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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的法学家作者：董立强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1年第01期摘要：在中国法学史上，吴经熊占有一个特殊和引人注目的位置。
吴氏早年游学欧美，精研西学，试图建构超越东西方的法律哲学，达到“恒常”与“无常”、“守经”与“达变”之间的圆融与会通。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难当口，吴氏中年皈依天主教，沉浸灵修，提出“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期许实现法律真、善、美三者相和谐的艺术。
时隔半个世纪，作为法律学人重新回味吴氏其人其学其思想，检讨其中的得失，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些许思考。
关键词：吴经熊；法哲学；法律文化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２０11）01－００29-05吴博士，毕业于美国一所一流的法学院，施塔姆勒和惹尼的门生，霍姆斯法官的朋友，法官、比较法理学教授、立法者、哲学家，基督徒，一位明智的儒者、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和梅特兰（Maitland）、汤玛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博士和神职人员一样的多才多艺，每一样都显示出他对文学、哲学、政治、法学广泛而彻底的认知。
——罗斯科·庞德评价吴经熊[1]1929年12月28日，黄浦江畔寒风袭人，东吴法学院的全体师生登上即将开往大洋彼岸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满怀依依不舍之情，与一位法学家握手言别。
因哈佛大学诚邀，实觉谊不可却，并想借此弘扬中华文化，遂前往之。
他是我国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第一人，又是继剑桥大学霍兹沃斯教授和国际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后，担任西北大学罗泰森讲座教授的第三人。
独享此无上殊荣的这位法学家当时年仅30岁，他就是被后人遗忘的吴经熊博士。
[2]一、吴经熊的生平吴经熊，字德生，1899年生于浙江宁波。
吴氏幼时就学于私塾，接受传统经学教育，9岁即习英文。
1916年秋，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因在一次化学实验中受伤，减弱了其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3] 同年冬，应同窗好友徐志摩之邀前往天津北洋大学，攻读法律预科，自此踏入法律的家园。
吴经熊与马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作者：喻中来源：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网站来源日期：2008-3-26本站发布时间：2011-2-26 23:50:10阅读量：240次摘要：清朝末年以后的中国法律传统可以称为“现代法律传统”，这一现代法律传统又可以分为两翼：以吴经熊为象征的西化法律传统，以马锡五为象征的乡土法律传统，两者各具价值、各有领域。
有必要正视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隔膜与对峙状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
两种法律传统的前景，可以仿照耶稣的名言，归结为“吴经熊的法律传统当归给吴经熊，马锡五的法律传统当归给马锡五”。
关键词：现代法律传统；西化法律传统；乡土法律传统；吴经熊；马锡五一、从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到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黄宗智曾经撰文指出，在社会科学界，人们习惯于把西方的现代与中国的古代相互对立起来，非此即彼，这种思维定式，抹杀了一百多年来在中西并存之下所形成的中国现代传统，因此，如果要走出理论上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就必须认真对待中国的现代传统。
[1]黄宗智的这番省思，虽然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科学，但它也适用于法学领域。
因为，在当代的法学著述中，多数论者同样习惯于把古代中国的法律与现代西方的法律置于比较的两端。
人们习焉不察的是：在这两个泾渭分明的极端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它既显著区别于清朝末年以前的中国传统法律，也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法律，那就是百年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法律传统。
如果我们把清末以前的法律传统称为“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那么，百年中国的法律传统就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
