画家维克多·薇兹（Victor Weisz，1919—1966）笔下有多幅中苏关系的作品，如图一（《新政治家》，1961年12月10日），看得出作者认为中苏分歧之一，在于如何看待斯大林。

而到了1964年，双方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如图二（《伦敦旗帜晚报》，1964年4月2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手持镰刀，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手持铁锤，正进行激烈“乒乓球”比赛。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及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并进行激烈的争论。

如1963年7月中旬到10月底，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为此，中共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后世读史者，面对这段历史不免要问：为什么昔日的“同盟加兄弟”，到此却反目成仇？双方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一般史论，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领袖个性等方面的分歧与冲突造成的。

然而，沈志华先生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其根源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

”如“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一文）由此注定，双方各走各路。

若论影响，两国关系的破裂既干扰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同时也滋长了中共政治思想领域“左倾”思潮，并且改变了冷战国际格局，“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此外，促进了苏联在冷战对阵中败北。

外交档案记录的中苏建交轶事轶事之一：毛泽东主席激动地与机要秘书握手新中国的建立震动了世界，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反响。

作为支持过中国革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最快作出反应的国家，开国大典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

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

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苏联于新中国成立第二天，即1949年10月2日发表声明与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来电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起草电文，于次日复电，感谢苏联政府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轶事之二：苏联大使为赶时间星夜兼程苏联方面因得知“英国可能迅速承认”新中国，“故苏大使为获得第一个呈递国书地位，必得最快赶来”。

于是，第一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迅即于10月4日启程，星夜赶往北京。

中间乘坐飞机、汽车、火车不停辗转，终于8日到达哈尔滨，10日到达北京就任，并于10月16日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速度之快超出当时领导人的想象。

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哈尔滨外侨事务处副处长杨佐青1949年10月、11日关于罗申来华情况的报告，此报告详细地描述了苏联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罗申来华的过程，并针对其中的问题对外交部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很具有说服力，其内容如下：一、罗中大使旅程表：十月四日由莫斯科乘飞机动身来华五日(?)至赤塔换乘火车七日七时抵满洲里十时抵中苏边境爱府泡小站十四时乘汽车过境，乘专车出发八日十八时抵哈尔滨九日零时由哈出发十五时抵沈阳十七时由沈出发十日十三时四十五分过津十日十六时十八分抵京二、旅程招待与欢迎情况：(一)入境后由我派专车一列供用，包括一公务车(花车)，一警卫车，二机车。

(二)哈尔滨外事处副处长代表哈尔滨市长与苏驻哈副领事阔什了夫迎至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