从时间维度上把中国法律传统作出这样的二元划分，要求我们既要认真对待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更要认真对待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因为，后者与当下及未来中国的法律具有更加直接、更加紧密的关联。
百年以降的现代法律传统虽然纷繁复杂、头绪万千，但却可以分为相互对峙的两翼：西方化的现代法律传统与乡土化的现代法律传统。
超越东西方:法学家吴经熊X王 健闪现在我脑海中的念头,是心灵与经验相碰撞而生出的小火花。
它们不召而来,又婉拒邀请。
法律是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就仿佛莲花,它的根深深地植入泥土,而花苞和花瓣向天空伸展。
法律是一种把物质利益的摩擦转化成理想物之光的艺术。
——吴经熊1929年12月28日,黄浦江畔寒风袭人,东吴法学院的全体学生集齐码头,立雪情深,去思依依。
东吴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江长川先生与法学院的教职员等,一起登上了停靠在岸边的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与一位法学家热烈地握手送别。
邮轮届时启航,只见鞭炮声里,微波荡漾,气笛一呜,这位法学家满怀眷恋之情,扬巾分袂。
此行是由于哈佛大学和西北大学频电敦促,他以谊不可却,并想藉此弘扬本国文化,而前往这二校掌教讲学。
他是我国受聘哈佛任教的第一人,又是继剑桥大学霍兹沃思教授和国际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后,担任西北大学罗森泰(Julius Ro senthal)讲座教授的第三人。
独享此种无上殊荣的这位法学家当时年仅30岁,他就是吴经熊博士。
吴经熊,字德生,英文名为John C.H.Wu,1899年3月28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位开线庄的商人之家,早年父母双亡。
6岁时起,他开始接受中国传统式的启蒙教育,阅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书。
9岁时开始学习英文,以后又接触到一些近代的自然知识。
1916年吴经熊考入上海沪江大学(Shang hai Baptist Colleg e)学习理科。
不久就在同学与好友徐志摩的相约下,转入天津北洋大学(Pei-Yang U niversity at T ientsin)的法律预科,但他只在北洋大学读了一个学期便又返回上海,并在1917年秋进了刚创办2年的东吴大学法科(Law Departm ent of Soo-chow U niversity)。
吴经熊在东吴读书期间,学业相当优秀。
同时在笃信基督的教务长兰金(Charles Rankin)——他是东吴法科的创办人——的感召下,他对《圣经》发生了兴趣,而且接受了卫理公会教堂的洗礼。
第40卷第4期2019年8月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40No.4Aug.2019收稿日期：2019-07-20基金项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类委托研究项目（SK2017A1060）作者简介：操萍（1980—），女，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吴经熊《道德经》英译本注释研究——基于“场域—惯习”的视角操萍（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246011）摘要：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理论可以有效考察翻译活动关涉的社会场域及译者惯习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
借助“场域—惯习”理论，考察1939—1940年连载于《天下月刊》中吴经熊《道德经》英译本的多维注释，可以发现受特定社会文化、政治及权利场域的影响，吴译本注释以中学西传、激励民志为宗旨。
吴经熊的个人惯习受其天主教徒和法学大家双重身份的影响，这决定了吴译本注释总体呈现出追本溯源、亲近读者的特点。
关键词：吴经熊；《道德经》英译本；注释；场域；惯习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683（2019）04-0061-05吴经熊（1899—1986），字德生，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美国、法国、德国，致力于法学研究，曾任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员，归国后担任东吴法学院法学教授、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是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法学家。
吴经熊自幼研习英文，青少年时期已熟谙孔孟老庄，特殊的教育和求学背景使他成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翻译家，译有唐诗、《道德经》及圣经《诗篇》等。
由他译介的《道德经》曾在国内外两次出版发行，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作为向英语世界传播最多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英译已经得到了译界的足够重视。
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1934年，吴经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1930年代左右的法学理论的时代精神究竟是怎样的？在他看来，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地加以表明，也即“我们可以说是怀疑和中心思想的缺乏”。
在这句话的注释中，吴经熊引用梅汝璈几乎同时所说的一句话加以补充。
梅汝璈曾说，“现在的中国是缺乏中心思想的”。
吴经熊另外提到，梅汝璈的表述对于当时的中国法学是否合适，不属于自己文章所要讨论的范围，但是，读者阅读自己文章之后，“当知现代的外国倒是有这般彷徨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现代的外国倒是有这般彷徨的现象”？吴经熊讲，因为时任“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已经先我说过了，是说得最痛快淋漓的”。
对于外国法学的大致情形，吴经熊概括地说，“一切正在酝酿震荡扰攘——这便是现在法学的状态。
换言之，对于过去法学的批评，即是现今法学大部分内容之所在”。
1吴经熊的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就外国范围来说“法学权威”是不存在的。
然而，就中国情况而言，吴经熊好像是有所保留的。
否则，梅汝璈的表述应当是在自己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可以注意，在提到“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时，一个“权威”正在静悄悄地在吴经熊的意识中凸显表达。
众所周知，庞德在当时便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尽管可能不像1940年代至1950年代那样属于不可置疑的法学权威。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现象。
在近现代中国，“法学权威”是个复杂问题，我们很难用统一的模式加以概括说明。
首先，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时存在着“法学权威”，那么，这种权威的展示方式有时可能是“特别”的，可能主要不是以直接“崇拜”作为表现形式的。
其次，如果在某种可以认定为中国的法学权威中，“西方印记”是存在的，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法学权威也有“中国印记”。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仅可以看到吴经熊提到“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而且可能看到西方学者提到中国的某位学者。
目录：第一节以孟德斯鸠自励第二节“两个世界”中的真诚灵魂第三节思想的最为内在的统一性却依赖于最为外在的假设第四节“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吴经熊生于1899年3月28日，卒于1986年2月6日，享年八十有七。
早年治律，得享声名；中年皈依耶教，沉浸灵修；晚年授书，奔走于东西文化。
其业其学其人，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一宗饶堪回味的学术个案，透显了法律、法学的一般品格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呈现。
本文截取吴氏尽弃法学转皈灵修一节，述其梗概，铺陈背景，而以法律和法学的品格为线索，着力分析导致吴氏遁入耶门的原因，并由此伸展开来，探索所谓“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的意味。
第一节以孟德斯鸠自励整个二十世纪，代表中国文化人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堪称第一人，尽管未必时时处处均为最佳人选。
而就法学来看，海峡两岸，偌大中华，亿万生灵，真在国际上混出点声名的，撒手西归后仍然有些回响的，实际上，唯吴经熊先生一人而已。
“少年得志”这句话，最适合描述胡、吴二公。
单就吴经熊先生来看，结束放洋，“学成归国”之际，不过二十出头，而旋任东吴教授。
也是1924年，同样“少年得意”，真正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有钱端升先生。
钱先生1900年生人，小吴氏一岁，是年自哈佛回国任教清华。
只不过执棒杏坛，法学院当差，在吴氏人生只算是一段小小插曲，三度春秋而已；而在钱先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①前后逾二十八载，直至挂帅右派，不获登坛。
二十世纪初叶，老大中国辗转折腾，百废待兴，求贤若渴，也是崇洋风气最炽之时。
这一批青年才俊沐浴欧风美雨，风华正茂，摩拳擦掌，指点江山，恰逢其时，可谓谈笑封侯。
奈何，未几城头换帜，花果飘零，风流星散，雨打风吹去。
钱先生几乎销声匿迹，幸老来转福，“平反昭雪”，寿终正寝。
吴先生于现实和心灵的煎熬里早以皈依上主作结，更乘桴浮于海，最后落叶归于宝岛。
1986年，先钱公三年，宁波吴氏德生公驾鹤登天。
两位法学先辈虽迭遭磨难，而均大难不死，得享高寿，见证了老大中国波澜壮阔、贞下起元的二十世纪，实为同一时代诸多较为幸运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吴经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反思作者：赵颖来源：《出版广角》2016年第06期【摘要】吴经熊以中国文化复兴为己任，以平等的文化交流心态，积极向西方解释宣传中国文化。
他的文化传播实践注重中西文明的互证互释，以同中有异的折中姿态，让读者在共性中体悟“个性”，在熟悉的文化背景中，扩大视域，接纳“异己”，最终实现中西方的平等交流与合作。
反思吴经熊的文化外宣经历，我们可以有两点收获：第一，文化外宣的行为主体最好是有留学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外宣实践形式，目前仍应以归化为主。
【关键词】吴经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平等；中西互释【作者单位】赵颖，河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吴经熊（1899—1986）以平等的文化交流心态、中西互释的形式，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
他幼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读物；也接触西学，九岁开始学习英语，中英文精通程度相当。
1917年，吴经熊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20年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后获资助游学欧洲多国进一步研读法律，成为世界知名法学家。
他崇尚自然法，致力于沟通与调和中西法律移植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
同时，作为一名杰出的翻译家和中华文化外宣的践行者，他采用多种方式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主办英文期刊《天下》，对外介绍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化艺术成就；积极把我国经典文学作品《道德经》译成英文；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用英文撰写《唐诗四季》（1938—1939）、《诗经随感》等文章，介绍中国古诗的主要成就；使用中西互证的方式以现代西方理论解读孔子，以中国传统道家观点解读莎士比亚等。
吴经熊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和目的性，但是，由于其法学家的主要身份背景，国内对他法学家以外的身份特征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是在探究民国期刊《天下》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缺乏系统全面的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文试图分析总结吴经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特点，以期为当下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不当之处，望方家正之。
第26卷 第5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Vol. 26 No.5 2013年9月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Sep. 2013——————————————收稿日期：2013 - 01 - 10作者简介：赖 伟（1980-），男，四川内江人，讲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法学史。
Email: laiwei523007@吴经熊与法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赖 伟1，2（1.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2. 内江师范学院 政法与历史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 摘要：吴经熊留学欧美，结识了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等世界顶级法学大师，汲取了法社会学理论。
吴经熊回国后，大力传播法社会学思想。
他并不停留于浅显译介，而是力图创新，终于在心理法学、法律多元论和法律三度论等方面取得突破。
在吴经熊等法学家影响下，法社会学思想在国内受到推崇，渐渐汇成一股潮流。
关键词：吴经熊；中国法社会学；心理法学；法律多元论；法律三度论 中图分类号：D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3）05 – 0093 – 06今日之法社会学渐成法学新宠，蔚为大观。
学界对于法社会学在中国的发源时间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的法社会学发端于清末，有的认为起源于1930年代，还有的学者认为它仅仅兴起于1980年代。
探索学问的演进历程，离不开对学人的深入探究。
法社会学并非中国自有之物，而是本源于西方。
在其自西徂东的过程中，吴经熊是一位链接中西的关键人物。
对于吴经熊与中国法社会学的具体关系，尚待深入研究。
本文试图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吴经熊对中国法社会学的学术贡献，敬请方家指正。
一、留学欧美：问道法社会学名家 吴经熊（1899-1989），浙江宁波人，1917年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学校，成为该校第三届学生。
东吴大学法科学校是美国卫理公会所创办，与美国法学界关系密切，故而成绩优秀的学生有机会到美国著名法学院深造。
该届共招生14人，最终毕业的仅有9人。
吴经熊则是“优中之优”，是该届毕业生中唯一获“甲等荣誉”的学生。
[1]他的优异成绩使其获得留学密西根大学法学院的机会，也为其日后非凡的法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吴经熊对法社会学的接触便是以留美习法为机缘的。
1920年秋，吴经熊开始在密西根大学学习国际法和比较法。
在密大学习期间，他受狄金森（Dickinson）教授的影响，接触到新的法律思想，从法律的“教条主义的睡梦中苏醒过来”。
[2]当时正值社会法学风行于美国，霍姆斯（O.W. Holmes）、庞德（R. Pound）等人的法律思想在各法学院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密大法学院也不例外。
吴经熊在其学位论文中还“尝试使世界信服，中国法律思想足以接受近代的社会法学”，可见他对社会法学的仰慕。
[3]教授们常以最褒扬的口吻谈到霍姆斯大法官，吴经熊听说后便将其刚发表的论文《来自中国古代法典及其他中国法律及法观念资源的阅读材料》寄给这位德高望重的大法官。
[4]92霍姆斯很快给他回了信，此后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直到1935年霍姆斯去世。
吴经熊从此开始了向这位社会法学大师的问道历程。
霍姆斯以“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律预测论”等观点著称于世，并为后继者庞德的社会法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二人的通信和著作中可知，吴经熊对霍姆斯法律思想的理解十分透彻。
虽然无法确知吴氏读了多少社会法学论著，但在社会法学席卷美国法学院的环境下，又有霍姆斯的长期影响，吴经熊对社会法学理论的掌握，则是不言而喻的。
1921年夏，吴经熊以优秀成绩从密西根大学毕业，并获得法律博士学位（J.D.）。
在密大法学院教授的推荐下，吴经熊获得了“国际和平卡勒基基金”的资助，前往巴黎大学研究国际法和94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3法理学。
在巴黎，吴经熊结识了法国最负盛名的法学家惹尼（Geny）教授。
惹尼也是法社会学的推崇者。
他对19世纪以来法国的私法注释学派的僵化、保守、封闭大肆批判，认为传统法学离社会的现实越来越远。
他强调习惯也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主张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法学研究，强调要结合社会的发展来研究法律问题，以弥补因社会发展而造成的成文法不足的缺陷。
[5]261-262 1921年冬天，惹尼给吴经熊写了一封信，对其研究予以指导，不过从1922年1月8日吴经熊给霍姆斯的信来看，霍姆斯的“法律预测论”点对吴影响更大。
[4]100-1031922年初，吴经熊再次受到“卡勒基基金”的资助，前往柏林大学研究法理学，师从于施塔姆勒（Stammler）。
施塔姆勒的“变动的自然法”理论、法的正义之四原则和法与经济的关系等理论，是法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吴经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德国期间，吴经熊还读到了欧洲“法社会学之父”埃利希（Ehrlich）的《法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连霍姆斯都惊讶于吴从埃利希的著作中所学到的东西。
[6] 不过，霍姆斯却非常担心吴过多地受到施塔姆勒系统思维的影响，因为他认为“系统思想是贫乏空洞的，洞见才是有价值的，而洞见受系统的扼杀”。
[4]104 而同时了解霍姆斯和施塔姆勒两位法学大师的吴经熊则将他们的观点综合起来，写成《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律哲学》，发表于《密西根法律评论》（1923年3月）。
随后，施塔姆勒在《密西根法律评论》1923年5月号上针对此文发表了一篇“最为慷慨善意的评论”，霍姆斯则给吴经熊写信表示赞同。
[7] 显然，两位法学大师都对吴经熊的结论表示高兴。
1924年，该文被翻译成德文，发表于德国学术刊物。
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本文在国内发表则是在1928年。
1923年6月初，在柏林大学的研究即将到期，吴经熊很想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卡勒基基金”已不再向他提供奖学金。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霍姆斯，霍姆斯旋即写信给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
[6] 1923年秋，在霍姆斯和庞德等人的帮助下，吴经熊结束在柏林大学的研究工作后，便到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研究，而指导者正是庞德本人。
庞德是公认的美国社会法学之集大成者。
在哈佛为时一年的研究工作中，吴经熊与庞德交流频繁，他对庞德的社会法思想有了深入了解。
1924年1月，吴氏写成《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哲学》一文，发表于《伊利诺法律评论》，庞德看后引吴为知己。
[8]2通过1924年5月15日吴经熊给霍姆斯的信可以知道，在回国前夕，吴氏还通过霍姆斯的同事法兰克福大法官结识了另一位社会法学大家卡多佐。
[4]115-118 他注意到卡多佐对“霍姆斯的方法”的继受及其《法律的成长》一书的内容，于是打算写一篇关于卡多佐法律思想的文章。
直到回国后，吴氏才写成《卡多佐法官的法律哲学》。
1924年6月，吴经熊经温哥华回到宁波老家，随后便受聘为东吴大学法科学校的教授。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吴经熊携其优异天赋，辅之以勤奋努力，相继结识霍姆斯、施塔姆勒、庞德、惹尼、卡多佐等世界社会法学大师，汲取了西方法社会学知识，使其有可能在法社会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920年代的法科留学生虽然为数不少，但就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平而言，吴经熊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吴经熊的学术背景中也可以看到，霍姆斯、庞德、卡多佐、施塔姆勒、埃利希、惹尼等人的法学思想是中国法社会学的重要西学渊源。
二、牛刀小试：初步引介法社会学1922年初，吴经熊撰写了《法律的基本概念》，交由自欧返国的张君劢带回，发表于上海《改造》杂志。
在此之前，法社会学思想在中国有所影响，但尚未形成气候。
吴氏写作此文的目的，便是要向中国法学界介绍这种西方“最新”的法学思想。
吴经熊并不生搬硬套地引述欧美法学家的观点，而是通过中国人熟知的东西来阐述法社会学观点。
他认为法的标准可以用个“理”字来表示，“欧美十八九世纪的理是个昭昭灵灵不可捉摸的理”，“二十世纪的理是个实事求是的理，——固非玄想中的理，又非书本中之理，却是社会日常行事中之理”。
吴氏道出了欧美分析法学理论的局限和死板，批驳了关于成文法是法的唯一渊源的观点。
他认为，法律应该适应社会发展、法律与习惯密不可分，并暗示这个“实事求是之理”是未来法学的发展方向。
吴氏认为法之理既第5期赖伟：吴经熊与法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95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并以“公平”和“公共幸福”为例，认为公平或公共幸福的名目永远存在，而其实质则随时推移，随地变迁。
显然，这是施塔姆勒“变动的自然法”理论的运用。
他在文中还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人类本身，在于促进人类的文化。
“定要指使法律服务人类，不可使人类做了法律的奴隶。
”而人类文化是随时代变迁的东西，所以应该创造活法，废止死法，创造动法，废止静法。
他还非常注意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法律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
他认为，“法律不过是医治社会毛病的一种科学”，“切不可泥古不化，辜负了法律的本来含意”，主张将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科学、文学和一切的社会学通力协作起来，将旧观念一概扫尽。
文中还以美国法院解释宪法中“自由”一词为例，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变化做了介绍。
吴氏把自己在文中的观点称为关于法律的动力学研究，并注意到中国正处于过渡时代，认为中国法学界需要研究社会的情形和需要，待社会的情形和需要研究出来，才能使法律适合于社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公共幸福。
[9]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吴经熊在文中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法律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社会利益等法社会学问题都有论述，揉和了霍姆斯、施塔姆勒等人观点，深入浅出地将美国和欧洲的法社会学观点介绍给了中国法学界。
从此，中国法学界对法社会学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欧洲早期法社会学家的观点，其认识也更为清晰。
三、系统介绍：美国法社会学和欧洲法社会学1924年夏，吴经熊回国，旋即在东吴法科任教。
此时的东吴法科经过新任系主任刘伯穆的改革，学术水平已经更进一步，尤以《法学季刊》的发行最值得称道。
1924年初，《法学季刊》几乎与美国《伊利诺法律评论》同时刊载吴经熊的《罗斯科·庞德的法律科学》一文，这是中国法学界首次全面认识庞德的法社会学理论。
吴经熊首先探讨了庞德的“社会工程师”理论及其实用主义哲学基础。
庞德认为可以“经由对法律的巧妙处理，我们既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也可以使法律社会进步”。
吴氏认为庞德对“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问题的解决充满着功利主义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的倾向。
接着详述了庞德关于法律史的工程学解释及其理论来源。
吴氏认为庞德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工具主义者，而法律理论则是其制造工具的材料。
盛行于十七八世纪的伦理学、政治学法律解释和盛行于19世纪的人种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律解释在庞德的法律史解释体系内均有其功用，他使用以前各种法律解释的方式是“司法能动主义”之中“可以策动人们创造活动和有意识地‘创生法律’的成分”。
